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天停车场施工图:论冯云山

论冯云山

苏双碧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杰出的组织家和实践家冯云山（1815—1852），广东花县禾落地村人。从小读书，屡试不第，是地主阶级的下层知识分子。1843年他在紫荆山创立拜上帝会，利用宗教形式组织群众，揭开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序幕，成为拜上帝会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实际创建者和奠基人。《李秀成自述》说“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这当是历史事实。但在太平天国历史的研究中，由于洪秀全的教主地位和杨秀清的雄才大略，对冯云山的评价就往往有受制于洪、杨之感。有人用“屈居”、“让步”来解释冯杨关系，用忠实的追随者来概括冯洪关系，这是不能揭露历史真实的。我想就有关冯云山的评价问题进行一些研究分析，以便对冯云山作出一些比较客观的评价。

　　对冯云山初期革命活动的考察

　　冯云山和洪秀全作为不得志但有抱负的乡村知识分子，面对着清王朝的腐败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产生了变革现实的思想，基本上都是代表为中国寻找出路的思想倾向。但仔细考察一下他们的活动，就可发现他们当初的思想动机和所走道路显然是不同的。从现有的材料看，洪秀全主要是想通过向西方学习，对中国社会进行一些改良。而冯云山则侧重于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斗争，以推翻清王朝的黑暗统治，较洪秀全更具有革命的实践精神和艰苦的创业精神。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农民战争都是披着宗教外衣出现的。在狂热的宗教活动背后，总是“隐藏着实实在在的现实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6页。）在冯云山看来，单纯的宗教活动是不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的。因此，当他接受了洪秀全的洗礼之后，并没有热心去钻研上帝教的教义，更没有想去争取洋牧师的洗礼以求得传教士的合法身份，而是在公开的拜上帝教的旗帜下，开始了革命活动。

　　1844年2月，洪冯被迫失去教席后，决计要“远适异省，到各村镇宣传真道。”（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于是冯云山远离家乡同洪秀全一道去了广西。必须指出，这时他们虽然是同行，但想法却不一样。冯云山是想找一个适于发展拜上帝会的地方，来实现改造中国的愿望；而洪秀全却侧重宣传“真道”，没有太多的实际设想。因此，当他们在广西贵县赐谷村苦心经营了七个月后，分歧出现了。据记载，当时“秀全与云山先将拜上帝信耶稣之教道为众宣讲，口才佳妙，极有感力，听者不特即行接纳其道，而且信洪冯二人乃上天特派到此传真理与彼等者，即皈依受洗礼者逾百人。”（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可见形势很好。但洪秀全却借口“表兄家苦，甚难过意”（《太平天日》《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2册第644页。），“若任其中表长久供养如许宾客，实为不易”（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决意离开那里。这就暴露了洪秀全的思想深处并没有把发展教徒和农民起义联系在一起的事实。据《太平天日》记载：当洪秀全与“南王到田寮，语言有拂逆”之后，洪秀全竟然作出决定，要冯云山立即离开赐谷村，同后来的洪仁球、洪仁正等一起回广东。怕冯等反对，不能成行，洪秀全便连夜离开赐谷村到林桥。冯云山对此很恼火，但不好多议论，还是洪仁正对洪秀全说：“尔连夜私走，人有猜疑焉。”（《太平天日》《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2册第644页。）之后冯云山被迫离开了赐谷村。不久，洪秀全也回到了广东。

　　这里值得思索的是：洪秀全离开赐谷村之后，在广东两年多的时间，主要是在充实拜上帝教的教义，并没有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对分手后音讯全无的挚友冯云山却没有见到他有任何寻找的记载。相反地，冯云山离开赐谷村之后，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桂平县紫荆山。据说，“他当时肩上背着包袱，袋里没有一文钱，迳入牛行，想找到一件工作，来做入山的线索。在新墟没有人雇他，就直入古林社在路店张家投宿。第二天，借了一个竹篮，去拾牛粪出卖过活，后来渐渐有人雇他做短工。他有时挑泥挖土，有时割禾打谷……。”（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冯云山传》。）他之所以到紫荆山这样艰苦的地方，完全是为了组织革命运动。据说，早在花县时，他就认为“广西山多人野，最好招集英雄买马聚粮。”（《粤匪起寻根由》，见《太平天国火粮》第457页。）当他到了桂平，“听说紫荆山山深地僻，人入不知处，里面住有烧炭工人”时，“心里很喜欢，认为那里正是他密图大事的天地，决定前去。”（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冯云山传》。）冯云山不仅忠实于事业，还忠实于朋友。他来到紫荆山传教，仍然打着洪秀全的旗号。因此，在发展拜上帝会的过程中树立了“洪先生”的名望和权威。正如洪仁□所说的：“冯云山虽是拜上帝会之开创者，但人承认洪为会中至高首领，威权无能与比，其权力足以施诸会众各人。”（《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第52页。）这个“神秘的”、“象征”性的“洪先生”——洪秀全当了几千拜上帝会会众的首领，其实是冯云山苦心宣传的结果。

