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歌曲演唱次数世界之最：八亿人唱了十年

凤凰卫视2011年8月23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刚刚经历完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上下正处于缓慢复苏当中，文艺宣传作为从不曾放松的一块，也正面临着一个重大调整的时机。1963年，周恩总理在中央芭蕾舞团的前身，北京舞蹈学校观看了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这之后呢他就提出希望他们也能创作出一部革命的舞剧，而且建议他们从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等等外国题材先入手。但是呢，中国第一代芭蕾舞艺术家们大干快上，直接就开始了完全本土化的题材创作，以表达中国现代生活的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就此诞生，与其说中国第一代芭蕾舞艺术家们才华横溢，莫不如说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一切由革命激情所驱动的创作热潮都有着无与伦比的力量。

歌词：万泉河水清又清，我编斗笠送红军，军爱民来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一家亲。

杜鸣心（作曲家）：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是为了国庆15周年献礼的剧目，他们中央芭蕾舞团决定用这个电影《红色娘子军》来改编成芭蕾舞剧这个时间比较晚，它已经到了1964年的春天了，才组织我们创作班子。

解说：今年已经八十三岁的杜鸣心老人，仍然对当年的政治任务有着深刻印象，勒紧裤腰带跳芭蕾，深入田间地头搞创作，和当时大部分人一样，杜鸣心和他的同事们丝毫不缺乏激情。

杜鸣心：时间非常紧迫了，当时已经是1964年的春天了，15周年，1964年，就在国庆节10月1号，10月1号以前必须要完成这个作品。

解说：在那个年代，任务一旦下达，即意味着必须完成，尤其是在有着献礼的此类中国式政治纲领下，所有的理由均需无条件让路。经过短短几个月的艰苦创作，1964年9月，中国的第一部现代芭蕾舞剧赶在国庆十五周年前夕提前诞生了。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的首演上，周恩来出席并邀请了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观看，看完后，周恩来很高兴的上台看望演员，并兴奋的表示我的思想比你们保守了，我原来想芭蕾舞要马上表现中国的现代生活恐怕有困难，需要过渡一下，先演外国革命题材的剧目，没想到你们的演出这样成功，艺术家们自然大受鼓舞。

杜鸣心：很多国家领导人来，招待外宾，都拿这个这个东西来看，毛主席亲自也来看了，对这个说了三条意见，说方向是对头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这三句话，那就是很肯定的，很肯定这个戏的演出。

解说：首长的一致称赞，便意味着任务的顺利完成。国庆献礼如期进行，从此以后，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的舞台上，《红色娘子军》成为保留剧作，作为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世界各国来访的政要们，目睹了红色中国下的红色芭蕾。而作为一部被中央首长一直首肯的芭蕾舞剧，自然也意味着在神州大地上的畅通无阻，普通人民群众的交口传颂。然而几年过去后，电影演员出身的江青开始统战新中国的文艺战线，并作出各类指示，在一次审查节目的过程中，江青对《红色娘子军》提出了异议，更准确的说，是对其中的一首歌曲《万泉河水清又清》不甚满意。

杜鸣心：当她听到这段音乐以后，她就马上就说了一句话，说这段音乐怎么像黎锦晖呀，这话实际上还是很重的，为什么呢？因为黎锦晖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写了很多通俗的爱情歌曲，当然当时就受到了批判，认为这很不健康，是所谓靡靡之音。所以江青说这段音乐怎么像黎锦晖呀，这个意思就是说这段音乐非常不健康。

杜鸣心：因为她神经衰弱，所以她看见有些大号，这个大号干什么用的，这个大号不要用，不要参加我们乐队了，这个完全是根据她自己的个人喜好，她听不了那么非常强烈的声音，所以后来那个大号没办法，怎么办呢？我不能吹大号了，我干什么呢，团里就安排他去卖饭票去了。

解说：大号手改为卖饭票的，来自于当时革命旗手的指示，这自然意味着一种不可逆转的局势，无人敢于辩驳，更无人敢于违抗，大号手的命运尚且好说，杜鸣心的命运则在动荡中不安前行。重写《万泉河水清又清》这首歌曲，成为了杜鸣心为数不多的自我救赎的机会，尽管这已是整个芭蕾舞团所接到的政治任务。

