静脉输液后手臂红肿:梁漱溟公开批评毛泽东林彪为何能得善终

        1970年讨论“宪草”时一次震惊四座的发言从1966年8月中旬开始，全国政协停止一切工作活动，机关干部自己闹“革命”，两派斗争搞得热火朝天。1968年6月开始军管，政协机关干部先在机关搞运动，第二年绝大部分人员下放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凡属政协直接发工资而无实际工作岗位的政协委员，一部分被“四人帮”投入监狱，少数人在机关被看管或去了五七干校，一部分在家呆着。梁漱溟除受红卫兵冲击外，一直在家。他每天上公园练拳、散步，无书可读了，就认真读报、看材料，关切着时局的发展和演变。他在《儒佛异同论》之后，又着手《人心与人生》专着的撰写工作。

　　1970年下半年，政协军代表决定恢复政协直属组每周两次的学习，参加的人数比过去少得多，只有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溥杰、梁漱溟、于树德、王克俊等十余人，仍由于树德任组长。学习恢复不久，军代表就亲临小组发布，说四届人大要召开了，意义十分重大，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已拟就“宪法草案”，现在发下来请各位内部学习、讨论，欢迎各位提出修改意见。

　　军代表的一席话，说得这些几年来无人理睬的政协委员们心里不由得一阵热乎。无奈那时的局面，林彪、江青施虐正盛，稍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出，所谓听取意见，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出席学习会的诸公原本是惊弓之鸟，好不容易有了学习的权利，谁还敢自不识相，提什么意见，惹出新的麻烦？因此学习会一连开了好几次，把“宪草”反复读了几遍，逐条逐句学习、讨论，仍然没有人提出任何一条哪怕是字句改动的意见。

　　与众不同的梁漱溟先生心里却翻腾开了。他也深知，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已被“文革”撕成碎片，这新的“宪草”，又有多少意义？但是，他初读这部“宪草”，不当之处几乎比比皆是，既然征求意见，为什么不可略说一二？他又想，“文革”进行四年多了，既无我们这些人说话的权利，又无说话的机会，现在有了，为什么要放弃？风险兴许会有，但既是内部学习、讨论，还能因为说几句话而犯下弥天大罪？他甚至想过，十多位知名人士开了好几天的会，提不出(实为不敢提)一条意见，就因为怕这怕那，实在有失身份。即便真的以言定罪，也比让人家看着无肝胆、无骨气强。他决定冒险进言。

　　在最后一次的学习会上，梁漱溟又起立发言了。他一字一句、口齿十分清晰地说：

　　领导上欢迎我们提意见，是看得起我们，这也是若干年来所不曾有的机会。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有什么顾虑，应该坦率地说出自己的一得之见或一孔之见，对则供参考，不对则作罢。因此我考虑再三，在这里放言，提两点意见。

　　第一点，据我的浅见，近代的宪法最早产生于欧洲，首先是英国，其重要出发点之一是为了限制王权。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限制个人的权力太大。有了宪法，则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且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不允许把任何一个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如有把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则宪法的执行便必定不完善、不彻底。因此，我认为，现在的“宪草”序言中，写上了个人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都上了宪法，这是不妥当的，起码给人有个人高于宪法的感觉。接班人之说，是中国的特殊情况，而宪法的意义是带有普遍性的。不能把特殊性的东西往普遍性的东西里边塞。但我声明，我不赞同把个人的名字(包括接班人)写进宪法，并不是反对选择某个人当接班人。中国历来有自己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现象。接班人之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客观存在，而不在于某个人的好恶，或赞成，或反对。

　　第二点，这次“宪草”的条文比先前那部宪法少了许多，条文少不见得就一定不好，但有的重要条文少了却不甚妥当，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当国家主席合适是另一回事。现在的“宪草”没有设国家主席这一条，不知为何？

　　梁漱溟的这两条意见，现在看来十分平常，但在当时却是出人意外、震惊四座的。因为确定林彪为接班人是一年前中共九大写进党章的，那么如今写进“宪草”序言自然顺理成章。更严重的是，如以写个人名字为准，则“宪草”序言中有关毛泽东主席的评价更大大超出林彪。梁漱溟的发言虽然只点林彪，而不提毛主席，但意在不言之中，谁听了心中都明白的。

　　借用当时的语言，这是多么“露骨而猖狂的恶毒攻击”！

　　梁漱溟先生发言结束，好一会儿大家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才好。随后便有人提出：梁在小组会上借提意见为名，行恶毒攻击之实，用心何其毒也！还有人说：这种话要在外头讲，当场就会被批倒斗臭，砸个稀巴烂的。有的人建议，要在小组会上对这种反动言论进行消毒。梁漱溟对此一言不发。小组会主持人于树德最后说：情况向上反映，大家先作准备，问题听候处理。同时宣布：梁漱溟的反动言论，谁都不许向外扩散，谁扩散谁负责。

