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布“三公”经费不能买椟还珠

2011年08月16日 11:45
来源：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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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4月以来，按照国务院的统一要求，中央各部门开始陆续对外公布因公出国(境)、公务用车、公务接待等“三公”经费的去年决算和今年预算情况。这一史无前例的行政透明化举措，无疑是中国强化法治政府、服务性政府建设的重要步骤。

中央的本意虽佳，不料各部门的具体表现却引发公众重重疑虑。

从已经公布的数据看，其中不乏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东西：无论规模还是权力都排在国家机关各部委之末的中国科学院，公务接待费用竟不但比财政部、住建部等权重部门多，而且还多出几倍乃至几百倍（中科院公布的去年公务接待费为9995万元，平均每天27万元，比住建部公布的全年26万元还多1万元）。早在2004年，财政部就显示中央级单位“三公”支出已达136亿元；从2004年到2010年，不仅是中国财政收入狂飙突进的7年，也是政府行政成本水涨船高的7年。财政部汇总的信息却显示，2010年中央级单位“三公”经费支出不升反降，仅为94.7亿元，由此，公众不能不怀疑：这些数字的真实性，到底有几成？

政府公布“三公”经费的初衷，应该是为了便于民众的监督。但像现在这样只公布一个笼统的、有时还显得不近常理的数字，不仅不能让政府摆脱之前的“三公消费9000亿” 阴影，甚至还会招来更多的质疑；而普通民众也不能在种种眼花缭乱的“科”、“目”背后，真正弄懂弄清“三公”消费的遁形之道和隐身大法，更不能据以实行有效的监督。而脱离了社会的监督，政府公布的意义必将流于形式。如果各部门只是玩一玩文字游戏，做一点加减乘除，选择一些估计外界能够接受而自己又留有解释余地的数字公布出来，以达到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所说的“总体上看，除个别部门2011年支出小幅增加外，大多数部门的支出基本上与上年持平或有所下降”的效果，那么，中央政府的良苦用心，岂不就沦为一场闹剧？公众和媒体，岂不就成了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盲从的臣众？

也有不同意见认为：不是还有审计署吗？如果公布的数目不实，将来审计署会核查的—审计署对中央各部门的例行审计，将来会不会加入“三公”经费这一专项，现在还是未知数。但即使将“三公”纳入审计范围，也未必能消除公众疑虑。时至今日，审计的范围已越来越大，每次查出的违规金额都数以亿计，但何曾见过相关责任人因此受到有力惩处？所谓“问责”，事后证明也多是找“替罪羊”暂时下位，不久便在其他地方复职甚至升官而已。没有真正惩罚的审计，作用还剩几何？在审计署的对外通报中，确有提到向司法或纪检移送问题责任人一说，但对人员的身份是保密，最后的处理结果也是保密。胡锦涛主席曾多次强调，要以反腐实绩挽回公众信心。如果审计处理结果确实有反腐效果，为什么要吝于对外明确公布呢？这种带有秘而不宣意味的处理方式，只会进一步推升公众“官官相护”惯性思维的疑虑。

还有一种普遍的误解是：现在公布出来的“三公”经费，纵然无益于社会监督，有可能弄虚作假，但由“不公布”到“公布”本身，已是一种进步，体现了行政透明化的重要进展；且这种进步，将为下一步走向真实有效的公开打下良好基础?而从民间观感角度看，情况可能恰恰相反。道理很简单：如果前任公布了一项虚假数据，后任除非不惜与前任决裂，否则将不得不在前任谎言的基础上继续编织新的谎言，真相对于公众来讲将是遥遥无期。这种通过表面接近法治化、透明化的方式，将真正的法治拒之门外的做法，不但使政府自己在高额开支的被动基础上，更增添了一种弄虚作假的被动，还极有可能挑战学界专业精神和民间智慧，诱发不满情绪的爆发，可谓遗祸深远。中国有个成语叫“买椟还珠”，是指买珠宝时只要漂亮的盒子，不要里面真正有价值的珠宝，以此来比喻那种只重形式不要内容的做法。近些年来，从官员财产公开，到地方干部公推直选，一些法治化、民主化的重要措施之所以屡屡只见开头不见结尾，总是隔几年又回到原点，与这种买椟还珠式的行为逻辑切分不开。

胡锦涛主席曾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纪念大会上，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党要承担起人民和历史赋予的重大使命，必须认真研究自身建设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领导改革发展中不断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如果用这样的思想、境界和理性来对比一下，近年来许多地方实行的不少周而复始、层出不穷的“改革行为、得力措施、创新之举”，再联想到“改革与革命赛跑”的那个著名预言，真正关心爱护中国社会、民族命运和政府声誉的人们，难道没有理由痛心疾首、忧心如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