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美琪参演的电视剧:日媒：中国发展太过激进 需要“等一等灵魂”

日媒：中国发展太过激进 需要“等一等灵魂”

　　管理经验、安全意识和危机处理等并没有跟上中国的快速发展。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中国媒体进行的民调显示，大多数中国民众认为“高铁速度应该降下来”。

　　日本《产经新闻》8月18日文章，原题：要等一等灵魂     最近，我从朋友那里听说了一个故事：几名中国人横穿某非洲沙漠，为此雇佣了一名当地人当向导。出发大约1个小时后，这名向导虽然看起来并没有疲劳的样子，却要求“休息一下”。10分钟后他们再次出发，但过了1个小时他又坐在地上开始休息。在整个行程中，这个程序一直在周而复始进行。

　　当被问起原因时，这名当地向导用并不流利的英语加上手语比划，大概是说：“我们走得太快了，灵魂跟不上我们。我每走一段就休息一会儿是为了等一等灵魂。”

　　每年经济增长10%的中国何尝不是如此。为了赶上发达国家，中国把赶超式的经济发展放在最优先位置，在短时间内大量开工建设高楼大厦和机场、铁路。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为自己国家的发展感到骄傲。

　　但是，管理经验、安全意识和危机处理等并没有跟上中国的快速发展。7月份发生动车追尾事故，及其善后处理的不力，都反映了这些问题。  事故发生后，中国媒体进行的民调显示，大多数中国民众认为“高铁速度应该降下来”。由此可见，经过此次事故，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开始认为“等一等灵魂”非常重要了。（赵文杰 译）

　　新媒：“坐二望一”后的中国发展之路

　　新加坡《联合早报》日前发表文章，题为《“坐二望一”后的中国发展之路》，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邓聿文。摘编如下：

　　中国终于如愿赶超日本坐上了全球经济第二把交椅。日本政府最近证实，按美元折算的日本2010年gdp比中国少4000多亿美元，从而把自1968年以来就据有的“老二”宝座让给了中国。

　　对于中国晋身全球“老二”后给国内国际带来的影响，这几天国内外媒体都在讨论。不过，与国外更多夸大中国力量不同的是，中国国内无论从政府还是民间，对此都持一种低调态度。政府也许是怕因此在国际社会给本已存在的“中国威胁论”添一把“火”，但民间的反响却确实很冷淡，多数人不自豪也不关心。不过，在我看来，不能因中国社会的低调而否认这一事情的意义，它的意义就在于，为中国恢复昔日的辉煌，走向与其人口、国土和历史相称的发展之路，提供了信心。

　　从中国为取得全球“老二”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如环境污染严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腐败蔓延等——来看，似乎的确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而且用gdp来比高低，也有诸多缺陷。更关键的还在于，真实的中国与真实的日本差距甚大，例如，人均gdp仅是日本的1/10，还有1亿多人口处于贫困状态（按照联合国的贫困标准），至今没有出现像丰田和索尼这样真正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在人权和自由的享有方面，也落后日本一大截，等等。这些都会侵蚀中国未来的发展基础。

　　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

　　但如果人们换个角度，即从中国社会的进步角度看，则会发现中国经济超日其实意义非凡。用日本学者的话说，这是中国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对“老气横秋”的国有企业实行“壮士断腕”的结构改革的结果，而非仅仅是中国的人口、国土比日本多、历史比日本悠久。

　　事实上，从世界历史看，贫困国家要想挤进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非常困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将33个国家列为“发达国家”，其中只有四个非欧洲经济体在一战前比较贫困，分别是新加坡、韩国、台湾和香港。有很多曾经发达的国家，在后来的国家竞争中，都衰落下去了。最典型的是南美的阿根廷，上世纪一段时期被认为是发达国家，但由于此后几十年来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管理不善，现在连中等发达国家可能都算不上。这其中的“秘诀”，我认为就在于能否如人民所愿，实施变革以及变革的速度和路径能否切合实际。以此来看，中国的改革尽管问题重重，但大的方向是在进步，而国际学界关于日本“停滞的20年”的说法，多少反映从日本内部的政经结构所存在的严重问题。

　　除了取得全球“老二”的位子这一过程不易外，它也意味着中国现在有更多的资源和手段用来追求国家目标和国际正义，维护和谋取自身利益，以及解决国内问题。这点不展开来谈。总之，中国的经济超日不只具有象征意义。

