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去病 匈奴 贝加尔湖:【尘封岁月】胡宗南身边的中共情报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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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身边的中共情报处长

 

○冀迁运

 

在党组织的指示下,被捕的李茂堂潜入了中统局

李茂堂是陕西渭南市人。1926年,他由罗承运和林达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曾任中共西安电报局党支部书记、西安东区书记。1931年冬,地下党派他去上海,参加中央机关办的无线电收发报训练班。1932年春,回到陕西安康,任安康县电报局局长。1932年5月,中共安康特委成立,他是省委特派员兼任安康特委书记。

1933年3月,陕西省委改组,李茂堂担任了省委职工委员。

后来,敌人抓捕了省委书记袁岳栋和常委杜衡。袁、杜二人叛变,帮助敌人搜捕党员,省委组织遭到空前破坏。李茂堂找到孙作宾、余海丰等商议,决定由他和陈子敬去上海,向中共临时中央汇报陕西的情况。

大革命时期,李茂堂曾经与共产党员王超北一起工作过。王超北离开陕西后,在上海中央机关特科工作。李茂堂到上海后,找到王超北接上组织关系,被留在上海做交通工作。1935年9月,李茂堂去河南执行任务,在陇海路的中牟车站被特务逮捕,直接押到南京,关进了“反省院”,后来被转囚上海。

杜衡被捕后,供出了陕西地下党的组织,得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即中统局前身)处长徐恩曾的赏识。徐恩曾要了解陕南的中共组织情况,杜衡却不了解,就提出搜捕李茂堂。

李茂堂被捕后,杜衡告诉徐恩曾,李茂堂和王超北有联络关系。只要李茂堂帮助抓王超北,就能破获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又说李茂堂如何精明能干,熟悉无线电收发报技术等等。这使徐恩曾对李茂堂特别重视,一心要争取为他工作,于是就派杜衡去劝降李茂堂。

杜衡来到监狱,对李茂堂“亲热”地劝说了一番,提出只要肯帮他抓到王超北,保证他飞黄腾达。第一次,李茂堂没有回答。杜衡第二次来到监狱、李茂堂提出,抓王超北可以,但是他不声明自首。杜衡请示徐恩曾后,答应了李茂堂的要求,但提出必须找两个可靠的人担保。李茂堂觉得只有先出去才可能和王超北联系,才能把敌人破坏中央机关的计划告诉组织。在杜衡的监督下,他找到在南京兵学研究院任中校研究员的陕西渭南人王子伟,又找到了南京政府审计部当审计的蔡平藩。由这两人出面具保,李茂堂被释放出狱。

李茂堂表面上装作搜捕王超北,但只是领着特务在上海四处乱转,把那些小特务拖得筋疲力尽。当他们疏于防范时,李茂堂瞅机会与王超北取得了联系。他把敌人的破坏计划一一报告王超北,又请王超北把他的情况和打算转告党组织。

其实,李茂堂被捕后,领导下地秘密工作的王士英与王超北已经作了研究,认为可以让李茂堂趁机打入敌人内部,长期潜伏下来,等待时机。王超北将组织的意图告诉李茂堂,并指示他不能随便和任何人联系,不准自动找组织。

就这样,李茂堂顺利地潜入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内部。他的原则是:与敌人同流而不合污,以合法身份工作,但不做损害党的事情。

见机行事,李茂堂打入上层

李茂堂在国民党特工部门干了一年普通的收发工作,未曾引起上司的注意。1936年12月,西安事迹的爆发给了他一次出头露面的机会。蒋介石被扣留在西安,南京政府陷入混乱。李茂堂思维敏锐,认为机会来了,向中统头目打报告说自己在西安人地两熟,杨虎城部队中有他的朋友,要求派他去西安设法营救委员长。徐恩曾看了报告,也觉得派自己手下人潜入西安,可以及时得到西安方面的真实消息,自己可以随时采取对策;况且此时的西安是“龙潭虎穴”,李茂堂临危请命,甘愿赴汤蹈火,是难得的“忠勇”,也算是中统的光荣。想到这里,徐恩曾急忙面见陈立夫,陈述了李茂堂潜入西安的计划。正在慌忙中的陈立夫,哪能顾得上冷静思考,随口答应派飞机空运李茂堂到华阴前线。李茂堂带两名随从,空降在国民党军队营地,化装成陕东一带老百姓模样,混进了西安古城。

