霹雳大喇叭粤语:道德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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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褒贬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文化的差异之一就是中国传统的泛道德化色彩。如果说西方文化依靠理性的法律机制，中国文化则完全建立在道德机制之上。在中国，法律一直含有阴谋的意味。无论儒家也好，道家也好，甚至佛家，道德教化和道德洁癖一直是传统价值观的核心文化，甚至贫富都是无所谓的事情，以至于这种泛道德化无远弗届发展到反人性的程度。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到“君子固穷”，从“贫贱不能移”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从某种意义上，传统道德如同二十四孝一般，最后衍变成为桎梏中国社会发展的锁链。鲁迅说，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比如将技术应用和创新贬斥“奇技淫巧”，将外来文化贬低为“蛮夷”。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动力就是占据道德至高点，以此道德优势来建立自信和傲慢。

与其说马克思是经济学家，不如说他是一位道德家，他与资本主义的仇恨不共戴天，当然他更仇恨贵族精神的封建主义。正如当时的中国人鄙视西方“蛮夷”，马克思也极其鄙视“亚细亚专制”的中国。

至少在道德感方面，中国文化与马克思文化找到了共同语言——过去的现在的都是邪恶的，只有未来才是正义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都是腐败的反动的，都要灭亡。人人皆尧舜的未来才是好的。

人类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是战争所推动的，或者说是人与人之间的压迫、奴役和屠杀。人类社会与丛林社会从残酷程度上几乎是相同的。所以当达尔文发现动物世界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进化法则时，西方的资本主义拓荒者和先驱立即竖起社会达尔文主义大旗，将自己屠杀奴役原始土著民族的行为赋予上帝的旨意，而西方人不仅是顺应潮流的强者，而且是优等民族——其他人则是劣等民族。

尼采和法西斯主义则将这种去道德化发扬到极致。适者生存变成了强者生存胜者生存，这种反道德思潮随着八国联军的炮火将2000多年中华优越感扫荡一空，中国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自我危机和道德危机。发轫于五四运动的自我否定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至今尚未结束；而廉耻感和罪恶感在上世纪后半叶更是遭到彻底的消磨。

人的反道德化倾向是如此强烈，以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一度被封为圭臬，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胜者为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厚黑学狼图腾等等法西斯主义，一直是社会学意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即使被奉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开拓者，哥伦布麦哲伦无一不是杀人越货的海盗。

客观的说，滥觞于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嬗变，资本主义使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数百倍的增加。人类在拥有极其丰裕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争取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利和精神自由。马克思诅咒资本主义说：资本来到人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

除过马克思以外，几乎所有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都坚持“去道德化”。资本主义发迹于奢侈品，而奢侈品本身就是反道德的标志。从酒、香料、茶叶、鸦片到烟草、枪炮，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大量的雇佣童工和血腥剥削、还有贩卖非洲黑奴、对新大陆土著进行种族屠杀、对其他地区进行殖民统治、乃至两次席卷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大战……这些都是资本主义高歌猛进的“征途”和“战绩”，几乎每一步都是罪恶的、反道德的，但都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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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作为一种人类理想，常常沦为罪恶的借口。在电视剧《走向共和》里，袁世凯循循善诱地开导反对他的参议员罗文时说：“背叛一个人和背叛自己的政治道德是两回事。咱们搞的是政治，跟老百姓的道德那是两码事。那些个俗人的道德观念，何足论哉！在政治圈子里，就没有个人道德，团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对咱们来说，就是国家利益。”

如果说一切都是平衡的，有代价的，或者说有回报的，那么今天权力的富裕是建立在对我们父辈和当下穷人的残酷剥夺之上，正如原子弹和一处处楼堂馆所是用大饥荒中的数千万饿殍白骨堆砌。毛时代基本秉持军国主义思想，一切以先军主义和国家主义为核心，不择手段地进行严酷而血腥的原始积累，这种积累的残酷程度甚至超过西方原始资本主义的积累阶段。其特征就是极端的去道德化和道德焦虑，在整个社会在极度的道德贫困中走向崩溃，互相撕咬互相出卖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与此同时，爱情、文化、艺术和性被压抑到几乎窒息。宣传机器则以大公无私拾金不昧英勇献身来营造一种虚假的道德繁荣，一边进行道德说教，一边以划清界线人身污辱游街群殴杀戮等公开暴力和持久恐怖，来宣示统治者的道德优势和道德洁癖。反道德和泛道德同时出现在一个狂热失序、道德崩溃的中国。在这种道德饥渴引发的亢奋中，国家的最高权力者被崇高化和神圣化，成为道德的楷模和完美的教主，最后神化为上帝。

