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汽集团人事部电话:博源的精英们为什么害怕“得而复失”？

博源基金会理事、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王波明，派遣其旗下的《财经》杂志，采访了博源基金会的总干事何迪——如果还有其他选择，相信博源的精英们不会频频让《财经》出镜（这一道具不久前秦晓才用过），有些话如果由其他媒体来说，怎么也要显得客观、公正些，虽然“公正”并不在秦晓的“现代性核心价值”之列。或许是由于就连《南方人物周刊》（显然更适合于进行这样的访谈）这样的媒体也不愿意再惹一身骚了，所以才只能自己“采访”自己——说是采访，不如说是演出。这种采访，与贺卫方20年不做论　文的　教授水平，朱学勤创作等于抄袭的论文水平，相映成趣，共同构成了启蒙派的学术奇观。　　

尽管这可能是一场连演出都没有，直接就把剧本登出来的“采访”，但毕竟剧本也是人家博源的精英亲手写的，倒也透露了他们的一些真实想法，其间颇讲了些真话——如果你善于“听音”的话。　　

文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博源的精英们坦露了他们内心一种深层次的担忧，“对好生活得而复失的担心”。按照他们的说法：现在的中国人民已经过上了“好生活”，但还没有建成“好社会”；“好社会”需要设计和建立一种对“好生活”的制度保障，以避免“得而复失”——这就是博源基金会所从事的工作，所想实现的目标。　　

看到这儿，读者难免会产生几个疑问：既然“中国人民”在博源的制度还没有出来以前，就已经过上了“好生活”，难道他们不会自己捍卫这种生活吗，为什么还需要博源另搞一套制度来帮助他们捍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竟然能够威胁到中国人民和政府都愿意捍卫的目标，以至于缺了博源的制度设计就不行？而且，在博源的剧本中还写到：“尽管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崛起，但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日益凸显。”——如果“中国人民”真的都过上了“好生活”，又怎么会“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日益凸显”？如果所谓“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指的只是过上“好生活”后“二奶”包多、包少的问题，那么博源精英们所深恶痛绝的“极左思潮”，又怎么可能煽动起“历史的反动”之危险？　　

启蒙派的精英们都喜欢自诩“讲逻辑”，但他们的逻辑往往就这样漏洞百出——关起门来自慰或许还问题不大，一拿出来亮相就现丑了。要回答上述问题不难，仅仅需要脑袋没有被精英们“启蒙”成一团浆糊即可。答案也简单：要么，博源精英们的制度设计欲实现和捍卫的，并非是中国人民的“好生活”，而是他们自己的私货，所以才会在“好生活”已实现后，还要另起炉灶；要么，所谓的“好生活”并不是现实，过上了“好生活”的，并非是“中国人民”，而只是包括博源群英在内的少数精英，大多数“中国人民”对今天的生活并不满意，不认为“好”，所以才导致“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日益凸显”，才面临“历史的反动”之危险，而博源的制度设计，正是要“保障”少数精英的这种“好生活”，“保障” 这种“导致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日益凸显”的利益分配格局。　　

确实，对于那些买不起（甚至租不起）房子、讨不起老婆、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不起老的人来说，你要他们怎么认同博源精英们所断言的“好生活”？既然其实只是包括博源群英在内的少数精英在代表“中国人民”过着“好生活”，那么，真正担心“得而复失”的，就不可能是“中国人民”，而只是那些时时刻刻想代表“中国人民”的精英们。博源精英们的这种“担心”，一点也不出人意料。以秦晓为例，在将几百亿国有资产装入私囊后，当然要担心“失而复得”了，当然会希望将视其所得为非法的现行制度推倒重来，另外设计、推行一种可以将这种非法财产合法化、甚至保障他们将更多公产纳入私囊的制度。这就是博源基金会的真正目的，不管它对它自己所倡言的制度作了何种外包装，其想达到的制度效果，就是这个。　　

如果博源的精英们大声疾呼，我们要做的一切，就是变非法财产为合法，并且为进一步攫取非法财产创造制度条件，那么，他们不但达不到目的，而且必然沦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所以，博源的精英们没有这么做。将卖方的需要，包装成买方的需要，这是商人推销时的惯伎。秦晓、何迪“都在商界活动”，所以很懂得怎么将自己的目的装扮成符合公众利益的样子，这也是博源举办那么多研讨会的目的。　　

在这篇何迪的访谈中，罗列了博源成立以来的种种成就，从中可看出博源是怎么进行包装、建构和说服工作，以实现自己目的的。抢钱的人，要把自己的抢劫行为包装成符合被抢者的利益，并且得到对方认同，这一任务太过艰巨。所以，一开始博源并没有将说服对象指向“中国人民”，而是首先限定在精英圈子内。第一步，是利用金融危机的机会，发起并组织了各大投行的首席中国经济师定期聚会，研讨中国决策层所关注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发展、中国经济的走向，宏观调控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等热点问题，研讨结果刊登在基金会的内刊《中国经济观察——全球视野与决策参考》上，送决策层及相关的专业人士参考，“在市场与决策之间搭建了一班直通车”。　　