　　由上可知，冯云山初期的活动，目的十分明确：即想利用拜上帝教组织发动一场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他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创业精神，是与这一目的分不开的。

　　农民革命的组织家和实践家

　　冯云山不仅选择了阶级斗争激烈、地形非常险要的紫荆山地区作为他发展会众的根据地，而且进行了不寻常的卓绝斗争。首先，他为在这个穷山区站住脚根，采取秘密的隐蔽的手段，编造了令人信服的故事：“我由广东入桂，原欲到柳州找我阿叔，不料途中遇盗，被劫一空，举目无亲，典借无路”，从而取得了当地群众的同情。站住脚后，他便开始逐渐表明他的不凡抱负和才华。一边拾牛粪，一边却唱着“孤寒到此把身藏，举目无亲也着忙；拾粪生涯来度日，他年得志姓名扬”（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不久引起人们重视，被聘为教师。从此，他脚根立稳，并迈开了关键的一步，拜上帝会很快在那里建立和发展起来。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政治理想，冯云山当教师不久，就在书房挂起了“暂借荆山栖彩凤，聊将紫水活蛟龙”的对联。这个对联在不同政治态度的人们当中产生了不同的反响。史料记载，曾与冯云山往来密切的地主王作新和冯疏远了（《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冯云山在大冲教书的第一年，王作新和他时有来往，第二年见冯云山的对联含有造反口气，交往才逐渐疏远。”）；而更多的烧炭工人却和他接近了，并纷纷加入其拜上帝会。

　　冯云山在紫荆山组织拜上帝会，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建立拜上帝会组织的同时，建立了农民革命的领导核心。任何一个带有政治性的宗教组织，初期多侧重宗教内容，至于政治内容只能是隐蔽的极少数人的萌念意识。恩格斯曾经指出：闵采尔还在两方面起了特别显著的作用，“一方面是对人民，当时人民唯一能领会的语言是宗教的预言，闵采尔就用这种语言对他们说话，起了显著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对志同道合的人们，闵采尔能当面和他们畅谈他的最终目的，也起了特别显著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18页。）冯云山也是这样。他发展会众，公开申明的是信独一真神皇上帝，加入拜上帝会可以有衣有食，可以防止蛇虎伤人等，这些易为愚昧无知的山村农民接受的东西；而对于骨干和头目则是晓以革命的大义。例如，对杨秀清他就没有谈什么“蛇虎伤人”，而是对杨秀清说：“你以烧炭工人为业，实无出路，……不如大家共图大事，求得根本出路。”并说：“我们能结成患难兄弟，创立拜上帝会，发展会友，共图义举，就必有出头之日，千万贫苦人民亦可得救。”（《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第59—60页。）完全把拜上帝会纳入了“共图义举”的政治内容。再是发展肖朝贵时，冯云山还亲自“到鹏益东王冲去谈……和杨、肖等人预先安排好，将来成大事，各人分担什么职位，现在应该做什么事情。”（《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第59—60页。）当发展了杨、肖，大约1846年冬天，又去贵县龙山发展了秦日纲入会，条件进一步成熟时，冯云山公开亮出了拜上帝会的宗旨，即“有饭同吃，有衣同结”用一种朴素的平等思想来激发贫苦农民和烧炭工人的热情，使贫苦之家，纷纷加入拜上帝会。由于冯云山的努力，从1845年到1847年，拜上帝会得到迅速发展。韩山文在《太平天国起义记》中说，“此时真理由紫荆山传出，传播甚远，及于广西数县地方”。又说，“云山留在紫荆山一带，逾数年，热心传教，成绩极大。”紫荆山地区加入拜上帝会者几达全部人口的一半以上。有了这么多的会众，又有杨秀清、肖朝贵、秦日纲等骨干形成的领导核心，拜上帝会的组织进一步严密，战斗性进一步加强了。所以，在1848年初，武宣地主王作新逮捕了冯云山，洪秀全回了广东，地主团练武装乘机对拜上帝会展开了攻势，造成人心浮动时，杨秀清、肖朝贵便挺身而出，假托天父、天兄下凡，痛斥地主阶级对拜上帝会的破坏和会中不坚定分子的动摇，大大鼓舞了会众的士气，维持了拜上帝会的团结和发展，