专制体制的最重要特点就是以道德代替法治，政治衍变为残酷的道德法庭，所有的人性都成为一种罪恶，专制权力以道德的名义将每个人置于被告席。专制体制下的每个人都是有罪的，至少都是潜在的犯罪者。这种对罪恶的恐慌和焦虑不仅营造了社会恐怖，而且进一步激发其可怕的道德狂热，一个“人人皆舜尧”的共产主义就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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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的反自私反人性最后常常走向它的反面，将道德视为迂腐愚蠢的表现，将仁义的宋襄公视为“蠢猪”。垄断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重商主义的高级阶段，被垄断一切权力的政治在帝国主义阶段被刻意的道德化，帝国成为国家与上帝的共体。而在中国，社团政治始终是道德的化身，道德也被赋予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功能。或者说，道德被社团所“代表”，以社团的“先进性”和“伟大光荣正确”来鼓吹其道德的优越感。与其说是以道德来代替法律，不如说道德就是法律，道德就是政治；而一切道德都来自权力，就如同一切权力都来自暴力。

当很多年前中国人一起大喊“发展（发财）是硬道理”时，我们已经踏上了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征途，这是一条通往财富之路，也是一条血腥之路。富裕必须的代价之一就是去道德化，“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只有去除道德束缚，秉承实用主义路线的资本主义才能落土扎根。我们这么做了，所以我们终于富了。

当然，我们常常把三聚氰胺当成牛奶，我们常常把穷人从我们眼前赶走，即使他们下跪自焚，我们都无动于衷。

从某种意义上，原始资本主义的血腥道路是人类的一场灾难，在取得经济进步的同时，社会陷入一片“道德的贫困”之中，其巨大的道德成本和道德赤字使一切进步都变得毫无意义。因此，资本主义后期开始进行一场波及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等所有领域的社会革命，在宗教狂热逐渐消解的背景下，社会道德重建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正义和文明开始得到广泛的尊重。这是马克思所没有料到的。

福特在发明生产线的同时，也发明了8小时工作制，并且将福特员工当做福特汽车的消费者来看待。英国议会对工人阶层和女人开放了政治的大门，选举权以和平的方式修复了社会良心。同样，当摘棉机和联合收割机将数千万黑人赶出南方的农场时，美国政府选择了打开政府大门，无数黑人成为政府职员。即使如此，马丁路德金依然以他的梦想映照出一个国家的道德贫困。

如果说上个世纪60年的美国黑人暴动和80年代的英国城市暴动都属于一场争取平等权利的政治运动的话，那么如今发生在英国的骚乱纯粹就是一场社会破坏，骚乱者没有组织也没有政治意识，不抱有任何改造社会的愿望，只不过是为了蓄意破坏和掠夺财富，“参与骚乱的许多人可能来自低收入的高失业率的地方，如果不是大多数，至少很多人看不到未来的希望。”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说，骚乱显示英国社会的“深刻的道德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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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是道德的产物。《战国策》中说：“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中国从远古以来讲究“以德服人”，“近者说（悦），远者来”。无论孔孟之道还是老庄之经，都是对道德的诠释和解读。“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道德是一种支撑，一种不可或缺的价值支撑。道德不仅规范了我们的行为方式，甚至为我们树立了人生的目标，标明了人的价值本身。在宗法体制下，道德以法律的形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中国逻辑——礼：“诱之以利，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胁之以威，授之以渔，绳之以法，导之以行，勉之以恒，持之以恒，学之以恒，行之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道德永远是人类的一种理想，世俗化是一种反道德过程，必然导致道德的沦丧和道德的贫困。在中国传统的礼文化和宗法制度下，道德的贫困使我们不得不寻找到了一个叫“面子”的东西来代替，以此来获得逻辑的完整和权力的合法性，在现实中换取发展、发财。事实上，孔子和孟子都是现实世界的丧家犬，孔孟之道从未在实际政治中得到施行，道德沦为一种权力的牌坊和暴力的包装。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福柯则说，权力就是真理。从现代以来，“特色”、“国情”就成为中国权力的借口，将道德彻底变成一种装扮强权和暴力的面子文化，道德成为反道德和不道德。面子是一种伪道德，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聪明者应用自如，迂腐者信以为真。这种伪道德在资本主义发轫之初即土崩瓦解。上帝不过是一种施行罪恶借口——因为上帝总是会宽恕人类的一切罪恶。

如果说，法的精神是西方文化的特点，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常常以道德为人之根本。但礼崩乐坏的历史根本不足以维持一个道德中国，道貌岸然的面子文化成为道德贫困的皇帝新装。事实上资本主义在中国落草为寇，最大的成效就是推倒仅存的那个道德牌坊。在世俗化的经济社会中，任何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伪道德都是不堪一击的。远在王朔之前，所谓的道貌岸然如同孔乙己一般沦为市井文化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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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代替“红宝书”成为中国人的圣经时，一个真正的去道德化时代来临了，它告诉人们，皇帝没有新装，同时，皇帝也不需要新装。对自私正当性的承认甚至歌颂，宣告了新中国人的解放，我们可以大胆地拥抱金钱——不管是你的，是他的，还是我的，统统都是我的。成功是一切，结果是一切，发财是一切，其余的都是手段问题，而手段只需要从成本考量，同时，道德不构成任何成本，道德与环境一样只是一种没有主人的公共资源。