充当过李茂堂“保人”的王子伟,1936年初已调到西安杨虎城部,在警备旅当副旅长。后来,王子伟对笔者说,李茂堂一到西安,就被警备司令部的军官(以前和李茂堂熟悉)发现了,抓起来同蒋介石的其他随员关在一处。中共谈判代表团得到消息后,周恩来派李克农找李茂堂单独谈了话,要他继续潜伏,等待时机为党工作。经中共代表团做工作,东北军派出一名连长带兵护送李茂堂离开西安,回到南京。营救委员长虽未成功,但徐恩曾等却认为李茂堂“对党国忠诚”可嘉。此后,李茂堂得到提拔,先后担任国民党邮电特检处南京检查员,常德、长沙邮电检查所长。

南京沦陷时,李茂堂正在长沙。一个深夜,他在无间之中抓到了刺杀韩国国民党主席经久的凶手。李茂堂意识到这是自己往上爬的绝好机会。因为当时蒋介石正严令军统头目戴笠破获日本特务暗杀经久的案子。他直接向在武汉的戴笠发去密电,戴笠立即回电,要他亲自押送凶手到武汉,并派了专机到长沙接李茂堂。

到了武汉,李茂堂绘声绘色地汇报了自己抓日特的经过。戴笠夸奖了他蒋介石得到报告,下令惩办凶手,嘉奖破案有功人员。戴笠因此大为露脸,满心欢喜。他把李茂堂提升为衡阳特训班上校总政治教官。

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政府机关全迁重庆,李茂堂调任重庆邮政检查所长。这时的中统局由朱家骅任局长,徐恩曾任副局长。徐恩曾见李茂堂确实精明强干,有意拉拢他成为自己CC派的骨干。他许诺李茂堂任陕西省党部委员、中统陕西调统室主任。为防中统内资深者不报,第一步先调任甘肃省党部科长、兰州调查室副主任作为过渡,适当时机调到西安。

一身二任,李茂堂游刃有余

抗日战争开始后,王超北转到八路军总部运输科工作,负责运送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援助八路军的物资经西安到达延安。1941年,他奉命在西安设立秘密电台(西情处前身),直接与中央情报部门联系,传送胡宗南部的情报,监视敌人随时对陕甘宁边区的突然进攻。

建立情报站,获得敌人准确的情报,就需要在敌人内部安排情报员。这时,王超北想到了李茂堂。

经过一番摸底,王超北认为李茂堂是可靠的。于是,他将李茂堂的情况向中央情报部作了汇报,请示批准联系李茂堂为西安西安情报处工作。

1942年,李茂堂得到王超北的口信,很快从兰州调到西安,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委员、中统陕西调统室副主任。而他的另一个身份则是中共地下情报人员。

当时,中统在陕西的势力是朱家骅派占上风,省党部主任王季高就是朱派人物,CC系的人受到排挤打击。李茂堂受徐恩曾支持,自然靠拢CC系,且故意挑动CC系的人对朱派的不满情绪,加深两派矛盾。他终于等到了机会,使两派在开会的会场大打出手。朱派的人挨了打还输了理,CC系派从此占了上风,李茂堂也成为CC系的功臣。

1945年4月,中统局任命李茂堂为陕西中统调查室主任。后又委以中统专员头衔,成为陕西特务系统的头面人物。军警宪特方面的头头热衷和他拉关系,就连胡宗南也对他另眼相待。这就使他窃取胡宗南部军政情报,掩护中共的秘密工作更为便利。

胡宗南是西北的最高军政长官,定期举行党、政、军、警、宪、特等头目联席会议,通报要情,部署任务。李茂堂是会议的重要成员。他每次开完会,就立即设法把会议记录搞到手,转交西情处,由电台或地下交通线传送到延安。敌人向陕甘宁边区派去了一批特务,李茂堂经多方的摸底,终于将这批敌特的名单和资料搞到手,使我方将敌特一网打尽。