　　这一闹腾，梁漱溟深感自己失言。他深知，眼下的情势可不比1957年，更不同于1953年，因为失言而受皮肉之苦，甚至进监狱，都不乏其人。但是，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怎么办？他只有作好思想准备了。

　　不料，几天后小组召集人在会上宣布，上级认为，征求意见，在内部提什么都是可以的；有的人因为思想一贯反动，借机放毒也不足为怪，可不必纠缠。

　　于是，梁漱溟平安地过了这一关。那么这“上级”又是谁呢？一定是周总理办公室，就像“文革”之初不扣发工资的事情一样。梁漱溟心里是这样推测的——后来事实证明，他的推测是对的。

　　第二年，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四届人大当时没有开成，  “宪草”自然也流产了。

　　梁漱溟先生继续思索发生在中国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奇特现象。面对“批陈整风”、林彪之死，特别是江青一手策划的“批林批孔”的闹剧，梁漱溟忍无可忍，干脆“赤膊上阵”，单枪匹马地与江青之流对阵。梁漱溟以自己的言论、行动，写下了又一页震撼人心的历史。

　　在“批林批孔”中挺身抗争之前1973年10月底，江青之流阴谋策划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场。经历了8年动乱的中国老百姓，再一次被卷进了不明真相的政治闹剧之中。

　　当时，已经恢复“学习”权利的在京的全国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成员不足200人。他们也无例外地在一个“临时学习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投入“批林批孔”运动，不得不“表态”、“拥护”，发各种违心之言，狠批“孔老二”，硬把孔孟之道往林彪的战车上绑。

　　梁漱溟先生在近200名知名人士中，是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所在的学习小组——政协直属组，也就成了重点组。为什么？第一，梁是谁都知道的对孔子和儒家哲学素有研究的学者，用当时的话说；是一位老牌的“一贯尊孔”派。第二，梁这个人与众人不同，历来是有话便直言无讳而不顾其他的。从当时某些居领导地位的人看，有两种估计：一是梁表态支持“批孔”，话不在多，从一个老“尊孔”派变为新“批孔”派，是有“宣传价值”的；二是反对“批孔”，那就拿梁这个老“反面教员”做靶子，来个“批林批孔又批梁”，也无碍大局。从当时与梁一样参加“批林批孔”学习运动的多数人看，违心之言说多了不是滋味，听多了也颇感腻味，便心照不宣地注视着梁漱溟，但愿他能一如既往地直言而“唱唱反调”，给某些有权势的人增加一点麻烦。这时候忽然传来消息，说江青在首都体育馆鼓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时，还捎带批判了梁漱溟，怒斥“梁漱溟何许人也”云云。不几天，从听录音和贴的大字报中，证实了这个消息。于是梁漱溟的举动就更加引人注目了。

　　但梁漱溟一直保持沉默。他所在的学习组全体二十余人都“表态”了，都表示“拥护”这个运动，唯有他始终一言不发，持续了一个多月。但沉默也是一种态度，在当时也是不允许的。粉碎“四人帮”后，梁先生曾对人说：

　　那时候，江青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目的另有所图，却又点了我的名，我脑子被弄得稀里糊涂，搞不清是咋回事？我只是认真地读报、听文件，感到都是同一个调门，同一个“立论”——那就是对孔子的百分之一百否定，并把林彪的所作所为归罪于孔孟之道。我对这一高超的“立论”不能苟同，心里一直在摇头。但我认识到这是一场政治运动，既弄不清来龙去脉，还是静观为好。不料保持沉默也不许可，逼得我非开口不可，而后引出了好一番周折。

　　在当时的学习会上，当许多人都“表”了“态”而梁漱溟依旧保持沉默的时候，便有人发出警告说：“对重大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里边有个感情问题，立场问题。”有人在会上指名道姓地说：“前几天北京大学某教授公开在报上发表文章，由一贯尊孔而转变为支持批孔，影响全国，群众欢迎。据悉，某教授‘五四’时代在北大哲学系还是一名学生，而梁先生那时已经在北大讲坛上讲授印度哲学和儒家哲学了。时至今日，如果梁先生也向某教授学习，公开表态支持批孔，影响将会更大，大家都会欢迎你的转变。”梁漱溟听罢直摇头，不禁脱口而出：“某教授的文章我拜读过了。我与他相熟，前不久还见着他呢。我怀疑文章所说的不是他内心要说的真话。”会上马上有人反击，厉声厉色地说：“你有什么根据怀疑别人？就凭这句话，你对当前的运动持什么态度，已经暴露无遗了。如何端正态度，在你自己。我奉劝梁先生不要再一次作运动的对立面了。”梁漱溟只是笑了一笑，没有再说什么。就在不几天之前，梁漱溟忍不住给北大某教授去信，责问他何以一巴掌推翻他自己多年来对儒学精心研究的所见所得？梁先生以为，因为政治上的压力，许多人原本不懂儒学或所知甚少，便跟着上边呼喊一阵，尚且可以理解，但作为一位有信誉的学者，长期从事儒家学说的科学研究工作，如他本人和北大某教授那样，则是不应该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