去道德化时代最大的特点是社会的彻底无耻化，官员以公权力来勒索公民，国家暴力滥用合法伤害权，老师医生干的是绑架劫持的营生，作为社会秩序底线维护者的法官公开出卖正义……

在一个用机枪坦克屠杀学生的国家，就像一切充满阴谋的宫廷政治一样，结果正确可以证明手段正确，在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大行其道之时，不择手段成为一种常用的手段。因此，牛根生们不会为被毒奶粉而道歉，只为危机公关不力而郁闷；文强南勇们不会因为贪腐丑闻而感到羞耻，只为官场的失势而抱憾；郑民生们不会为杀戮学童而羞愧，只为经济失意而愤怒；王勇平不会为和谐惨案而悲伤，只会为自己台词不熟而沮丧；穷凶极恶的城管们不会怜悯艰难求生的小摊贩，只为抢劫“战利品”而庆贺；暴力拆迁者也不会对迫害一个守法公民的家破人亡产生任何罪恶感，他只是为了一份奖金；狱警不会觉得虐待囚犯有何不妥，因为只有虐待才能勒索到钱财。

去道德化导致严重的道德透支和道德贫困，从杨佳到郑民生到钱明奇，不难看出一种出自道德讨伐的心理基础。这种道德讨伐一直是中国反精英群体对精英群体的话语方式。精英们“奉天承运”，反精英们“替天行道”、“杀富济贫”。道德至高点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合法的民间权力来源。

当下，中国官方又一次陷入一场反低俗的“道德运动”之中，这种道德焦虑跟癫痫一般，一直在周期性地发作。从1980年的邓丽君、口红到今天的超女、歌厅、网吧，无能的执政者一方面在制度建设方面毫无建树，在社会公平方面毫无诚意，在民主正义方面猥琐逃避，另一方面，却舍本逐末地一次次掀起全民道德运动。从挥霍奢华的一场接一场的运动会，到一笔接一笔的海外赞助或海外采购，从孔子学院到国家形象工程，以掩耳盗铃的道德狂热来弥补权力的道德贫困和道德焦虑，用虚假的面子文化来营造伟岸的道德富足。官方的调查一次次显示，中国老百姓的幸福比例超过70%，而美国公民的幸福感不到40%。

童大焕在《底层沦陷与上层逃离》一文中揭示了中国“人财两空”的道德困境：上层在刮地三尺的掠夺性发展中杀鸡取卵式地榨取社会剩余价值，然后快速逃离；下层和子孙后代则被迫陷于自然环境和人心败坏的恶劣环境中苟延残喘。整个社会缺乏凝聚力与社会共识，离心离德，环境破坏、道德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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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实用主义在中国的滥觞，去道德化的经济道路进一步加深了道德贫困，深受君师文化和道德优越感传统熏陶的中国社会时刻忍受着道德焦虑的煎熬，这种道德焦虑在精英阶层更加明显。当精英阶层彻底满足了物质优越之后，道德优越成为一种最普遍的饥渴。在去道德化时代，道德贫困成为一种普遍的贫困，道德因此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或者说，当金钱成为美德之后，美德将不复存在。

道德贫困之下，对道德的急切需求最后演化出畸形的道德焦虑。这种道德焦虑以道德敲诈、道德迫害、道德歧视、道德标榜和道德狂热为主要表现方式。

在汶川地震之后的全国募捐运动中，几乎所有人都被卷入一场道德敲诈之中，范忠美章子怡和王石只是这场道德敲诈的祭品之一。与此相反的是，艾未未先生所展开的理性的公民自救运动，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遭到冷遇和打压。

道德迫害在层出不穷的警察虐待妓女和将犯罪人（嫌疑）游街等官方丑闻中表现最为典型，执法者公然违反法律，如同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迫害“女巫”，他们“正义凛然”地披起道德裁判的画皮，非法侵犯和迫害弱势公民。可以说，对“换妻”事件的法律审判本身就是官方的道德越轨行为。

道德歧视已经成为一种中国特色，对农村和城中村进行肆无忌惮治安扫荡，对农民工等群体的歧视更是无处不在。这种歧视文化早已经成为中国春节电视晚会的主旋律。道德焦虑更加凸显了难以自拔的道德贫困。