杜鸣心：当时芭蕾舞团有乐队队员，有合唱队队员，大家都积极性非常高，大家同时都来写同一首歌词的音乐，前后写了上百首，乐队队员60多个人，合唱队也有30多个人，每个人写一首就接近一百多首了，特别是我，作为自己，原来这个音乐是我写的，我当然更需要写得更好一点，争取被选上。

解说：政治前途危在旦夕的杜鸣心，开始重新创作《万泉河水清又清》，对于他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他渴望能够再度在这一百多首备选歌曲中脱颖而出。

杜鸣心：最后是让于会泳来审听，于会泳当时已经是这个文化部的部长了。当时的合唱队员唱了大概有七八首，同一歌词的万泉河水，他也不知道谁是谁写的，哪一段是谁写的，他最后就选择这首，就是现在用的这首，所幸的就是这首还是我写的。所以这样选择我这一首以后，我当时这个心才放下来，那些芭蕾舞演员说，这下你可以稍微轻松一点了，你这个是戴罪立功了。

解说：那首曾被江青批为不健康，接近靡靡之音的《万泉河水清又清》，在时光流逝后已难以寻找，现如今，我们所熟悉的只能是这一个版本的《万泉河水清又清》，对于杜鸣心来说，同一首歌曲的数度创作，在他的心中很难说孰优孰劣，这终究不是他的选择，而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下，一个艺术家所不得不面对的局面。

陈晓楠：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有一句口号流行甚广，那就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在工业和农业两面红旗竖起来的同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旗帜，那就是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而与竖立这一面旗帜密切相关的呢，则是林彪在解放军当中开展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林彪不仅要求各级的干部和战士学，自己也带头学，特别是1963年他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学用结合，立竿见影。随后在第二年，他组织编纂的《毛主席语录》，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这个热潮又推广了全国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64年，举国上下这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工农兵群众对于毛主席著作那种油然而生的热情感染了一位当时只有32岁的年轻人，他为此创作了一首后来脍炙人口的歌儿，一时之间非常的流行，令人叹为观止。

歌词：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解说：1964年，在哈尔滨举行的第二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上，一个年轻的歌唱演员表演了一首他自己谱曲的新歌，引起了现场观众的不小轰动。

李振盛（摄影家）：这是一首新歌，大家过去没有听到，听到之后觉得这个歌好像是按照当时采访现场的听众，都说这好像唱到我们心里去了。

解说：70岁的李振盛，当年是《黑龙江日报》的摄影记者，对于四十多年前那段身临现场的往事，他的印象尤为深刻，也由此与那首歌的创作者及演唱者王双印成了很好的朋友。

李振盛：王双印那个时候在哈尔滨歌剧院，他是一个独唱演员，那个男中音，独唱演员和曲作者，他在第二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上就唱了这首歌，当时叫做干革命靠毛主席思想。

解说：王双印的这首歌可谓生逢其时，他的创作年代正是1964年，由林彪所发起的举国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正在轰轰烈烈的进行之中。哈尔滨歌剧院创作员李郁文、王双印两人深入到工厂、农村、军营，与广大革命群众同劳动，同吃住，采风之余，他们有感而生，由李郁文执笔润色，写出了《干革命靠的是毛朱泽思想》的歌词，由王双印谱写了曲子，并由他首唱。

李振盛：李郁文跟我谈过，为什么提到了干革命靠的是毛主席思想，就是大家都在学毛主席的著作，学毛主席的著作就是毛主席的思想在指引着我们革命的道路，前进的方向。

解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风潮最终演变为身戴毛主席像章，手持红宝书，言必称毛主席语录的局面，然而人民群众仍需要来自内心深处的歌声作为配套产品出现，这首《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就是如此恰逢其时的呼应了时代脉搏。歌曲创作后不久，一次特殊的机会，令这首歌飞黄腾达，一举响遍神州。

李振盛：周恩来总理陪同朝鲜委员长叫崔庸健，崔庸健到哈尔滨访问，在迎宾晚会上，凡是来的外宾，来了元首都要开一个晚会，为他专场开个晚会，王双印就被邀请到那里演唱，演唱的时候，他就唱了自己新创作的这首歌，这首歌唱了以后，周总理当时就在台下，一面听着他演唱，还一面打着节拍，因为这个歌曲的节奏确实很明快，唱起来，听起来琅琅上口，所以总理一面点着头，打着拍子，演出之后总理专门再接见了一下王双印，肯定了他这首歌，还给他提了一个修改意见。

