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随机指标kdj:易顺鼎：三副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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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哭庵虽算不上叱咤则风云变色的伟丈夫，却也不愧为吟哦则天地增色的奇男子。天生尤物总归是要给人好看好受，天生才人也同样出此初衷。任何英才、霸才、鬼才、魔才附丽于人身，都绝非偶然，必有其因缘宿命，强求不得。
档案案主：易顺鼎 籍贯：湖南龙阳（今汉寿） 属相：马
生年：1858年 卒年：1920年
享年：63岁 墓地：湖北汉阳
父亲：易佩绅 母亲：陈氏
配偶：元配刘氏，继配沈氏出身：举人
好友：樊增祥、陈三立、袁克文、罗瘿公等
职业：官员著作：《四魂集》等
经典话语：人生必备三副热泪：一哭天下大事不可为，二哭文章不遇知己，三哭从来沦落不偶佳人。此三副泪绝非小儿女惺惺作态可比，惟大英雄方能得其中至味。
有这样一句诗——“男儿有泪不轻弹”——总令我将信将疑。
春秋时，齐景公登牛山，悲去国而死，泫然不能自禁。明摆着，这是昏君的一时之悲，难怪晏子既要笑他不仁，又要谏他归善。
屈原的泪水则全部流向社稷苍生，且听，他在《离骚》中高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隔着两千多年，我们都听见了，可昏聩的楚怀王居然听不见，或许是根本不愿听见吧。
贾谊继承了屈原的传统，尽管汉文帝执政时已到处歌舞升平，但其《治安策》劈头第一句就发出哀声：“臣窃惟时事，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倘非爱国爱民的痴情者，怎会居安思危？又怎舍得“痛哭”“流涕”？
东晋之初，过江的诸公常萃集于新亭，多设美酒佳肴而怫怫不乐，座中一人悲叹道：“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于是群情惨然，犹如楚囚对泣，齐刷刷流下失国者忧伤的泪水。石头城的石头不怕风吹雨打，怕只怕这蚀骨的男儿泪，滴沥得太多了，滴沥得太久了，磐固的城池也会软若一盘蛋糕，任人分食。
杨子为歧路而哭，歧路容易亡羊；阮籍为穷途而哭，穷途毫无希望。阮籍喝下那么多醇酒，统统化作了泪滴，他比谁都醒得更透啊！
杜甫为社稷哭，为黎民哭，还为朋友哭，他岂非天下第一伤心人？《梦李白》第一首起句便是“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不知你如何读完此篇，读时是否有深深的感应？我只知道自己早已泪眼迷蒙。
辛弃疾豪迈卓荦，奔放不羁，他也要哭，那份忧伤留在纸上，至今仍如通红的钢水，令人不敢触及。他既不是雄着嗓门吼，更不是雌着喉咙唱，而是仿佛从高高的岩缝里啸出悲声：“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问得好，然而谁也不肯给他答案。
轮到大才子曹雪芹哭时，他不想当众表演，只将一部《红楼梦》摊开在众人眼前，就急忙走开了，犹如身披猩红斗篷的贾宝玉，悄寂寂地踏过空净净白茫茫的雪原，离人世越远越好。还说什么呢？书中不是明白写着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他倒是把那个“？”捶直了，又或许是时间捶直的吧。
我认为最不可能哭的男儿该是甘心为近代变法流血牺牲的第一人——谭嗣同，他既然只相信热血救世，泪水又岂能夺眶而出？可是这回我又错了。1895年4月17日，清王朝与日本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赔银割地，丧权辱国，他闻此消息，悲愤填膺，亟作一诗：“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都说男儿“落泪如金”，又岂止如金？那是亘古难磨的灵魂的舍利子。
往历史黄卷中打量一番后，老实说，我吃惊不小。太多伤心事，创巨而痛深，人非木石，那些刚毅的男儿还能不挥泪如雨？泪水之阀原本不是由他们自己控制的，一切均为时势所控，命运所扼，谁也无法预计泪水何时何刻猝然而至。有人说：“任何一页历史，你都不可轻看，每个字都是用成吨的鲜血浸成的！”既然如此，我便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其“蓄泪量”更为丰足，我只须轻启黄卷，万古泪河水，便向手心流。
天下可悲事既多，男儿痛苦椎心，虽欲不哭，岂可得乎？欲不哭而不得不哭，方为真哭。虽一哭再哭属不得已，但天地间的伟丈夫奇男子决然不肯以哭为美事为壮事，盖因哭者不祯不祥，男儿泪落如珠的时代，绝非好时代，若非处于铁屋一般黑暗的大局，谁肯效儿女子掩袖涕泣哉？世间以哭为常事的才子，纵然狂诞不羁，也断然弗肯将那不祯不祥甚矣的“哭”字嵌入名号。明末清初的画家八大山人（朱耷），本是明朝皇室苗裔，明亡后，隐居南昌。他常将“八大”二字连笔写出，其形貌宛若草体的“哭”字，可谓寄意良深。清代“文坛飞将”龚自珍取其诗集为《伫泣亭文》，也遭世人否决。到了清朝晚期，竟然有人驾乎其上而行之，公然将“哭”字嵌入名号，时人斥之为异端。此人是谁？他究竟是疯子，还是狂夫？
他是近代诗歌王子易顺鼎（1858—1920）。多少美的、奇的、壮的、勇的、野的、豪的、逸的、雅的名号他不取，却拗着劲，偏偏取了一个凄冷之极的别号“哭庵”。对此，他自有说法：人生必备三副热泪，一哭天下大事不可为，二哭文章不遇知己，三哭从来沦落不遇佳人。此三副泪绝非小儿女惺惺作态可比，惟大英雄方能得其中至味。“三副热泪”这一说法的版权应归属于明末姑苏才子汤卿谋名下，哭庵稍加改造，化为己有。照他的意思，至味便是苦味、涩味、咸味、酸味、辣味。苏东坡曾说：“盐止于咸，梅止于酸，食中不可无盐梅，而味在咸酸之外。”易顺鼎所说的“至味”也须往苦、涩、咸、酸、辣之外去寻吧？
一生十六字
易顺鼎曾问学于湘中大名士王闿运，受过后者的点拨，可算是王闿运的寄名弟子，王闿运也很赏识易顺鼎，将他和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并称为“两仙童”。至于易顺鼎自号“哭庵”，则遭到王闿运的严厉批评。据钱基博《湖南近百年学风》所记，王闿运曾为此专门驰书：“仆有一语奉劝，必不可称‘哭庵’。上事君相，下对吏民，行住坐卧，何以为名？臣子披猖，不当至此。若遂隐而死，朝夕哭可矣。且事非一哭可了，况不哭而冒充哭乎？”王闿运也算是清末性情豪宕放任的高士，但仍被易顺鼎的后浪盖过了锋头。单从这封信的词色来看，你很可能产生误会，以为王闿运其人过于古板。
