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云志16:长征途中张国焘伪中央的成立及其第二次北上

长征途中张国焘伪中央的成立及其第二次北上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张国焘不顾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行军以及战争消耗的客观事实，认为红一方面军衣衫褴褛，人员大量减员，过去号称几十万大军的中央红军，一下子锐减至不足两万人，是党的领导路线错误所造成的。他甚至还错误地认为：遵义会议以后，党的策略路线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因此，他始终对党中央的领导路线采取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由此，在两大主力红军会合以后，他狂妄地表示党中央不可能担负起领导全国红军的重任。于是，他依仗人多，枪多，其反党分裂活动逐渐产生，终于公开走上了成立伪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破坏革命的罪恶道路。党中央曾对他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由于他南下的碰壁和共产国际代表团不同意他的非法行为，最后他不得不同意第二次北上，取消伪中央，放弃其反党分裂活动。对于张国焘伪中央的成立经过以及为什么他第二次北上等问题，根据历史资料，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就教于前辈和学者。

　　　　“西北联邦政府”的成立，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在战略方针上的分歧，是张国焘反党分裂活动的开始(一九三五年五月至八月)

　　一九三五年五月，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前，张国焘就擅自在茂县成立了所谓“西北特区委员会”，特区内设政治局常委会，俨如中央组织，并建立了“西北联帮政府”，张国焘自任特委书记兼联帮政府主席。为什么是“联帮政府”呢？用张国焘自己的话说：“就是帮助番民的政治解放运动。”实际上是另立政府机构。他想用联邦自治来代替苏维埃政权组织形式。他在一九三二年底，红四方面军入川前，就想搞一个联帮自治政府。（1）但后来红军入川未能实现其意图。可是，从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就可以看出，张国焘搞的是西北中心，其最高军事机关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而不是“川陕革命军事委员会”。川陕苏区所处地域并非西北，这一点张国焘当时不会不清楚。很明显他是另有其用意的。他想离开中国国情，效仿苏联，搞“联帮共合国”，实行民族自决。从他的西北特区委员会在庆祝“联邦政府”成立祝辞中可以看出，他所说的这面旗帜的树起：“统一了西北各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奠定了中国革命西北后方的大本营”，“西可收复西藏、西康，北可抵新疆、青海，南可进取云南、贵州，以陕甘川黔苏区打成一片，这是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赤色庞大战线。这是最后战胜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决胜战争，这是中国革命最后的新阶段。”（2）很显然，他认为在中心区域无法取得胜利，中国革命只有偏安西北边陲少数民族地区才能求得发展。这是张国焘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分析。他没有看到民族矛盾的上升，必然会改变阶级关系的变化，他这些不切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幻想，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五月三十日，张国焘以西北联邦政府主席的名义发表了《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和《西北联帮政府第一号布告》，声称：“率领红四方面军三十万健儿，陕甘红二十六军、陕南二十五军、川南红九十三军，实现赤化全川，赤化西北的完全胜利。”“团结和领导一万五千万民众配合中央红军六十万西征大军”并以“西北联邦政府的名义发出致全国、全世界、红军游击队等通电”。（3）妄图造成既成事实，逼共产国际承认。张国焘明知中央红军要转入川西，部队正向天全、芦山、宝兴一带行动，在这时，他擅自组织“西北联邦政府”的意图和目的也就不言而喻了。

　　六月中旬，当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张国焘无视客观情况，始终认为红一方面军过去是党中央直接领导的一支百战百胜的坚强部队，如今已衣衫褴褛、装备不足、人员大量减员，一定是党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所致。因此，他对待党中央的路线以及方针政策，一直是漫不经心，采取观望怀疑的态度。十六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致四方面军电明确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4）而张国焘要建立的是整个“大西北计划”，是西北联邦政府，其中第一步是川康计划。十七日，张国焘复电中央不同意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的方针。他认为：北川地形给养困难，由岷江东打“条件不具备”，“北打粮食绝无”，（5）主张红军经阿坝草地北上，向青海、甘肃、新疆发展，如遇困难则向南进攻。从此开始张国焘与党中央在战略方针上逐步发生了重大分歧。党中央详细分析了川西的地形特点，认为；目前的形势应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做为向北转移的枢纽，否则大部队经阿坝摹游牧区再北转甘、青将会发生重大困难，甚至不可能，而向川康方向南出，即使一时得手，也无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重要一着。（6）