解说：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这首歌便有如搭上了直升机，媒体推波助澜，迅速成为大众焦点，1965年初，当时最具权威性的《红旗》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革命歌曲选》的文章，共计选取了十三首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歌位列第一。从此以后，从家庭到社会，从城市到农村，从首都到边疆，凡有人迹的地方，都会响彻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与旋律，天天唱，人人唱，化为血液，植入记忆，一个时代的标志性歌声就此融入数代中国人的生活。

歌词：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章立凡：在我的印象中，那就是一个厉行的，就是每次到开全校大会，这是必唱的歌。

李振盛：你走在大街上，就是不开会，没事，你上班的路上，下班的路上，你就会听见大喇叭，那个时候到处都是大喇叭，有的时候不是在唱也是在播这个曲子。

张筠英（朗诵艺术家）：文化大革命当中天天唱，因为当时有一个制度叫做早请示晚汇报，就是每天大家来学习的时候，第一项程序是什么呢？是要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解说：67岁的张筠英在回忆起这首歌时，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张筠英：比如说我们那时候有工宣队、军宣队，今天来，到你们这个组里，深入到你们这个组，那这个组长就有点紧张，一起调，起立，全体起立，万物生长靠太阳，预备唱。所有人都不唱，为什么？不能唱，你可能没听出来吧，这是第二句。所有人都在那儿不唱。生气，为什么不唱，我起调你们为什么不唱，大家不唱，谁不敢说呀。所以只有由工宣队、军宣队的说你起错了，你唱的是第一句是万物生长靠太阳。哎呀，哎呀，对不起呀，对不起。那时候得要说跟毛主席承认错误，然后说毛主席，毛主席，我犯错误了，我把这个歌唱错了，我现在重新起一个调，大海航行靠舵手，然后我们大家再，大海航行靠舵手，那真的是这样儿的。

解说：如果说演唱歌曲次数也会有吉尼斯世界记录的话，那这首曾经被八亿人唱了十年的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无疑是中国之最，也应该是世界之最。

歌词：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周总理和我们一起唱歌，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解说：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首典型的时代歌曲，也最终完成了属于它的历史使命，不再被人们想起。

张筠英：文化大革命以后，已经有很多新的歌就出来了，那这些歌自然就隐去了，因为他也不需要天天在单位都这样唱，那慢慢慢慢的，大家就比较自由了，特别是邓丽君的歌来了以后，悄悄地来到了大陆上以后，它这一种新鲜感，当然那些歌它就慢慢隐退了。

陈晓楠：八亿人民八台戏，人人会唱样板戏，在那个红旗飘扬的年代，人们的精神生活如此统一的被塑成了这红彤彤的一片，戏剧小舞台成为了当时大部分群众的公共娱乐方式，红宝书、红卫兵，红太阳、红五类等等红色的称呼，主导了六十年代中国人的审美与价值观。时至今日，人们依然无法割断这些样板戏和几代中国人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精神联系。文化大革命时期，法国新浪潮电影大师戈达尔曾经对中国的样板戏电影艺术有过这样一番评价，他称之为中国式美学，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这中国式美学的流行。

李振盛：那个时候这些样板戏，什么《红灯记》，《智取威虎山》，什么《沙家浜》、《智斗》，《沙家浜》那《智斗》的那三个人演唱的胡传魁，刁德一和阿庆嫂，全国人民都会唱，因为就是那个喇叭里天天广播这个，电匣子里天天广播的是这个。

戴嘉枋（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红灯记》表现的是一个民族大义，中间还充满着人性，不是一家人，三代人在一起为抗日，生活在一起，最后英勇牺牲，所以我想这个剧情本身很吸引人。

解说：剧作家沈默君的作品《自有后来人》，1963年经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后在全国上映，公映后影响巨大，同年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指示，中国京剧院排演京剧《红灯记》。1964年7月，参加了全国现代京剧观摩汇报演出。

