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阴雄主角有几个:驭火者卡扎菲

驭火者卡扎菲   

2011-03-13 14:59:41|  分类： 耙耙书山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驭火者卡扎菲

云也退

政治领袖搞文学创作，并非自穆阿迈尔·卡扎菲始，但卡扎菲的文采之“斐然”却素有其名。十年前，国内的一家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的一本薄薄的小说选，其中让一个政治统治者寤寐思服的那些东西，即便经过翻译的中转，依然跃然纸上：

群众欢乐起来时是多么热情似火、情采动人！他们会把他们爱戴的人扛在肩上。他们就曾扛起过汉尼拔、巴克利、萨沃纳洛拉、丹东、罗伯斯庇尔、墨索里尼和尼克松。可是当群众愤怒起来时，又是多么冷酷无情！是他们密谋毒死了汉尼拔；是他们架火烧死了萨沃纳洛拉；是他们把自己的英雄丹东送上了断头台；是他们打碎了他们敬爱的演说家罗伯斯庇尔的颌骨；是他们拖着墨索里尼的尸体游街；是他们先是鼓着掌把尼克松送进了白宫，然后，当他离开白宫时却朝他的脸上啐唾沫。……谁能同一种集体的而并非个人的头脑去讨论问题？

不管我们用什么词语来称呼他：独裁者也好，暴君也罢，都不能否认他在这方面是个明白而坦率的人，并没有把真实的恐惧掩藏在爱国爱民的说辞之下。墨索里尼率领的那个欧洲三流帝国，曾在上世纪给利比亚带去一大段惨痛记忆，他的下场应该最能给卡扎菲以警训。埃利亚斯·卡内蒂在《群众与权力》里把群众比作火，卡扎菲所要做的，就是如履薄冰地利用好这种稍不留神就会惹上身的危险力量。

在1969年9月1日的革命中，无组织无纪律的人民帮了卡扎菲一把，推翻了塞努西家族的君权统治。这个政府不论在组织方面还是在民心方面都不具有太强的抵抗力，就连伊德里斯国王本人似乎都不怎么关心政事，而是躲在昔兰尼加去思索哲学和宗教。卡扎菲振一振臂，下面的市民团体哄一哄，利比亚的江山就易主了。

 对于现代利比亚，常年研究中东和北非政治的罗纳德·布鲁斯·圣约翰，在1987年出版的《卡扎菲的世界布局》里评论道：“1951年刚刚独立的利比亚存在着低层次的国家意识或者国家认同。”这种认同决定了利比亚率先选择了君主制，故称“联合王国”，世袭统治者是塞努西家族。这对于新生的、急需秩序和权威的国家来说是个很自然的决定，伊德里斯国王和王室的存在，是凝聚整个国家人心所必需的。

但是，在此后的十八年间，君权政府在治理国家方面铸成了一系列失败，其中最主要的一点，便是没能削弱昔兰尼加地区旧有的势力强大的家族，将社会结构调整稳定，相反还产生了王室和官僚体系这些新的特权人群。其直接后果便是贫富差距拉大，新发现的石油全都用来养肥富人，普通大众被隔绝于政治系统之外。

“九月革命”深受1952年埃及纳赛尔革命的影响，纳赛尔本人也是卡扎菲年轻时的偶像，他的“自由、社会主义与统一”口号被卡扎菲完全搬用过来。卡扎菲的革命委员会接管政权之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例如在大国有争议问题上保持中立、反对国内外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推进阿拉伯民族主义、支持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等问题上都与纳赛尔相仿。为了与前任拉开差距，卡扎菲政府给予人民以开仓赈粮式的好处，没收外国人的土地和机构、给赤贫者供房子、提高最低工资、加大医疗和教育方面的投入等等，一系列激进举措都是标准社会主义式的。

卡扎菲深知“认同”的重要性，他也深知前政权的失败就在于没能建立认同：王室、宪法、宗教、民族乃至精英集团都无法成为凝集核，一言以蔽之，他需要为利比亚植入“意识形态”。但是，圣约翰指出，卡扎菲限于其自身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家庭背景，他的思想仍是一种讲究权威、等级、命令与服从的“沙漠哲学”。

