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市市政府最新任免:中国不遵守规则的世界

中国不遵守规则的世界

作者：鞠佳

来源：网友推荐

来源日期：2011-4-28

本站发布时间：2011-4-28 4: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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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者按：文章很沉痛独到，剖析质问到位。质疑“制度决定论”，不无是处。但“集体犯罪”，“法不责众”，”不守规则”和“群氓”等等“劣根性”，其根源恰恰在于长期的制度及其“内化”（即文化）的恶劣。从古到今的“中国人”的一些恶劣品行，主要归罪于从古到今，与别国不同的制度文化和统治。中国人在能力和人格上生来一点也不次于其他人，唯中国的组织管理和行为规范确实很次于其他多国。问题的实质不是“不守规则”，而是规则的无力，无效，虚伪，被奸佞权吏们所随意滥用，强奸破坏，百姓为何又如何去遵守神马规则？文中所提的其他“华人社会”就大不一样了，不一样的根源不就是不同的制度以及其派生的不同的文化吗？只有当国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享有真正的财产权，人权和民权，有真正的法制和民主了，所列种种恶习才会有根本性改观。群氓刁民与恶官暴君，确实是一对“鸡和蛋”。但要破解，可能还是要先制恶官，治住暴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民谚“上梁不正下梁歪”是也。BTW, 刚刚读到一位前北京要人的回忆录，说王洪文1976年被捕后也曾倍受“酷刑”逼供，很是惨无人道，。。。看来其实“上梁”落魄了，也是一样受害。人性兮？人制兮？