　　1848年11月，冯云山被释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展韦昌辉入会，据《浔州府志》记载，韦昌辉因被乡中生员梁嘉告以僭越之罪，“日悻悻，欲寻仇，会冯云山自途逸回，诱使入会。遂与（石）达开（1847年入会）先后资助贼”。（《太平天国在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28页。）至此，领导核心已经形成。农民战争的组织已初具规模。从1849年开始，拜上帝会转入起义的积极准备阶段。

　　第二，用独尊真主皇上帝和排斥一切异教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冯云山在组织拜上帝会时，便公开说明只有拜皇上帝，才能“上天堂，除灾害。”而“其他教都是邪教，其他神都是邪神、妖魔”。这种新颖的理论，在广大贫苦农民的心灵深处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王拯在《复前教授唐先生书》中说，冯云山“以传徒习教，煽动浔之乡人。其说尊奉上帝，举世间一切神佛皆谓之妖，即儒家语传亦与道释之言同归诋斥。凡有受其教者，非惟不事神佛，即其家祖考亦自毁灭，诱惑之多，气焰稍炽，遂有焚邻村人家社坛、家祠等事。”（《太平天国资料丛编简辑》第6卷第9页。）这里说的“气焰稍炽”就是焚人家社坛、家祠，这和在花县时打倒孔子牌位一样，必然在群众中产生强烈的影响。不过，在花县只是表明一种对皇上帝的真心信仰，其影响范围很小。而在紫荆山打击异教则涉及许多县的范围，并强调信独一真神皇上帝。冯云山一面用“有饭同吃，有衣同结”的口号，使广大贫苦农民看到从被压迫被剥削的苦海中解脱出来的希望；同时又要会众都遵守“天条”，用“天条”来约束会众，使他们的行动都统一在真神皇上帝的旗帜下。

　　按照拜上帝教的教义，凡是拜上帝会的信徒死后都可以上天堂。诚然，这是一种对生人的安慰。用这个死亡之后的幸福境界来作号召，对于比较讲究实际的农民来说，是缺乏号召力的。因此，冯云山又提出了一个“小天堂”的理想，即在推翻清王朝之后，拜上帝会的会众都可以到“小天堂”去享福。《洪大泉自述》中曾经说过，凡拜上帝的人，冯云山“总诱他同心合力，誓共生死……生时就为坐小天堂，就被人杀死，也是坐大天堂。”冯云山的“小天堂”使广大贫苦农民产生一种看得到摸得着的理想，它比天上的天堂更具有号召力。

　　当起义进入准备阶段时，冯云山还用“共食天禄”的办法，使“凡拜上帝者团聚一处，同食同穿。”在革命的酝酿阶段和进军阶段，这种平均主义的口号具有极大的鼓动作用。在贫苦农民的脑海里他们能从重重压迫下解脱出来，得到了平等地位，都是冯云山为他们设计的天父皇上帝的恩赐。加上杨、肖导出的天父、天兄下凡的奇剧和以“谋反”罪被逮捕的冯云山的安然回来，这些都使几千教徒，坚信天父皇上帝的代理人洪秀全、冯云山能够把他们引向胜利，从而更坚定了跟洪秀全革命斗争到底的决心。这是冯云山信独一真神皇上帝排斥一切异教所收到的成果。

　　第三，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下，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冯云山为了用宗教的形式、条文和制度使拜上帝会发展巩固起来便于起义，1847年，冯云山和洪秀全仿照《摩西十诫》制定了十款天条，其内容是：崇拜皇上帝；不拜邪神；不妄题皇上帝；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孝顺父母；不杀人害人，不奸邪淫乱；不偷窃抢劫；不讲谎话；不起贪心。这十条最关键的是第一条，即崇拜皇上帝，第二、三、四条也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思想用宗教的形式把会众的思想统一起来，其他六条都是用表面上劝人为善的言词，掩护其政治目的的。所以当浔州府看了王作新之流送去的《十款天条》后，就判冯云山是“劝人为善”的，把他释放了。十款天条是在宗教外衣下隐藏着重要的政治内核的。冯云山和洪秀全就是用它作为会众共同尊奉的信条来约束会众的。

