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染硝烟的将军：共产党的"大特务"李克农(3)

　　记者：您父亲作为军队的高级将领，后来又当过外交部副部长，位置一直非常高，他在生活上对你们有什么样的要求？

　　李力：父亲要求我们子女生活上不要奢侈。铺张浪费，摆架子，这个在我父亲那儿是不行的。李冰那时是医院的副院长，坐着小车回家。有一次，我父亲看到她说：“哪儿的大官来了？”一下子把李冰讽刺得以后再也不敢坐车回家了。父亲的汽车我们从来没人坐过，包括我母亲，他们一块儿出去坐其他的车。

　　我年轻的时候头发很多，也不大讲究整齐，穿的衣服有时都吊儿郎当，到父亲那里去，他看了以后很不高兴，我母亲赶紧拿个梳子来给我梳头。所以，以后我把头发梳得整齐了才去他那儿。

　　记者：据我所知，在延安时期，很多很多高级干部的子女都被送到苏联留学，而你们兄弟姐妹却没有一个留苏的，这是为什么？

　　李力：我们几个孩子也给父亲提意见，说：“人家的孩子都走了，我们几个怎么都在这儿，我们能不能也去一两个人，我们又不是没上过学，成绩也不比他们低，为什么他们能去我们不能去。”我父亲又把我骂了一顿，说：“中国这么大，还待不了你了，非要到那儿去。”后来我们就根本不提了。

　　当年我们这些孩子到了延安以后，父亲希望我们学点实在的东西，不要嘻嘻哈哈。我们看到人家搞参谋工作、搞政治工作，发展挺快的，但是父亲非要我们搞无线电、搞技术，搞技术挺枯燥的，成天地值班，没什么发展前途，所以我们不想干，当时就想：这么多人，干吗非要我们干这个。我父亲就骂了我们一顿，说搞革命工作就要老老实实，要好好学习。

　　记者：从您父亲留下的许多照片上可以看到，他在任何时期的装束几乎都是整整齐齐十分讲究，他的衣橱里是不是非常丰富？

　　李力：我父亲虽然是高层领导干部，我母亲的级别也很高，但是他们生前非常艰苦朴素。我父亲兼着外交部的工作，一共就有两套西装，两双皮鞋，当外交官出去的时候，穿得整整齐齐的，但是平常都不穿，平时都穿布鞋。他有一套黑呢子衣服，一到上班就穿，袖子都磨得发亮了，衬衣、袜子都是母亲给他补的。我母亲更朴素了，母亲去世时我姐姐整理母亲的遗物都流着眼泪，看到母亲基本上都是缝缝补补的破衣服，心里难受。

　　记者：将军去世后，他给你们留下些什么？

　　李力：父亲去世以后，他办公室的东西，所有的文件材料都是组织上清理走，我们根本不插手。所有的房子、家具这些东西，全部交公，而且不讲任何条件。他的书籍、生活用品给我们子女留下了，还有一些生活照片和私人照片，再就是他多少年来所有的积蓄，大概一万多块钱，分给了我们每家的孩子。一个人分了3000块钱， 这3000块钱我们都不用，要传下去。

　　临阵不换将

　　1951年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毛泽东秘密派遣李克农以隐蔽身份主持朝中谈判代表团同美国谈判。当时，他的哮喘和心脏病发作，曾出现昏迷，中央派人去换他，他却说：“临阵不换将。”

　　记者：据说，您父亲有一只眼睛是失明的，这是真的吗？

　　李力：他的眼睛是从芜湖到上海的时候坏的。当年到上海以后，办地下刊物搞宣传，没有钱油印，都是自己刻蜡板。刻蜡版条件又不好，灯光暗，趴在那儿一个劲地刻，把眼睛劳累坏了，父亲工作起来是很忘我的。坏了到医院去做手术，因为没钱，手术做得很糟糕，一只眼睛没搞好，另一只眼睛给搞瞎了。

　　记者：他的眼睛对他的工作和生活有什么影响？他平常怎么看文件？

　　李力：他看东西很困难，不但要戴眼镜，而且要一只手拿着放大镜才能看文件，每天就这么趴在桌上，一行一行地看。他在上海时，有一次护送刘伯承，刘伯承也是一只眼，他们俩坐在火车上你看我，我看你，说我们俩加在一块就两只眼了。