　　为了统一战略思想，党中央于六月二十六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二十九日，中央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其意图和目的是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敌，并控制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战和发展。（7）

　　北上甘南，这是党中央正确地分析了全国形势和敌我双方情况所作出的战略决策，它对于红军中国革命的发展都是十分有利的。陕甘地区，地域大，道路多，是我国西北部人口比较稠密、物产比较丰富、汉族居民也比较多的区域，同时敌军派系庞杂，汉族居民也比较多的区域，同时敌军派系庞杂，内部矛盾很多。在这里既有利于红军机动作战和在运动中歼敌，也有利于红军的发展壮大和物质的补给。尤其是可以迅速形成指导全国革命的中心，以适应抗日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需要。

　　但是，张国焘当时对于中国革命形势作了右倾估计，他不相信全国政治、军事已经出现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而是认为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焉得虎子于总退却的阶段。基于对革命形势这一右倾估计，于是他过高的估计了敌人的力量，同时又过低的估计了红军的力量，对红军在接近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使党和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领导中主的革命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因此，他主张避开敌人主力，向中国西部边陲退却。以图敬安一隅，躲避斗争。

　　张国焘不仅在政治政治战略上反对中央的正确方针，他还把军队看成是谋取个人私利的资本，企图依靠军队的力量来达到他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也正因为如此，他对党的策略方针可以忽左忽右，可执行可不执行，甚至可以更改、抵抗。在两河口会议上，他口头上表示同意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但会后又不贯彻实施，甚至公开反对北上方针。阳一套，阴一套。这就使得党中央和两个方面军在贯彻、执行弟战略方针上受到了严重阻碍。张国焘从两河口回到杂谷脑（红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就召开干部会议，制造谣言，攻击中央，煽动对中央不信任，损害团结，进行了一毓抵制中央战略方针，损害一、四方面军团结的派别活动，阻挠红军北上。党中央率一方面军主力北上卓克基，红一军团和红三十军一部经马塘、康猫寺向松潘以西的毛儿盖地区前进，七月十日和十六日，红三、红五两军团进至黑水、党坝地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也由卓克基到达芦花。这时张国焘又指使他所控制的川陕省委致电中央，建议加强红军总司令部与增设常委，要求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给以“独断决行”的大权。

　　八月四日至六日，党中央在毛儿盖附近之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的战略方针。会议指出；“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面前的历史任务。这个根据地的造成，不但是红军作战的后方，有理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的苏维埃国家领土。”（8）会议还提出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会议同时号召党和红军坚决同夸大敌人力量，怀疑中央方针，不敢大胆前进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作坚决的斗争。显然这是针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提出来的。

　　为了迅速执行北上的战略任务，中央军委决定放弃原定松潘战役计划，重新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把部队划分为左右两路军，分别经阿坝、班佑通过草地，占领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9）八月十五日，在红军总怀念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下，右路军开始经卓克基向阿坝前进。同日，党中央在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以后，向张国焘指出：不论从地形、气候、粮食、敌情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可是，此时左路军已由大藏寺、卓克基向阿坝开进。（10）

　　八月十二日，党中央率领右路军到毛儿盖附近地区，在此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于八月二十日作出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指出：在目前情况下，红军主力应“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11）

　　毛儿盖会议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于八月二十一日，率右路军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前进，并将毛儿盖会议精神电告朱德、张国焘。希望张国焘改变原来由阿坝出夏洮的主意，迅速向右路靠拢，使部队主力集中班佑，以便共同向甘南发展。与此同时，随右路军行动的红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也致电张国焘，期望左路军马上向右路靠拢，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河）、洮（河）、岷（州）前进。并指出：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12）可以看出张国焘坚持左路出阿坝不是偶然的。两河口会议时他就有左路向南的企图。所以，张国焘一到阿坝后，就拒不服从党中央的一再电令，他的分裂主义倾向油然上升，认为左、右两路相距数百里，这正是他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不可多得的机会。

　　　　张国焘南下成立伪中央公开打出反党分裂的旗帜（一九三五年九月至十月）

　　张国焘南下成立伪中央，这是他反党分裂活动的最高峰。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从怀疑党、不相信党的领导正确，到对抗党的指示，反对党的战略方针，一直发展到南下成立伪中央，公开分裂党。张国焘公开地进行反党分裂活动决不是偶然的，应该说是蓄谋已久的，是他个人主义、军阀主义、反党行为发展的必然结果。