    （全文）在我们对西方世界了解得太多时，却对自身了解得实在太少，乃至于一切的憧憬与蓝图都是建立在一个不能融合的土地上。首先我来讲个故事，这是发生在几年前的“安利退货门事件”，故事发生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上海（本人也是上海人)：
　　
　　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跨过企业进入中国，西方世界与中国才在基本的生活层面真正开始相互接触。在跨国企业大批量迁往中国的过程中，一家名叫“安利（Amway）”的美国保健品跨国公司，也希望在这片它并不熟悉的土地上开展蓝图。
　　
　　作为一家排名世界500强、并且是前三十名的国际知名企业，安利公司直销制度体系显得非常独特，并且被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另眼相看，形容为“最无懈可击的激励制度”、被哈佛MBA和中国人大MBA列为教材桉例，这家公司自然是实力雄厚，对中国市场充满了期待。
　　
　　然而，正是这家巨型企业，在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上海，领略到的是东方人的不可思议之处：
　　
　　刚进入中国的安利，一切制度是以它在欧美的设计为标准。按美国安利规定，产品实行“无因全款退货”：不管任何原因，如果顾客在使用后感到不满意，哪怕一瓶沐浴露用得一滴不剩，只要瓶还在，就可以到安利退得全款——注意哦，是退全款！这项制度在美国施行了很久，一直是安利公司的信誉和品牌象徵，退货率微乎其微(估计那"微"也是在美国的中国人)，安利的产品是优质的。然而在中国，精明的国人很快以“特色”的方式震撼了美国人：很多中国人回家把刚买的安利洗碗液、洗衣液倒出一半，留用，然后再用半空的瓶子、甚至全空的瓶子去要求全额退款。在上海，刚刚开业不久的安利公司，每天清早门口排起了退款的长长队伍，络绎不绝，人潮涌动，一时间，令安利的美国人大吃一惊。
　　
　　美国人怎麽也搞不明白：作为拥有半个世纪经营经验、一整套完整制度体系的安利企业帝国，他们“全额退款制度”在西方实行一直良好，为何到了中国，竟然遭遇如此数量巨大的退货？真的是产品质量不好吗，以致于引起成百上千的中国老百姓要求退货？
　　
　　但由于承诺在先，安利还是顶着每天的巨大亏损，忠实履行了退货承诺。然而，令人更加惊异的现象发生了：一方面是产品销售量剧增，大大超乎公司的预期；可另一方面，拿着空瓶子前来退货的顾客也越来越多，最后竟然达到每天退款高达100万元，还得倒贴30万元产品——终于让美国安利吃不消了！从这之后，安利公司迅速对中国的制度进行修改：产品用完一半，只能退款一半；全部用完，则不予退款！自此，安利（中国）改变了其公司制度，转变了原先安利（美国）的营销模式，开始逐步领悟“中国特色”。
　　
　　傻乎乎的美国人被精明的中国老百姓耍懵了，上海市民们在这场“退货风波”中或许暗自冷笑，为自己得到的小便宜而沾沾自喜。很多美国人至今也搞不明白：为什麽他们被哈佛大学引以为豪的最先进的制度体系、被誉为“完美无懈可击的一整套激励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竟遭遇滑铁卢般的惨败？
　　
　　 中国人，真是太奇怪了，这完全是一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世界。
　　
　　在已故的美国作家阿伦特、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笔下，现实社会中有一群这样的人：群氓。他们并没有犯什麽伤天害理的罪行，为的只是图自己的小便宜、或是盲目从众，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了整个社会群体的溷乱、更大的丑恶，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信用损害、道德损害、物质损害——如果我们倒退回30年前，是不是能找到似曾相识的情景？），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无法从他们当中找到，因为他们每个人并不是大奸大恶。阿伦特因此也称之为“平庸的邪恶”。
　　
　　事实上，这种“平庸的邪恶”现象普遍发生在我们中国民众身上，大大小小的事件，层出不穷，就在你我周围，也就是你我每个人心照不宣的小伎俩。尤其，发生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最具有现代公民素质的城市——上海，这样一件当年轰动的“退货门事件”，无疑是给国人自己打了一记重重响亮的耳光！
　　
　　透过这个经济层面的现象，我们发现的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中国现象：即使是西方最优的制度和文化（被哈佛与世界首富认可），到了中国，就陷入泥潭，不仅不能有效实行，反而被国人给“特色化”、同化了。
　　
　　记不太清楚是谁（可能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是：任何制度的设计、哪怕是世界顶尖学府和精英设置的体系，都经不起中国人的糟蹋，因为中国人是最精于鑽空子的，无孔不入，即使是堪称完美的制度也仍然防不胜防，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专制手段。
　　
　　这段话大概是这个意思，一直在我脑海中印象深刻。当然，这样的话会令今天我们所有有良知、有现代公民素质的中国人感到愤怒，会刺激我们大多数网上的愤怒青年们。我们的社会在发展，我们已经是全球不可忽视的力量，能够左右世界经济格局，我们应该有条件拥有最完善的制度、应该达到美国那样的社会憧憬。怎麽可以说，我们没有资格具备现代公民的素质呢？
　　
　　然而事实或许恰恰正是这样：我们确实仍然是一群群氓！并且，这种群氓心理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无孔不在。
　　
