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主封印芯片怎么样:小升初成‘拼爹’游戏,花销不菲,家长学生苦不堪言

“如果你没有经历过，根本就不知道这里面有多疯狂。”晓雯（化名）的妈妈王女士认真地说。

今年9月开学时，晓雯将要入读北京市一所重点初中。想起过去王女士有些心酸，两年没有节假日不分寒暑的苦读生活，将近5万元的巨额“坑班”开销，换来一张初中入学通知书。

王女士和丈夫工作在外企，日常接触了很多外国同事。他们对小孩的教育观点非常简单：认为小学是一个孩子学习基本为人准则并和周围小朋友和谐相处的阶段，让他们懂得尊重别人、了解自己、懂得团队协作，比学会书本知识更重要。

抱着这样的想法，在晓雯上小学之初，王女士就有意给孩子创造宽松的环境，不给孩子额外作业，节假日经常外出游玩。“那两年孩子过得很高兴，没有烦心事。”王女士说。

“我就一直在这种幻觉里生活着，直到被小升初备战的先行者们惊醒，别的家长说我们是‘裸奔’。”王女士苦笑着说。

有相关专家表示，在近十几年间，北京市的小升初政策从《义务教育法》的立场逐渐退步，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被逐渐模糊。隐性和变相的考试已经压倒了免试入学，以权择校、以钱择校、以优择校成为正式制度。

“多年来，北京‘小升初’乱象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治理，反而更加复杂混乱、五花八门，让家长和学生茫然无措、不堪重负。”知名教育学者杨东平称。

疯狂的小升初

小升初的严峻，并不被王女士料想到。

直到有一天，王女士丈夫的一位同事带着孩子来家里做客。聊天时，得知这个小男孩刚考上北京市“人大附中”，一所北京超一流学校。

“人家开口就问晓雯有没有参加‘占坑班’，英语有没有拿到FCE，有没有走美（一个奥数比赛简称）的成绩？当时我和孩子都傻了”王女士回忆道。

同事让她先上几个“小升初”论坛上看看，“先掌握基本知识，扫扫盲，才能再聊。”

此后的几天，补课的王女士发现自己多么孤陋寡闻，“在北京，小升初最难，中考最容易，高考介于两者之间”。多年从事“小升初”课外培训的人士介绍。

而晓雯要想进到一所不错的初中，有以下几种途径：

最简单的是等着“电脑派位”。按照学区划片、以电脑随机摇号的方法分配学位。

不过，由于学校之间的教学差距，且许多重点名校明确表示不接收电脑派位学生，该项政策执行几年之后，效果并不好，派位到薄弱校的学生出现了较大面积的二次流动。

“万一把你的孩子给派位到一所薄弱校，学生天天抽烟、旷课，好多都是外地孩子，你愿意自己的孩子跟卖菜、卖大米的孩子上同一所学校吗？”王女士有点自己的“歧视”。

数据显示，近年来，参与电脑派位的人群日益减少，已经从起初的80%以上，降至不足50%。

除此之外，“小升初”还有占坑班、点招、推优、特长生、共建生、条子生等几种择校途径。其中多种途径对于王女士等人，基本是“此路不通”。

比如“共建生”，属于北京特色的“小升初”政策，由国家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与重点学校通过“合作共建”，满足本部门职工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共建单位有时利用公共资源给重点学校额外投入，有的是职工自付费用，以“共建”名义统一交给学校。

“据我所知，有的优质中学共建单位多达几十个，多是一些要害部门，比如教育、财政、发改等。说白了就是赤裸裸的‘以权择校’。”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直言。

而所谓的“条子生”，则更为直白。一些家长直接通过特殊社会关系，使自己的孩子获得重点学校的入学机会。

“‘条子生’的家长部分来自辖区建设有影响的要害部门，如工商、税务、规划、纪检等；还有一些是级别较高的部委官员。据对部分中学校长和家长的调查显示，重点学校的‘条子生’一般占当年招生人数的8%-10%左右”，近期，一份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完成的专门报告显示。

