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蛾酒价格及图样:京剧还之

借京剧之尸 还专制之魂

作者：左春和 2008-02-28 10:10:02 发表于：博客中国

最近，教育部规定将在中小学校开设京剧课，并且确定了试点省、市和京剧唱段。开始以为此消息是一种艺术类恶搞，或转自愚人节的内容，因为一个主管全国教育的堂堂部委绝不会弱智到此种程度。然而，一个个来自“权威媒体”的报道还是证实了消息的准确性，不但不是什么恶搞，还是千真万确的权威信息发布。并且声称此举是要弘扬民族文化，拯救国粹，在此种教育内容的设置中培养一代青少年的爱国情感，强化青少年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

看来这里存在这样一个逻辑关系，即京剧是最优秀、最重要的传统文化。学了京剧的人不但就掌握了传统文化而且还是爱国的。现在的青少年因为不掌握京剧，所以已经不熟悉传统文化而且也不爱国了。按照这种命题假设，要让一代青少年爱国，所以最终的推论是要先让他们学习京剧，尤其是这次确定的样板戏选段。在决策者的眼里，这些唱段是爱国主义的典范，更是传统文化的精髓。学了它，一定会“都有一颗红亮的心”，然后“接过红旗肩上扛”，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甘酒热血写春秋”。最后，一代青少年因为掌握了京剧这种利器，就可以在未来的世界文化冲突中独占鳌头、雄霸世界，就可以焕发出青春中国的文化风采，就可以使伟大的祖国“万紫千红分外娇”。然后如“泰山顶上一青松”，傲视那文化落后的美国和欧洲。

这是多么辉煌的理想。又是钢铁一般的逻辑。理想的辉煌因为辉煌而成为理想，可是逻辑却因为钢铁般坚硬最终还是钢铁，钢铁没有温度只等待我们的判断和打造。我们不仅生存于逻辑中，也不仅生活在理想里，更多的时候我们生存的选择来自经验和教训。虽然“谎言已使我们长时间敬畏不已”（伏尔泰），然而，经过了历史的诸多教训，我们已不太容易激动和狂热了。京剧的教育，尤其是样板戏的教育和普及到底能否促进传统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是不用再实践的，为此，我们已经付出了文化被摧残、几近毁灭的代价。波普尔说：“科学的基本方法，不是证实而是证伪，”所以，关于这则荒唐的命题我们可以欣赏其如何荒唐。已经没有必要再给它“证实”、再给它“实践”的机会了。

首先，我们看一下什么是传统文化，什么才是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虽然这是一种常识性的话题，但在当下有什么比再提醒常识更重要的呢？因为命题本身已经违背了常识，蔑视了常识，甚至把常识踩在了脚下。然后让谎言大行其道，让谎言穿上逻辑和时尚的外衣横冲直撞。天于优秀的传统文化本来是人人皆知的，只是它又一次被谎言遮蔽了。京剧是传统文化，但不一定是优秀文化，更不是最优秀的文化。我想这也是一个基本常识，但被埋没久了的常识是很难让人承认的，就像柏拉图给我们描述的洞穴原理。习惯了假想的存在会嘲笑真理的荒谬。这是关于真相以及从属于这个真相的认识方式的悖论，表明了认知方式及其双重的、矛盾性地构成了我们的认知历程。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着认识真相的可能，因为真相以它最朴素的方式弥漫在了我们的文化之中。同时，我们已经走出了柏拉图的历史洞穴，虽然光芒刺眼、令人眩晕，但那个埋葬真相、重返虚假的年代已成为我们文化的背景。