　　九月初，毛泽东致电张国焘，要他迅速出墨洼、班佑，向右睡军靠拢，并强调指出：如我军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九月三日张国焘致电中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并决定左路军三天之内全部集结阿坝。（13）张国焘顽固坚持以阿坝为中心，一再以地形为借口，拒绝向右路军靠拢，并强令已经进至墨洼附近的左路军先头部队第五军反回阿坝，停止北上。（14）自此，张国焘开始公开地对抗中央的指示。九月九日，张国焘又提出了以四方面军主力南下川康边境的丹巴、甘孜、道孚、天全、芦山等地的退却计划。他并声称：“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才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15）还说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全、芦山均优于洮、夏，邛崃大邑更好。党中央复电张国焘：“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对我都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应速即北上。”（16）

　　张国焘不但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北上电讼，而且电令右路军中红四方面军之部队协同中央红军一道南下，党中央鉴于张国焘顽固地坚持其南下分裂活动，使于九月九日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中央机关和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十日，党中央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说明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不可能打到四川去只有向康定退却，白白挨冻受饿，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并大声疾呼：“南下没有出路！”“南下是绝路！”十一日，党中央又致电张国焘，再一次指令他立即“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17）十二日，张国焘回电党中央指责一、三军团单独东进，是“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后悔无及”，“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要冻死”。（18）

　　九月十二日，党中央在甘肃的俄界召开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张国焘的右倾分裂错误及今后战略方针》重要报告。报告深刻分析了党中央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以来同张国焘的分歧和争论，严肃指出了张国焘的“退却的方针”、“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军阀主义倾向”等错误及其长期的历史根源，并正告张国焘如坚持错误，发展下去将走上另立“中央”、与党中央对抗甚至离开党的危险道路。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预见完全正确，不到半个月，张国焘就公开打出了反党旗帜，和中央对抗。

　　当党中央率领一、三军团和中央机关北上后，张国焘不仅继续坚持其错误，反而变本加厉，大肆诬蔑党中央“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逃跑”并强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之第四军、第三十军分别由阿坝，包座回师南下。

　　九月是旬，张国焘无视党中央对他的耐心说服和教育，竟然召开分裂中央的阿坝会议，为其另立“中央”做舆论准备，在会场“主席台上挂着一幅醒目的横标，上面与着‘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19）张国焘在会上攻击党中央的中线一贯“右倾”，军事上一贯“何守的机会主义”诬蔑自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仍然是瘫痪的，不得力的，存在着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这个“机会主义”的首要代表人物就是毛泽东。会议一再要求朱德总怀念表态，朱德同志严肃地表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上，我举了手的，同意北上的，今天要我反对北上是办不到的，中央北上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应该拥护北上。你们要是南下我也没办法，南下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是不会成功的。”（20）朱德同志维护了党中央的北上路线，劝告张国焘反对党中央是错误的，但在张国焘的操纵下，会议非法通过了所谓《阿坝会议决议》攻击和诬蔑党中央坚持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是“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破坏红军的团结”。而把他自己的南下退却美化为进攻路线。（21）

　　十四日，党中央率领一、三军团从俄界出发时，再次电示张国焘，恳切说明，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只是为着实现领导全国抗日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艰苦奋斗为左路军及右路军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北上。同时，再次催促张国焘率四方面军北上，十五日，张不顾党中央的再三命令，一意孤行，撤回自率领红四方面军和原属一方面军建制的第五军南下，于十五日和十七日，先后发布了《大军南下命令》和《大军南下政治保障计划》，公开地在广大干部、战士中诬蔑和攻击中央，竟胡说：“由于中央政治局中个别右倾分子的逃跑路线，断送了我们向北进攻的时机，右倾机会主义者故意迟延我们北进中必要的准备工作”，“因此，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南进攻”。还说：“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军残部，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以此蒙蔽广大指战员。九月下旬，在张国焘的强令和指使下，各级政治机关经过一番动员后，左路军和右路军之四军、三十军分别从阿坝和包座地区南下，集结马塘、松冈、党坝、绰斯甲以北地区。（22）一路上，雪山草地秋风凛冽，天气渐寒，战士衣单鞋缺，粮食不足，困难远远超过了第一次过草地，致使许多红军指战员牺牲，部队减员很大，九月十八日，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进抵哈达铺，部队进行整编，同时，把北上进入甘肃后的情况和敌情电告朱德、张国焘等，希望“立即继续北进”，大举消灭敌人，争取千百万群众，创造陕甘宁苏区，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党中央在这里等了三天，未见张国焘的回音，遂决定继续北上。