一个秋天的晚上,胡宗南在城南小雁塔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召开例会。司令部二处处长刘庆曾汇报说,已侦察清楚中共电台的地点,准备当晚12点去抓捕。李茂堂听后大惊,他知道王超北十分危险。但会议一时不会结束,他无法离开,于是心生一计,假装晕倒在地。胡宗南认为他是大烟瘾犯了,便命立即送往医院。他到医院后,打电话给爱人张蕴玉,用暗语通知爱人立即去莲湖公园内的奇园茶社(下地交通站),让交通员梅永和迅速通知王超北转移。当敌人赶去时,王超北早已撤离。

1945年8月,中共关中地委统战部派联络员王国去西安,向杜斌丞、王菊人等传达中共中央的意见。王国在西安化装成商人模样,却被特务跟踪。情急之下,他大声高喊,引来许多围观群众。特务无法逮人,便叫来警察把王国押送警察局。延安方面电告西情处设法营救,李茂堂便派手下人到警察局把王国的案子要过来。他装模作样审讯了一下,便要王国去打个保人保释。王国找熟人写了一张“证明王建基(王国化名)没有吸毒贩毒行为”的保状交给李茂堂,李便以“贩卖毒品查无实据”为理由,将王国放走9又一说是以拉出去枪毙为名将王国放走)。解放后王国在兰州工作,还曾赶到西安找见李茂堂的爱人道谢。

延安汇报,李茂堂二次入党

1945年10月,王超北要去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李茂堂想一同去延安,向组织部门申请解决党籍问题。经过请示,中央同意他们一起去延安。

就在这年3月,国民党交通部延安电报局局长一职空缺,李茂堂派他的堂兄李秉昆去当局长。但他却向中统局报告,说这人是他派进延安的情报人员。王超北当时向中央情报部报告了这一情况,并建议提供给李秉昆一些可以公开的材料,作为李搞到的情报。

这次去延安,李茂堂向中统局打报告说,他准备以“交通部特派员张怀中”的身份,去延安“视察邮电工作”,实际上他要“去延安直接和他的情报员联系,窥探中共的动态”。

出发时,王超北和李茂堂扮成富商模样,一主一仆,佯装去做生意。他们到耀县下火车后,国民党铜川县党部书记长陈子敏(中共地下党员)已在等候迎接,并护送他们去洛川过封锁线。这样,他二人便顺利地到达了中共关中地委所在地——旬邑县马栏镇。

到达延安后,中央派李克农、罗青长接待王超北和李茂堂,听取了他们的工作汇报。李克农代表中央正式宣布(另一说为康生宣布)他们工作的机关名称为“中共中央情报部西安情报处”,正式任命王超北任处长,李茂堂任副处长。中央批准李茂堂重新入党,介绍人是汪东兴、罗青长、王超北。

舍生忘死,秘密电台搬进家中

1947年春,蒋介石命胡宗南指挥二十万人马进攻延安。我军在陕北的部队只有两万余人,无法与敌军下面对抗。中央情报部要求西情处,必须及时将胡宗南的军事部署、作战计划、兵力配备、行军路线、后勤供给等具体情报,通过电台报告中央和西北野战军司令部。

肩负着重要使命,西情处的同志们日夜在敌人特务、宪兵的追捕中,冒着生命危险来传递情报,向中央发电。但是,由于敌人在战场上连连失败,便加紧在西安古城搜捕中共地下情报人员,追踪秘密电台。西情处机关和电台虽不断转移,仍然时刻处在被捕的危险中。在危急关头,李茂堂甘冒身家性命之险,亲自保护西情处机关和电台的安全。

西情处的第五部电台被迫撤掉之后,李茂堂立即和爱人劝说内弟为西情处改密发报。李茂堂的内弟名叫师兆华,当时是国民党西安防空司令部电台的台长。经过李茂堂夫妇的启发开导,师兆华同意利用防空司令部的公开电台为西情处发秘密情报。但这部电台仅工作了两个月时间,就被敌人的电讯监察部门侦测出可疑讯号。师兆华得知消息,立即停止发报,销毁了痕迹。当敌人的电讯监测车来到附近守候侦测时,可疑记号已不存在。

与此同时,西情处的机关也被敌特盯梢,王超北一月之中搬迁数次,仍然处在危险之中。在无法可想的时候,李茂堂让王超北把西情处机关和电台搬进自己的家中。

李茂堂住在西安东柳巷一号,这里有前后三进的庭院,十多间房子。后院的后门向着另外一条巷子,从这里出进不此人注意。这时李茂堂已改任胡宗南新设立的环境电话局局长。经常到他家来往的军、政、宪、特各方面的头面人物较多,相对比较安全。