关于优秀的传统文化，应该是一种精神和智慧。正是这种精神和智慧保佑了中华民族走过了多少沧桑岁月。这种精神和智慧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上，从而建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尽管中华文化有着天然的缺陷，比如认为人的无限性，没有忏悔意识，不善理性、科学，但它在化解冲突方面的智慧张扬、和在创造方面的开放性显然与西方文化各呈异彩。林语堂在论述老子的智慧时说：“中国人曾被称为实事求是的人民，但也有他的特性的罗曼斯的一面；这一面或许比现实的一面还要深刻，且随处流露于他们的热烈个性，他们的爱好自由，和他们的随遇而安的生活。……照我想来，这是中国人民之不可限量的重要特征。”所以，他还认为“道教是中国人民的游戏状态，孔教是工作状态”。因为“孔子没有宗教的原始体验，不知道启示，不相信他生命的转世，他也不是一位神秘主义者。不过他也不是一位理性主义者，在他的思想中，引导他的是人间社会的统摄理念，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才能成为人。孔子热爱世间的美、秩序、真诚以及幸福，而这一切并不会因为失败或死亡而变得没有意义。”这是雅斯贝尔斯对孔子的客观评价，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主流部分的评价。并认为佛教证明了中国人安详的内心秩序。正是中国文化中存在着儒、道、释的互补、互融，才使我们热衷于社会发展，又能在各种冲突中化解精神危机。另外，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中的开放和包容，也就是强调“变易”和革新发展的“与时俱进”，还有那种“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可以说，自由、多元、开放、包容构成了优秀中国文化的主题，为什么在近几十年来专门绕开了这些真正的光辉呢？这本不是文化的过错，而是操纵文化的结果。

其次，我们来看一下此次教育部选定的京剧唱段。严格说来京剧只是传统艺术中的一个品种，剧种本身无可厚非，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虽然京剧是流传于市民之间的戏曲，而地方戏多在乡野村落，只是由于欣赏志趣的不同而造成的观众分化。相对说来京剧比一般地方戏更雅一些，唱词、唱腔更讲究一些。但归根结底，它只是一种娱乐形式而已，它本身没有一些人说的那样伟大，更不能与爱国划等号。说它是国粹，爱它即爱国完全是一些艺人在拥艺自恋。对于自己的一生所从事的艺术爱之若己，达到此种迷狂本无过错，况且正是有此迷狂才能使技艺臻于至境。像章太炎先生所讲的，正是由于一些人所谓的神经病，才在自己研究的领域超乎群伦，如果没有那种迷狂，何来那种精神和执著。没有那份执著又何来独领巅峰。章太炎又说，只是这种神经病人有的一遇功利便清醒起来不再神经，而有的越遇功利越躲之越远，这便是利用和痴迷的分野。可以说在京剧的发展史上确有不少优秀的痴迷者，也有一些功利主义者。但不论如何，作为京剧之外的人应该是清醒的，而作为教育资源的配置和教学内容的设置者更应该是客观的，起码不应陷入一种盲目的迷狂。因为说到底，京剧仅是一种娱乐形式而已，不管在大雅之堂，还是在寻常百姓之家，人们对它的观赏也仅仅是它能够带来一些快感而已。至于它的唱词能够传达出的一种道德取向，并不是它的特征和独有，何况，它的唱词的积极意义又非常值得去推敲、反思、批判和解毒。

