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与民心向背：1990-2002年中国实录

阅读提示：朱镕基关心的不是什么“鲜花”和“毒草”，他在意的事情是经济。说到经济，在他成为总理之前的十几个月里，中国虽然已经渡过了最危险的暗礁，却还没有迎来朝霞满天，更说不上是风平浪静的港湾了。1997年春天，他在这边宣布“软着陆”已经实现，得意之情就像一个驾驶着毛病百出的飞机摇摇摆摆回到地面的机长。可是才过了三个月，就有消息说大事不好——泰国宣布泰铢不再与美元挂钩。接着泰铢大幅贬值，股市一落千丈，银行纷纷倒闭。【阅读《1990~2002年中国实录》连载】

1998年春天新任总理朱镕基发誓“不管前边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我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时，这世界与十年前李鹏就任总理的那个时候相比，已有很大变化，与五年后他声明自己无心恋战即将去职的时候，也相去甚远。美国人正在和日本人共谋战区导弹防御体系，据说还要把台湾包括进去。这个国家由共和党的布什转到民主党的克林顿手上以后，有三次差一点就要对中国“宣战”，不过，不是军事性质的，而是经济性质的，是1993年、1995年和1996年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有如巴尔舍夫斯基所说，“三次到了爆发贸易战的边缘”。“战争”没有打起来，但是美国人阻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阻止中国人举办2000年奥运会，却是招招得逞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不复存在，那片土地上现在有15个总统，共产党不是成了在野党，就是成了违法组织。抨击苏联解体的那些人增加了大家的思想混乱，他们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贴上“和平演变”的标签，还对那里的经济衰退幸灾乐祸，因为这正好证明了他们说的“亡党必然亡国，人民重吃二遍苦”的道理。

这是政治的争论。现在回想起来，说1998年是“流行政治年”，是有事实根据的。普通中国人对政治的淡漠，以及“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倾向，本来已经相当明显，而现在，有一股潮流涌出来，似乎是在与政治展开最后的热恋。乡下有人抗税，城里有人罢工，有人群聚起来上访告状，有人偷偷组织社团，“法轮功”的活动也是屡禁不绝，这些都是不祥之兆，在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工业城市里，还出现了有组织的抗议活动，这些也是危险的。不过，我们所说“最后的热恋”不是指这些。一个住在深圳、名叫何清涟的女子，写了一本书，取名《现代化的陷阱》，里面叙述了中国面临的形形色色的坎坷，既犀利又委婉，令所有现代化的梦想不得不大打折扣。中央电视台的年轻编导刘春看了以后，不禁感叹：“书写得惊心动魄，令我辈须眉惭愧不已。”但那时候这个瘦弱女子已经做好准备，自己如果不想掉在这个“陷阱”里，除了告别中国政治远走异国，别无选择。

正月初一这天，多年不露形迹的万里出现在上海市民面前，坐在黄菊和徐匡迪中间谈笑自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用好几秒钟播放这个场面，在老百姓的眼里，这就不是过年了，而是政治，再早几天，香港的三家大公司倒闭了，连带房地产价格下降30%，市民上街游行抗议，这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所以董建华才会跑到北京来找朱镕基，火急火燎地求援。北京市新华南路有个名叫龚力文的妇女，在急切地寻找克林顿，口袋里面还揣了一封信，信里恳请总统关注她的以“境外人员刺探国家秘密罪”被判处9年徒刑的儿子李海。可是克林顿正在兴致勃勃地和江泽民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呢。一大堆电视记者围着两位元首，把他说的话一字不漏地播出去了，这让美国总统兴奋，也给了很多中国人错觉。一些人展开“组党运动”，以为中国就要变成美国，中南海也可以坐视他们胡闹。李鹏委员长对新华社记者说：“决不容许出现反对党。”又说“要接受历史的教训，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在一个晚上可以成立几千个政治性组织，乱得不得了。这种情况不能重演”。还让《人民日报》把这话刊登出去，这是明白无误地警告他们悬崖勒马。

“反对党”是“决不容许出现”的，但是“竞选”却出现了。地质大学一个新上任的副校长不是由上级任命的，这与以往不同，按照《北京晚报》的消息，有五名候选人分别登台“拟职演讲”，接受选民质询。其中有个叫王聪的，一开口就承诺为大家办20件实事，结果当选了。在老百姓看来，谁给他们办好事他们就把权力给谁，在政治家看来，这不就是“竞选活动”么？要是倒退回去几年，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事件了，可现在，这一点也不稀奇，你如果有机会走出城市，走到乡下，随便走进哪一个村庄，就有可能看到那里在“竞选”呢，根据一部新的法律——《村民组织法》，全国500多万个村庄全都直接选举村民委员会主任了。这样一来，这个以“任命制”维系自己权力体系的国家，一下子冒出来数以百万计的竞选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