易哭庵虽算不上叱咤则风云变色的伟丈夫，却也不愧为吟哦则天地增色的奇男子。天生尤物，总归是要给人好看好受；天生才人，也同样出此初衷。任何英才、霸才、鬼才、魔才附丽于人身，都绝非偶然，必有其因缘宿命，强求不得。哭庵的第一声啼哭落在清末儒将易佩绅家。易佩绅是湖南龙阳（今汉寿）人，长年陷身官场，带过兵，与太平军交过战，工诗善文，笔头子过硬，“儒将”之名并非浪得，到了中年之际，同僚正犯愁如何才能钻营到更磐固更肥美的官职，正打算趁手中权力尚未作废赶紧刮薄地皮，捞足实惠，此公却突发奇想，携两位美妾入山为僧，剃个光瓢，敲了几月木鱼，觉得荒山野地太寂寞，估计伙食开得也不够水平，便又打道回府，并无一点愧色。王森然在《近代名家评传》中对易顺鼎的早慧赞不绝口：“生而颖敏，锦心玉貌，五岁能文，八岁能诗，父执多奖借之。”小小年纪，易顺鼎就被誉为“龙阳才子”。
哭庵晚年在书札中喜欢钤一方朱文大印，印文为：“五岁神童，六生慧业，四魂诗集，十顶游踪。”这十六个字并非胡吹瞎侃，字字都有来历。他五岁（1863年）时，恰逢江南战乱，因与家人失散，落入太平军之手，幸获生还。僧格林沁亲王见他肤色白皙，如小小璧人一个，便抱在膝上问他家世姓名，易顺鼎虽为孩提，面对虬髯虎将，竟应答如流，半点不怯场。僧格林沁又问他识不识字，他便索性将平日所读的经书琅琅背出，小舌头仍无一处打结。众人当即呼之为“神童”。
对于因果轮回的佛家说法，哭庵终生持信不疑，他曾由扶乩得知自己是明朝才子张灵的“后身”，心中十分欣喜，他原本就自信宿慧有根。哭庵意犹未尽，又一口气“考证”出张灵的“前身”为王子晋、王云首二人，“后身”则递次为张船山、张春水、陈纯甫三人，绵绵瓜瓞，无有断绝。以上六人均为哭庵的“前身”，合成“六生慧业”，他真是渊源有自的“鬼才”啊！哭庵的《眉心室悔存稿》集入他十五岁前的少作，其中的丽句已早早地暴露出这位才子的好色天性，且看：“眼界大千皆泪海，头衔第一是花王。”“生来莲子心原苦，死伴桃花骨亦香。”如此绮艳悱恻的妙句，决不是普通少年可以写出，其超悟可谓早露端倪。哭庵弱冠打马游南京，一日写诗二十首，捷才惊人，其妙句为“地下女郎多艳鬼，江南天子半才人”、“桃花士女《桃花扇》，燕子儿孙《燕子笺》”，古艳鲜新之至矣。他撮取自己历年所作之要妙者，分别编次为《魂北集》（作于京师）、《魂东集》（作于津门）、《魂南集》（作于台湾）、《魂西集》（作于西安），总称《四魂集》。照此看去，他真还有点魂飞魄散的意思呢。易顺鼎一生作诗近万首，《四魂集》是其精华。哭庵有山水癖，脚著谢公屐，游踪遍南北，他虽不是职业登山队员，却曾将泰山、峨嵋山、终南山、罗浮山、天童山、沩山、普陀山、庐山、衡山、青城山这十大名山一一践在脚底。杜甫《望岳》诗中有豪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哭庵终生乐此不疲，所谓“十顶游踪”，即十度登峰造极。游山必有诗，他的山水诗真是恢诡得厉害，且看：“一云一石还一松，一涧一瀑还一峰，一寺一桥还一钟。”“青山无一尘，青天无一云。天上惟一月，山中惟一人。”“此时闻松声，此时闻钟声，此时闻涧声，此时闻虫声。”这样的诗一天写十首是不会太难办的。
性情中人
易哭庵用十六字总括自己的一生，固然妥切，但还有一项重大遗漏，那便是“无边风月”。太上忘情，其次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易顺鼎无疑是“我辈”，人间少了他，好似《红楼梦》中少了贾宝玉，那个“情”字必定大为减色。天生尤物，又生才子，一幕活剧还能不热闹好看？
易顺鼎十九岁即中举人，人生路起始一帆风顺，而且大名鼎鼎，能有多少悲愁苦痛？可是轮到考进士，他就没那么走运了，累试不第，已经是头顶天花板。他以诗酒泄恨，发些“三十功名尘与土，五千道德粕与糟”的牢骚。他自号“哭庵”，当然不是无病呻吟。易顺鼎中年丧母，痛极心伤，形销骨立，只差没“呕血数升”了。他自撰《哭庵传》，历历道来，卒章显其志：天下事无不可哭，然吾未尝哭，虽其妻与子死亦不哭。及母殁而父在，不得渠殉，则以为天下皆无可哭，而独不见其母可哭。于是无一日不哭，誓以哭终其身，死而后已。自号曰哭庵。慈母归西，他在墓旁筑庐守孝，且为此庐取名为“慕皋庐”，他仰慕皋鱼子的孝风。《韩诗外传》中记载了那位大孝子的言行：“皋鱼子被褐拥镰于道旁曰：‘树欲静而风不宁，子欲养而亲不待，往而不可得见者，亲也。’遂立枯而死。”易顺鼎没有像皋鱼子那样当即枯死（中风或脑溢血）在路边，却也孑影茕茕，念及母死不可复生，心中大为悲恸，为此他哭了整整三年，直哭得目成涸辙，舌为枯根，哭得多了，哭声竟仿佛三峡的湍流，有万马奔腾之势。从此，他便自号“哭庵”，笃定了做个伤心人，终其一生。他在《哭庵记》中写得十分清楚：“吾之哭与贾谊、阮籍、唐衢、汤卿谋等不同，只哭母而不哭天下。”孝子哭慈母之颜不可见，忠臣哭昏君之心不可回，英雄哭用武之地不可得，志士哭天下之事不可为，四者本无高下之分，只不过伤心人别抱琵琶，曲调各异而已。
哭庵曾筑屋于庐山三峡桥一带，取名“琴志楼”。他喜爱此地松林邃密，兼有流泉可听。他为新居自制两联：筑楼三楹，筑屋五楹，漱石枕泉聊永日；
种兰百本，种梅千本，弹琴读易可终身。
三闾大夫胡为至于此？
五柳先生不知何许人。他大有远避红尘，栖此长林之意。然而，其骨子里却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人，又如何能久过山中绛雪为饭，白云为田的生活？
哭庵隐居庐山期间，作了许多意兴遄飞的诗歌。他这些得天独厚的佳作深得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激赏。张之洞不仅是封疆大吏，同时也是学问大家，他在武汉创办了两湖书院，延请天下名师主讲其中，培养了大批人才。张之洞评点易顺鼎的《庐山诗录》，颇多溢美之词：“此卷诗瑰伟绝特，如神龙金翅，光彩飞腾，而复有深湛之思，佛法所谓真实不虚而神通具之者也。有数首颇似杜、韩，亦或似苏，较作者以前诗境益深造诣，信乎才过万人者矣。”能让张之洞这样不吝其词地奖誉，哭庵想不名满天下都不可能。其后不久，他被张之洞聘去主持两湖书院的经史讲席，也因此成为了张之洞的寄名弟子。