王超北以李茂堂的兄长“李茂庸”之名,化装成富商模样。西情处的工作人员则分别以“李公馆”的保镖、车夫、勤务身份住在后院。他们的武器、油印机等等全搬了进来,电台就架在后院的楼上。每天照常向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的中共中央机关和西北野战军司令部拍发情报。这是西情处的第七部电台。

1949年3月的一天深夜,胡宗南的秘书长赵龙文带着警卫、司机突然造访“李公馆”。这是因为敌人侦察到东柳巷一带有秘密电台在发报。赵龙文夜访李茂堂,是想实地观察一下李家的动静。寒喧一阵之后,赵龙文单刀直入地问道:“你这里怎么还架了电台?”李茂堂不慌不忙地大声说,勤务人员经常爱修理那台破收音机,弄得刺刺啦啦的。王超北等在后院听到声音,立即藏好电台。赵龙文被搪塞过去,带着人不动声色离去。

赵龙文一走,李茂堂感到事态严重。与王超北商量后,决定停止发报,另想办法。经过考虑,他们又把电台设在了李茂堂管辖的环境电话局的公开电台上,一直工作到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那一天。

李茂堂潜伏在“西北王”胡宗南部队七八年间,利用公开身份为西情处提供了十多万字的重要情报、会议记录、机密文件、电话录音、图表资料等等,冒着生命风险,保护西情处工作人员,保护电台正常向中央发报,为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安立下了不朽功勋。

含冤而死,一生功过终自明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入渭北一带时,渭南县党部突然向胡宗南密报,说李茂堂是共产党分子。胡宗南半信半疑,把李茂堂找到当面追问。李茂堂听后,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顿时放声大哭。他很镇静地说:“共产党已经打到眼皮子底下了,咱们内部还互相攻击?!”接着又故意说:“毛泽东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看这话是对的!”危急关头,他不慌不乱,竟把胡宗南给蒙骗了过去。

1949年5月17日前后,人民解放军已逼近西安外围,胡宗南的部队向汉中方向撤退。李茂堂为了配合解放军接收西安,他向胡宗南建议,由他暂时留守西安,待各部完全撤出后,他即迅速赶到宝鸡与“胡长官”会合。胡宗南同意了他的意见,并拨给他8000元大洋(银元)作为经费。

胡宗南在宝鸡左等右等不见李茂堂到来,才知自己上当。他哀叹自己身边已无可用之人,“就一个李茂堂看起来能干,谁知还是借下人家的(指中共)人”。

仅过3天,1949年5月20日,西安古城迎来解放。贺龙率领十入兵团走到西安时,曾召见李茂堂,询问敌情,要他配合军管会肃清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及反动残余势力,防止敌人破坏。李茂堂在西安人民欢迎人民解放军的大会上,当场抓获了企图搞暗杀破坏的特务,保护了贺龙的安全。后来,当贺老总回到北京,见到在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处工作的李茂堂的儿子李克乾时,称赞地说:“你父亲很能干,还是个早期的老党员。”

然而,西安解放后,组织上没有给李茂堂安排工作。他的生活陷于困境,连吃饭都很困难。

1950年12月,北京发来电报,通知李茂堂去北京。据其夫人张蕴玉回忆,李茂堂当时看了电报后说,这是有人要他的功,有人要他的命。去北京恐怕是不能回来了。去北京连路费都没有,只好卖了老家的一些田地,才凑够了路费。到北京后,李克农说,先到监狱戒烟,再安排工作。罗青长说,不戒烟怎么安排工作?于是,一个中共中央西安情报处的副处长,又变成了新中国的囚犯。仅过了两年,他就离开了自己从1926年就开始为之奋斗的新中国。1982年3月17日,公安部、中共中央调查部下发了为李茂堂平反的通知。通知说:“中共党员、原中央情报部西安情报处副处长李茂堂同志1950年受冤被捕审查,1953年5月27日在北京病逝。后经公安部、中央调查部复查,取消对李茂堂同志的怀疑,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摘自《党史博览》2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