在每年的升学季，北京的名校校长们总能收到众多条子。甚至有学校每年会设立一个临时机构，叫“条子办”，专司处理。

“条子生、共建生，都是‘拼爹’的游戏，咱们玩不起，只能老老实实靠成绩，一步一步来博取学校欢心。”王女士说。

这一步一步包括：占几个牛校的坑，到若干校外培训机构考证；英语通过FCE考核，三一考试达到9级；奥数在几个重要的全国性比赛中获得一、二等奖……围绕这些，王女士和晓雯被拖入到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之中。

疲于“占坑”

王女士，先给晓雯占了个坑。

即在心仪的学校周围，参加学校组织的培训或与学校有关的社会机构培训班，先占位，等待参加该学校最终的录取考试。

据一位熟悉北京“小升初”历史的专家介绍，“占坑班”起源于1998年，当时由于“小升初”由统一考试改为“电脑派位”，一些家长不愿意孩子进入薄弱校就读，而重点学校为争优秀生源也不愿意接收“电脑派位生”，于是以“奥数”培训为主的培训学校充当起替重点中学选拔学生的功能。

比如，人大附中的“华罗庚数学学校”，就是最早举办的和最有影响的面向小学生的课外培训机构，后来更名为“仁华学校”。

目前在北京，几乎所有名校都有自己对口的培训学校，只有进入该校就读，才有可能将来被“点招”进入该名校。此后数年，不断考试、筛选、排位，只有在六年级时排名最前的一部分学生才能进入重点中学。

为了能够获得这样的机会，很多学生从小学三年级起就经考试进入培训学校，同时，为了确保有更多的入学机会，很多家长选择了给孩子多占几个坑。

“我知道厉害的家长甚至能占2所市重点的坑，3所区重点的坑，到处押宝，哪个坑管用算哪个。”王女士介绍。经过仔细的分析，她给晓雯报了2个坑，最终有一个没有考上，占到1个坑。

“我们虽然只占到1个坑，但是是金坑。”王女士笑着说。

据她介绍，在家长中将这些坑分为几种，分别冠以金坑、银坑、土坑以及粪坑的称呼。

“金坑”是指与最顶尖的中学录取关联性最大的培训班，“说白了，就是上‘牛校’必须要有的敲门砖。”

王女士表示，对这种非坑班不录的且是自己孩子未来目标校的金坑，坚决要上，且要认真地上，努力提高坑班的成绩，考好每一次大小测验，稳扎稳打，才能胜利在望。

目前，北京知名的几家“金坑”包括仁华学校（对口人大附中）、水木龙华培训学校（对口清华附中）、101培训部（对口101中学）、四中网校（对口北京四中）等。

至于“银坑”，则是学校的知名度、录取力度次之；“土坑”指的是在重点校里最一般的，即便上了这所中学，未来进入好的高中、考上好的大学并没有多大的把握。

“粪坑”基本就是说与升学、录取没有什么关系，可又不明说，但又让交钱培训，属于误人子弟，信息不对称的家长容易上当，说白了就是陷阱。

“粪坑坚决要回避，浪费钱财事小，浪费时间精力误导孩子家长事大。”王女士说。

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因为晓雯上的这个金坑，最后令她接到了心仪重点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小升初”之战不菲花销

不过，王女士现在回想起孩子这两年的坑里生活，五味杂陈。

首先是节假日时间全部用在陪孩子上“金坑”上。她们的住所离“金坑”颇有些距离，每次都要早晨6点半起床，开车赶过去上课。 “冬天天还黑着，一般孩子都在车上睡会觉，到了地方我再叫醒她。”

而“坑班”尤其是“金坑”课程，远远超出了对小学生的要求。一般而言，“奥数”教育是所有“占坑班”教学的重点，此外是英语。

晓雯上的“金坑”，5年级的英语就以《新概念2》为载体。内容包括：对一般将来时、将来进行时、过去完成时、间接引语、条件句、情态动词 must，can，may、动名词、介词等八种语法项目进行了深入学习和训练。