　　不过，说到底，从前述中国社会的反应以及中国发展所付的代价来看，中国经济还是大而不强。因此，中国政府从人均gdp角度坚持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身份并非刻意低调，而是事实本就如此。民众对待“老二”宝座的冷淡态度，似乎这个“老二”与自己的生活毫无关系，亦反映出中国发展方式的一个致命缺陷，即没有把国家的财富让人民分享。中国过于追求国强而轻视民富，或者以为国强后才有民富，从而在国家财富的分配过程中，把财富和资源过多地集中在政府手里，以致变成了如今的“府富”。

　　经济增长须富民

　　本质上，经济增长的目的，在于富民，使百姓安居乐业。国强不过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保护民众的利益不受各种外在力量的侵犯，促进民众的福利与自由。这也就意味着，经济增长与个体的关系十分密切，而不是疏远。如今民众感受不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的明显改善，并不是说经济增长完全没有造福大众，而是说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由于可分配蛋糕不多，分配过程又存在不公，社会多数民众的福利水平没有随经济增长有同等的提高，致使大众的相对剥夺感增强。

　　历史殷鉴不远。18和19世纪初的中国，按目前的方式来计算，经济总量也占到彼时世界的20%多，与当今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差不多。但是，国家无论内外，都危机四伏，几十年不到，就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了。这说明，单有经济总量上的强大，还不能使国家真正强大。这里面的原因当然很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人民并未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益处，无论收入还是权益，都普遍贫困。

　　所以，要使中国成为全球真正的“老二”甚或“老大”，为世界其他国家所景仰和学习，撇开国际因素不谈，从国内来说，在国家的根本价值观上，我认为主要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在满足“民有、民治、民享”的程度如何。也就是说，一切的发展，最终都要用是否有利于人民来衡量。发展的成果不但让人民共享，还必须做到让人民自由地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私人事务和社会的公共事务。近代世界的霸权之争充分也证实了这一点。那些只追求国强国富而置人民利益和权利于不顾的霸权国家，无一例外，都在随后的国家竞争中衰败下去了。

　　亟需解决的数个问题

　　鉴此，在未来的若干年里，中国要不想重复自己和其他霸权的命运，就必须重点处理好以下几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一是解决由结构失衡和分配不公导致的经济可持续增长问题。

　　日本在经济起飞时期，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人均收入就进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的人均gdp增速则要慢得多，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分配结构严重扭曲，包括资源和收入在内的各种分配，都向资本和政府倾斜，普通民众所得提高不快。

　　分配不公的一个后果是民众的消费能力严重不足，由此导致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而要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出口优势，又必须压缩各种资源、能源，包括劳动力自身的价格，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并造成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结构失衡。可以说，分配不公的扩大和结构失衡反映了传统的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尽头，再不得到切实改进将会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性。

　　二是解决由社会发展高成本带来的现代福利国家的基本制度建设问题。

　　改革导致社会的发展成本越来越高，而要解决人们发展的后顾之忧，必须建立一系列基本的社会福利制度。从社会公平而言，基本福利制度能够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减少因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而导致的社会对立。基本福利制度还有助于提高穷人的消费倾向、提升有效需求，实现宏观经济的均衡。所以，为给全体国民提供普惠的基本福利，须加强社会建设这条短腿。

　　三是解决由公民意识提升而来的政治民主化问题。

　　分配的不公是由权利的不公决定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财富的积累，特别是最近几年网络的普及和信息的相对开放，民主和自由等现代公民意识开始逐渐深入人心，社会对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的要求日益强烈。但与民众对民主的愿望和要求相比，中国目前所建立的民主设施层次还比较低，范围也比较窄。民主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必须加快推进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由党内的民主化向党外的民主化推进，由基层的民主化向上层的民主化推进，由管理的民主化向决策的民主化推进。总之，要培养一个稳定的社会基础构架，解决因社会转型而来的内部整合问题，必须实行民主。这是历史不可逆的大趋势。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超日，“坐二望一”，意义必须肯定，对此妄自菲薄不可取。但综上分析，只有建立在市场经济、开放社会、民主政治、福利制度基础上的发展和繁荣，才会最终让人民受益，并真正使自己成为世界强国。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全球“老二”的位子其实不好坐，全世界都在盯着中国这个“新贵”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