这是什么意思呢？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博源是在好心为决策层提供“全球资本市场第一线的信息与分析”服务吗？看看“定期聚会”的对象就明白了，“各大投行的首席中国经济师”——众所周知，投行是以投机赢利的，投行的首席经济师，服从于投行利益。所以，经济学界有个默认：投行的经济学家，不能被视为经济学家，因为他们服从于背后资本利益的需要，不可能具备独立、公正、客观的立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为了实现背后资本的利益。因此，博源搭建的“直通车”，其直接效果是，为各国际金融巨头影响中国的经济决策提供便利。在这里，它同样是把卖方的需要包装成了买方的需要。以貌似中立、学术的形式，为国际金融巨头争取政策性、制度性的利益提供方便。博源这样做，当然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方面，各大投行精英们的利益与秦晓、何迪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争取有利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后，大家都可以“闷声发大财”；另一方面，这是博源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它必须让大家清晰地看到：博源是干什么的，又能够干些什么。经此一役，精英们，尤其是与国际资本利益相连的买办精英们切身体会到了：博源是为我们的利益服务的，是我们的“自己人”，而且它的能量很大，能够搭建到达中央决策层的“直通车”。于是乎，博源“风生水起，影响日著”，各界精英趋之若鹜。　　

定位清晰，影响出来后，第二步“博源基金会展开了与国内相关决策机构的对口交流。各级领导多次听取汇报，并亲自与经济学家们座谈交流，一些财经官员还以学者的身份参加了讨论。通过交流，决策者更清楚地了解市场关注的焦点和想法，借助国际的研究力量分析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从而使决策建议具有理性分析的支持。”　　

这就更厉害了。第一步还只是为金融界精英一方的利益服务，这一步就进一步连接了政、商、学各界精英，为他们搭建起直接交流的平台，从中可以各取所需。这种可以将整个特殊利益集团一网打尽的“对口”服务方式，比之“天上人间”的“一条龙”模式，已经不遑多让了。所以，“博源很有凝聚力”。　　

将特殊利益集团进行几番整合后，第三步就是说服决策层自己“改革”，变现行体制为另一种可以保障非法所得的体制。这一步本来很难，但博源的精英们显得很有信心。用何迪的话说“没有理由那么悲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相信，中国的明白人比不明白人多，也相信只要拥有适当的条件，明白人会做出顺应时代潮流的事。”——这话就需要“听音”了，换言之，他们相信，在决策层中，利益与他们站在一起的比没站在一起的多，有改变制度需要的比没这个需要的多，“只要拥有适当的条件”，有着同样需要的人就“会做出顺应时代潮流的事”——这些人除了代表“中国人民”外，顺便连“时代潮流”也一块儿垄断了。　　

不知道何迪的这种判断有几份把握，只知道他们的这种乐观，不能不使“中国人民”悲观。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博源的精英们信了，所以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到了第四步：准备“适当的条件”。这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搜罗一些同一鼻孔出汽的启蒙派精英学者，召开系列研讨会，“为构建未来的现代性国家进行制度储备”；二是用他们的话说，叫做“倡导理性，呼唤启蒙”， 变精英共识为社会共识。用大白话讲，就是通过一系列七绕八拐的话语建构（即所谓的“现代性框架”），让老百姓能够接受这么一种观念：特殊利益集团的精英们抢他们的钱是为了他们好，至少这样做对大家都有好处，起码有“一部分先富起来了”，避免了“共同贫困”的“最坏”结局，所以，大家应该紧跟精英，一起建构一个变非法财产为合法、保护和鼓励非法所得的“现代性国家”。　　

第二点是最难的，也是能否为“中国的明白人”创造“适当的条件”之关键所在。为此，博源做了很多工作，付出了艰辛努力。概括起来，他们的工作可分为三部分：一是包装了一系列漂亮的概念，二是画了个很大的烧饼，三是找到了吓唬人的王牌。　　

包装漂亮的概念很好理解，任何利益的诉求，不管再怎么狭隘，当它要打出旗号时，都会选择一种对应的、看似符合公共利益和普世价值的外形包装。因此，判断一种诉求、口号和主义的倾向性与实质，不能依据它有的是什么（因为已经作了美工处理），而要看它缺的是什么。人们看到，虽然何迪在谈到当前弊端与困境时，说的是“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日益凸显”，但在博源所倡导的“现代性核心价值”或曰“启蒙价值”中，既没有公平，也没有正义，有的只是理性、自由和人权。这又导出几个疑问：如果公平、正义在今天并不重要，为什么就连博源的精英们在分析时弊时，也不得不说“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日益凸显”呢？如果公平、正义只是次一级的非核心价值，那么为什么罗尔斯会将其界定西方政治伦理的绝世名著，命名为《正义论》呢？实际上，在任何社会，公平、正义都是最核心、最基本的价值，反而启蒙派所高举的人权，只是实现公平、正义的一种方式。博源无论如何也要将公平、正义排斥在“现代性”之外的姿态和决心，不难理解。一种以公平、正义为价值支撑的制度，绝不可能坐视几百亿公产纳入私囊而不闻不问，绝不会保障少数人掠夺多数人的非法所得，绝不会赦免偷盗、抢劫公共财产的罪行。　　

