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术话语体系的中国转向如何可能

——苏长和教授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讲演
日期：2011-08-22 作者：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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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种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一定是建立在将人类共性问题研究的普遍性与本土经验研究的特殊性相结合的基础上。如果中国能够以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组织和解释人类共有的数据和材料，在本质性问题上给出更为人接受的解释，或者将自己独特的国家建设经验与和平发展道路上升为普遍性的概念体系和知识范式，或者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上给出中国的方案，那么国际学术话语体系出现中国转向，只是个时间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学术自觉和学术复兴运动，这场学术自觉和学术复兴运动的核心是如何构建中国独立的且具有全球可沟通性的学术话语体系。与此同时，国际学术界越来越重视利用汉语学术界成果了解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机遇，如何理解构建独立的学术话语体系与国家自主创新、核心价值和软实力的关系，国际学术话语体系的中国转向是否以及如何可能？我想就以上几个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怎么看中国社会科学发展面临的机遇
    
    学术界目前普遍认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学术地位不高，中国还不是世界学术的生产中心。这个判断基本属实，但局面正在发生扭转，我们不应该盲目自卑，而要知后而进，尤其要有看到机遇并抓住机遇的意识。从整个国际国内学术生态来看，21世纪以来有这样几个机遇，预示着国际学术话语体系出现中国转向的可能。
    
    第一，文明对话的天平在向有利于非西方特别是中国的方向倾斜。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和推广的国家建设模式在其内部及非西方世界出现问题，人类在社会、政治和国际秩序再组织等问题上出现了对西方模式集体反省的趋势。东方文明的智慧和知识主旨是对话而非冲突，和谐而非制衡，合作而非对抗，统一而非对立，在提供关于秩序的知识资源上有巨大的再整理、发现和复兴的可能。
    
    第二，中国在国际学术界话语权虽然不大，但中国是世界上少数拥有初步独立的社会科学体系的国家之一，奠定了国际学术话语体系发生中国转向的重要学科基础。新中国与其他许多后进发展中国家的最大不同，是在国家建设上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和政策，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国家制度体系、社会体系、工业体系和科学体系，这是国家自主创新的重要前提。
    
    第三，国际学术议程和话题由西方主导，但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积累了丰富的可以转化为学术议程和话题的实践资源，使得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学术界围绕中国发展中的“谜题”产生了许多辩论话题。
    
    第四，借助物质力量对比格局的转变，中国的思想和学术出现了从受动思维，即外部冲击－内部反应向能动思维，即为世界贡献理念和思想转换的巨大契机。中国的发展除了带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识以外，还带来中国人世界意识的复苏，中国的文化和精神会升华到更开阔的时空格局。
    
    再看21世纪前十年中国本土的学术生态，有这样几个自觉性的变化。
    
    变化之一是学术自觉和学术复兴运动。学术复兴运动背后的动力是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意识。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股动力尤其明显，表现在中国学者开始格外强调从中国本土实践中发掘新材料，提出新观点，探究新方法。
    
    变化之二是中国学术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出现比较强劲的势头。所谓本土化，是指从中国本土的实践和思想出发，解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所谓规范化，说到底是如何利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现象；所谓国际化，则是指如何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自己的问题和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推动社会科学成果的国际对话水平和国际传播深度。
    
    变化之三是中国教育管理者和学者开始意识到中国要有自己的社会科学独立评价体系。国际学术合作不能步有些产业的后尘，在国际合作中丢了市场但没有换来技术，丢了学术阵地又没有获得国际学术话语权。这就需要我们建立独立学术体系之上的评价体系。目前国内一些顶尖的社会科学杂志和专业杂志已经开始自觉地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独立学术话语体系与自主创新的关系
    
    有人会说，以英美国家为主的西方社会科学体系没什么不好，它代表着“潮流”，并且在中国也很风行，为什么我们要超越这个知识体系呢？我觉得至少有这样几个理由：第一，中国在经历政治独立、经济发展以后，如果跟着别人的话语体系走，文化上难免会逐步产生依附。从构建国家核心价值体系来说，需要有独立的学术话语体系来支撑。第二，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并不是建构新文明世界的好体系，它有部分可取之处，但已经带来很多问题，在此背景下，在为21世纪人类新文明标准的确立上，中国人应该提出自己的理念。第三，中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更不能借助西方的霸权话语体系。很简单，一旦你像“西方霸权话语体系那样去思考”，你的发展道路选择必然也是霸权和扩张。因此，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需要中国有自己亲和的、可对话的、促进人类相互理解的知识体系。
    
