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特字幕教程:三个“上海牌”男人:余秋雨、韩寒和周立波

细究起来,余秋雨先生并非上海人,不仅他的生长地不在上海,他的立身行事,举止进退,无论你欣赏还是讨厌,也都谈不上海派,地道的上海人很难从他的作派里嗅出同乡气息。韩寒是上海的异数,他是一个只能从个体角度加以评价的青年,他对上海的批评虽有某种必然性,但他出生于上海则纯属偶然。把韩寒与上海联系在一起,无论韩寒还是上海官方,都有点尴尬。再有就是如日中天的周立波先生了,这是一位不仅以上海人自居、以上海话为荣、以上海滩为界,还得到上海人广泛认同的娱乐界明星。所以,真要从个体角度考察上海人,周立波不失为首选。

我只听过周立波“笑侃三十年大上海”那场戏,据说那是他最火爆的演出。我比周立波略多几枚马齿,且自幼生活在上海,所以,周立波嘴里的过往一切,我无一陌生。就那场表演来说,我高度理解外地朋友的诧异感。实际上,假如你既听不懂上海话,又对上海人的生活方式缺乏体己了解,那么,你只能欣赏不足十分之一的周氏精彩。当你意识到自己已被周立波排除在目标观众之外了,却还要坚持买票入场,那无非就是图个热闹了。周立波的魅力固然是一个磁场,该磁场却兼有封闭性和排他性,若试加破译,周立波的秘诀在于:用公共演出的方式,谈论私人聚会的内容,从而成功地把公共地带变成私人场所。他用此法漂亮地哄住了本地观众,当观众发现自己成了某个私人俱乐部的成员,一种类似部落忠诚的情感便最大程度地得到了诱发。若将周立波的演出缩微化,我们会发现“弄堂文化”乃至“亭子间文化”的里子。周立波的演出,对观众是一种邀请:他的大量包袱笑料,对观众有一种依赖性——换言之,那未必是一种绝对的笑料。后者如我们看卓别林的电影,或在书中读到前贤往圣的俏皮话,哪怕我们肤色、种族、身份各异,也照样受到感染,因为作者展示了一种纯粹的幽默质地。反观周立波的著名包袱,如“打桩模子”(沪语,意即“站在街头的人”),观众若在经验上缺乏预热,会顿觉索然无味;他关于“大蒜”和“咖啡”的著名比较(周立波不乐意别人拿自己与小沈阳作比,戏谑曰:“喝咖啡的和吃大蒜的怎能一样呢?”),其娱乐因素只有结合了地域间的敌意,才会产生。可见,周立波的演出不仅依赖于地域,还尤其倚重地域情感。他“弄松”(意即“捉弄”)东北人的著名说法“奈伊做脱”(意即“把他干掉”),出彩的前提在于下面坐着这样一群人:他们多年来在以赵本山小品为代表的北方“二人转”说唱艺术里受够了窝囊气,他们怀有强烈的迎头痛击欲望。于是,当周立波替他们出了一口鸟气,观众就回报以如潮掌声。听上去,这是一笔情感交易,周立波受到上海人的委托,对东北赵本山、京城郭德纲等人予以痛击,上海人出于感谢,把周立波的演出门票一再炒高。最近,“奈伊做脱”已成为上海球迷的招牌语,一种巫气十足的咒语,在上海大鲨鱼篮球队主场对垒其他球队时,球迷们会齐声高叫这四个字。 就周立波来说,他通过“怀旧”这块触媒,点燃了上海人激情的突破口,不失为一种成功,我愿意为他喝彩。但就上海人来说,他们的怀旧感表现得如此浓烈,则又不无可议。我不得不说,上海人的情感趋向是回溯型的,畏惧瞻前而迷恋顾后,从城市的精神状态来说,多少有点萎靡。我们知道,与“闲坐说玄宗”相映衬的,只是一群“白头宫女”。

韩寒

在上海因为周立波的出现而貌似不断得分之时,韩寒则通过自己的博客,迫使上海不断失分。周立波使上海人进一步获得耻笑他人的理由,韩寒则反其道而行之,让上海成为民众的笑料。被周立波逗乐的,多半是上海本地人;被韩寒笑醒的,则缺乏地域特征,上海人貌似还居于少数。周立波以娱乐市民为首务,韩寒的讽刺对象,则集中在上海的官府身上;周立波的娱乐性,与他一再声称的文化素养无甚干系(热衷于如此声称,不过透露出周立波缺乏文化自信而已);韩寒虽声称很少读书,也懒得以知识分子为标榜,却实实在在地体现了公民批评的知识分子本质。两人制造的笑声,能量上也许非常接近,性质上却截然相反——其实,我们若真按上海人“世界级大都市”的自我期许来衡量,说韩寒在更大程度地给上海加分,也未尝不可,前提是上海的行政大员承认并善待韩寒的批评。因为,在谄媚和歌颂里不可能诞生真正的世界级大都市,一座城市的伟大,与它面临的批评成正比。我们不能想象纽约、巴黎、伦敦不存在自身文化的批判者,尖锐的批评乃是城市内在的清道夫和精神上的啄木鸟;我们甚至可以反过来说,一座充满肉麻颂赞、其主要领导人每天在新闻的头版位置向市民发布重要讲话的城市,一定具有深重的压抑感,并在精神气息上无限趋近“危邦”氛围。