　　我有几位大学同学，在政府部门的县、镇一级做公务员，多年的好友，只要有时间，平常电话、网络常常联繫，都能与他们交流一些东西。有一位同学就说，现在基层的问题多如牛毛，事情不大，却整天像苍蝇一样嗡嗡地难以处置，上也不得，下也不得，上不敢得罪，下也不敢得罪，而当地老百姓的一些作为更让他哭笑不得，理想被现实的无奈取代。
　　
　　他说的有一个事件很值得让我深思：一个外地货车，运的是某种食用油（大概是吧，我是听说的），行至到该乡村的崎岖道路时，因为路面不平，翻了车，货袋破了，黄油流了出来。司机急的是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该地的村民们出现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越来越多，司机心想：这下有救了，有人帮忙来了！谁知这些村民们个个拿着袋子，并不是来救援，竟然是冲上前装油，一袋、两袋……装得满满，喜滋滋地拎回家去！司机惊得目瞪口呆，却又无可奈何，拦不住，而村民们更加有恃无恐，甚至去扯那些本没有破的货运袋子，把完好的口袋全撕破了，汩汩的油流出来，不长时间，一整车的货就分到了这些村民手中，他们一个个喜形于色，彷佛白白捡了天大的便宜，却把那司机气煞得是怒火朝天， 却无计可施。
　　
　　货运车不是一辆，后面跟着来的司机们全都怒了，联合起来找当地政府，要求赔偿，惩罚那些“刁民”。政府倒是挺重视，派人前来处理，可村民们不答应，死活不肯把黄油还给司机，双方发生冲突，有人员损伤。闹到后来，村民们不肯善罢甘休，大骂政府是吃裡扒外的东西，向着外地人，要求政府必须对村民们赔偿精神、损伤。于是乎，这件令人无奈而两边不是人的事件，最终还是让当地政府做出让步，对两方都进行安慰，自己掏腰包补偿双方，才得以消停。
　　
　　该同学是当事人之一。他在大学时，也曾是愤世嫉俗的青年，侃侃而谈天下大事，动辄自言“以后我要是当政了就如何如何”之类话语，如今在基层乾了两年，当年的意气风发早已不见，有的只是无奈的苦笑，说：罢了罢了，在中国，就是这样……想必再多过几年，这样的事再见得更多，也就心态麻木，睁一隻眼闭一隻眼，任它风雨欲来，我已岿然不动了。
　　
　　农民们辛苦，但并不一定善良；农民们不容易，但他们同样愚昧无知。对于当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我们似乎天然地把农民这个群体当作值得同情的对象，但我们恰恰没能够真正深入他们的生活，了解到他们思维的本质。这些“群氓”们在自己田间地头、自己狭小地盘上，同样为了争夺利益而相互内斗：为占小便宜而损人利己的群体思维模式、农村裡为争灌水溉田而相互拆台、为争山林而两村人大打出手、为了点蝇头小利不惜偷盗电线放火烧山、还有最为频繁的地方利益两伙村民相互间、动辄就是扛锄头群殴不怕事小、或是张家长、李家短然后恩怨相互往死裡整……总之，鲁迅的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中国地域差距之大，现象可谓千差万别。上海的市民们疯狂退货的举动、与田村老农们疯狂抢货的举动，在我看来，却并无二致，恰恰是映照了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是千百年来一直未变的国人群体心理。我的眼前浮现出的是这样的群氓——无论是在高楼大厦的繁华城市、还是在穷乡僻壤的山间田边，他们都为着自己心裡的小算盘、小利益做精确的打算，想着的是那点便宜，如何才能最快、最有效地到达自己手裡？
　　
　　说到这裡，我又想起一个中国特色的现象：领取退休金。
　　
　　中国老一代人们的退休，通常是从自己单位、机关裡领取退休金，而由于老人们的行动不便，这种按时领取退休金的行为通常由子女们代领。而在中国，许多老人去世之后，子女们不主动通知原单位、并且继续以老人的名义领取养老金的现象普遍存在，有新闻报道曾有老人去世十年后，其子女依旧在以老人的名义去领养老金。事实上，这种“群体贪小便宜”的现象在中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全国大大小小成百上千城市、乡镇，不知有多少老人的子女们在鑽这样漏洞。乃至于传出某市镇的单位，大呼退休金不够发，不得已要求退休老人必须拿当天报纸亲自拍照片，证实本人还活着，才能领取养老金——当然，这引起老人们的子女群体的抗议，认为是对人格的歧视。而在领取退休金的背后，却通常是人们潜意识裡的心态：反正是国家的钱，既然没阻止我领，也没发现，我为什麽不领？我这不算贪污犯罪吧？
　　
　　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城市、乡镇和单位机关，这种公然在老人死后、继续以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中国特色方式，数目之多，倘若真的一五一十严查起来，恐怕严重得惊人。这其中，数量上占多数是平头百姓的退休职工，他们的子女为贪图老人的几百元退休金，年年月月如此，儘管他们个体认为区区几百元并不算违法，但这种“群体犯罪”的可怖性恰恰展现了中国人内心的劣根。这让我想起了八十多年前的鲁迅所写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一个有着千百年曆史背景、西湖十景之一的文物建筑——雷峰塔，因为老百姓们传说此塔的砖块搬回家可以“辟邪”，于是纷纷偷挖雷峰塔的砖头，你一块，我一块，纷纷搬回家，按人民群众的说法是：我就搬一块砖头，不算犯法啊。于是，最终，雷峰塔在这样“集体无意识犯罪”的行为下，轰然倒塌，尸骨无存！
　　
　　这，才是我们的人民的真实本质。
　　
　　这种思维的普遍性，深入每个人的内心，不论是高高在上的官员，还是普通的平头百姓，只要任何人得到了鑽空子的机会，就会不择手段地去捞取最大利益，并且，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可耻，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身体力行地去为之去“争取”。
　　