　　有些论者断言冯云山的拜上帝会开初不是农民起义的组织。这个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事实是，冯云山从创立拜上帝会制订天条书直到起义，这当中一系列重大举动都是围绕着起义的中心任务来进行的。1848年，冯云山被捕时王作新指控他的就是：“结盟聚会……要从西番《旧遗诏书》，不从清朝法律”。（李滨《中兴别犯》第1页。）显然王作新把拜上帝会看成是反清组织的。再是冯云山在狱中还编了《太平天历》，对年、月、日和节气都作了重新安排和改革，把过去历书中“一切邪说歪例”，统统斥为“皆是妖魔诡计迷陷世人”，都从历书中“尽行删除”。这很明显是为了起义之后改历正朔用的。

　　这里还有一个事实，就是冯云山出狱后，很快就回到花县找洪秀全。不巧，洪秀全这时却又回了紫荆山。洪得知冯云山已回花县后，又立即赶回花县与冯会见。从洪、冯两人急想见面的心情可以看出，二人有极重要的问题要商量。商量什么呢？据洪仁□回忆说“彼（指洪秀全）即在山野间常与云山及密友会见，每次系于先一日预约在某山头相会，在此秀全常与其众信徒及友人谈论广西拜上帝会事。”（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从现有材料看，冯、洪这些秘密活动的中心议题是策划起义，扶洪秀全为太平王。因为要把宗教活动，变成革命斗争，必须有一个有如天父皇上帝那样具有很大号召力的人间真主。为此，又有必要制造一些“符瑞”，来说明“君权神授”。于是冯云山和洪秀全编制了《太平天日》，把洪秀全的“异梦”赋予了上帝的意志，把天王说成是“受命于天”的。这样洪秀全就成了天派来的“真命天子”了。《太平天日》还编造了洪秀全在二十五岁时，天父皇上帝派无数天使下凡来接他升天，受到无数娇娥美女迎接，最后是天父皇上帝亲自封洪秀全为“太平天王大道君主全”。要他到人间去“斩邪留正”。从此，洪秀全便自称“真命天子”。这些“符瑞”在斗争中，特别是在同地主武装团练的斗争中极大地起了鼓舞士气和坚定信心的作用。经过洪、冯这次会面的安排和策划，起义就具体化了。所以，当洪秀全、冯云山在1849年七月回到紫荆山后，就立即命令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胡以晃分别在桂平、贵县、平南等地“开炉铸铁”，积极做起了起义的准备工作。

　　冯云山的建军思想

　　太平天国军制的形成，大约在1849年下半年到1850年上半年。当时阶级斗争形势已很激烈，广西各地天地会以及其他小股农民武装此起彼伏，清王朝已经开始对各地农民武装实行残酷镇压。而拜上帝会和地主武装团练也不断发生“互相争斗”。为了保存自己，各地拜上帝会提出了组织军队的要求。为适应这个要求，冯云山编制了《太平军目》。他吸收了古代《周礼中关于周代兵法的一些组织形式，结合当时的特点，制定了一整套太平军的严密组织形式。如“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的制度。它的编制以军为单位。……军帅之上，以将军、总制、监军来节制。”（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冯云山传》。第171页。）再上还有主将统辖。这种组织在开初是和宗教基层组织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形式在举家参军和入会的情况下，是行之有效的。同时，冯云山按照拜上帝会“人无私财”的原则，在部队中建立了圣库制度。规定凡举家加入拜上帝会的，“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而将一切所有交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因有此平均财产制度，人数愈为增加，而人人亦准备随时可弃家集合。”（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这种类似战时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在非常时期可以激励士卒奋不顾身去和敌人作战，而无后顾之忧。圣库制度，在战争初期，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广大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是赞成的。因此，便出现“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的现象。呤□在《太平天国亲历记》中说：“太平军只吸取具有宗教信仰和爱国信仰的人们参加部队，他们毫不羡慕饷银，这是他们经常取得胜利的重大因素。”