戴嘉枋：当时全国所有的省级的，包括一些地区级京剧的团体都到北京来，演出整个一个月，那么这个月一共全国各地推出了25台大戏，还有很多的小戏，那么这些戏呢，后来很多成为样板戏，那么这个戏里面，应该说是音乐上，包括剧情，最成功的就是《红灯记》。

解说：《红灯记》的演出，引起了强烈了的反响，据说毛泽东在观看中，不时鼓掌，看过之后还专门指示要给正在北京参加全国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看，1965年1月4号，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再次观看了《红灯记》的演出，这部戏剧随即唱遍，唱红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当时家喻户晓的程度在中国内地无与比肩。

戴嘉枋：当时江青就组织他们南下演出，南下巡回演出，一直演到深圳，沿途一个一个地方，比如说上海演一个星期什么，样板这个字开始就在上海《解放日报》社论里面所采用的，说它是京剧革命化的一个样板。

李振盛：看样板戏的方式是各种各样的，电影是必看的，单位组织看的，另外演样板戏是从专业团，就从北京的专业团到省的专业团，还到街道上的群众组织。

解说：京剧《红灯记》上演近一年间，各地报刊发表的评论《红灯记》的文章就有200多篇，从各个方面对它进行研究分析，1966年11月，江青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的发言中，第一次开始用样板戏来称呼《红灯记》、《沙家浜》等剧目，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京剧团纷纷到北京上门求教，把样板戏搬到当地学演，一时间在全国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势，而能够加入样板团，也成为当时年轻人一种光荣的时尚。

李振盛：当时江青弄样板戏，各个省都成立样板团，那个时候成立样板团，谁能进样板团那是最大的幸福。一、发军装，没军衔也发军装，那个时候社会上最流行的就是黄绿色的军装，而且好多人是穿假的黄绿色的，现在叫山寨版，那个时候不叫山寨，就是自己做的，裁缝铺做的那个发真正的真军装，这是一，二呢，样板团吃的好，样板团那里，伙食好得和家里没法比了。

解说：有了一个又一个坚实的演出团体，京剧《红灯记》成为现代戏中，率先光彩夺目的明珠，深深影响了当时的年轻人，即便到了今天，任何一个上了四十岁的人，张口都能唱得出它的主要旋律。

韩国宝（原攀枝花市市委书记）：提篮小买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

张筠英：都有一颗（红亮的心），这些大家都会，像李玉和的那些都得有，狱警传，这些都会，不会不行。

李振盛：听奶奶讲革命，英勇悲壮。

解说：作为当年跑文艺口的摄影记者，李振盛对于样板戏的经典唱段，自然能脱口而出，回忆中他还对于样板团里的一个如今已经司空见惯的东西印象尤其深刻。

李振盛：我们第一次知道样板团每天上场发巧克力，哎呦，这个巧克力发的呀，还分AB角，主角和次角和群众演员，说那个主角上台八块巧克力。那个时候，我们这些新闻单位的记者们未曾吃过巧克力，说巧克力啥味的，后来说拿到两块了，我说就两块啊，咱们数数人掰着分，分成块，有的拿了一小块，掰开吃，放嘴里之后，还没觉得味呢，下去了。说再给一块，刚才没吃出味来，一查查不行了，你没吃出味来也不能给你，给你了别人怎么办呢，都到了这样可笑的程度。

解说：1968年2月26日，新华社发表了题为邮电部为八个样板戏的诞生发行一套纪念邮票的报道。自此之后，八个样板戏和其内容都固定下来，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标志性产物。由八个样本戏而不断衍生的电影、京剧、话剧、钢琴伴奏等各类形式，无一不是围绕着这几个剧目产生。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能看到样板戏的影响力。

章立凡：现在回顾样板戏，你也不能不说样板戏完全没有艺术性，它还是精雕细琢的一个东西，所以呢这个就要看是在什么一个时代，什么一个氛围框架里头，它能所达到的极限，我想那个时候达到的极限就是这个东西。

解说：特殊时代下的特殊文艺产品，以其压倒一切的趋势在不断地精雕细琢下，成为了一个时代唯一震耳欲聋的声音，从而高度吻合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大前提。数十年过去后，其政治意义为人们所遗忘，人们再度唱起，或许仅仅只是因为个人的回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