　　现实社会中的许多现象，给予我们一个巨大的问号：难道制度真正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吗？对于精明算计的国人来说，恐怕任何完美的制度都依然能被鑽漏洞，所有的体制都约束不了国人。
　　
　　当这个时代的人们在高呼“完善体制”时，我恰恰认为，制度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其实质的问题首先在于“人”。同样是乘坐公交车，在美国为了鼓励人们出门坐公交，规定凡乘坐四十五次以上（无人监督），就可申请领取一定的奖金，美国人都很遵守这条规则，而不少中国人却借此虚报次数，以获取奖金；在澳洲，有一条规定“不得擅自从国外寄食品、或不知名中草药物进入澳洲，否则将严厉查处，如果难以查到国外的寄件人，就会对该国国内的收件人进行罚款”，澳洲人从未想过这条规则有何漏洞，而有中国人却为了整别人，竟故意寄违禁品去澳洲，利用该规则，以使收件人受到惩罚。
　　
　　同样的制度，同样的环境裡，美国、澳洲可以遵守，而国人却绞尽脑汁地寻找漏洞。对此，我们该做如何解释呢？
　　
　　鲁迅笔下，雷峰塔的轰然倒塌，归功于每个“百姓”的功劳，每个人贪一点小便宜，抱一块砖回家，造就了一个悲剧。而如果全民参与这种“群体犯罪”的话，恐怕倒掉的就不只是一座雷峰塔那麽简单。
　　
　　我不禁要问：谁说人民就是善良的、无辜的？
　　
　　如果说那些借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子女们，贪的只是一点点小钱。那麽在曾经《南方週末》所报道的一则“重庆市民假结婚骗取房子”的新闻中，我们看到的是平民百姓们更加触目惊心的“群氓”行为：
　　
　　重庆市的一个小镇—人和镇，竟然在2005年创造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离婚记录。这个人口仅有2万人的小镇，短短一年时间裡竟有1795对夫妇离婚，然后是假结婚、假再婚、复婚。这种滑稽的群体表演，原因在于重庆市的一份徵地补偿办法规定：一、一对夫妻只能分一套房，但离了婚单独立户，就可以各分一套房，并以优惠的价格购买；二、配偶为城镇户口且无住房，可以申请多分配一间屋，从一室一厅变为一室两厅。
　　
　　如此优惠、良好的保障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再一次遭遇类似“安利退货”般的嘲弄，这再一次让我质疑：究竟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还是这个社会群体出了问题？
　　
　　据《南方週末》报道，该镇的老百姓无论年龄大小，纷纷踊跃加入离婚队伍。“村裡老太爷老太婆都来离婚了”，“七八十岁走不动路，儿孙扶着来的、背着来的都有，一大家人，有说有笑地排队”。面对如此离婚热潮，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徐南雄很无奈地说：“55号令规定离婚分户可分房，新婚姻法又简化了离婚程序，我们没有理由去阻止离婚。”
　　
　　而对于大多数村民们来说，离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更加複杂的任务：再婚。于是人们又一次行动起来，最关键的是找人。村民们发动一切亲朋好友，在政策划定的“老重庆9区12县城镇户口”范围内寻找结婚对象。村民们甚至开始“悬赏”，赏价从最初的六七千元一路飙升到上万，重赏之下“丈夫”和“妻子”源源不断涌来。
　　
　　这样的事例我不想再说了，在我们这片特色的土地上，一切皆有可能。没有办不到，只有想不到，国人对于体制、环境的超强适应能力，还有极具特色的现实想象能力，真是令人惊叹叫绝而又不可思议。
　　
　　历朝历代，百姓们通常会大骂贪官、大骂权力垄断者，因为那些人往往有比我们更顺捷的渠道，去获取本不应得的利益。我们常常说：官是黑的、丑恶的，而民都是无辜的、善良的——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的说辞。在“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退休老人子女冒领退休金”这些发生在平民百姓身上的事情中，我没有发现“人民”的任何善良之处，恰恰相反，我发现的是：普通百姓只要一旦获得了某种权力（哪怕是临时的），有机会更改游戏规则时，他们表现出来的群体犯罪行为、集体窃取，与那些贪官、腐化分子的作为没有两样，甚至表现得更明目张胆，更加令人可怖，因为——每个人都堂而皇之地认为自己无错。民与官，不过是同属一个共同的群体罢了。而这个群体，就是我等诸位国人。
　　
　　当阿伦特在用其笔调描述“群氓”的现象时，她是否知道，这个词语真正、彻底地适用于我们这个国度。
　　
　　个体的行为，孤立来看，并不足以产生多麽严重的影响，而一旦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都如此的话，将会汇聚成为一股洪流，产生极大危害。对于国人来说，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公正。倘若有一天，我们真能施行一个公平公正的体制、或是自上而下的进行全面改造，那麽我相信，这一切终究被国人的小便宜、小利益、小团体心理所取代，渐渐演化的仍然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你我之间的算计、抢夺，乃至亘古不变的“窝裡斗”、“相互拆台”。
　　
　　在今天国人的思维裡，1966-1976这段延续十年的历史事件一直是国家与民族丑陋的伤疤(文化大革命)。作为每一个平头百姓的个体，都有理由对这段历史充满了义愤填膺般的愤恨。几乎所有的人民都将其归罪于国家的领袖，认为这完全是个人集权下的恶果——这种说法尤其盛行于今天40-60岁这一代人当中，他们今天成为了社会的主导群体，自然有了对过往历史的评价权。
　　