　　十月五日，张国焘公然打出反澡旗帜，在卓木碉（今马尔康县）宣布成立伪中央，并非法作出了所谓组织决议，成立了所谓“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政府”等组织，自封主席，演出一场“黄袍加身”的丑剧。他还以自立的“中央政治局”的名义通过《决议》，宣称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辑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张国焘随即致电中央，狂妄地宣称：“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称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23）至此，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在九月十二日俄界会议上对“张国焘的前途就是另立中央，和中央对抗”的预料，多么具有远见卓识。张国焘成立伪中央是不得人心的，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对张国焘煮的反党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广大的红军指战员也逐步地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张国焘的错误。

　　　　南下方针的彻底失败，张国焘内外交困，被迫向西转战道孚、甘孜等处。以此继续对抗中央，为其错误辞解。（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六年三月）

　　张国焘在完成其伪中央的组织程序后，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敌人已沿大小金川布防，阻止红军南下，刘文辉部两个旅进至大金川沿岸之绥靖（今大金）、崇化、丹巴一线，主力位于金汤、雅安、汉源、西昌一带；杨森部四个旅又一个团，进入小金川沿岸之懋功（今小金）、抚力一线，另一部位于天全、芦山、宝兴地区；邓锡侯部一个团进到抚边以东日隆关等地，主力位于邛崃、大邑、水磨沟一带。另外，刘湘、孙健、李家钰、薛岳等部主力分布于成都以北的岷江和涪江之间地区。张国焘为贯彻其错误方针，打开通往天全、芦山的道路，实现他在川康边创造根据地的设想，十月七日，发出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将部队分为左右两个纵队，沿大金川两岸向南进攻。八日起，各部队先后开始行动，连克绥靖、丹巴、崇化、懋功等地，击溃杨森、刘文辉所部六个旅，毙俘敌三千余人，战役则一结束，十二月，张国焘又发布了《天（全）芦（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计划》，将部队分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全力南进，企图夺取上述各地建立根据地。二十四日，部队越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向宝兴、天全、芦山之敌发起进攻。战役发起后，四川军阀刘湘迅速增调八址余团兵力集结于名山一带准备于红军决战。当我军挺进至名山的百丈关之后，在敌人优势兵力的疯狂阻击下，张国焘竟命令部队冒险进攻，遇敌拼命反扑，激战七昼夜，严重失利，于十一月下旬撤出战斗。虽然红军指导员英勇战斗，但部队伤亡过万。这是张国焘率兵南下，从进攻作战转入防御退却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张国焘错误方针的严重碰壁。

　　与张国焘的南下方针给红军造成困难局面相反，党中央北上陕甘的方针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甘根据地，并同陕甘红军一起，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以后，巩固和扩大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并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这些胜利消息传到南下受挫部队以后，广大指战员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不少干部由此开始怀疑张国焘的南下方针。

　　天、芦、名、雅、邛、大战役后，敌情更加严重，红军处境极为被动。这时部队只有东进，南出已不可能。地方工作也很困难。这一带人口稀少，生产落后，粮食缺乏，且山区地带，大军云集，人员和物质补充日渐困难，甚至过冬都成问题。原想在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地区建立地方政权，也未能实现。事实证明张国焘南下的方针行不通，南下只能走上绝路。

　　十二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在陕北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林育英（即张浩）回国到达陕北，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会议听取了林育英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工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二十七日，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策略。当党中央把这一会议精神电告张国焘时，他竟攻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对阶级敌人的投降，放弃自己的主张”。“如韩文公祭鳄鱼”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

　　一九三六年一月六日，张国焘致电林育英，继续攻击党中央的路线是“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指责党中央“过低估计少数民族的革命作用，对革命在西北首先胜利的可能表示怀疑”。（24）企图要共产国际承认他的非法的伪中央组织。这是张国焘对抗党中央以来，对共产国际所抱的唯一希望。他满以为凭着他在共产国际多年的老关系，以及历来对共产国际的奉从，共产国际会同意和支持他的路线，结果出乎他的预料，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指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25）随后，张关天又致电张国焘：希放弃第二党，遵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成立西南局。张国焘仍然执迷不悟。