道德标榜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以吏为师”和“以君为师”，官场变成秀场，做官如演戏，老练的官吏们个个是作秀的高手，道貌岸然和男盗女娼做到天衣无缝。深入基层、亲切慰问、艰苦朴素等等，一个个大小影帝栩栩如生简直如同上帝下凡。官吏群体不仅垄断了一切权力资源，更进一步试图垄断道德资源，将他们塑造为道德的富翁。正是这种企图，才导致了“三个代表”话语的高调出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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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教旨意识形态崩溃之后，道德贫困的再也难以掩饰，道德狂热成为官方的救命稻草，从对中小学生进行的“思想道德”教育，劳民伤财大张声势的尊孔拜黄祭祖，到持续不断的“学雷锋”运动和“感动中国”评选，道德始终没有回到其应有的民间位置。打击网吧、扫荡“城中村”、“扫黄”等成为官方陷于道德狂热的标志性事件。道德狂热现象深层原因是极度的道德贫困、道德缺失和道德焦虑。

黄仁宇曾经说：“以道德标准辅助刑法，中国缺乏结构上的实力足以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她缺乏必要的应变能力。提高人民生活程度不是它的宗旨，所以他所标榜的道德无非也带着泥土气息。”在唯发展论的国家利益面前，国富民穷是一种必然结果，所谓的发展只是对国家而言。国家就是一个巨大的公司，一个垄断暴力机器的大地主，彻底垄断的权力和土地都是获利的手段。权力与资本结合，颠覆了一切法律与道德，沦为社团私产的国家只是一个牟利工具，这本身就颠覆了国家应有的关于公平正义的道德伦理。无论茅于轼易宪容还是陈志武，这些有良知的经济学家都是从起码的道德角度来批判这个国家的，而不是用什么高深的经济理论。

从毒奶粉毒疫苗到铅污染毒泄露到723和谐灾难，去道德化使发展本身没有任何道德成本，因此发展才取得显赫的成绩，尽管由此产生了严重的道德赤字和道德贫困。正如同屠杀印第安人和奴役黑人无罪，所以才有了新大陆的暴富。巨额的道德成本因此会在历史层面累积，而不会自然消失归零。这种道德成本总有一天需要偿还，当它被承认是成本的时候。但目前，道德不是成本，所以我们可以为所欲为，或者说，我们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对祖先、对后代、对穷人、对富人、对公民、对国家、对人类、对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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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就是作为道德理想国建立的。将近400年前，一群高尚的清教徒乘坐“五月花”踏上这块蛮荒之地，只因为这里没有丑恶的权力和专制的统治。事实上，《五月花公约》成为这个道德传说的最好注脚。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说：“无论个人还是群体，都不会将道德古训当回事。如果毁誉褒贬落在一个群体身上，由他们共同分担，人数越多，就越与品德无关。良心作为一杆秤，它对于个人尚且靠不住，对一个群体就更加没有意义。”2010年12月，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议案，向印第安土著和美国黑人支付46亿美元，作为历史上种族歧视的赔偿。其中，印第安人将得到34亿美元，美国黑人将得到11.5亿美元。此前美国政府已经向1.6万名黑人农民支付了超过10亿美元，他们中的大多人都得到了大约5万美元的补偿。内政部长萨拉扎尔表示，现在是美国政府纠正过去错误的时候。他说：“这是美国历史上的一天。也是对最早来到美国的印第安人的重要日子。”作为美国人最重要的感恩节，就是用来感谢印第安人对早期移民的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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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有句谚语，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道德是上帝的事情，法治是凯撒的事情。在没有上帝的中国，凯撒就是上帝。或者说，凯撒总以为自己就是上帝，特别是当他狂妄到不知自己是谁的时候。当然，上帝总是在不怀好意地看着愚蠢的人们，等着有一天宽恕他们——虽然中国不宽恕文强——其实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捷克前总统、著名学者哈维尔曾深刻地反省道：“在我谈到崩溃的道德环境时，我是指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全都顺从了这个制度，都把它当做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维持了它的运转。换言之，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对这个制度的存在负有责任，没有什么人只是一个受害者。是我们所有人制造了这部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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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去道德化的时代，道德贫困是无法避免的，而且还会一步步加深。在一个鬼鬼祟祟的权力文化下，法律和道德永远不在现场，失控和无耻是一种常态。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无所不用其极，无法无天。GDP主义本身就是唯利是图的吃屎哲学，只有每个人都吃屎，才能拉动GDP。如果用道德的尺度来衡量中国，那么居者有其屋的廉租房制度应当代替血腥空置的房地产，廉价而充足的客运能力应当代替空荡荡的高铁，阳光法案和陪审制度应当代替“双规”和美女法官……但这个时代与道德无关，如果用道德来评判这个时代，无疑是一种触目惊心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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