　　然而事实恰恰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国人群体本身就拥有惊人的破坏力，如果不是因为人们相互之间本就有猜忌、嫉妒、互整的传统心理，如果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群体犯罪思维，我很难相信，仅仅凭藉某个人的号召，就能掀起如此大的一股浪潮？国人的“选择性失明”的劣根性再一次暴露无遗：恰恰是40-60岁这一年龄阶段的人们，在当年那场延续十年的事件当中，正值他们青春岁月的愤怒青年时代——正是他们，主演了这场悲剧，他们举一反三地发挥自己的破坏力和想象力，将整个民族的劣根性进行了一次经典的登场演出。
　　
　　回想当年，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与今天许许多多的网上的愤怒青年一样，高呼“革命”、“革新”、“造反有理”，对现行制度的一切充满了愤恨和挑衅，他们目中无人、见人就咬。这个群体对上级、长辈的反叛，演化成从“文斗”的大字报、“破四旧”，发展到“武斗”的打砸抢、抄家，红卫兵秉持着“激进的就是正义”的狂热信仰，对国家机关、政府体系进行破坏性的冲击，尤其在对待那些当年打江山的老革命、老同志时，这些年轻人把他们内心的狠毒表现得淋漓尽致：肆意踢打、辱骂，剃成癞痢头以示人格侮辱，戴高帽、挂贴牌进行游街，私闯民宅抄家，肆意没收他人财产……这无异于一场大规模群体犯罪，而犯罪的人们竟然将此称作“正义”。发展到后来，就是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 毁坏文物古迹，以后的受害者逐步涉及到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而在这其中，红卫兵们的内部又演化出不同的势力代表，“造反派”、“极左派”、“保守派”，他们相互间争权夺利，大打出手，俨然是整个社会以“正义红旗”的名义，变成了黑社会式的江湖世界。
　　
　　中国式的“群氓”们无比狂热，群体犯罪的丑噁心理下，是比“安利退货”、“搬倒雷峰塔”严重数千倍的社会损伤。
　　
　　我们需要真正反思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麽领袖的三言两语，就能轻而易举地调动起整个群体的狂热？——这根源恰恰不在某个人的威信力量，而在于这个群体本身就拥有着恐怖的群体犯罪心态。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中国群氓们”的历史性演出。而作为民族的最高领袖者，无疑是洞悉了民族心理的这种丑噁心态的。只不过，领袖负责打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后，魔盒裡的所有卑劣人格、心态都一涌而出，就再也控制不住，延续达十年之久。
　　
　　与其说是领袖引导了民众的行为，倒不如说，这是民众们集体无意识的利用领袖的言辞、来达到人民内心深处隐藏的目的。当年的红卫兵、红小兵们肆意抄家、打人、凌辱他人的人格时，往往藉助的是领袖的语录，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就足以掩盖他们自身的邪恶。我的外公、爷爷当年都曾被游街示众，而将他们打倒、羞辱的那些红卫兵们，恰恰是当年那些他们用尽心血培养的青年干部。与今天的社会现状类似，在那个年代的这群年轻人心裡，对老一辈人充满了不信任，在这些青年眼裡，那些老顽固思想落后、早已被糖衣炮弹的“资产阶级”、“裡通外国”所腐化，他们正是“祸国殃民”、“残害群众”的罪魁祸首——怎麽办？红卫兵们，兄弟姐妹们，都响应起来吧，“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那些老顽固的 命、打烂他们的旧世界、抄他们的家、把他们游街示众、让他们受尽折磨！——这，就是“群氓”们心底最真实的本质，群体犯罪的最经典的一次上演。
　　
　　人们常说，有什麽样的领袖，就有什麽样的国民。我看来恰恰相反，应该是有什麽样的国民群体，才会产生什麽样的领袖。领袖不过是看透了民众们的内心世界，洞悉了他们的所思、所想，于是，领袖们的轻轻撩拨，就足以把这个群体引导到一个狂热的状态。与之类似，德国的纳粹思潮、日本的军国主义，都无疑彰显了这样一个事实：领袖可以更换，但群体思潮依然狂热，人民的群体思维代代相传。
　　
　　红卫兵的主体正是当年20岁左右的年轻学生，正是这群愤青而无知的学生，在今天已成为40-60岁的社会中坚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这个年龄段的人们自然而然拥有了经济上、社会舆论的话语权，这伙当年“群体犯罪”的人们，没有丝毫的忏悔与反省，今天依旧用谎言自欺欺人，把历史的罪责推到某个个人的身上，却把自己打扮成无辜受害的模样——这个群体的犯罪心理，与那“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搬垮雷峰塔的百姓们”一样，竟然表现得心安理得、理所应当！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麽，反而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大众中的一员：既然大众都这麽干了，我一个人又需要承担什麽过错呢？
　　
　　中国有句名言：法不责众。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丑陋之处。一个人犯错，遭到千夫所指、过街喊打；而一群人犯罪，则是理所应当，集体无意识地掩饰。
　　
　　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儘管今天的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30年，社会硬件方面的发达已经登峰造极。但我依然看到，上海的市民、田间的农夫乃至网络上无处不在的愤怒青年，他们的心态与30年前红卫兵没有丝毫差别。
　　
　　而倘若我们将目光再回望千百年的历史长河，遥伸至历朝历代，会看到在各个时代裡，这样相同本质的“群氓”是何其多也：仇视一切外来事物而又愚昧无知的义和团、刚刚进城就立刻腐败堕落的太平天国式农民、刚刚占领北京城就贪图享乐迅速灭亡的李自成农民军、把明末抗清将领袁崇焕碎尸万段、分尸吃肉的北京城百姓……