“往往是一节课的内容，要花几个小时消化，还要写作业，基本上没有双休日。”王女士说，“以前周末我们老去的小农场再也没去过，美术馆2年来也就逛过一次，还是孩子生日去散心的。”

除了时间，还有不菲的学校开销。晓雯所上的“金坑”，每门课每学期学费2000元，语、数、外三门全上，4个学期总共两万四。此外，由于晓雯数学基础不太好，在上坑班的时候觉得吃力，王女士给她又报了2个数学辅导班，2年下来大概也花了将近一万五。

“杂七杂八加起来，这两年花在坑班的费用，大概有4到5万。”王女士说。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完成的报告中显示，对北京市部分家长所做的一项问卷调查也显示，坑班开销惊人：

90%以上的“占坑班”家长每年花费在8000元以上，多数占坑的学生都会选择2－3个左右的“坑”。

据估算，多数学生的课外培训费用达到每年3-5万元，多的达6-8万元。从三年级孩子进入坑班起，至六年级面临“小升初”，一些家长四年实际花费可达10万元甚至十几万元。

“2010年度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073元。按一家三口人计算，每年孩子就读‘占坑班’的费用约占家庭可支配收入近半。”上述报告称。

对此，多位教育界人士均表示，“占坑”的存在，其实是名校通过考试选拔生源的主要机制。而表面上，名校无需自己组织考试招生，从而规避了政策风险。

“但是这种做法，与义务教育中关于免费、免试和就近入学的政策要求，绝对是背道而驰的。”杨东平教授表示。

不过，对于“占坑”做法，王女士态度十分复杂：

占坑、学奥数、考证，在她看来，是自己这样阶层的普通民众一种“无权者的权利”，“当上帝关闭了你的一扇门，就会为你开启另外一扇窗--上帝关闭了我们孩子走‘后门’的可能，而孩子只能自己奋斗。”

“我也知道不值得，可不这样做，怎么办？期待体制的改变？我们不敢拿孩子的未来赌啊。”王女士说。

她用一辆疾驰的列车做比喻，“要不你选择上车争夺一个座位，要不你就只能守在路边看列车远去。”

而她，也从开始的菜鸟到现在的骨灰级选手。在她介绍的一个“小升初”论坛上，已经有一批新乘客准备上车。

“2012年的集结号已经吹响。”一个家长在论坛上发帖。

读者2011-08-30 09:06

作为一个3个月小朋友的爹，站在以冷空调而闻名的九号线上，感觉到阵阵寒意，连绵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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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黑幼儿园死灰复燃 学前教育供需瓶颈求解

21世纪经济报道 王峰 北京报道 2011-08-30 01:12:35  

北京市对黑幼儿园的取缔过去三四个月后，一些黑幼儿园开始死灰复燃。

在该市南郊大兴区德茂庄的一片平房区，一名三轮车夫将记者轻松载到了一家仍在营业的黑幼儿园。

这名三轮车夫告诉记者，就在几天前，他带着一个四处寻找“便宜”幼儿园的母亲来到了这里，后者承受不了每年万元的合格民办幼儿园的收费。

大兴区是北京市乃至国内黑幼儿园现状的缩影。卫生、安全状况欠佳的无证幼儿园以其低廉的收费接纳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虽频发的安全事故时刻危及这些孩子，但公立幼儿园的身份高墙和合格民办园高昂收费，又使得他们不得不与黑幼儿园为伴。

突出的“入园难”问题，被形象地概括为：“公办园俏、民办园贵、黑户园乱。”

采访中专家给出的建议是，加强政府对各类幼儿园的学前教育投入、降低幼儿园办学门槛，规范幼儿园管理，乃至将幼教纳入义务教育。

当中的深义是，通过增加政府投入，打破公立幼儿园不彻底的“双轨制”改革。这意味着，真正降低公立幼儿园和合格民办园的门槛，将正式生和外来生一视同仁，取缔缺乏监管的高额赞助费。