这次选定的唱段少量是古典方面的，大多是文革时期的样板戏。古典方面的主要是《报灯名》、《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报灯名》是一种孝道思想，《包龙图》是一种清官取向。可以说也正代表了京剧唱词的主要方面，也是一些其它地方戏种的主要内容。这些思想取向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可能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孝有着农业社会的风险根源，父母一代往往把潜在的风险化解押在子孙身上，面对一个没有生存保障的社会环境，对于宗亲关系的强调便是一种生存的需要。然而，这些价值观在今天的过分强调会使青少年背上沉重的伦理负担，会淡化新的社会保障机制的形成。同时也使中国的家长成为全世界最自私的家长，因为把抚养子女完全作为了一种投资，其中的孝是成本与收益的终极追求。这样实际上矮化和扁低了自然的亲情关系，更潜藏了一种专制社会形成的君臣父子的等级秩序。本来抚老携幼是人类的天性，一味地强调孝的结果是被孝者忽略了孝者的痛苦和自由，淡化了被孝者的责任，反而增加了被孝者的权力。以此播下了专制社会的种子，构成了专制社会得以形成的文化基础和伦理合法性。雅斯贝尔斯说：“从根源上来讲，礼、法以及伦理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正是源于人类自由共同激情而产生的，而如今固定化的礼对于人类来讲是一场灾难。”这种传统文化中的消极部分经过多年民主思想和人文思想的启蒙正在朝着光明的方向觉醒，不知这种强迫化的伦理设置能达到何种境界。或许那段唱词原是唱给古代的小皇帝听的，而今天是否是唱给每一个家庭中的小皇帝听的？或许是决策者的良苦用心。另一段则是经典的包公戏。是说宋代的书生陈世美考中状元后，抛弃了支持他的妻子秦香莲，为此，秦香莲在包公处告下了陈世美，然后包公为此把陈世美活活铡死。可以说这段戏从艺术角度来说已经十分完美，但完美的可能只是艺术的形式，其唱词内容是应该进一步剔别和批判的。故事本身的真伪已没有必要去作考证，只是唱词本身是中国民间情绪化的产物。这里起码存在几个需要解毒的问题：一、陈世美与秦香莲的真正爱情需要置疑。剧中的陈世美因地位的改变而改变了爱情，秦香莲则转爱为恨，正如孔子讲的“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惑也”。正反映了中国古代妇女传统、畸型的爱情观。如果陈的改变是幸福的，而秦既然是爱陈的，为何不去成陈之美，善良的力量是巨大的，说不定使陈反而爱秦。而秦如此做法最后得到了什么，是复仇后的快感吗？如果是的话，正是这种仇恨欲结的心理造成了我们文化中的阴暗和脆弱，致使没有了宽容就没有力量。如果用现代心理学和经济学进行分析，秦香莲对陈世美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爱情，有的只是功利的需要和心理的快感。也许我们不该责备秦香莲，然而陈世美的改变是否另有真正的原因呢？只有当陈地位沉沦或破败潦倒的情况下与秦香莲离异才能被人所接受吗？可见我们传统的心理文化已病得不轻。二、陈世美地位徒升产生的改变究竟是谁之错。陈的一夜升天，然后心理上和行为上有了重大变化，千百年来人们把愤怒都倾泻在了一个书生身上显然有失公允。陈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又是受害者。得到了现时之利，又受到了心理畸变之害。这种变化在没有约束机制和法律机制的古代社会完全非陈世美个人能够左右自己的心理变化，陈的变化足以说明良心是靠不住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去依靠良心、或者谴责良心，为什么不去思考保证和限制良心的制度和机制。陈世美中举升天是否也与当下的考官之风一脉相承呢？陈世美只不过是变了爱情之心,可能害的是一双母子，而当下多少一夜升天的大人变得又是什么呢？害得又是多少双母子能够相比呢？遗憾的是我们只看见了远害而不觉近害，只看见了小害而未能觉察大害。并且正在搂着近害和大害而在责备远害和小害。三、包公铡美的合法性问题。古代的状元郎肯定也是国之瑰宝、一等人才了。对于这样的人应该重点看他的社会作为，也就是看他对于大多数人的社会贡献。对于伦理、道德范畴内的问题不应该使之扩大化、脸谱化。包公的做法正好应合了一种灾民心理，正是这种长满了毒瘤的嫉妒心理使我们的心理文化呈现着促狭的一面。直到今天我们评议人才的标准还是不能回到才能的本位上，往往指责人才身上的其它缺陷而变相否定其才能，而进行自欺欺人的自慰。所以，我们的当代文化很少能出现古代文化中的高峰。另外，包公的家长制做法也是现代社会所不容的，一个不能建立透明和严格程序的审判很难保证它的公正性。因为包公毕竟也是人，凡人都有局限性，都有被假相蒙蔽的可能，更多的时候情绪会淹没智慧。在民主与法制建设多年的现代，我们又如此隆重地推出包公到底意味着什么？四、酷刑的渲染。既使陈世美可能坏了良心抛弃了妻儿，但毕竟罪不致死，更不致用铡刀铡死。戏剧化的效果可能为了一解观众被点燃了许久的仇恨，让人们因为生活中种种不平造成的愤恨全部转移在陈世美身上。但戏剧可以生活化，而生活不能戏剧化。戏剧可以教育化，而教育已不能戏剧化。在这种酷刑教育中现代青少年会受到什么影响是难以估量的，起码会埋下仇恨的火苗，一切问题用以暴制暴的方式进行。如果这样，我们的文化和文明还有什么进步可言，只能又退到了封建王朝的水平。因此，这段经典唱段可作为一种戏剧传统来上演、批判，断不可走进中小学的课堂。如果京剧课程的设置在中小学校成为现实，某种程度上比纷纷扬扬的读经闹剧危害更大，比穿汉服、奉孔子更丢尽传统之丑。