　　《太平军目》对军队纪律和政治思想教育等也作了规定。王□在《盾鼻随闻录》中说，冯云山“假造妖书，有散劫真言，归元宝诰等名目，又创伪天律十六条款，太平制诏军书，各处传习，乡愚被惑，施者云集。”（《太平天日》《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4册第354页。）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也说，太平军的“一切伪教章程及行军号召，皆云山与卢拔贤所订。”在后来颁布的太平条规中，对部队实行诸如忠诚于革命事业，爱护百姓，打仗勇敢，齐心协力，熟悉营规等教育都有具体规定。这对缔造一支具有高度素养的军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正因为这支军队有组织、有纪律，所以在首创初期屡战屡胜”，清方也不得不承认，太平军的组织“由本及末，一气通连，颇得身使指应之效。”（张德坚：《贼情汇纂》）当时在广西和太平军作战的清将乌兰泰则惊呼：“贼之凶悍诡诈，久历戎行者，不独未见，并所未闻。”（乌兰泰：《致赛尚阿禀》）周天爵也说，“贼愈战愈多，而我兵愈怯，实无法可以剿灭之。贼凶悍有力，非乌合之众，彼方纪严明，而我军则毫无纪律，退易进难。”（周天爵：《致鄂督书》。）

　　冯云山在建军方面的贡献还包括争取一些会党首领。当时天地会在广西各地纷纷起义，但都是各自独立的小股武装，争取他们对壮大太平军有重要意义。因此，洪秀全、冯云山在起义初期就着力这一工作。如，冯、洪亲自做争取罗大纲的工作。首先对罗强调拜上帝会是“立国之本”，接着讲联合起来是唯一出路，又指出革命成败“虽曰天命，实是人谋”（李法章：《太平天国志·冯云山传》）终于使罗大纲及其二千余部众加入了太平军，罗也成为南征北战的杰出的革命将领。

　　如上所述，冯云山在建立太平军制方面的重大作用是勿容置疑的，至于卢拔贤，作为太平军中的一个知识分子，协助冯云山制定一些规章制度是可能的，但这毫不影响冯云山是各种制度的制定者。还有首义诸王杨、肖、韦、石等，虽都参加了太平军的创建工作，并积极把各种制度付诸实施，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都是太平军制的创制者。有的论者还想用张德坚的一段话来证明太平军制是首义诸王共同创制的，这同样不能成立。张德坚说：“惟有军制似有法则，渠贼如杨秀清，冯云山、罗大纲、曾天养、林风翔、吉文元、李来芳辈，或久为剧盗，或曾充乡勇，于行陈机宜，山川形势，颇能谙习。虽不读书，罔知兵法，然皆谲诈机警，逞其毒焰，竟能成燎原之势者，盖盗亦有道也。试观始定军目，似亦有条理。”（张德坚：《贼情汇纂》）这里说的是这些人足智多谋，很能打仗和太平军制很有条理，并不是说太平军制是这些人共同制定的。事实上，这里例举的七个将领只有两个是首义诸王，其他参加较晚，是谈不上参与制定的。

　　冯云山不仅在建军思想方面有过突出贡献，在军事实践方面贡献也是十分杰出的。起义之后，他亲临前线，协助洪、杨指挥战争。在桂平蔡村江战斗、武宣东乡大会战、平南官村突击战及永安保卫战等等战斗中，他出生入死，指挥果决，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使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洪秀全、冯云山二人均善用兵。”（张德坚：《贼情汇纂》）谢介鹤在《金陵癸甲纪事略》中说冯云山“用兵诡谲，几于不测”。太平天国后期名将陈玉成在谈及太平军中的悍将时也说：“惟冯云山、石达开差可耳！”

　　关于冯云山的地位问题

　　冯云山在太平天国历史人物中，是比较难于适中评价的。如上所述，他亲自创建了拜上帝会，又亲自把这场以宗教形式开始的运动引向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功绩很大。但在起义之后，这个朴质大度的农民领袖却退居第四位。这种现象使不少历史工作者感到莫解，只好以“屈居”或“让步”概之。然而“屈居”和“让步”都只能说明冯云山的品质，而不能说明历史的原因。这里就当时形势作些考察。