形形色色的“革命政府”在有一点上是相似的：它可以给人民以一定的恩惠，但决不会“还政于民”，在把人民排斥在政治之外这一点上，卡扎菲和被自己努力诋毁的前任没有任何区别，而且，他还可以比前任更加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出身人民，因此可以“代表人民”。为了尽可能延长民众对革命的热情与新鲜感，七十年代初，他动员利比亚全国发起一轮又一轮的革命，彻底摧毁原有的一切制度、组织、资产阶级与官僚主义，揭发、逮捕不轨分子，提倡纯粹的革命道德，抵制来自国外的思想侵蚀，等等。得到领袖感召的普通民众被武装起来，他们被允许砸烂一切，唯一不能砸的就是发出这一切指令的中央革命委员会及其下属的各省市行政机构。

所有既遂革命的领导者都要神化“革命”（但不敢轻易神化自由，因为本质上个人取向的自由很可能让革命者遭到反噬），卡扎菲也不例外，他建立了“第三世界理论”以支持九月革命的合法性，又赋予民众以充分发泄的自由，让其感受到“革命”带来的快感。革命成了卡扎菲的镇宅之宝，一旦国内外有何风声不对，立刻求助于调动民众的情绪，所谓“大乱大治”，渐渐形成了那种我们熟悉的社会主义直接民主，1975年，他在政纲式文献《绿皮书》里，基本上用卢梭式“自己统治自己”的思路否定有限的代议民主和政党政治，进而指出，能代表全体人民意愿的最佳政治组织形态，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卡扎菲算是幸运的，在四十余年统治时期里，他几乎试遍了一切“驭火”的手段：从鼓动人民内斗和驱逐西方外敌，到建立“让人民监督人民”的政治组织，他成功地在全国禁绝了一切党派和社会团体的形成，最终，一如圣约翰先生在最近的《纽约时报》上所说：“摧毁了利比亚的市民社会。这个国家没有政治反对派、独立贸易联盟、Kiwanis俱乐部或者PTA，政权承认的最后一个民间团体是卡扎菲次子于20年前创立的基金会。”

对一代代利比亚青年而言，卡扎菲在他们眼里始终没有完全丢失领袖的人格魅力，而且他的力求平等的分配政策也确实具有一定的安抚力量。利比亚需要一个能体察人民、动员人民的领袖，自然，这个人必须与人民之间有高度的情感认同。卡扎菲在1988年出版的一个小故事集里写道：“要享受快乐，就要到乡下农村居住，这里的体力劳动意味着即能满足生活需要，又能强身健体，此外还是一种快乐。”从这里可以看出，卡扎菲是多么小心地去掉自己身上政治人物的气息，代之以凡人皆有的乡土情感。对他来说，马克思所谓“人民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唯一力量”无疑是绝对真理，然而，不要让人民感觉到自己“可使由之”，成为被政治人物利用的工具，是卡扎菲式民粹主义的一个核心关怀。

1998年，也正是被南非政府授予“好望角秩序”荣誉称号、以嘉奖其对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作出的贡献时（曼德拉甚至甚至说：“穆阿迈尔·卡扎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偶像之一”），卡扎菲在《逃向地狱》一书中再次直陈自己对“水能覆舟”的焦虑：“当民众自由行动时，我热爱民众的自由，没有比自由更好的主宰者。他们在历尽艰难困苦后，打破了自己的锁链，唱歌跳舞以示庆祝。然而，我是多么惧怕他们！我爱民众就像爱我的父亲，但同样也惧怕他们。”

若干年后，当他担忧的事情最终发生时，一生强硬的卡扎菲将军依然说出了“我的人民站在我一边，他们会为保卫我而战”这样的话。这便是在一个仅仅遭到过低级殖民的贝都因人国家，一位“沙漠领袖”所拥有的底气；与之相反，在受过更系统化的西方殖民、且又毗邻以色列的埃及，穆巴拉克没有抵抗多久就乖乖让了贤。两者的对比，再好不过地提醒了那些仍然在朝的统治者：防患未然，宁紧勿松。

卡扎菲让他的人民付出了政治上陷于弱智的代价，换来了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能给利比亚带来变数的，恐怕只有“人亡政息”的铁律。圣约翰在2008年出版的《利比亚史》中已经预见到，虽然“利比亚作为一个根深蒂固的保守社会，相当大一部分人对现状很满意，他们已经接受了现政权那种介于有限的政治改革与相对高的神话国水平之间隐形的、折中的治理方式”，但由于政治上停留在前现代，贝都因部落文化仍有广大市场，一旦独裁者不在，“利比亚将陷入局势紧张、危机四伏的状态，各种社会力量将上演群雄逐鹿的大戏。”如今，他的预言看起来已经实现了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