    独立的学术话语体系对自主创新的意义绝不可小视，我想从管理学上的维持性创新和突破性创新谈两者的关系。应该说，中国学术目前还没有发展到系统地替代和取代西方概念的地步，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社会科学中的概念基本都是从西方进口过来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社会科学学术创造大多还停留在、或不得不依靠这些概念范式进行维持性创新的阶段。在科学研究中，维持性创新是一种纵向创新，也就是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做纵向挖掘，或者为别人的研究提供个案支持；短期就能很快得到既有话语体系的承认，但很难取得重大成果，甚至还会被别人的概念和话语牵着鼻子走。突破性创新则意味着脱离既有的概念系统和范式，依靠全新的经验和概念在一个更高的知识系统中研究问题；短期会不被既有知识体系承认，但一旦产生突破、进入到更高的解释体系，则学术议程的设置能力会大幅提高，创新会形成放大、连锁和倍增效应。
    
    从许多后进国家学术发展道路看，大部分选择的是接受西方学术话语体系进行维持性创新的这条路，由此在国际学术体系中大多处于依附地位，日本是典型的例子。要走出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走突破性创新的第二条道路，中国的社会科学可在以下三个方面做探索。
    
    第一，重新回答人类面临的永恒的、本质性问题，通过对本质性问题的解答，共同确立21世纪人类的新文明标准。人类的本质问题是，世界是怎么来的，当下世界出现了什么问题，世界该向什么方向走？例如，当前国际秩序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世界政治能否跳出战争的历史周期律，世界经济能否避免循环性的经济危机。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探索是走互利共生、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条道路如能成功，必将对21世纪的世界秩序设计产生重大影响，在此实践基础上抽象而成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的中国学派，自然就能挺立于学林。
    
    第二，独立学术话语体系的结构是由核心概念铸造起来的。核心概念的确立，一是通过对已有的概念给予新解释，例如流行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正义、法治等；二是对未被重视的概念进行再挖掘，例如政治哲学中的公私关系、国际关系中的亚洲体系等；三是在历史和实践中提出新概念，例如和谐世界、共生、关系性、扩展的熟人社会等。
    
    第三，知识与实践之间存在相互转化的可能。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概念，仍然能够指导、走进实践，这种理论是活的、有生命力的。例如，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用尽谈判原则”的坚持和坚守就是个例子，它已经成为中国向国际上宣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标志之一。这些原则和概念构成了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体系的知识和实践资源，与历史和当下的霸权理论迥然有别。
    
    中国独立的学术话语体系应该而且必须是开放和包容的，各种社会科学知识相互学习借鉴，取长补短，是学术赖以成长的必备生态。最后，最能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上提供解释和解决方案的体系，自然会在知识选择过程中脱颖而出。
    
知识存量对中国转向的意义
    
    知识生态的第一个问题是独立的学术话语体系，第二个问题是知识存量。知识存量的丰富对学术话语体系构造影响很大。提到创新，现在很多人将创新不足归咎于科研体制。这个问题没有这么简单。我觉得学者除了反思自己做了什么以外，也可以集体反思一下我们的知识存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我个人觉得创新不完全是科研体制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与科研工作者浸泡的知识存量格局有关系。
    
    仅就社会科学而言，简单讲，我们的知识存量主要集中在有关“中国”的知识上，但有关“世界”的知识存量略显不足，从而制约了从更大时空格局进行知识创新的潜力和能力。而目前关于“外”的知识，又过多集中在屈从于别人的学术话语体系来研究别人，从而无形中降低了自己的国际学术话语权。英美知识体系所以在全球产生如此大的扩散力量，从其供应的知识形态上看，不完全是英美的“内”的知识，而是“外”的知识。前面提到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的升华，这个升华并不仅仅是停留于“内”的知识，更多是要借助“外”的知识来滋补，最终形成内外一体、互相兼容的知识体系。这种新的知识体系是由人类从孤立到整体的发展以及各国内外联系卯榫相合的现实决定的，也是大国的政治系统从国内系统向全球系统抬升的需求所造成的。
    
    要形成中外知识相互刺激、联想生成的良性循环，就需要大力加强涉外分支学科研究的投入。在现在所有社会科学学科内，都有部分涉外分支学科，但目前，我们有关世界的知识是一个短板，既不利于中国知识本身的提升，也不利于在国际学术界有关“世界”的研究上争取话语权。以比较政治学为例，我国老一辈比较政治学家大多通过实地调研或驻外使领馆提供当地国的一手材料来开展研究，从而确立了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但近些年来，外国国情、党情、民情数据和材料的滞后，制约了比较政治学和发展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而不得不依赖、转用别人的二手研究成果。如此，自然难以获得国际学术话语权。
    
    涉外知识存量应该格外重视口述、音像、图片、档案、族志、考古、博物、社会和经济的系统数据、稀有语言等的采集和存留。丰富和完善这部分知识存量，有很多途径，例如通过国际组织、驻外记者、跨国公司研究型职员、孔子学院、海外公益组织、海外研究中心、国际合作研究、外交官群体等进行交流和汇聚。过去西方国家掠夺非西方世界的非物质文化，于是在今天的非西方世界研究上因垄断关键材料和数据而掌握着巨大的话语权。今天中国绝不可能也不会再走人家文化掠夺的老路，在涉外知识存量的累积上只能走国际合作的道路。
    