哭庵手挥凌云健笔，一生作诗近万数，“杀诗如麻”。汪国垣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将他提点为“天杀星黑旋风李逵”，诚可谓慧眼识英雄，其评语如下：“（易）平生所为诗，屡变其体，至《四魂集》，则余子敛手；至《癸丑诗存》，则推倒一时豪杰矣。造语无平直，而对仗极工，使事极合，不避俗典，不避新辞，一经锻炼，自然生新。至斗险韵，一时几无与抗手。”钱仲联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则将易顺鼎提点为天哭星双尾蝎解宝，评语赞中有弹，褒中有贬：“樊、易齐名，哭庵才大于樊山，自丁戊之间行卷至《四魂集》，各体具备。山水诗最工，其游庐山诗，经张之洞评定者，皆异彩辐射，眩人眼目。晚年老笔颓唐，率多游戏。”也有人更欣赏易顺鼎晚年的诗作，这人就是易顺鼎的儿子易君佐，诚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易君佐也是诗人兼名士，他在《我祖我父之诗》一文中评论道：“先父一生爱游山水，崇拜美人，少年以公子身份，抱卓越的才华……一入晚年，身世之感更深，而诗力更雄。……古诗樊篱，在晚年诗内已不复存在，虽有些涉及醇酒美人，但全是真性情流露，绝无道学家假面具。”诗人的生存状态原本与世俗常人有很大不同，易顺鼎尤其爱走极端，反映到他的诗歌里，自然就看不到多少障碍。
易顺鼎放浪形骸，他喜欢做官，却不会做官。哭庵在官场里混来混去，混了半辈子，直到四十多岁才混出点名堂。己亥年（1899年）冬，他得两江总督刘坤一荐举，奉旨晋见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居然还记得易顺鼎曾是“五岁神童”，她问了些江南的情况，哭庵一一作答；当谈到皇上读书一事时，他不失时机地称道恩师张之洞学问精深，如果皇上要请师傅，张是顶好的人选。哭庵有才智，又得强力者引荐托举，却未能青云直上，固然有其诗人性情频频作祟的一面，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兴趣容易转移。转移至何处？便是风月场温柔乡的“彼美一姝”。美人可以养目，又岂止养目这样浪费资源？哭庵锦心玉貌，平生喜欢顾影自怜，风流自赏，早就入了登徒子的班次。
乱世浮沉
文人狎伎，由来久矣，即便大雅如苏东坡，也未能免俗。清末文人眼看国势危殆，前途渺茫，更是醉生梦死。哭庵与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交情颇深，又与大诗人樊樊山（增祥）雅相投契，“北樊南易”并称于世，平日间惯游花街柳巷，尽情狎邪，好惹倡条冶叶，多所攀折。他曾毫无觍颜地坦承自己有两大癖好：一为山水，二为女色。他的诗文十之七八为这两方面的内容，其艳诗尤遭世人诟病，被斥之为伤风败俗的诲淫之作。哭庵好色，如痴如狂，金樽檀板，舞袖歌扇，到处留情，虽老姿婆娑，兴犹非浅。他尤其喜好观剧捧角，常与樊樊山等同好者去各大戏园选色征歌，比之当今追星族，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此辈名士衰翁，喧哗跳踉，得意忘形，仿佛吃下了催情药，焕发了第二春。他有《秋作》一首，泄漏出晚年的风流消息：“旗亭说梦一衰翁，说梦谁复在梦中？才替荷花作生日，又看梧叶落秋风。……还共少年贪把臂，真成临老入花丛。”其侧帽癫狂之态，由此可见一斑。湘中大名士王闿运曾驰书半规劝半恐吓道：“……乃至耽著世好，情及倡优，不惜以灵仙之姿，为尘浊之役，物欲所蔽，地狱随之矣。”对待这样的善意批评，易顺鼎通常是一笑置之，左耳进右耳出，依旧我行我素，放荡如故。
民国五年（1916年）二月，梅兰芳在文明茶园献演《黛玉葬花》，哭庵、樊樊山等名士前往捧场。此剧由姜妙香饰演贾宝玉，哭庵诋之不相称。有人当即打趣他：“您去演如何？”哭庵答得轻巧：“应当差强人意。”于是满座为之欢哗。翌年，张状元（謇）整顿江淮盐务，得暇款款进京，诸多老友为之日日排宴，并请他欣赏梅（兰芳）剧。看戏时，张謇击节赞美，“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哭庵则风格迥异，依着性子，扯开嗓子，高声叫好，调门之大，足以震落梁尘。张謇的清兴一再受扰，不胜其烦，便对哭庵说：“都白发衰翁了，何必学那些浮浪轻佻的少年叫破喉咙？”哭庵立刻反唇相讥：“我爱梅郎，大声喝彩不失为光明正大的表达方式，不像酸状元，习惯用文字取媚于人。”张謇是晚清状元，此前曾赠诗扇给梅兰芳，哭庵揭发的就是这件事。张謇见哭庵语锋侵人，便引《打樱桃》中的台词加以讥刺：“怎奈我爱平儿，平儿不爱我！”意思是，臭美什么？你捧梅郎，纯属一厢情愿，再怎么咋呼，也终归没用的。矛盾顿时激化，哭庵也弦外有音地说：“莫非你硬是要听了《思凡》才说好吗？”他这话也捏中了张状元的痛处，张有一宠姬，因色衰爱弛而遁迹空门。张状元闻言好不难堪，一怒之下，便要绝袂而去。恰巧樊樊山坐在他俩身旁，见情形不妙，马上出面当和事佬，他用《翠屏山》的剧词劝解道：“‘你说石秀，石秀也说你。’两位还有什么好争强怄气的？”一语解纷，两只斗鸡火气顿消。这桩轶事妙就妙在双方（哭庵和张謇）墨守输攻，第三方（樊增祥）裁定为和局，用的都是戏剧台词，急切之间用得如此妥帖，恰如其分，非修养有自而莫办啊。虽只是一场短兵相接的舌战，那种文采风流着实令人拍案叫绝。
论捧角之狂热，易顺鼎堪称古今第一人。哭庵与老情人何翠琴住在一起，又与天桥艺人冯凤喜过从甚密，但他意犹未尽，对于绝色绝艺的坤伶依然倾心以予。起先他最喜欢刘喜奎，常与罗瘿公、沈宗畸等戏友去这位名伶的家中看望她，以博美人一粲为快。他每次登门，必定狂呼：“我的亲娘，我又来了！”诗人刘成禺以此为调侃的题材吟诗一首：“骡马街南刘二家，白头诗客戏生涯。入门脱帽狂呼母，天女嫣然一散花。”刘喜奎索性也称哭庵为干爹，两相抵消，并拜他为师，学习诗文。
民国初年，鲜灵芝与刘喜奎各树一帜，鲜灵芝在广德楼，刘喜奎在三庆园，争巧竞妍，比拼声容之美，几十个回合下来，刘喜奎被一群色魔纠缠不休，不得已只好悄然引去，从此鲜灵芝独擅胜场，一时无人可与争锋。哭庵创作了多首长诗纪其演出盛况，其中数句活生生描画出他的癫态狂形：“……我来喝彩殊他法，但道‘丁灵芝可杀’。丧尽良心害世人，占来琐骨欺菩萨。柔乡拼让与丁郎，我已无心老是乡。天公不断生尤物，莫恨丁郎恨玉皇！”使哭庵在诗中垂涎吃醋，掀髯讨伐的那位“丁郎”，便是鲜灵芝的丈夫丁剑云，艺名为丁灵芝。当时艺人中叫“灵芝”的，除以上二位外，还有年长的崔灵芝和李灵芝。灵芝号称仙药，能起死回生，清末民初的人多半醉生梦死，优伶以“灵芝”为艺名，显然含有把戏院当医院的意思，除了讳疾忌医者以外，谁能拒绝他们的救死扶伤？鲜灵芝芳龄十九，鲜嫩欲滴，哭庵形容她是“牡丹嫩蕊开春暮，螺碧新茶摘雨前”。鲜灵芝有倾城之貌，唱腔玉润珠圆，再加上她善于暗送秋波，撩逗看客，因此不少观众为之疯魔，喝彩时，甚至有大叫“要命”的。于稠人广座之中，哭庵的喝彩压倒一切，别出心裁，他嚷嚷的是：“丁灵芝可杀！”此语一出，其要篡位的心思便暴露无遗了。