　　第一，扶洪秀全为太平王，是冯云山的最大目标：尽管洪、冯早期在思想上有过分歧，冯云山却始终不以为意，他在紫荆山传教自始至终打着洪秀全旗号以树立洪秀全的权威。这一点，洪秀全非常感激。1848年冯云山被捕时，洪秀全曾为他写了一首古风诗，其中有这么几句：“安得真兄真弟兮，共布大道于海滨！安得同心同德兮，时同笑傲乎天真！安得义胆忠肝兮，同安宇宙于太平。”洪秀全把冯云山看成是同心同德、义胆忠肝的“真兄真弟”并不过分。他确实任何时候都忠于洪秀全。当他看到革命时机成熟时，便立即推举洪秀全为太平王，把原先名义上的教主变成真正的农民起义领袖。但是，起义根据地的会众，还只熟悉冯云山，却很不熟悉洪秀全。洪秀全意识到这一点，便谦让不受。“秀全先让最高之称号于其他四首领——冯云山、杨秀清、肖朝贵及韦正——及彼等谦让不肯，而且发愿完全服从洪之权威，彼乃自登尊位。”（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当然这不能只简单地理解为洪秀全的谦虚，而应看到诸首领之间确实存在各自实力的拥有的不同情况。很明显，既然首义诸王杨、肖、韦、石等都是冯一手培植起来的，当然只有冯能驾驭他们。然而洪秀全当了第一号人物，若顺理成章冯云山必居第二位。因为冯是皇上帝的第三子，位在杨、肖之上。但是，冯云山考虑到，要建立一个以洪秀全为天王的“事权归一”的巩固的革命政权，就必须树立洪秀全的权威，如果自己居第二位，首义诸王必然如前一样归自己统辖，天王等于架空，不利于“事权归一”的天王领导，也就不利于革命事业。因此，在人事安排上动了一番脑筋：为维护洪秀全的领袖地位和实力，自己甘居第四位，冯云山的这个考虑和决定，决不仅仅是什么“屈居”、“让步”，而是出于策略的需要。

　　第二，势所必然。1848年，当拜上帝会同地主武装斗争正激烈时，冯云山突然被捕，洪秀全回了广东，紫荆山会众群龙无首，形势严重。在这关键时刻，杨、肖假托天父天兄下凡，才扭转了危局。《天情道理书》载：这是“天父下凡之权能凭据也。”这种人为的神力既起了团结会众打击敌人的作用，同时也造成了这样一个事实：杨、肖是天父、天兄的代言人，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样，1849年7月冯、洪回到紫荆山后，也不得不承认事实，承认杨、肖是替天父、天兄传言的“真者”。否则天父皇上帝的权威就无法树立，拜上帝会就无法维持下去。而承认杨、肖的“权能”，则必须承认杨、肖的地位。冯云山退居第四号人物就是势所必然的了。

　　第三，地域和人事的关系。洪秀全、冯云山都是来自广东，而拜上帝会的成员却基本上都是广西人，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小生产者地位眼界的局限，乡土和地域观念是严重的。广西将领统率广西人将会比洪、冯独揽大权自如得多。杨秀清、肖朝贵适中其选。他们土生土长，十分熟悉本地风土人情和地理情况，又有谋略，有威信，有才干、负众望，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再加上他“自称天父降托，耳聪目明，心灵性敏，组织群众，策动起义，指挥军事行动，一切井然有条，”（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冯云山传》。第281页。）广大会众对他无不信服，赴汤蹈火，无不听从他的指挥。根据历史和现实条件，杨秀清是关系洪秀全政权巩固的关键人物，当第二把手，可以充分发挥他的作用；而把肖朝贵安排成“帝婿”，居第三把手，又可牵制杨秀清的一部分权力；而德高望重的冯云山自居第四位，协助洪秀全理政。这样上有杨、肖，下有韦、石、秦等亲信门徒，最有利于洪氏政权的巩固。设若不是冯云山过早殒没，天王大权也许不会傍落，也许不致产生杨秀清“一朝之大，是此一人”的事情。冯云山的过早牺牲，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是一个很大的不幸。

　　综观上述，我们可以看出，冯云山是一个品德高尚的实干家，他不计较个人名位，为创建拜上帝会和组织发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冯云山和历史上许多伟人一样，有他阶级和历史的局限。在组织拜上帝会过程中，他虽然宣传了平均和平等思想，鞭挞了以孔教为中心的中国封建传统思想，然而他并没有摆脱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实际行动中，基本上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他所写的《太平礼制》对太平天国从天王到士兵各级官员的尊卑进行了具体而繁琐的规定，反映了冯云山十分严重的封建等级观念。不过，这并不影响对冯云山作出肯定的历史评价。

来源：《东岳论丛》 1981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