“群氓”的由来—— 回应“中国－不守规则的世界”

作者：dcj259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5-3

本站发布时间：2011-5-3 21: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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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举与治理网，鞠佳先生文章“中国-不守规则的世界”，读后令人颇多感触，鞠佳先生的文章，像一把锋利的匕首，刺入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那阴暗的深处，令人震撼，也使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感到羞愧，而鞠佳先生对中国社会国民性恶的放大虽然对医治中国社会国民性的顽疾大有裨益，但和我对中国社会国民性的整体判断略有不同，且文章中某些观点亦有值得商榷之处，值此偶发几点感想，与鞠佳先生商榷。

　　首先，鞠佳先生笔下那种盲从、没有是非善恶观念、为个人私利不择手段和精于钻空子、以至任何精妙的制度都禁不起他们糟蹋的“群氓”，虽然在中国社会相当普遍的存在，但我认为他们并不是中国社会的全部，并且不是社会的主流，在中国底层社会的民众当中，仍然有许多淳朴善良的人们，他们本分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对生活的赐予总是谦卑地接受，不会有非分之想和非“礼”之举，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传说中的中华民族那种淳朴善良的优良品格，而且从历史的角度讲，中华民族也从来不缺少义薄云天的血性人格，如代父从军的花木兰，在易水边悲壮离别的荆轲，文学作品中义字当头、铁骨铮铮的关公和率性、耿直的李逵等等，此其一。其二，即使在那些投机钻营群氓心中，我相信他们很多人心中也是善念尚存，在他们投机取巧谋求个人利益的时候，利益与内心善念的冲突也常常使他们陷入矛盾和痛苦的境地，在他们的内心，仍然有冲突和困惑。说这两点，是因为他涉及到对中国社会国民性的普遍认识，正确的认识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下的社会现实，在社会生活层面更好的规划布局，而鞠佳先生对中国国民性略显悲观的判断，极易使人陷入历史的虚无，无益于国民精神世界的重建。