另有一事为人哄传，有一次鲜灵芝在台上演《小放牛》，小丑指着她说：“你真是装龙像龙，装凤像凤。”哭庵坐前排，闻言一跃而起，大呼道：“我有妙对，诸君静听：我愿她嫁狗随狗，嫁鸡随鸡。”闹了个哄堂大笑。管他娘的是丑态百出也好，四座皆惊也罢，哭庵眼中除了有一个鲜灵芝，早已目无余子。那段时间，他的诗首首必及鲜灵芝，好比俗语所讲的“阵阵不离穆桂英”。
哭庵，哭庵，自哭母三年之后，眼泪的大闸即无法关闭，由其早年所坚称的“天下事无不可哭，然吾未尝哭”变为“天下事无不可哭，吾遂哭之”，在他的心目中，薄命的美人尤为可怜，尤为可哭。哭庵年虽向暮，其火热情肠并不逊色于青皮后生，他长期以怡红公子自命，将一班美貌金嗓的女伶视为大观园的诸姐妹。他曾作诗《数斗血》，即有愿为众姝流血牺牲之意，此诗腾于众口，传诵一时。诗中对名伶金玉兰赞誉极高。他偶然得知玉兰本姓张，祖籍直隶（今河北）南皮，与其先师张之洞同姓同籍，遂于人前称玉兰为“张南皮”。哭庵曾对人说：“我看见玉兰，就仿佛看见了文襄（张之洞死后谥‘文襄’）先师，假如能让我跟她晤言一室之内，哪怕是当场给她磕三个响头，我也在所不惜！”这想法简直将哭庵魔魇住了，于是，他用巨金贿赂金玉兰的干爹许玉田，再三哀恳，许玉田才勉强应承为他安排。这金玉兰具有一般女伶所不易具有的坚贞品性，对那些趋之若鹜的好色之徒，一律拒之门外。哭庵名声狼藉，自然更属于她所轻蔑的首选对象。许玉田受人钱财，替人消灾，答应略施小计：由他创造时机，让哭庵与玉兰无意间撞见，然后再婉转陈辞，疏通款曲，大抵不会惹怒美人。哭庵闻言，拊掌大喜，数日后，他着盛装，携厚礼，依约去访许玉田，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美味玉兰片”也。讵料金玉兰一听“易实甫”（哭庵字实甫）三个字，顿时怒火攻心，痛骂不止，迅疾转身返回自己的房间，再不肯出来。如此场面，如此结局，哭庵既丢脸，又扫兴，只好自恨无缘。此后，玉兰回乡省亲，正逢党狱兴起，直隶一地捕杀多人，传闻金玉兰也被捎入此案，而且惨遭枪决。哭庵悲愤莫名，无以自解，便写诗抗议道：“天原不许生尤物，世竟公然杀美人！”感伤数日后，才知这条噩耗纯属愚人节的误传，又不禁癫喜万分，有若杜甫当年听说官军收复蓟北，“漫卷诗书喜欲狂”。金玉兰患白喉逝世，年仅二十六岁，尚是云英未嫁之身。哭庵在印铸局代局长任上，接罗瘿公来电，得知这一消息，顿时如丧考妣，昏厥在地，良久才苏醒过来。玉兰尚未装殓，哭庵坚请抚尸一哭，玉兰家人再三挡驾，但见他哭得惊天动地，不得已，就应允了他这个不情之请。哭庵进了内室，果然抱着玉兰的寒尸，大放悲声，丝毫不低于当年哭母的水准。他素日体虚，竟因此染上重病，委顿久之。玉兰发丧时，哭庵仍力疾前往，扶棺致哀。当时报上有诗纪事：“如此兰花竟委地，满座来宾皆掩泣。座中泣声谁最高？樊山、实甫两名士。”还有同调者撰文激其颓波：“……闻易哭庵先生，亦感玉碎于须臾，悼兰摧于俄顷，曾演双吊孝（樊樊山也有份）之活剧，入芝兰之室，号啕而痛哭焉。噫！钟情之甚，不觉过于悲痛耶？然而泣尽眼中之泪，难回既逝之魂，抑或借金玉兰以自哭耶？伤心人别有怀抱，吾于易先生之哭有同情矣。”哭庵赋诗悼金玉兰，劈头四句为：位比花王称武色，籍同修县附文襄。
美人短命真为福，女子多才定不祥。是真名士自风流。哭庵怜才好色，出于天性，故能至老而不衰。其昵友樊樊山每每取笑哭庵“贪财，好色，不怕死”，又有促狭鬼将三事并为两案：一为“贪财”，二为“好色不怕死”。说哭庵“贪财”，是因他月收入高达千元光洋（民国初年，普通百姓平均月收入不及十元），却依然经常哭穷。说哭庵“好色不怕死”，则事例比比皆是，已无烦一一枚举。其实，哭庵是怕死的，他怕冷枪，怕流弹，怕乱匪，怕冤狱，所以他要躲，直躲进风月场温柔乡去，耽于女乐，以安孤心，以慰惊魂。他成长于幸福的家庭，从小受尽呵护，鲜尝痛苦，应该说，他的性格比一般人更脆弱，因此一旦直面惨淡的人生，他便无可奈何，惟有束手裹足。作为一位真情至性的天才诗人，他爱美，爱艺术，爱那些名已喧腾而身犹卑贱的女伶，又有什么可奇怪的？这种异常强烈的爱使他忘记了乱世的苦雨悲风，也使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他每每用真情去爱，爱得轰轰烈烈，真爱能使懦夫变为勇士，所以他敢去抚尸痛哭，不怕可畏的流言，不怕夺命的疫病。从这个角度说他“好色不怕死”，大抵还是对的。他爱女伶，固然有好色的一面，但其情至深，其意至诚，对美丽的女伶尊重有加，并非居心玩弄，从未使出猥亵强求的霸王手段来。一事能狂便少年，其用心之痴癫，亦说明他为人真挚，不耍贼奸，比那些道貌岸然，心实龌龊的家伙不知要强出多少倍。
你也许会说，一位堂堂七尺的男儿，他理应深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这话当然是不错的。哭庵早年也想有一番作为，可他在广西龙州署理道台只三月，即因忤逆上司意旨而被两广总督岑春煊斥之为“名士画饼”（讽刺他只是画饼样的名士，不切实用），逼他愤而离任。哭庵目睹国土凌夷，也曾上书言战，力主“罢和议，褫权奸，筹战争”，辞锋勇锐非凡，披肝足以见胆；他还曾横渡海峡，抵达台南，投奔黑旗军统帅刘永福，决意抗击倭寇。其《寓台咏怀》一诗写得壮气充盈，豪情澎湃：宝刀未斩郅支头，惭愧炎黄此系舟。
泛海零丁文信国，渡泸兵甲武乡侯。
偶因射虎随飞将，曾对盘鸢忆少游。
马革倘能归故里，招魂应向日南洲。易顺鼎愿意战死疆场，马革裹尸还，但事与愿违，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弃台湾，刘永福也因粮饷不济最终放弃了台南。于是，几声“奈何”之后，他便一任颓放而不可收拾，将“爱国主义”移情而为“爱帼主义”，沉醉其中，难以自拔。任凭其恩师王闿运的警训响在耳畔：“乃至耽著世好，情及倡优；不惜以灵仙之姿，为尘浊之役。物欲所蔽，地狱随之矣！”他不怕恐吓，反倒觉得“地狱”比人间要好得多！
哭庵心中有一腔孤愤和深情，他最终用近乎癫狂的姿态保存了自己残剩的人格和自尊，这可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1920年，哭庵病殁于北京，终年六十三岁。有好事者别出心裁，代鲜灵芝撰成一副语气戏谑的挽联：灵芝不灵，百草难医才子命；
哭庵谁哭，一生只惹美人怜！是啊，哭庵的生命已被死神席卷一空，惟独三副热泪仍长留人间。“不知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西风？”自古才子就是这样问的，却至今仍无答案。
书生传记及相关推荐阅读书目：著者书名出版社出版年份
多人《易氏作家群》（内部资料）1988年（印制）