相形之下,余秋雨之于上海,越来越具有悲喜剧的特征,尤其在他哗动天下的“含泪门”和“诈捐门”之后。余氏的招牌笑料,一般都出自一种独特的庄重嘴脸,无论他意欲表述的内容如何让人错愕(比如对“大师”的怪味理解),他的神态语气永远是一派循循善诱、苦口婆心的大宗师模样。正是表情与内容的严重错位,制造出奇妙的喜剧感。鉴于余秋雨与上海官方的形象有某种捆绑关系,他的“大师工作室”得自官方授意,并非民间自发的认同。这样,当余秋雨春风得意之时,上海的形象会随之攀升,仿佛增添了几分人文气;一旦他频频上演让人哗然的情景闹剧,上海的形象指数只能随之下跌,世人的负面评价,也难免转嫁到上海人头上。这正是捆绑机制的厉害之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具有蛮不讲理的挂靠性。

最远离“爷们气”的一群男人?

周立波

说到上海男人,大致上我认为他们是中国最远离“爷们气”的一群男人。说到爷们气,我又认为那是一种表面上最疑似、骨子里最远离男子汉美德的玩意。所以,距爷们气最远,我视为优秀的特征。另一方面,上海男人在脱尽爷们气之余,又未能成功地把自己转型为充满进取精神和责任意识的现代男性,甚至没有表现出正向这个目标赶路的样子,这导致上海男人作为一种审美形态,还处于未完成之中。他们尚未找到“爷们气”的替代物,故而容易在视觉上遭人诟病。

其实,那么多人前仆后继地去听周立波的“笑侃三十年大上海”,本身也说明了今日上海的动荡性及当年上海的停滞性。他们希望在剧院里勾留住一段过去的时光,或许折射出他们对今日上海的焦虑、惶惑及不适。以不久前让上海滩声名扫地的“倒钩”(即“钓鱼”执法)为例,“倒钩”原是上海人经常挂在嘴边的切口,指那些不上台面之人所做的不上台面之事。干这种事的人,用上海话说,若非“弄堂口立立的朋友”(指游手好闲的小混混),就是“山上下来的”(意即蹲过监狱的人)。但堂堂政府执法部门公然如此设局,足以让老资格的上海人大摇其头,大叹其气。在我眼里,这种行为很不上海;我们很难相信,真正的上海人会如此下作。上海人对于做事,另有一套评价系统,他们通常不会从合法或正义的角度进行考量,但会格外强调做事的规矩及活儿的干净。上海俗语里对于做事规矩及手法漂亮,有大量词汇;对于做事的糊涂和下作,也有同样多的蔑称。比如,上海人推崇“拎得清”的作风,对其反面“拎不清”,则充满鄙夷。词语会支撑观念,因此,很多上海人面对“倒钩”事件的第一感觉就是:那不是上海人干的——除非,“山上下来的”已纷纷当上了公务员,其中一些人还戴了顶大沿帽,身上多了道袖箍。 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及过度火爆的房地产市场,对上海的城市格局和市民心态,进行了一次沧海桑田般的调整。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及“新上海人”的涌入,也给上海的市民结构进行了一次换血般的大洗牌。回头想想,曾经受够了上海人歧视的苏北方言,已在这座城市消失很久,我们耳边也不闻宁波阿奶的细软声音久矣。真正的上海,理应是充满变动的,张爱玲笔下的上海,本身就是变动的产物。当年的上海滩,在民国政府的有效管理下,一度欣欣向荣,成为世界经济版图中的亮点。至于周立波嘴里的上海,倒是被一种不正常的政治、经济环境所强行凝固的格局,若非人们天性喜欢怀旧,那个上海原本不值得多加怀恋。今日上海正处于急剧变动中,以房地产为例,大量本地人及所谓的“新上海人”乃是房地产热的受益者,他们不仅迅速改善了居住条件,还至少在名义上,使自己的家庭资产急剧增值。未能在房价非理性攀升前及时买房的原住民,以及大量本地和新近来沪工作的年轻人,则成了相对最不幸的群体。城市改造的规模是如此之大,似乎导致了城市心理板块的分崩和漂移。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一个表达希望的句子。说到希望,众所周知,它既可以是信念之本,也可以是忽悠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