这次选定的曲目除了这些所谓的传统京剧唱段，便是我们熟悉的样板戏。样板戏是什么？样板戏是文革的产物，是京剧文化的怪胎。关于文革，历史已做了清楚的结论，已是一个国家挥之不去的沉痛的记忆。而样板戏近年来又粉墨登场，再出风头。我想样板戏重返市场可能是它的娱乐效应，即中年以上人群对它的熟悉程度。在文革中因为禁止文化的多元发展，全国上下只允许几台样板戏一枝独唱，靠政治的压力、行政的命令迫使其广为传颂。在当时环境下的人们与其抵制这种艺术，不如干脆唱起文革版的卡拉ＯＫ，以便情绪的缓解。至于内容的艺术及价值取向在过去的一片政治化中已微不足道。今天的传唱显然与当年的政治语境不同，更多地是一种解构、灰色幽默和调侃，其中也不泛对文革艺术的反讽。更多意义上是娱乐时代的基本特征，在娱乐化时代所有沉痛、严肃的主题都可能被消解。所以，样板戏被今天的人们传唱，或者进行舞台演出都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多元文化的共存是一个时代文明的标志。“思想的自由是灵魂的生命”（伏尔泰），何况一种艺术形式的被回忆和解构。但是靠公权力加强推广则成了问题，把它规定为中小学的教学内容则更带来问题的严重。编入课本的理由是弘扬传统文化，然而，样板戏恰恰是毁灭传统文化的产物。文革的全称是“文化大革命”，何谓“命”也，“命”即“气”也。也就是文革就是要彻底革掉传统文化的气韵。所以，在那个狂热的年代所有优秀的传统文化都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摧残。样板戏便是这种文化革命所结的硕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样板戏在唱腔设计等方面并未割断传统的气脉，而是一种全面的继承，其唱词倒是一种全新的产物。这次所选的基本都是《红灯记》、《龙江颂》、《沙家滨》中的著名唱段，具有鲜明的文革时代的痕迹。它的基本特点一是假大空，极端脸谱化的人物塑造。其中的主人公铁梅、阿庆嫂、江水英、郭建光等都是完美无瑕的圣人，不但英勇过人、智慧过人，还不食人间烟火。用今天的理念来看，他们可能是一个合格的工具，但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人。也不是一真正意义上的人。如果承认当时的艺术局限，那么为什么今天还要推行呢？如果不承认这种艺术塑造的虚假，更可怕是，我们的文化又要倒退到文革时期。英雄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可怕的幽灵，历史上凡是崇拜英雄的年代都会是一个浸透了血与泪的极权时期，每一个崇拜中的人都会因自己的崇拜而付出丧失自由的代价。崇拜英雄也意味着人可以充当救世主，在救世主面前每个人都可以抛弃个体的权利，然后随救世主的命运一起翻转。二是浓厚的敌人意识。在样板戏中大都弥漫着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像克里玛所称的“集中营思想”。因为没有更深意义上的战争分析，把所有战斗中的敌人全部脸谱化为一无是处的恶魔，并且都是弱智的低能儿。而我们的英雄人物往往能够“智力”取胜，拥有最后的正义。这种敌人意识使我们对战争的认识过于简单化、扁平化了。殊不知战争中的军人（包括敌人）也都是战争的受害者，因为服从于一种政治命令，军人成了杀人的机器，我们往往把仇恨洒在了机器身上，而忽略了机器身后那些真正罪恶的人。这种敌人意识还会强化我们的仇恨，一个积满了过多仇恨的民族哪里还有飞翔的力量。这种泛敌人意识反而使我们看到了一种自卑和弱小，在一个民族重塑世界形象的今天，如何让一代青少年自信地昂起头来应该有一种内心的精神充盈和对历史的宽恕。三是危险的战争规则。