易顺鼎《盾墨拾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王森然《近代名家评传》（二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易顺鼎《琴志楼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档案案主：易顺鼎 籍贯：湖南龙阳（今汉寿） 属相：马
生年：1858年 卒年：1920年
享年：63岁 墓地：湖北汉阳
父亲：易佩绅 母亲：陈氏
配偶：元配刘氏，继配沈氏出身：举人
好友：樊增祥、陈三立、袁克文、罗瘿公等
职业：官员著作：《四魂集》等
经典话语：人生必备三副热泪：一哭天下大事不可为，二哭文章不遇知己，三哭从来沦落不偶佳人。此三副泪绝非小儿女惺惺作态可比，惟大英雄方能得其中至味。
有这样一句诗——“男儿有泪不轻弹”——总令我将信将疑。
春秋时，齐景公登牛山，悲去国而死，泫然不能自禁。明摆着，这是昏君的一时之悲，难怪晏子既要笑他不仁，又要谏他归善。
屈原的泪水则全部流向社稷苍生，且听，他在《离骚》中高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隔着两千多年，我们都听见了，可昏聩的楚怀王居然听不见，或许是根本不愿听见吧。
贾谊继承了屈原的传统，尽管汉文帝执政时已到处歌舞升平，但其《治安策》劈头第一句就发出哀声：“臣窃惟时事，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倘非爱国爱民的痴情者，怎会居安思危？又怎舍得“痛哭”“流涕”？
东晋之初，过江的诸公常萃集于新亭，多设美酒佳肴而怫怫不乐，座中一人悲叹道：“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于是群情惨然，犹如楚囚对泣，齐刷刷流下失国者忧伤的泪水。石头城的石头不怕风吹雨打，怕只怕这蚀骨的男儿泪，滴沥得太多了，滴沥得太久了，磐固的城池也会软若一盘蛋糕，任人分食。
杨子为歧路而哭，歧路容易亡羊；阮籍为穷途而哭，穷途毫无希望。阮籍喝下那么多醇酒，统统化作了泪滴，他比谁都醒得更透啊！
杜甫为社稷哭，为黎民哭，还为朋友哭，他岂非天下第一伤心人？《梦李白》第一首起句便是“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不知你如何读完此篇，读时是否有深深的感应？我只知道自己早已泪眼迷蒙。
辛弃疾豪迈卓荦，奔放不羁，他也要哭，那份忧伤留在纸上，至今仍如通红的钢水，令人不敢触及。他既不是雄着嗓门吼，更不是雌着喉咙唱，而是仿佛从高高的岩缝里啸出悲声：“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问得好，然而谁也不肯给他答案。
轮到大才子曹雪芹哭时，他不想当众表演，只将一部《红楼梦》摊开在众人眼前，就急忙走开了，犹如身披猩红斗篷的贾宝玉，悄寂寂地踏过空净净白茫茫的雪原，离人世越远越好。还说什么呢？书中不是明白写着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他倒是把那个“？”捶直了，又或许是时间捶直的吧。
我认为最不可能哭的男儿该是甘心为近代变法流血牺牲的第一人——谭嗣同，他既然只相信热血救世，泪水又岂能夺眶而出？可是这回我又错了。1895年4月17日，清王朝与日本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赔银割地，丧权辱国，他闻此消息，悲愤填膺，亟作一诗：“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都说男儿“落泪如金”，又岂止如金？那是亘古难磨的灵魂的舍利子。
往历史黄卷中打量一番后，老实说，我吃惊不小。太多伤心事，创巨而痛深，人非木石，那些刚毅的男儿还能不挥泪如雨？泪水之阀原本不是由他们自己控制的，一切均为时势所控，命运所扼，谁也无法预计泪水何时何刻猝然而至。有人说：“任何一页历史，你都不可轻看，每个字都是用成吨的鲜血浸成的！”既然如此，我便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其“蓄泪量”更为丰足，我只须轻启黄卷，万古泪河水，便向手心流。
天下可悲事既多，男儿痛苦椎心，虽欲不哭，岂可得乎？欲不哭而不得不哭，方为真哭。虽一哭再哭属不得已，但天地间的伟丈夫奇男子决然不肯以哭为美事为壮事，盖因哭者不祯不祥，男儿泪落如珠的时代，绝非好时代，若非处于铁屋一般黑暗的大局，谁肯效儿女子掩袖涕泣哉？世间以哭为常事的才子，纵然狂诞不羁，也断然弗肯将那不祯不祥甚矣的“哭”字嵌入名号。明末清初的画家八大山人（朱耷），本是明朝皇室苗裔，明亡后，隐居南昌。他常将“八大”二字连笔写出，其形貌宛若草体的“哭”字，可谓寄意良深。清代“文坛飞将”龚自珍取其诗集为《伫泣亭文》，也遭世人否决。到了清朝晚期，竟然有人驾乎其上而行之，公然将“哭”字嵌入名号，时人斥之为异端。此人是谁？他究竟是疯子，还是狂夫？
他是近代诗歌王子易顺鼎（1858—1920）。多少美的、奇的、壮的、勇的、野的、豪的、逸的、雅的名号他不取，却拗着劲，偏偏取了一个凄冷之极的别号“哭庵”。对此，他自有说法：人生必备三副热泪，一哭天下大事不可为，二哭文章不遇知己，三哭从来沦落不遇佳人。此三副泪绝非小儿女惺惺作态可比，惟大英雄方能得其中至味。“三副热泪”这一说法的版权应归属于明末姑苏才子汤卿谋名下，哭庵稍加改造，化为己有。照他的意思，至味便是苦味、涩味、咸味、酸味、辣味。苏东坡曾说：“盐止于咸，梅止于酸，食中不可无盐梅，而味在咸酸之外。”易顺鼎所说的“至味”也须往苦、涩、咸、酸、辣之外去寻吧？
一生十六字
易顺鼎曾问学于湘中大名士王闿运，受过后者的点拨，可算是王闿运的寄名弟子，王闿运也很赏识易顺鼎，将他和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并称为“两仙童”。至于易顺鼎自号“哭庵”，则遭到王闿运的严厉批评。据钱基博《湖南近百年学风》所记，王闿运曾为此专门驰书：“仆有一语奉劝，必不可称‘哭庵’。上事君相，下对吏民，行住坐卧，何以为名？臣子披猖，不当至此。若遂隐而死，朝夕哭可矣。且事非一哭可了，况不哭而冒充哭乎？”王闿运也算是清末性情豪宕放任的高士，但仍被易顺鼎的后浪盖过了锋头。单从这封信的词色来看，你很可能产生误会，以为王闿运其人过于古板。