　　党中央鉴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已达到公开另立伪中央的程度，一月二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

　　党中央的关怀，共产国际的积极影响，在红四方面军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南下碰壁，走投无路，又从反而教育了广大指战员。因此，要求北上抗日与中央会合维护党的团结的呼声日益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于二十七日致电共产国际代表团林育英表示：“原则上同意共产国际的路线”，“对目前策略路线既渐趋一致，应急谋党内统一，对兄处中央委员会同样表示新生态度，对外仍然用毛主席名义”同时又无理的建议：“此时，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如一时不能召集七次大会，由国际和代表团商同我们双方意见，重新宣布政治局的组成和指导方法。”（26）张国焘仍不相信党中央，同党中央分庭抗理，要求共产国际重新组织政治局。张国焘在致电中还埋怨中央“不将党的策略路线改变预先电告我们，不将国际决定讨论经过和育英所知道的告诉我们，不但表示负气，而且没有以革命利益为前提”（27）

　　二十八日，张国焘在各机关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关于民族革命的高潮与党的策略路线》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用他自己的话讲解了瓦窑堡会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他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共产国际指示的策略路线，二、六军团，陕北的同志都是同意的。他还说；“关于以前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意见的分歧，可以提交党的七次大会来解决，我们不能和陕北的同志各干各的”（28）张国焘是一个口是心非，两面三刀的人物。虽然，他原则上同意了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路线，但他的反党分裂活动并没有停止。

　　二月初，敌情变化更为严重，薛岳等部六、七个师和川军主力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红军处境更加困难。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且给养补充已成大问题，长此下去，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张国焘在其伪中央政治局所作的《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前途和目前紧急任务决议大纲》中也不行不承认这一事实。他说：“红军长期停留川康区域是不利的”，“不能适应全国抗日反蒋的形势”，“粮食的缺乏”，“使之当地少数民族中工作增加了困难”。为摆脱不利局面。决定以主力转向西北，进入西康省内，争取在这一地区休整补充，待机行动。二月十一日，张国焘发出“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部队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一带，经达维、懋功向丹巴至道孚、炉霍、甘孜一线转移。由于张国焘分裂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张国焘在内外交困的处境下，为了蒙蔽广大指战员，仍然继续肆意攻击党中央，百般为其错误方针进行辩解，压制部队的不满情绪和批评意见。三月十日，在道孕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张国焘作《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继续坚持其南下的错误方针。他认为“第五次战役中苏维埃运动受到一些打击，比较低落了一些，现在是处在两个高潮中间”，否认抗日民族运动新高潮的到来，继续攻击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退却逃跑”。他还鼓吹南下方针的正确，大言不惭地宣称：“南下还给全国红军以极大的配合，假如当时一、四方面军全部都到陕北去，那么薛岳、胡宗南、王均等共有一百多个团可以跟着我们到陕北去，使我们发生更大的困难。正因为当时主力红军南下，牵制与吸引了敌人，使一、三军团能顺利地到达陕北，同样也使二、六军团能顺利地发展运动战，在这方面说，南下也是有极大意义的。”张国焘还极力压制部队指战员的不同意见，并威胁说；“任何一种暗中三五成群议论党的决议而发生破坏作用的现象，都要遭到铁锤的打击！”（29）

　　在此期间，党中央对南下部队极为关怀，多次致电询问具体情况和今后的行动计划，期望迅速北上与中央会合，张国焘都不予置理，虽然部队已折向西北转入道孚、甘孜一带，但他仍无北上和中央会合的企图，继续同党中央对峙，一心想搞他的所谓“大西北计划”。

　　　　偏安西北边区，组织被巴依得瓦政府继续对抗党中央(一九三六年四月至五月)