在这些样板戏中的英雄人物，有李铁梅这样的少女，有李奶奶这样的老人，还有潘冬子这样的孩子。他们这些孤儿寡母构成了战斗的力量和英雄的主题，虽然说是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真实。但并不值得去提倡，因为战争服务于政治目的，战争的行使是职业军人的任务，孩子、妇女、老人应该走开。或者根本就不应把他们卷入其中，那样会招致更多的平民的危险和伤亡。因为藏兵于民是违反战争规则和道德的，虽然战争无法涉及道德。但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在保护家园，而是引火烧民。今天我们来看这样的故事，应该对铁梅、李奶奶等英雄人物抱以深深的同情和悲悯，而不应该再给其树立空洞、高大的形象，或把他们推到道德的悬崖。应该告诉一代青少年那个特殊的年代背景，并告诉他们真正的战争观。四是紊乱的价值观。由于样板戏成品于那个斗争的年代，是从一种革命而来的所谓胜利的凯歌，是胜利之后的斗争自恋。但其中浸满了斗争年代的思想价值。比如“打土豪、分田地”，对地主处以极刑等情节已经不是文明社会的行为。“十七大”中刚刚提出要使人们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和保护私有财产。也就是个人可以不必劳动地合法拥有财产，也许这财产的数额是巨大的，可能是财产性营利，也可能是继承所得，但只要来源合法就会受到法律的保护。然而样板戏中的理念是不论如何要平分那些富人的财产，因为正义掌握在穷人手里。穷人可以打到富人，并把最富的人处以极刑，或千刀万剐。在那个特殊的没有理智和法律的年代，因为政治和斗争需要，为了鼓动起占大多数的穷人，只有牺牲富人，不是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就是要把他们赶尽杀绝。如果今天有青少年从京剧样板戏里得到这样的理念问我们的老师为什么要斗地主、分田地之时，不知我们的教师做何回答。如果回答是因为他们太富有了，那为什么现在不平分了那些比地主更富有的老板们的财产呢？也许我们的京剧教育会陷入价值尴尬的境地。霍布斯说：“人很容易因堂皇的自由之名而被欺骗”。作为中国人，作为关注生存大于关注文化的中国人很容易因为利益的承诺而被鼓动，那怕承诺是虚幻的，或者利益的攫取途径是非法的。于是我们不再去考虑被侵害者、被剥夺者的利益和权利，这便是袁崇焕的悲剧能在中国历史中发生的文化土壤。

古代的包公和现代的阿庆嫂都是历史谱写的英雄神话，神话造就了一代圣人。他们曾经活在历史里，也活在戏剧和其它艺术里，他们至今还活在我们的文化里。也许他们是不朽的，因为他们还活在一些人的心中。我们现在的使命再不是借助教育方式让他们复活，而是用理智、用科学、用民主、用忏悔和爱心剔除他们的影子。“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代替幻想。”（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的概念》）。因为包公的复活会妨碍民主化进程，也会给专制幽灵的复活找到传统的借口。包公属于他的宋代，还是让他永远生活在宋代吧，我们今天有了更加科学、更加公正的判决方式。样板戏中的英雄们也不要走来，还是当成“泰山顶上一青松”吧，作为历史语境中的形象依然是令人敬仰的，如果降临到今天，可能难有多少用武之地。虽然《包龙图》和样板戏曾经是不错的戏剧，但它的主人们毕竟都进入了历史。奥古斯丁说：“所有戏剧中最伟大的戏剧是历史，因为历史的作者是上帝。”我们都是上帝眼里的孩子，承认我们理智的局限以及英雄和圣人的局限，才是我们与进步和智慧开始发生关联。

2008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