易哭庵虽算不上叱咤则风云变色的伟丈夫，却也不愧为吟哦则天地增色的奇男子。天生尤物，总归是要给人好看好受；天生才人，也同样出此初衷。任何英才、霸才、鬼才、魔才附丽于人身，都绝非偶然，必有其因缘宿命，强求不得。哭庵的第一声啼哭落在清末儒将易佩绅家。易佩绅是湖南龙阳（今汉寿）人，长年陷身官场，带过兵，与太平军交过战，工诗善文，笔头子过硬，“儒将”之名并非浪得，到了中年之际，同僚正犯愁如何才能钻营到更磐固更肥美的官职，正打算趁手中权力尚未作废赶紧刮薄地皮，捞足实惠，此公却突发奇想，携两位美妾入山为僧，剃个光瓢，敲了几月木鱼，觉得荒山野地太寂寞，估计伙食开得也不够水平，便又打道回府，并无一点愧色。王森然在《近代名家评传》中对易顺鼎的早慧赞不绝口：“生而颖敏，锦心玉貌，五岁能文，八岁能诗，父执多奖借之。”小小年纪，易顺鼎就被誉为“龙阳才子”。
哭庵晚年在书札中喜欢钤一方朱文大印，印文为：“五岁神童，六生慧业，四魂诗集，十顶游踪。”这十六个字并非胡吹瞎侃，字字都有来历。他五岁（1863年）时，恰逢江南战乱，因与家人失散，落入太平军之手，幸获生还。僧格林沁亲王见他肤色白皙，如小小璧人一个，便抱在膝上问他家世姓名，易顺鼎虽为孩提，面对虬髯虎将，竟应答如流，半点不怯场。僧格林沁又问他识不识字，他便索性将平日所读的经书琅琅背出，小舌头仍无一处打结。众人当即呼之为“神童”。
对于因果轮回的佛家说法，哭庵终生持信不疑，他曾由扶乩得知自己是明朝才子张灵的“后身”，心中十分欣喜，他原本就自信宿慧有根。哭庵意犹未尽，又一口气“考证”出张灵的“前身”为王子晋、王云首二人，“后身”则递次为张船山、张春水、陈纯甫三人，绵绵瓜瓞，无有断绝。以上六人均为哭庵的“前身”，合成“六生慧业”，他真是渊源有自的“鬼才”啊！哭庵的《眉心室悔存稿》集入他十五岁前的少作，其中的丽句已早早地暴露出这位才子的好色天性，且看：“眼界大千皆泪海，头衔第一是花王。”“生来莲子心原苦，死伴桃花骨亦香。”如此绮艳悱恻的妙句，决不是普通少年可以写出，其超悟可谓早露端倪。哭庵弱冠打马游南京，一日写诗二十首，捷才惊人，其妙句为“地下女郎多艳鬼，江南天子半才人”、“桃花士女《桃花扇》，燕子儿孙《燕子笺》”，古艳鲜新之至矣。他撮取自己历年所作之要妙者，分别编次为《魂北集》（作于京师）、《魂东集》（作于津门）、《魂南集》（作于台湾）、《魂西集》（作于西安），总称《四魂集》。照此看去，他真还有点魂飞魄散的意思呢。易顺鼎一生作诗近万首，《四魂集》是其精华。哭庵有山水癖，脚著谢公屐，游踪遍南北，他虽不是职业登山队员，却曾将泰山、峨嵋山、终南山、罗浮山、天童山、沩山、普陀山、庐山、衡山、青城山这十大名山一一践在脚底。杜甫《望岳》诗中有豪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哭庵终生乐此不疲，所谓“十顶游踪”，即十度登峰造极。游山必有诗，他的山水诗真是恢诡得厉害，且看：“一云一石还一松，一涧一瀑还一峰，一寺一桥还一钟。”“青山无一尘，青天无一云。天上惟一月，山中惟一人。”“此时闻松声，此时闻钟声，此时闻涧声，此时闻虫声。”这样的诗一天写十首是不会太难办的。
性情中人
易哭庵用十六字总括自己的一生，固然妥切，但还有一项重大遗漏，那便是“无边风月”。太上忘情，其次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易顺鼎无疑是“我辈”，人间少了他，好似《红楼梦》中少了贾宝玉，那个“情”字必定大为减色。天生尤物，又生才子，一幕活剧还能不热闹好看？
易顺鼎十九岁即中举人，人生路起始一帆风顺，而且大名鼎鼎，能有多少悲愁苦痛？可是轮到考进士，他就没那么走运了，累试不第，已经是头顶天花板。他以诗酒泄恨，发些“三十功名尘与土，五千道德粕与糟”的牢骚。他自号“哭庵”，当然不是无病呻吟。易顺鼎中年丧母，痛极心伤，形销骨立，只差没“呕血数升”了。他自撰《哭庵传》，历历道来，卒章显其志：天下事无不可哭，然吾未尝哭，虽其妻与子死亦不哭。及母殁而父在，不得渠殉，则以为天下皆无可哭，而独不见其母可哭。于是无一日不哭，誓以哭终其身，死而后已。自号曰哭庵。慈母归西，他在墓旁筑庐守孝，且为此庐取名为“慕皋庐”，他仰慕皋鱼子的孝风。《韩诗外传》中记载了那位大孝子的言行：“皋鱼子被褐拥镰于道旁曰：‘树欲静而风不宁，子欲养而亲不待，往而不可得见者，亲也。’遂立枯而死。”易顺鼎没有像皋鱼子那样当即枯死（中风或脑溢血）在路边，却也孑影茕茕，念及母死不可复生，心中大为悲恸，为此他哭了整整三年，直哭得目成涸辙，舌为枯根，哭得多了，哭声竟仿佛三峡的湍流，有万马奔腾之势。从此，他便自号“哭庵”，笃定了做个伤心人，终其一生。他在《哭庵记》中写得十分清楚：“吾之哭与贾谊、阮籍、唐衢、汤卿谋等不同，只哭母而不哭天下。”孝子哭慈母之颜不可见，忠臣哭昏君之心不可回，英雄哭用武之地不可得，志士哭天下之事不可为，四者本无高下之分，只不过伤心人别抱琵琶，曲调各异而已。
哭庵曾筑屋于庐山三峡桥一带，取名“琴志楼”。他喜爱此地松林邃密，兼有流泉可听。他为新居自制两联：筑楼三楹，筑屋五楹，漱石枕泉聊永日；
种兰百本，种梅千本，弹琴读易可终身。
三闾大夫胡为至于此？
五柳先生不知何许人。他大有远避红尘，栖此长林之意。然而，其骨子里却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人，又如何能久过山中绛雪为饭，白云为田的生活？
哭庵隐居庐山期间，作了许多意兴遄飞的诗歌。他这些得天独厚的佳作深得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激赏。张之洞不仅是封疆大吏，同时也是学问大家，他在武汉创办了两湖书院，延请天下名师主讲其中，培养了大批人才。张之洞评点易顺鼎的《庐山诗录》，颇多溢美之词：“此卷诗瑰伟绝特，如神龙金翅，光彩飞腾，而复有深湛之思，佛法所谓真实不虚而神通具之者也。有数首颇似杜、韩，亦或似苏，较作者以前诗境益深造诣，信乎才过万人者矣。”能让张之洞这样不吝其词地奖誉，哭庵想不名满天下都不可能。其后不久，他被张之洞聘去主持两湖书院的经史讲席，也因此成为了张之洞的寄名弟子。
哭庵手挥凌云健笔，一生作诗近万数，“杀诗如麻”。汪国垣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将他提点为“天杀星黑旋风李逵”，诚可谓慧眼识英雄，其评语如下：“（易）平生所为诗，屡变其体，至《四魂集》，则余子敛手；至《癸丑诗存》，则推倒一时豪杰矣。造语无平直，而对仗极工，使事极合，不避俗典，不避新辞，一经锻炼，自然生新。至斗险韵，一时几无与抗手。”钱仲联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则将易顺鼎提点为天哭星双尾蝎解宝，评语赞中有弹，褒中有贬：“樊、易齐名，哭庵才大于樊山，自丁戊之间行卷至《四魂集》，各体具备。山水诗最工，其游庐山诗，经张之洞评定者，皆异彩辐射，眩人眼目。晚年老笔颓唐，率多游戏。”也有人更欣赏易顺鼎晚年的诗作，这人就是易顺鼎的儿子易君佐，诚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易君佐也是诗人兼名士，他在《我祖我父之诗》一文中评论道：“先父一生爱游山水，崇拜美人，少年以公子身份，抱卓越的才华……一入晚年，身世之感更深，而诗力更雄。……古诗樊篱，在晚年诗内已不复存在，虽有些涉及醇酒美人，但全是真性情流露，绝无道学家假面具。”诗人的生存状态原本与世俗常人有很大不同，易顺鼎尤其爱走极端，反映到他的诗歌里，自然就看不到多少障碍。