　　四月一日，张国焘在机关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所谓《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和我们当前的任务》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张国焘提出“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计划”他说：“我们当前任务是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然而，他的所谓西北抗日根据地在哪里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在四川、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西藏、西康的几个省中建立广大革命与抗日的根据地，这与中国革命是有着极其重大意义的”。（30）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躲避战争右倾畏敌的计划。很显然，这与他一年前在茂县擅自成立“西北特区委员会”、“西北联邦政府”、气势汹汹向全世界发通电的想法是一致的。那时，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他的这些计划、设想成了泡影。他此时此地提出“西北抗日根据地”，很明显是与党中央的陕甘宁战略方针相对抗。张国焘认为中国革命可以在这些地区“首先取得胜利”，由于红军力量的弱小，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转移乃是“必然的趋势”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的所谓“在西北计划”自然是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背道而驰的。张国焘在这个报告中还极力掩盖其南下以来遭到的严重失败，继续鼓吹“南下胜利了！”他还颠倒是非攻击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胡说：“毛、周、张、博的错误，就在于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他们对两个主力的结合，可以反攻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而在北上进攻敌人的掩盖下，准备继续退却，于是，便发展到分裂红军，这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分裂红军。”（31）随后，张国焘又发出《目前我军行动任务的指示》，提出：“我们的行动计划与当前的任务，为实现西北广大抗日根据地战略方针。”“首先消灭李抱冰，配合二、六军团。其次赤化西康、道孚、芦山、甘孜等县完成准备工作，以便将来向西北开展。”要求“各级干部必须细心而耐烦地研究西康及整个西北的地形道路，社会情况，并将所得的材料报告我们”（32）

　　为实现在西北广大地区建立根据地，与陕甘革命根据地对垒。五月五日，张国焘在甘孜又自行成立了“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他在伪中央局会议上作了《怎样去正确运用党对少数民族的策略路线》的报告中指出：“党的策略是领导广大番人下层群众的独立解放运动，甚至成立完全独立的波巴依得瓦共和国”，“波巴依得瓦政府”。“并从西历一九三六年起改元为波巴人民共和国元年”。（33）还发表了《波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言》，声称：“千余年前，我们波巴的祖宗曾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加普帝国，包括康、藏、青海及四川、甘肃、云南各一部，这个帝国独立三百多年，卒被中国汉族皇帝千谋百计的征服了。”（34）现在，“我们的旗帜是波巴独立”，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兴番灭蒋”。并宣布：“一切赞助和同情波巴人民独立的国家或民族、政府和军队都是波巴人民的朋友。”“理希望短期内得到各方面亲密联合，并派代表来参加，共举波巴独立的伟大事业。”（35）张国焘妄图以他的所谓“康、川、青、新边抗日根据地”为大本营，进而统管天下，实现其多年的政治野心。

　　十五日，张国焘又在纪念马克思诞生一百一十八周年的报告中提出：“现在和二、六军团会合迫近了，这将要更大地曾强我们的力量，汇合各方面的斗争经验，提高我们的战斗力。”“我们和红二、六军团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分歧。”现在“公开宣布了波巴成立，组织了波巴的中央政府，并宣告了参加联帮政府，成为西北联邦政府的一部分”。“倘若我们有一部分番民骑兵和我们一块去西北活动，这对我们是莫大的帮助”。“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对于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增加了更多有利条件”。“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有吸引陕北红军采取配合行动的可能”。“中国的西北部毗连苏联与外蒙人民共和国，夺取西北，可直接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36）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张国焘在四处碰壁之后，他的策略，战略思想是极其混乱和庞杂的，完全处于无目的无计划的境地，竟然可以一个月提出一个“方针”，一个月建立一个“政府”。从张国焘的报告中还可看出，他同意接受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是被迫的，是表面的，他并不想去陕北同中央红军会合，而是要去西北搞他的大西北计划。

　　　　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红二、四方面军会师甘孜共同北上(一九三六年六月至十月)

　　张国焘南下以后，非法成立伪中央，并在各级组织以及党员干部中进行欺骗宣传，挑拨是非，煽动广大指战员对党中央的不信任情绪，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外裂活动。共产国际和党中央为了顾全大局，为整个中国革命事业着想，曾多次电令劝其取消伪中央，弟同党中央会合，以迅速迎接全国抗日新高潮的到来。尤其是张国焘的南下失败，促使广大指战员越来越对他的南下方针产生怀疑和不满。更重要的是共产国际代表团对张国焘的—再催促，这对相信共产国际胜过相信党中央的张国焘来说，他不得不悬崖勒马；可以说，张国焘正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才于六月六日在‘中央’纵队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被迫宣布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可是，就在这时，他仍然猖狂地提出：“我们双方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的职权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暂行行使，如大家所知道的一样，国际代表团中负总责的有陈绍禹同志，还有别的同志，代表团回国的有林育英等。在陕北方面，现有八个中央委员，七个候补委员，我们这边有七个中央委员，三个候补委员，国际代表团大约有二十几个同志，这样，陕北方面设中央的北方局，指挥陕北方面的党和红军工作，此外，当然有白区的上海局、东北局，我们则成立西北局，统统受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挥。”（37）