民办幼儿园之困

在德茂庄，一扇紧闭的铁门之后，100多个孩子仍在其中嬉戏。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一天也没停过”。

这是一家明显不合格的幼儿园，30多名3岁左右的孩子挤在一间教室里，教室的后面就是尿桶。一间20多平米的睡眠室里摆满了双层小床，这名负责人说，“如果睡不下，剩下的人还可以到大教室里去睡”。

采访中有业内人士承认，由于成本核算等问题，类似幼儿园确实存在不少卫生和安全隐患。

今年3月14日，正在丰台区的清理行动进行之时，丰台区一辆黑幼儿园超载校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

因着这些事故，不少业内人士对政府的整顿表示理解，也盼望收编整顿。但更多地，他们在抱怨政策天花板。

“如果能通过审批，谁愿意去开黑幼儿园呢？”李萍（化名）说，她在今年开过一段时间的幼儿园，但很快退出。

“我一开始就没想过到教委注册，因为条件肯定不达标”，李萍说。她的幼儿园最终注册成了一家教育

咨询公司，成为目前黑幼儿园最普遍的形式。

今年 5月1日施行的《北京市举办小规模幼儿园暂行规定》也没能改变民办幼儿园的高门槛。李萍告诉记者，在北京市一个教育事业发达的区，就没有按照《暂行规定》审批，“他们自称担心政策会变”。

《暂行规定》要求建园的注册资金不低于50万元，但在北京市西城区，内部人士告诉记者，申办一所民办幼儿园的注册资金标准仍是200万元。直到现在，西城区只有3所在教委注册的民办幼儿园，其中一所还是原中央部委下属改制的幼儿园。

“对幼儿园的标准不应由教育主管部门规定，而应交给更了解情况的专业机构和行业协会制定”，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记者，“幼儿园最重要的是师生比、安全卫生条件，设置一个注册资金门槛干嘛？”

场地等限制性条件也是难题。

“北京的小型幼儿园越来越难办了”，李萍说。《暂行规定》里要求幼儿园是租赁场地的，租赁期应不少于3年。“在北京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哪个房东会愿意一租3年呢？”李萍说。

大型幼儿园同样不容乐观。一名在北京市某中心城区教委负责民办幼儿园审批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办一所大型幼儿园，前期费用至少需要300万，而且经过3年才能实现盈亏平衡。教学还要有特色，否则家长马上转园了”。

部分转园家长对收费并不敏感。但是更多的家长不是这样，“在朝阳区，好的私立园每月收费动辄四五千元，双语幼儿园上万元，根本负担不起”，一名家长说。

政府幼教管理的不完善，让一些条件较好的私立幼儿园价格高企。上述负责审批的教委工作人员介绍，尽管登记的民办幼儿园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但被允许盈利，如其所在区“要求幼儿园将盈利的25%留作教育发展经费，且收入只能用作发展教育事业”，但对其余的盈利未作规定。

一些“合法”的民办幼儿园令人趋之若鹜。在丰台区，一所占地3层楼的民办幼儿园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今年已经不招收2008年8月31日以后出生的孩子了。“我们的小班规模是每个班25个孩子，教委允许我们招到30人，可现在也已经满了。”

记者根据《北京教育年鉴》统计，2009年北京市总共只有304所民办幼儿园，这与媒体报道的过千所黑幼儿园的数量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些黑幼儿园数量，从侧面佐证幼教的旺盛需求。

北京黑幼儿园死灰复燃 学前教育供需瓶颈求解

幼教需求待解

需求虽然增长，供应却一直在减少。

不只合规的民办幼儿园数量少，北京市幼儿园的总量也在逐年减少。

本报了解到，从2006年至2009年，北京市登记在案的幼儿园数量从1361家减少到了1253家。全国也是如此， 1996年全国共有幼儿园18.73万所，2009年则是13.82万所。