　　记者：晚年您父亲的身体一直多病，这与他从事的特殊事业是不是有很大关系？

　　李力：长征的时候，在上海的时候，条件也都很艰苦。他在国民党里当官，当官那个钱都是党的活动经费，自己本身的生活是很艰苦的，经常当东西过日子，冬天把夏天的衣服抱到当铺里当了，夏天再把其他的东西拿去当，把冬衣再赎回来。就这么过日子，外面装得很是那么回事，实际上很艰苦。

　　他确实是积劳成疾，都知道他有病。1957年，他进毛主席屋子的时候突然一下晕倒了，朱老总、毛主席都搀着让他休息。在延安的时候，他就有病，是哮喘、咳嗽，毛主席还去看过他。

　　记者：据说1951年您父亲被秘密派到朝鲜主持停战谈判的时候，他病得很厉害还不让人去顶替他。

　　李力：因为知道他哮喘，晕倒了好几次，中央派伍修权去换他。伍修权去了，父亲说：“临阵不换将。我不是不相信你，现在我在这儿已经熟悉情况了，临时换了人，你不熟悉情况又要耗费时间。谈判很艰苦，你来了很好，就在这儿待着熟悉情况，我要坚持不住的时候你去。”这样报告给中央，中央也同意了。

　　记者：您印象中他生病时精神状态怎样？

　　李力：父亲工作很艰苦，有病也不告诉家人。我母亲是1960年去世的，父亲以前的生活完全靠母亲安排，吃多少，喝多少，什么时候吃药。我母亲一去世对他影响很大，他生活完全乱了，也没人照顾，我们离得又远，他有事又不讲。我父亲有病，只在日记上记着，别人不知道。

　　最后一件重要工作

　　1957年，李克农病重，他知道自己的日子越来越少了，于是向中央请命由他本人去调查当年上海特科的一些遗留问题，让那些还没有落实政策的隐蔽战线的家属老有所养，鳏寡孤独能够受到照顾。这是李克农最后一件重要的工作。

　　记者：将军去世前的几年正值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时你们家生活状况怎么样？

　　李力：中央对他特殊照顾，按照副总理一级待遇特殊供应，也无非就是一个月多两斤糖、多几斤肉。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们回家去都给我母亲交粮票、交油票，减轻他们的负担。他们也很照顾孩子，那时候没有油，每顿饭炒两个肉菜，他就希望孩子们，特别是孙子辈们多吃一点。我们也很自觉，把肉菜放在我父亲身边，希望他多吃一点，但那时候父亲的身体已经一天天垮了。

　　记者：什么时候大家开始意识到他健康状况严重？据说将军最后最念念不忘的还是他的隐蔽战线工作。

　　李力：1957年犯了一次病，是在院子里，刚吃完午饭，突然一下子晕倒了，摔倒在石头台阶上，把脑袋磕破了，人当时就昏迷了。后来送到北京医院抢救，抢救了一个月还昏迷不醒。那时，周恩来、贺龙、彭真、张爱萍，好多同志都去看过他，我母亲说眼看不行了，要准备后事了。后来周恩来从天津找了一个姓赵的脑外科医生，赵大夫给他做手术，慢慢地人就苏醒过来了。从那以后他也知道自己不行了，就给中央写了个报告说：“为了不影响工作，我已经不能担任第一线的工作了，但是我希望能担任上海特科的工作，特科有些遗留的事情，一些老人，一些遗属，没人管，其他人不了解情况。”因为在当时那个“左”的气氛下，弄不清那些人是共产党还是坏人，所以他给邓小平写了报告，邓小平同意了，他就带几个人去了上海。

　　记者：还记不记得将军去世那天的情景？

　　李力：1962年开七千人大会，父亲白天去开会，回来以后写日记。父亲是2月9号去世的，日记一直写到2月7号。2月7号只写了个日期就再也写不下去了。他病得很厉害，每天晚上都咳嗽。2月9号上午，杨成武同志到家里同他谈工作，劝他住医院，他还坚持着不去。下午邓颖超同志来了，邓颖超同志他很熟悉，非要劝他住医院，并且马上打电话把医生叫来，送到医院去了。三四点钟送去，七八点钟就不行了。

　　1962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获悉李克农去世的消息，欣喜不已，宣布休假三天，这个举动在中央情报局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位当年朝鲜谈判时毛泽东钦点坐镇开城的将军，曾经用“坐下去！”三个字，以整整2小时12分的沉默对抗创下了谈判史上的纪录。他的战场或许没有战火熊熊，他的故事或许鲜为人知，但是高山、长河会作证，历史、人民会记住，这位未染硝烟的将军的丰功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