　　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的领导下，长征到达甘孜。七月一日，在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等同志的力争下，召开了甘孜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朱德同志宣布了党中央关于红二、六军团改编为红二方面军的决定，同时将红三十二军也划归红二方面军建制；会议决定了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同党中央会合的战略方针。到会同志对张国焘自立“中央”和南下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任弼时同志在发言中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指出张国焘离开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没有向党中央报告是不对的；擅自成立“第二中央”和南下是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为，违背了中央在毛儿盖会议的决定。接着，贺龙同志和关向应同志也发了言，主要讲两具方面军会师后，要加强团结，互相学习，互相谦让，共同北上，与党中央会合。四方面军张琴秋同志在发言中，用切身体会，总结了南下天（全）芦（山）的教训，指出只有北上同中央红军会合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在大家的批评和帮助下，张国焘在会上被迫承认了自立“中央”和南下的错误，表示了北上的愿望。徐向前、李先念当时未在甘孜，未能参加这次会议。会后，红二、四方面军分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开始北上。七月三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下达了《北上抗日的政治工作保障计划》。

　　党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热烈欢迎北上，并指出：“二、四方面军迅速出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个方面军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并指出：“国际电台联络从六日起已畅通，张国焘兄将四方面军情形及意见电告，以便转达国际。”（38）为了争取张国焘迅速北上，二十七日，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二十八日，中央军委电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行动情况：“八月中旬可否出甘南。”希望三个方面军会合后，即能引起西北局面的大变化。八月一日，中央军歃电贺四方面军到达包座，并指示略作休息，宜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甘南哈达铺后再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州）西（固）一线，北进发生困难。同时，中央军委致电指出：敌朱绍良凭天然险要及原有碉堡线取攻势防御，封锁二、四方面于川康青甘边区内，阴我会合，并由川康抽兵分头追击。（39）五日，西北局根据党中央关于迅速出甘南的指示，决定组织《岷（州）洮（州）西（固）战役》。同时，红二、四方面军各纵队先后向甘南挺进。这时，党中央派出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西征军接援二、四方面军出草地北上。八月中旬西征军进驻甘肃境内后由左权、聂荣臻率领的一军团进至平（凉）兰（州）公路之间的德隆、会宁地区，一部伸出渭源地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

　　九月十一日，红二、四方面军进入甘南，占领洮州、通渭等地后，张国焘违反甘孜会议北上同中央红军会合的决定，要部队停下来，建立根据地。并电告中央红二、四方面军之实力及活动地区，同时提出：成立两个省委，一是以岷县为中心，名甘肃省委；一是以成徽为中心，名陕甘省委。政权组织为人民抗日革命委员会（40）。十四日，党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要主力立即占领德隆、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石河地区相机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41）十五日，二、四方面军为向定西、会宁、静宁线活动以会合一方面军夹击与迫击胡（宗南）敌发出致中央电。十七日，中央军委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我一师已到界石铺，现在静宁、会宁北端之单家集一带，准备配合。四方面军主力务须在三天内进占界石铺及以西地段，否则，敌军乘汽车将在二、三日内控制界石铺。

　　十八日，二、四方面军北上到过岷州三十里铺如开西北局会议，讨论如何贯彻党中央的电令。会议否定了张国焘西绕青海，进出甘北的错误主张，坚持既定北上同党中央会合的方针，阻止了张国焘再次进行分裂活动的企图。会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制定了《通（渭）庄（浪）静（宁）战役计划》。十九日，发布向静宁、会宁进军的命令，会后，张国焘擅自致电中央更改岷州会议决定，妄图推翻岷州会议决定。针对张国焘在战略方针上的歧见，朱德、任弼时连夜通知西北局委员赶到漳县，召开西北局会议。中央得知张国焘抵制北上战略计划，给予了坚决的制止，也由于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张国焘又不得不放弃西进计划。（42）二十二日，红二、四方面军到达漳州后再次召开西北局会议，根据会议决定，似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先机占领甘北，而后实现与一方面军会合，全力夺取宁夏的战略目的。（43）二十五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方面军总部的决定改变原计划，方面军总部重新下达北进命令。这时，党中央关于组织军委主席团致电二、四方面军领导，指出：“（A）四方面军北进部署规定，对整个战略计划甚为有利。（B）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贺、刘、关四同志意见，以六人组成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恩来因准备去南京谈判，此间，军委以毛、彭、王三同志赴前线与朱、张陈三同志一起工作。（C）主席团地点暂以在同心城附近为适宜。”（44）