与此相对应的是，北京市幼儿园教学班的数量从2006年的8051个增长到了2009年的9036个。

“幼儿园数量减少与教育主管部门追求规模化办学的形象工程有关”，熊丙奇说，“这在整个教育行业都是如此，比如有些地方出现了学生过万人的超级中学，但这并不利于学校管理和教学特色的形成”。

“超级幼儿园”解决不了“入园难”问题。2009年，北京户籍的学龄前儿童就有41.04万，而当年的入托幼儿只有24.7778万，其中外省市幼儿只有6.0311万。

而据来自2010年前的预测数据，人口增长高峰的峰值将在2011年前后出现，新生儿数量将达到每年2011万人。

这些孩子怎么办？教育资源稀缺的根本原因，被归咎于政府投入不足。

自1997年至200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各类学校教育经费情况显示，投向幼儿园的教育经费占全国总教育经费的比例保持在1.3%左右。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孙志军介绍，我国的学前教育事业经费没有单项列支，一直包含在中小学教育预算之中，总体水平很低。解决办法是，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至少也要纳入一年，以此强制地方政府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熊丙奇说。

“政府应该为各种类型的幼儿园提供扶持手段和投入”，熊丙奇说，“教育部不是公立学校的教育部，而是全民的教育部”。

体制症结

下一步，纾解幼教之道，聚焦到推进幼儿园体制改革上。

回溯历史，从建国初，我国学前教育一直是两条腿走路，即国家办园和社会力量办园两相结合，后者指的是企事业单位和集体办园。

1995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开始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很多企业园被推向社会，机关园被逐渐断奶。1996年，北京市工业企业开始撤销自办园所，向市场步伐迈进；但这一年北京仍有各类幼儿园3099所，数量远超现在。

2001年，北京市教委出台《幼儿园办园体制改革办法》，实行部分学前教育体制改革，要求逐步实行按成本收费、明码标价，家长可根据自身经济承受能力选择幼儿园。

但直到如今，这一改革仍未完成。记者根据《北京教育年鉴2010年卷》统计发现，北京市登记在案的幼儿园种类多达10种以上，“这些多是在以往各个单位为工作人员办福利的基础上办起来的，现在多数企业和机关单位办的幼儿园没了，但福利性质的幼儿园仍然还有一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袁连生说。

学者介绍，北京市目前登记在案的幼儿园分为四类：教育部门办园、集体部门办园、民办幼儿园、其他部门办园。

教育部门和机关办园属公立范畴；集体部门办园可细分为街道办园、部队办园、大学办园、科研机构办园等形式。

当中屡被诟病的是，由于幼儿园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公立或集体性质幼儿园普遍存在收费双轨制。

据了解，根据北京市教委和市财政局此前下发的文件，对一些公办幼儿园进行改制，允许改制幼儿园按成本收费，当时全北京仅批了8家。

“改制幼儿园多数是街道、事业单位办园，这些单位不愿意出钱投入到幼儿园，于是允许其按照办园成本收费”，袁连生说，“核心是改变收费标准”。

逐渐，这场改革波及到公立幼儿园。比如针对机关职工子女的六一幼儿园也纳入改革，改革后教育部门不再给六一幼儿园拨款，而按成本核算收费。

然而这种核算并不彻底，成为双轨制运行，这些幼儿园同样有一部分名额开放给社会，收取赞助费。

“的确公立幼儿园应该执行政府定价收费”，袁连生说，但北京市公立幼儿园收费标准仍参照10年前，最高每人每月230元，“这显然不能满足办学需要。而如果政府拨款不足，公立幼儿园就只能走收赞助费这条路”。

以北师大幼儿园为典型，“公

立”名额接收校职工子女，每月大概只需500块钱（含饭费），相当便宜；还有部分名额开放给社会，价格不菲，以赞助费形式来弥补学校拨款的不足。

 有钱造大学.没钱建幼儿园？民办幼儿园的政策困境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