    外部世界的知识存量除了有利于促进本土知识体系升级、构建学术话语体系、帮助国家建设以外，还有助于促进国家政策的外部宣示。中国在国际上提出了许多非常好的理念，但传播范围和影响深度仍比较有限。为什么？这种现象当然与别人学术和媒体的自觉过滤有关，但从内因上看，与我们在这些理念上的社会科学研究积累不够有关。也就是说，没有扎实的社会科学研究配合，会降低对外政策宣示的影响力和穿透力。比如，中国提国际关系民主化，就是个很好的理念，但要为人接受，那你还得在以下问题的研究上形成知识链，而且这些研究成果还要设法走进别人的大学课堂和教科书。例如，在比较政治和比较经济研究上，得有一系列的成果证明，西方式民主国家的国内民主如何导致国际集权；有些国内制度安排如何刺激了国家对外转嫁危机，且损害了国际民主；国际组织的公共政策如何偏离了平等和正义原则；霸权国家的强制行为如何损害各国自主自由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如此等等。而且，在国际上还要形成某类问题的学术共同体或学派。这样，政策宣示的传播力就会得到加强，相关的学术研究也会获得国际话语权。
    
    政治上的话语体系强调核心价值和意识形态，但是一旦没有独立的学术话语体系，而为他人所支配，学术对政治话语不起配合、反起解构作用，那是很危险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知识分子普遍用西方学术话语体系来解构本土价值和知识，这对其国家价值认同以及国家建设是不利的，值得发展中国家反思。
    
国际学术话语体系的中国转向如何可能
    
    独立的学术话语体系的国际扩散取决于很多因素的相互配合，包括汉语的对外推广战略等。就构建学术话语体系本身来说，目前有三种主张。第一种是将中文社会科学成果翻译成外文，主要是英文。第二种主张是用英语在国际一流刊物发文章。甚至有人主张接受和参照国际（所谓国际就是英语学术界）评价体系，而所谓国际评价体系，主要是SSCI刊物、美国一流大学出版社等。此种路径比较极端，很可能步下面说的日本人的后尘。对一个有着丰富文化资源和历史文明的大国，将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拱手让给SSCI和美国一流大学出版社，既不可思议，也极伤自尊，相当于让法国学者把用中文在中文杂志发文章作为衡量其学术水平的依据，这对其无异于是一种文化羞辱。我不反对用英语发文章，我周围很多优秀的学者都在SSCI上发表文章，但保守地看，我并不赞成用别人的学术评价体系取代或凌驾在自己的评价体系之上，毕竟，没有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背后是没有价值约束的。第三种是我所主张的态度，也即把工夫下在确立本国独立学术话语体系上，进而在国际学术界争取平等的对话权，提高话语权。
    
    那么，国际学术话语体系的中国转向如何可能？或者说，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怎样在国际学术界产生扩散效应？我觉得，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很大关系：
    
    第一，中国本身的成功经验蕴含着许多谜题，使别人既有的知识体系解释不了你，进而吸引别人自发来研究你、学习你。金融危机以来，西方主流媒体出现越来越多对中国政治制度正面的报道，这反映了别人开始逐步客观评价中国政治制度的变化趋向。当然，最关键的还是自己能把成功的经验抽象为一种内外都能接受的学术话语体系，并能写进可以传播的教科书中，从个性知识转化为共性知识。日本在经历经济奇迹以后，在社会科学的提升上下了很大工夫，但并不是很成功，重要的原因就是其社会本身没有复杂到产生大部分共性问题并提供解释大部分共性问题的理论。另外，日本过度依赖西方学者的研究来传播其成功经验，日本当时投入巨资资助大批国外学者研究日本，但是最后用英语产生的日本研究成果主要还是落在西方社会科学框架体系下，从而使其经验只是成为证明西方社会科学体系有效的一个案例。最关键的是，日本过度重视模仿，加上没有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妨碍了其原创能力。因此，以日本为对照，也说明了独立学术话语体系对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意义。
    
    第二，自身的实践既有个性也有普遍性意义，为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方案。在目前西方为世界提供的全球化模式和国家建设模式出现困境的背景下，中国的国家建设经验与和平发展道路，并不是有些学者所说的是不可转化为普遍性知识的地方性经验，中国道路实际上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设和对外关系提供了一种有力的选择。这一选择过程本身，就为国际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中国转向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和机会。
    
    苏长和1971年11月生，安徽巢湖人。199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获法学博士学位，1999年至2006年任教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2006年7月至2011年6月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教授、院长，现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教授，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08年度），2009年首届上海社科新人奖获得者，发表中英文论著多篇（部），论著多次获得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奖励。研究方向为世界政治理论，中国政治与外交，国际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