　　十月二日，红一方面军前来迎接的红一师攻占会宁县城，八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九师进抵会宁的青江驿、界石铺与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第一师胜利会师。九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城。这时，红二方面军也经天水地区过渭河，走秦安、通渭进抵会宁的将台堡，同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至此，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合。

　　会宁会师，胜利地结束了红四方面军一年零七个月的艰苦长征。在这段时间里，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广大指战员历尽千难万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终于取得了胜利。这是党的正确路线战胜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胜利，是朱德、任弼时、刘伯承、徐向前、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中央战略方针的指引下，不断同张国焘进行斗争的胜利。

　　长征路上党中央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是围绕着北上还是南下，是团结还是分裂而展开的。在这些原则问题上，党中央同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历史的经验证明，凡是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的个人野心家是不得人心的，结局自然是以他们的失败而告终。

　　注释；

　　（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入川前后

　　（2）《西北特区委员会庆祝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成立祝辞》（一九三五年五月）

　　（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临时政府布告第一号》（一九三五年五月）

　　（4）《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给四方面军电》（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六日）

　　（5）《张国焘不同意川陕甘方针复电中央》（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

　　（6）《中央军委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对四方面军战略任务的指示（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

　　（7）《中央军委关于松潘战役的计划》（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8）《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

　　（9）《夏洮战役计划》（一九三五年八月三日）

　　（10）《中央为应专力北向不宜抽兵回击抚力致张国焘电》（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五日）

　　（11）《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

　　（12）《徐、陈对左、右军行动意见致朱、张电》（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13）《张国焘借口不能北进致中央电》（一九三五年九月三日）

　　（14）《张国焘命令部队回阿坝致倪志亮、周纯全等电》（一九三五年九月五日）

　　（15）《张国焘改变北上路线，致中央军委电》（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

　　（16）《中央为贯彻战略方针令张国焘速即北上电》（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

　　（17）《中央为贯彻战略方针再致张国焘令其即行北上电》（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一日）

　　（18）《张国焘违抗中央命令致电中央并进行诬蔑》（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

　　（19）余洪远（阿坝会议参加者）：《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的几次会议情况》载四川《党史资料研究》一九六二年第五期。

　　（20）余洪远（阿坝会议参加者）：《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的几次会议情况》载四川《党史资料研究》一九六二年第五期。

　　（21）《张国焘吹嘘“南下”是进攻路线致中央电》（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22）《张国焘关于南下部署致天云、维舟电》（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七日）

　　（23）《张国焘伪中央成立致中央电》（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五日）

　　（24）《张国焘伪中央攻击中央致电林育英》（一九三六年一月六日）

　　（25）《林育英关于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央路线致张国焘电》（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四日）

　　（26）《张国焘致共产国际代表团林育英电》（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27）《张国焘致共产国际代表团林育英电》（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28）《张国焘关于民族革命的高潮与党的策略路线的报告》（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29）《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第521-52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30）《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第53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31）《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第54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32）《目前我军行动任务的指示》（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

　　（33）《波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一九三六年五月）

　　（34）《波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一九三六年五月）

　　（35）《波巴独立政府组织大纲》（一九三六年五月）

　　（36）《国焘同志在五五纪念节上报告》（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五日）载《干部必读》第十六期

　　（37）《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第580页

　　（38）《中央关于二、四方面军迅速出甘南致朱、张、任电》（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39）《中央军委关于二、四方面军行动致朱、张、任电》（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

　　（40）《张国焘关于二、四方面军之实力及活动地共致中央电》（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一日）

　　（41）《中央军委关于四方面军应迅速控制以界石铺为中心之西兰公路致朱、张电》（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五日）

　　（42）《朱德致中央军委电》（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

　　（43）《朱德致中央军委电》（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

　　（44）《中央关于组织军委主席团致二、四方面军领导同志电》（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作者：盛仁学　　　 来源：《长征新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