易顺鼎放浪形骸，他喜欢做官，却不会做官。哭庵在官场里混来混去，混了半辈子，直到四十多岁才混出点名堂。己亥年（1899年）冬，他得两江总督刘坤一荐举，奉旨晋见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居然还记得易顺鼎曾是“五岁神童”，她问了些江南的情况，哭庵一一作答；当谈到皇上读书一事时，他不失时机地称道恩师张之洞学问精深，如果皇上要请师傅，张是顶好的人选。哭庵有才智，又得强力者引荐托举，却未能青云直上，固然有其诗人性情频频作祟的一面，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兴趣容易转移。转移至何处？便是风月场温柔乡的“彼美一姝”。美人可以养目，又岂止养目这样浪费资源？哭庵锦心玉貌，平生喜欢顾影自怜，风流自赏，早就入了登徒子的班次。
乱世浮沉
文人狎伎，由来久矣，即便大雅如苏东坡，也未能免俗。清末文人眼看国势危殆，前途渺茫，更是醉生梦死。哭庵与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交情颇深，又与大诗人樊樊山（增祥）雅相投契，“北樊南易”并称于世，平日间惯游花街柳巷，尽情狎邪，好惹倡条冶叶，多所攀折。他曾毫无觍颜地坦承自己有两大癖好：一为山水，二为女色。他的诗文十之七八为这两方面的内容，其艳诗尤遭世人诟病，被斥之为伤风败俗的诲淫之作。哭庵好色，如痴如狂，金樽檀板，舞袖歌扇，到处留情，虽老姿婆娑，兴犹非浅。他尤其喜好观剧捧角，常与樊樊山等同好者去各大戏园选色征歌，比之当今追星族，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此辈名士衰翁，喧哗跳踉，得意忘形，仿佛吃下了催情药，焕发了第二春。他有《秋作》一首，泄漏出晚年的风流消息：“旗亭说梦一衰翁，说梦谁复在梦中？才替荷花作生日，又看梧叶落秋风。……还共少年贪把臂，真成临老入花丛。”其侧帽癫狂之态，由此可见一斑。湘中大名士王闿运曾驰书半规劝半恐吓道：“……乃至耽著世好，情及倡优，不惜以灵仙之姿，为尘浊之役，物欲所蔽，地狱随之矣。”对待这样的善意批评，易顺鼎通常是一笑置之，左耳进右耳出，依旧我行我素，放荡如故。
民国五年（1916年）二月，梅兰芳在文明茶园献演《黛玉葬花》，哭庵、樊樊山等名士前往捧场。此剧由姜妙香饰演贾宝玉，哭庵诋之不相称。有人当即打趣他：“您去演如何？”哭庵答得轻巧：“应当差强人意。”于是满座为之欢哗。翌年，张状元（謇）整顿江淮盐务，得暇款款进京，诸多老友为之日日排宴，并请他欣赏梅（兰芳）剧。看戏时，张謇击节赞美，“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哭庵则风格迥异，依着性子，扯开嗓子，高声叫好，调门之大，足以震落梁尘。张謇的清兴一再受扰，不胜其烦，便对哭庵说：“都白发衰翁了，何必学那些浮浪轻佻的少年叫破喉咙？”哭庵立刻反唇相讥：“我爱梅郎，大声喝彩不失为光明正大的表达方式，不像酸状元，习惯用文字取媚于人。”张謇是晚清状元，此前曾赠诗扇给梅兰芳，哭庵揭发的就是这件事。张謇见哭庵语锋侵人，便引《打樱桃》中的台词加以讥刺：“怎奈我爱平儿，平儿不爱我！”意思是，臭美什么？你捧梅郎，纯属一厢情愿，再怎么咋呼，也终归没用的。矛盾顿时激化，哭庵也弦外有音地说：“莫非你硬是要听了《思凡》才说好吗？”他这话也捏中了张状元的痛处，张有一宠姬，因色衰爱弛而遁迹空门。张状元闻言好不难堪，一怒之下，便要绝袂而去。恰巧樊樊山坐在他俩身旁，见情形不妙，马上出面当和事佬，他用《翠屏山》的剧词劝解道：“‘你说石秀，石秀也说你。’两位还有什么好争强怄气的？”一语解纷，两只斗鸡火气顿消。这桩轶事妙就妙在双方（哭庵和张謇）墨守输攻，第三方（樊增祥）裁定为和局，用的都是戏剧台词，急切之间用得如此妥帖，恰如其分，非修养有自而莫办啊。虽只是一场短兵相接的舌战，那种文采风流着实令人拍案叫绝。
论捧角之狂热，易顺鼎堪称古今第一人。哭庵与老情人何翠琴住在一起，又与天桥艺人冯凤喜过从甚密，但他意犹未尽，对于绝色绝艺的坤伶依然倾心以予。起先他最喜欢刘喜奎，常与罗瘿公、沈宗畸等戏友去这位名伶的家中看望她，以博美人一粲为快。他每次登门，必定狂呼：“我的亲娘，我又来了！”诗人刘成禺以此为调侃的题材吟诗一首：“骡马街南刘二家，白头诗客戏生涯。入门脱帽狂呼母，天女嫣然一散花。”刘喜奎索性也称哭庵为干爹，两相抵消，并拜他为师，学习诗文。
民国初年，鲜灵芝与刘喜奎各树一帜，鲜灵芝在广德楼，刘喜奎在三庆园，争巧竞妍，比拼声容之美，几十个回合下来，刘喜奎被一群色魔纠缠不休，不得已只好悄然引去，从此鲜灵芝独擅胜场，一时无人可与争锋。哭庵创作了多首长诗纪其演出盛况，其中数句活生生描画出他的癫态狂形：“……我来喝彩殊他法，但道‘丁灵芝可杀’。丧尽良心害世人，占来琐骨欺菩萨。柔乡拼让与丁郎，我已无心老是乡。天公不断生尤物，莫恨丁郎恨玉皇！”使哭庵在诗中垂涎吃醋，掀髯讨伐的那位“丁郎”，便是鲜灵芝的丈夫丁剑云，艺名为丁灵芝。当时艺人中叫“灵芝”的，除以上二位外，还有年长的崔灵芝和李灵芝。灵芝号称仙药，能起死回生，清末民初的人多半醉生梦死，优伶以“灵芝”为艺名，显然含有把戏院当医院的意思，除了讳疾忌医者以外，谁能拒绝他们的救死扶伤？鲜灵芝芳龄十九，鲜嫩欲滴，哭庵形容她是“牡丹嫩蕊开春暮，螺碧新茶摘雨前”。鲜灵芝有倾城之貌，唱腔玉润珠圆，再加上她善于暗送秋波，撩逗看客，因此不少观众为之疯魔，喝彩时，甚至有大叫“要命”的。于稠人广座之中，哭庵的喝彩压倒一切，别出心裁，他嚷嚷的是：“丁灵芝可杀！”此语一出，其要篡位的心思便暴露无遗了。
另有一事为人哄传，有一次鲜灵芝在台上演《小放牛》，小丑指着她说：“你真是装龙像龙，装凤像凤。”哭庵坐前排，闻言一跃而起，大呼道：“我有妙对，诸君静听：我愿她嫁狗随狗，嫁鸡随鸡。”闹了个哄堂大笑。管他娘的是丑态百出也好，四座皆惊也罢，哭庵眼中除了有一个鲜灵芝，早已目无余子。那段时间，他的诗首首必及鲜灵芝，好比俗语所讲的“阵阵不离穆桂英”。