　　又过了若干天，在1973年12月14日学习会上，梁漱溟在小组召集人的催促下，才拿出一张事先写好的便条，念道：

　　此时此地我没有好多话可说，这里是政协学习会。“政”是政治，必须以当前的政治为重。“协”是协商、协调，必须把一些不尽相同的思想、意见求得其协调若一。因为我们都是从四面八方来的人，原不是一回事。怎样求得协和、协调呢？那就是要求同存异。毛主席多次说过，允许保留不同意见。我对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至于如何评价孔子，我有话要说，我准备专门写篇文章。但我的文章不能公开，怕有碍于当前的运动。我的苦衷是，我很不同意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而我的亲属、友人都力劝我不要说话，文章不发表，不公开，我无奈答应了他们。眼下我能说的就是这些。

　　梁漱溟的话音刚落，马上就有人说：“有话就摆到桌面上来说嘛。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怕什么？”梁漱溟退了一步，说：“我的文章太长，要在会上讲，会占各位许多宝贵时间，还是写完后交给领导参阅更好，不必公开。主持会的人立即答复：“讲与不讲，由你自己定。但时间长没关系，听听你的高见，我们愿意奉陪。”

　　退路没有了，梁漱溟答应作准备。

　　1974年2月22日，梁漱溟先生登台开讲。他衣冠整洁，神采照人，大皮包装得鼓鼓的。他站起来发言，先从皮包里把讲稿、参考书、笔记本一件件取出，摆在会议室的茶几上。由于梁已是81岁高龄，主持者再次请他坐下讲，他有礼貌地摆摆手，就像半个多世纪以前在北京大学课堂里正式开课一样，慢条斯理、有声有色地讲了起来。第二天，消息传开，其他学习组就有人悄悄说：“梁漱溟开讲了，半天没讲完。”2月25日，梁漱溟又讲了一个半天。

　　疾呼孔子有功有过，不可全盘否定梁漱溟先生慷慨激昂讲了两个半天，整理全文洋洋数万言。笔者当时是小组记录，现根据第一手材料，择结论性的要点摘登于后，以供今日的读者一开眼界。

　　梁漱溟在会上首先开门见山地说：

　　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孔子？我们，是指今天的中国人。如何评价孔子？就是指今天回过头去看过去，看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是好是坏，是大是小。站在今天的高度来评量，就是一分为二。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都是不对的，这是毛主席的哲学观点。孔子本人已不会说话。不会申诉，大权操在我们手里，由我们来判断！我们写文章、下判断，就要负责，要多考虑，而不要不负责、考虑太少。因而抬高了他，贬低了他。这与孔子倒无损，与我们则不好，没有尽到责任。

　　我现在认识到的孔子，有功和过的两个方面。在没有新的认识之前，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表里如一。我的文章，我的观点，确实是对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不同意的。那么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占有着什么样的位置呢？我的看法是，中国有五千年文化，孔子是接受了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他生活在前二千五百年和后二千五百年之间，他本人是承前启后的。中国社会之发展，民族之扩大，历史之悠久，与中国的文化是分不开的。中国的民族是受着自己的文化陶冶、培养着的！中国文化有种种优长之处，这正是中国民族勤劳、善良、智慧，有着强大的凝聚力，以至发展到今天这么大的多民族国家，所不可短缺的。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世界独有，致使外来的种种文化思想，都要经过消化熔炼，变成中国自己的东西，才能得到发挥，这是世界上若干国家所不及的。我正是先阐说中国的文化，然后点出孔子的位置。这就够了，不必去纠缠那些枝枝节节的问题。

　　有人说毛主席一直是批孔反孔的，但我认真读毛主席的着作，他不止一次地说过，要大家加强学习，一方面要学习马列主义，一方面要学习中国自己的历史，特别提到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加以研究和总结，批判地总结，要继承这份遗产。我理解这些话，好象不是片面地批判孔子。毛主席着作中诸如此类的论述不少，所以说不是那么单纯的。我看不能说毛主席一贯批孔反孔，应当说毛主席反孔只是一个方面，还有肯定孔子的一面，就是说孔子的学说，有糟粕，也有精华。

　　而今从儒家书籍(主要是《四书》)中引出许多话，看它在历史上发生了什么影响，特别是不好的影响，如缓和了阶级斗争，耽误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在今天则妨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等。这种分析、批判不全无道理，但亦不能简单化，把学术研究和政治问题搅在一起。例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学术上怎么讲是另外一回事，但从今天的政治影响看，总是不好的。“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这话当然与今天不合，要唾弃的。又如“中庸之道”，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要深入加以研究，这是学问很深的学术问题。现在我们不作学术上的分析研究，只作普通的政治角度的分析，则把“中庸之道”看成折中、调和、缓和了阶级斗争，使中国社会迟迟不进步，因此说中庸之道不合适。我理解今天的批判，就是从政治上说话，而并非是学术上的分析、研究。要作学术上的分析、研究，就麻烦了，这也不是今天搞运动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