　　其次，制度对人性的约束果真如鞠佳先生所言的那般苍白?鞠佳先生通过发生在中国社会的几个事例，对制度对人的约束作用提出质疑，在这里，姑且不论作者以安利退货事件来否定制度的约束作用在逻辑上是否站得住脚，单从是制度决定人性还是人性决定制度的层面讲，窃以为，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制度对人性的塑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在来到人世之时，不过白纸一张，社会经历对其人格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行善，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作恶，中国社会群氓的存在，就是几千年封建政治、社会经济制度的结果。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下面，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之间由于天生的权力不平等，他们的各种权益在最初的制度设计上就被剥夺，所以，出于这种封建体制下层的国民们，就只有在制度的缝隙里，采用非常规的办法来获得自己的利益，于是，对制度的蚕食就成为必然，投机钻营也就成为必然，纵观中国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治人与反治人的历史，在这个社会里面，统治阶级研究的的如何治人，被治的民众就在这种被治的环境下想方设法的投机钻营和作奸犯科，正是这种制度，造就了中国人卑微、琐碎的人格，而由此在制度千百年的熏染下形成的民族文化特征又像基因一样深深植入中国人的大脑，一部被称为帝王教科书的《资治通鉴》因为和制度的契合而被人们视为圭臬，并在十数年前的中国社会被人们普遍阅读，那本堪称《资治通鉴》“下集”《厚黑学》也在中国社会大有市场，可见封建流毒的影响是何其深也。

　　可见，鞠佳先生对制度无力的感叹，并非是制度的无力，而是制度本身的邪恶，如果人们心中没有制度，再好的制度也就会形同虚设，何况制度(规则)的建立，关键在于制度的执行，纵观当今中国社会各种法律、法规可谓汗牛充栋，制度之网可谓异常的严密，可各种不守规则的劣行仍然在中国社会大行其道，原因，同样来自制度本身，你在很多场合，都会听到官员们说：“规定，也可以灵活嘛，什么都按规定来，还干得成什么事”，既然规则已经建立，可以灵活就不能称之为规则了，可以灵活的规则不过是统治者进行治理的工具而已，需要的时候，可以讲规则，不需要的时候就可以不讲规则，或者，对你的时候可以将规则，对我的时候就可以不讲规则，实际上比没有规则还更加邪恶，这样的制定背景下面，谁能期望规则在中国社会能得到尊敬和遵守?

　　所以，中国人并非天生的劣性，“什么样的民众，造就什么样的领袖”，对国民性矫枉过正式的检讨可能使我们陷入历史的虚无。是什么样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造就了什么样的国民，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假如他们能够获得平等与自由，能够不受压榨剥削，能够自己主宰自己的一切，我相信，他们将通其他的任何民族一样活得敞亮与体面，作为拥有几千年礼仪文化熏染的他们，将获得所有人的尊敬。

　　最后，除了就制度与人性的问题与鞠佳先生略作探讨之外，还想对中国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国民性之恶的由来，谈几点的看法，除了前面粗略提及的文化传统上面的原因外，在我们这个政治主导一切的国家，政府(官员)的行为示范，也是原因之一，这一点，在前文中亦有所提及，此处不再赘述，而对于中国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恶行，我认为，30年前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是主要的罪魁祸首，健康的社会引导人们向善，而文革却是激励人们行恶，那个年代对人性中恶的释放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同床的夫妻可以将枕边话作为告密的素材，儿子可以将父亲作为专政的对象，可以说灭绝人伦，我们可以用比法西斯更为法西斯的手段来对付自己的同胞，将漂亮的女演员剃成光头，可以割断张志新的喉咙。而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在政治生活领域进行了拨乱反正，却未在精神世界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检讨，由于我们在从事物质文明建设的时候，忽略了精神文明建设，使文革的幽灵仍然在中国社会的上空徘徊，但即便如此，在现在来一次建立在对文革深刻反思之下的国民精神重建也为时未晚，知识界的精英们在这里应该承担起身为人先的责任。

　　此外，对于鞠佳先生先生文中提及的法不责众，还想说两句的是，既然法“欲”责众，那就说明这个“法”一定有问题，如果法将追究社会的大多数，这个法就不会得到敬畏和遵守，和没有法也没有什么两样，纵眼中国当今社会，街头茶坊，麻将声不断，街边路角，暗娼盛行，我们不对其实施有效的疏导管理，却简单将起视为非法，这样的法律除了有利于执法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外，是不会得到人们的遵守的，同时，这样的法律也将毫无威信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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