哭庵，哭庵，自哭母三年之后，眼泪的大闸即无法关闭，由其早年所坚称的“天下事无不可哭，然吾未尝哭”变为“天下事无不可哭，吾遂哭之”，在他的心目中，薄命的美人尤为可怜，尤为可哭。哭庵年虽向暮，其火热情肠并不逊色于青皮后生，他长期以怡红公子自命，将一班美貌金嗓的女伶视为大观园的诸姐妹。他曾作诗《数斗血》，即有愿为众姝流血牺牲之意，此诗腾于众口，传诵一时。诗中对名伶金玉兰赞誉极高。他偶然得知玉兰本姓张，祖籍直隶（今河北）南皮，与其先师张之洞同姓同籍，遂于人前称玉兰为“张南皮”。哭庵曾对人说：“我看见玉兰，就仿佛看见了文襄（张之洞死后谥‘文襄’）先师，假如能让我跟她晤言一室之内，哪怕是当场给她磕三个响头，我也在所不惜！”这想法简直将哭庵魔魇住了，于是，他用巨金贿赂金玉兰的干爹许玉田，再三哀恳，许玉田才勉强应承为他安排。这金玉兰具有一般女伶所不易具有的坚贞品性，对那些趋之若鹜的好色之徒，一律拒之门外。哭庵名声狼藉，自然更属于她所轻蔑的首选对象。许玉田受人钱财，替人消灾，答应略施小计：由他创造时机，让哭庵与玉兰无意间撞见，然后再婉转陈辞，疏通款曲，大抵不会惹怒美人。哭庵闻言，拊掌大喜，数日后，他着盛装，携厚礼，依约去访许玉田，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美味玉兰片”也。讵料金玉兰一听“易实甫”（哭庵字实甫）三个字，顿时怒火攻心，痛骂不止，迅疾转身返回自己的房间，再不肯出来。如此场面，如此结局，哭庵既丢脸，又扫兴，只好自恨无缘。此后，玉兰回乡省亲，正逢党狱兴起，直隶一地捕杀多人，传闻金玉兰也被捎入此案，而且惨遭枪决。哭庵悲愤莫名，无以自解，便写诗抗议道：“天原不许生尤物，世竟公然杀美人！”感伤数日后，才知这条噩耗纯属愚人节的误传，又不禁癫喜万分，有若杜甫当年听说官军收复蓟北，“漫卷诗书喜欲狂”。金玉兰患白喉逝世，年仅二十六岁，尚是云英未嫁之身。哭庵在印铸局代局长任上，接罗瘿公来电，得知这一消息，顿时如丧考妣，昏厥在地，良久才苏醒过来。玉兰尚未装殓，哭庵坚请抚尸一哭，玉兰家人再三挡驾，但见他哭得惊天动地，不得已，就应允了他这个不情之请。哭庵进了内室，果然抱着玉兰的寒尸，大放悲声，丝毫不低于当年哭母的水准。他素日体虚，竟因此染上重病，委顿久之。玉兰发丧时，哭庵仍力疾前往，扶棺致哀。当时报上有诗纪事：“如此兰花竟委地，满座来宾皆掩泣。座中泣声谁最高？樊山、实甫两名士。”还有同调者撰文激其颓波：“……闻易哭庵先生，亦感玉碎于须臾，悼兰摧于俄顷，曾演双吊孝（樊樊山也有份）之活剧，入芝兰之室，号啕而痛哭焉。噫！钟情之甚，不觉过于悲痛耶？然而泣尽眼中之泪，难回既逝之魂，抑或借金玉兰以自哭耶？伤心人别有怀抱，吾于易先生之哭有同情矣。”哭庵赋诗悼金玉兰，劈头四句为：位比花王称武色，籍同修县附文襄。
美人短命真为福，女子多才定不祥。是真名士自风流。哭庵怜才好色，出于天性，故能至老而不衰。其昵友樊樊山每每取笑哭庵“贪财，好色，不怕死”，又有促狭鬼将三事并为两案：一为“贪财”，二为“好色不怕死”。说哭庵“贪财”，是因他月收入高达千元光洋（民国初年，普通百姓平均月收入不及十元），却依然经常哭穷。说哭庵“好色不怕死”，则事例比比皆是，已无烦一一枚举。其实，哭庵是怕死的，他怕冷枪，怕流弹，怕乱匪，怕冤狱，所以他要躲，直躲进风月场温柔乡去，耽于女乐，以安孤心，以慰惊魂。他成长于幸福的家庭，从小受尽呵护，鲜尝痛苦，应该说，他的性格比一般人更脆弱，因此一旦直面惨淡的人生，他便无可奈何，惟有束手裹足。作为一位真情至性的天才诗人，他爱美，爱艺术，爱那些名已喧腾而身犹卑贱的女伶，又有什么可奇怪的？这种异常强烈的爱使他忘记了乱世的苦雨悲风，也使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他每每用真情去爱，爱得轰轰烈烈，真爱能使懦夫变为勇士，所以他敢去抚尸痛哭，不怕可畏的流言，不怕夺命的疫病。从这个角度说他“好色不怕死”，大抵还是对的。他爱女伶，固然有好色的一面，但其情至深，其意至诚，对美丽的女伶尊重有加，并非居心玩弄，从未使出猥亵强求的霸王手段来。一事能狂便少年，其用心之痴癫，亦说明他为人真挚，不耍贼奸，比那些道貌岸然，心实龌龊的家伙不知要强出多少倍。
你也许会说，一位堂堂七尺的男儿，他理应深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这话当然是不错的。哭庵早年也想有一番作为，可他在广西龙州署理道台只三月，即因忤逆上司意旨而被两广总督岑春煊斥之为“名士画饼”（讽刺他只是画饼样的名士，不切实用），逼他愤而离任。哭庵目睹国土凌夷，也曾上书言战，力主“罢和议，褫权奸，筹战争”，辞锋勇锐非凡，披肝足以见胆；他还曾横渡海峡，抵达台南，投奔黑旗军统帅刘永福，决意抗击倭寇。其《寓台咏怀》一诗写得壮气充盈，豪情澎湃：宝刀未斩郅支头，惭愧炎黄此系舟。
泛海零丁文信国，渡泸兵甲武乡侯。
偶因射虎随飞将，曾对盘鸢忆少游。
马革倘能归故里，招魂应向日南洲。易顺鼎愿意战死疆场，马革裹尸还，但事与愿违，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弃台湾，刘永福也因粮饷不济最终放弃了台南。于是，几声“奈何”之后，他便一任颓放而不可收拾，将“爱国主义”移情而为“爱帼主义”，沉醉其中，难以自拔。任凭其恩师王闿运的警训响在耳畔：“乃至耽著世好，情及倡优；不惜以灵仙之姿，为尘浊之役。物欲所蔽，地狱随之矣！”他不怕恐吓，反倒觉得“地狱”比人间要好得多！
哭庵心中有一腔孤愤和深情，他最终用近乎癫狂的姿态保存了自己残剩的人格和自尊，这可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1920年，哭庵病殁于北京，终年六十三岁。有好事者别出心裁，代鲜灵芝撰成一副语气戏谑的挽联：灵芝不灵，百草难医才子命；
哭庵谁哭，一生只惹美人怜！是啊，哭庵的生命已被死神席卷一空，惟独三副热泪仍长留人间。“不知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西风？”自古才子就是这样问的，却至今仍无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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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易氏作家群》（内部资料）1988年（印制）
易顺鼎《盾墨拾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王森然《近代名家评传》（二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易顺鼎《琴志楼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