至于秦晓念念不忘的理性，就更可笑了。在几百年前的西方、几十年前的中国，强调理性对于那些陷入宗教式狂热中的人，或有一种纠谬性和必要性。但在世俗理性已经充分普及并成为主流的今天，再高举理性就是画蛇添足、无的放矢了。只有那些新的宗教式狂热分子，才会认为今天理性仍很稀缺，很有必要强调。因为在他们眼中，只有自己的理性才是理性，别人的理性都是非理性；任何与其不同的观点和看法，都是理性缺乏的表现。实际上，这些人与其说是在“倡导理性”，不如说是在倡导对于他们自己的新的宗教式信仰的偏执。　　

这些人画出的烧饼，有个名字叫“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现代性国家”。他们大声喊卖说：看呵，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只要我们放弃中国模式，模仿西方的这种制度模式，我们就能够像西方那样富裕、发达。　　

这些人在这样喊卖时，严守两项视觉纪律。一是将眼睛死死盯着现在，决不看向过去；二是将眼睛死死瞄着西方，决不允许偏向世界其他地方。一旦看向过去，就会发现西方能够走到今天，绝不是因为什么民主，而是有着许多不可复制的必要条件，包括全球殖民，包括种族灭绝，等等。西方式民主不是富裕、发达的原因，而是结果。在西方，普遍、良性的民主制度，也是在二战以后，即相对富裕后才完善起来的。　　

一旦看向世界其他地方，就不难发现，模仿西方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罕有成功的例子。反之，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最腐败的政权，大都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结出的果实。这不是某一个研究机构得出的研究成果，而是所有进行过这种研究的国际权威机构的共同结论；这也不是某一年的数据结论，而是持续多年的排名数据。博源不是又研究，又课题的吗？为什么对这么多明显的事实和数据视而不见，却偏偏拿着特殊历史原因造成的少数例外津津乐道？可见他们的所谓学术研究，其实就是结论早写好了，然后再来寻找有利证据、无视于不利证据的“命题作文”；中心思想是，必须论证他们自己所需要的那一套就是“时代潮流”。这样的“学术活动”，当然其过程只能在“内部小型研讨会”上进行，所以颇有必要请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多个公开场合赞扬：博源基金会是“干实事、研究大问题的学术平台”。　　

或许有人会说，落后国家的贫穷、腐败，是因为它们模仿西方却没有到家，变形走样了。问题是，把发达国家的东西放在落后国家来，能不变形走样吗？在西方，麦当劳是廉价食品；在落后国家，可能大多数人却吃不起。何况拥有资源和力量优势的特殊利益集团，必然主导“变革”的过程。他们要保障和扩张自己的非法利益，能不将制度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变形走样吗？　　

看到何迪们侃侃而谈什么“中国有足够的资源应对危机，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利用这些资源”时，不由想到萨克斯们向俄罗斯推荐“休克疗法”时的从容与自信。不同的是，萨克斯们只是自欺，何迪们却是在欺人，以遂其不可告人之私。比之萨克斯，博源的精英们更像俄罗斯经济崩溃后的寡头们：他们不仅要坐而言，而且要起而行；不仅要导演崩盘，而且要参与瓜分。　　

至于烧饼中所提的法治，同为启蒙派的　贺卫方　教授做出了明确注脚：法治就是哪怕明知是荒谬、错误、偏袒、不公正的判决，只要走过了程序，就必须接受其结果。显然，这正是秦晓们所需要的“法治”：只要过一过程序，装入私囊的几百亿原国有资产就变成合法的私有财产了；只要过一过程序，原来的罪行就都赦免了。而所谓的程序，从设计到执行，都是掌握在“自己人”手中的，那么还有什么需要担心的呢？这才是“完整的、合理的、符合现代性的制度”，这才是充分保障了人权尤其是财产权的“好社会”呵！　　

吓唬人的东西不难找，难的是找到政府和民众都害怕，而且还符合精英们自我利益的东西。这也难不倒博源的精英们，他们找到了可同时满足上述三项条件的法宝，那就是：尽可能地减少社会动乱，避免民族灾难，不希望中国再有大的社会动乱。　　

动乱、灾难和博源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听博源的，就可以避免灾难、减少动乱？从秦晓到何迪，对此始终没有说出个所以然。他们只是反复表态：自己与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不想看到激进和动乱。对于这句话，不管决策层信不信，反正我信了：穿靴的怕光脚的，抢了那么多钱，除非事先避到海外包括香港，否则当然会害怕现行秩序一下子崩解；一切都要在“明白人”的控制下，慢慢地转过来才好。对于老百姓，博源真正想说的是：你们不可对我们提起清算。道理很简单，清算一个秦晓，其他“有相同的经历”的“政界、商界或学界的翘楚”都会感到害怕；这些人都害怕了，中国还不得乱起来，发生“大的社会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