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市北区所有初中:与凯恩斯勋爵的约定

与凯恩斯勋爵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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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危机后，我在《凯恩斯、屠夫与经济危机》一文中，和天国的凯恩斯勋爵做了个约定：设使需求管理真能带领世界经济走出危机，走向繁荣，那么我就不做经济学了，我要回到老家农村杀猪去。因为真要那样的话，杀猪便是一个更有技术含量的活计。现在看来，我是不用回家杀猪了。

和凯恩斯勋爵做约定，我当然要有自信的理由。这个理由，我在《凯恩斯、屠夫与经济危机》一文中已经做了基本的说明。这里结合世界经济的新形势再做几点补充。

过去二十年，有两个事件重要而不可忽略：一是it革命使得供给端更加有效率；二是柏林墙倒塌前计划经济国家二十几亿廉价劳动力融入到世界市场，这二者共同稳定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和制造品的价格，加之前计划经济国家对于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美元的巨大存量需求，使得美国可以长期实行零利率的扩张货币政策而没有通货膨胀。但是今天不一样，这些因素的作用已经发挥殆尽。美国和西方国家不可能长期扩张货币而没有通货膨胀。这是一个新的重要约束。

过去二十年，世界经济的高增长其实是一种非常态的高增长。某种意义上，金融危机就是这种非常态高增长的强制性回归。是的，当主要国家面临通胀压力而收缩货币时，金融危机就已经不可避免了。

本来，当今世界只有极少数国家在极少数的年份存在财政赢余，其余都是负债经营。特别是欧洲国家，由于高福利政策，政府的负债水平本来就不低。金融危机后，各国都实施庞大的刺激计划，但是钱从哪里来？又不能完全依靠发货币，因为现在再发货币，无可避免地要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于是只能是发债。发债而如能复苏经济，倒也没有问题。但世界经济并不是简单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而是存在重大结构失衡的问题，决不是需求管理可以解决的，不但不能解决，反而会加剧结构失衡。所以，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和银行倒闭就不是奇怪的事情，相反，不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和银行倒闭那才叫怪。

柏林墙倒塌，二十多亿廉价劳动力融入到世界市场，按说西方国家的高福利，高工资是不能维持了。但过去二十年，由于来自发展中国家廉价制造品对于物价的抑制，西方国家的实际工资不但没有做向下调整，反而是上升了；由于可以长期实现零利率政策而没有通货膨胀，经济反而可以实现非常态高增长。但是长期里，这种局面一定是不能维持的。这就是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也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西方国家不去除高福利，不增加劳动市场的弹性，是无法面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的，世界经济是不可能重回高增长、低通胀轨道的。但这样的调整显然不容易。

让我再说一遍：一切凯恩斯主义的救市措施所做的只是把矛盾进行转移，一切凯恩斯主义的救市办法也只能是把眼前的这种性质的困难转化成未来的另一种性质的困难。无非是用今天的少失业换明天的少就业，用今天的产出少减少换明天的价格多上涨。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莫能例外。决不是完全反对抗宏观调控，但调控只是要消除经济自发向上和向下调整过程能中因累进叠加效应而产生的过度调整，宏观调控只应该以此为限。（原文发表于2010年6月10日）

凯恩斯、屠夫与经济危机

问个傻问题：一百年前，人们一顿吃几碗饭？大约两碗吧。今天人们一顿吃几碗饭？还是大约两碗。这带来一个有趣的话题：假设今天的经济结构（产出结构和消费结构的总称）还是如一百年前，那么会是怎样的后果？答案是：一定会生产过剩，通货紧缩。因为什么？因为今天的劳动生产率高出一百年前不可以道理计。同样的资源，生产出的将是吃不完的粮食。今天我们30小时便可以生产一台汽车，但这样一台车我们可以开多少年？少说十多年。

是的，这是一个生产能力超过了消费能力的时代。然而为什么生产过剩、通货紧缩并没有成为经济的常态？恰恰相反，虽有波动，但人类是在近、现代才真正进入了高增长时代。

说生产能力超过消费能力，是说人类对于同一种产品和劳务的需求是有限度的。但是当新产品和劳务被发明的时候，又会形成新的需求，就不能说生产能力总是超过消费能力。人（对于新产品和劳务）的欲望永无止境。是故与经济持续增长相伴随的一定是产品和劳务的极大丰富，与经济持续增长相伴随的一定是经济结构（产出结构和消费结构的总称）的改善。

当新的技术发明了，新的产品和劳务出现了，就会形成投资，产生就业和收入，收入的增加又会带动消费和新的投资与就业，经济于是走向繁荣和高涨。新的市场的发现、城市化、工业化，一切新的增长机会都会以这样累进叠加的方式制造经济繁荣和高涨，但是经济最终又都会因为生产能力超过消费能力以衰退和萧条而告终结。反过来也一样，经济在走向衰退和萧条的过程中也有累进叠加效应。人类经济就是在这样的循环往复运动中螺旋式增长的。

这种累进叠加效应决定了经济在向上走向繁荣和高涨的过程中容易形成泡沫，经济在向下走向衰退和萧条的过程中也容易发生过度调整。这也意味着政府利用需求手段进行一些干预是必要的。但是干预只是要消除累进叠加造成的过度调整，不可以企图通过政府人为制造的需求永久地解决掉生产过剩的矛盾。经济向上或者向下做调整，不是经济现在出了问题，而是经济过去出了问题。调整其实是经济自我康复和修正的过程，不能不让经济康复和修正。

一切凯恩斯主义的救市措施所做的只是把矛盾进行转移，一切凯恩斯主义的救市办法也只能是把眼前的这种性质的困难转化成未来的另一种性质的困难。无非是用今天的少失业换明天的少就业，用今天的产出少减少换明天的价格多上涨。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莫能例外。

不必讲什么基础设施建设之类的陈词滥调。修起来的路，将来要有车在上面跑，这是前提。否则靠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的增长就不可以持续。如果资源不是稀缺的，那么我们想建什么尽管可以建什么，完全不用考虑其它。可是资源是稀缺的，这是我们无法摆脱的约束。基础设施并不特殊。修起来的路将来没有车在上面跑，这和我们生产出产品卖不出去没有两样。

凯恩斯勋爵当年把有效需求不足归因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流动偏好：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使得消费需求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使得投资需求不足，从而有效需求不足。说当年，是因为不知道他老人家现在是不是还这样认为。当然，今天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还这样讲。不是说边际消费倾向没有递减，不是说资本边际效率没有递减，也不是说没有流动偏好，但是把它们全都归结成为心理因素，这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长期里，决定就业和增长的是供给。这是有物的，而不只是心理。

长期里，供给决定需求。这个供给主要是指结构改善，当是有所不同于萨伊所主张的。

和天国的凯恩斯勋爵做个约定吧：设使需求管理真能带领世界经济走出危机，走向繁荣，那么我就不做经济学了，我要回到老家农村杀猪去。杀猪，当是一个更有技术含量的活计。（原文发表于2010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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