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陈亚兰专访:阎长贵的常德情结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16 18:01:30
走进老干部覃正彦的书房，覃正彦的老伴卢家玉正在清理堆积如山的资料。其中，有10多封书信一直被他们当成宝贝一样收藏着，小心地锁在抽屉里。
来信的人叫阎长贵，是江青的第一任专职秘书。
阎长贵今年74岁，一生经历坎坷。1961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现在的《求是》杂志社)工作。不久，他根据华君武的漫画《无题》写了一篇《永不走路，永不摔跤》的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后来，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郑重地向全会批示：“印发各同志研究。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要求参加八届十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们研究。
1963年秋，阎长贵进入《红旗》杂志社的“哲学反修”写作小组。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1966年6月，他被调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搞信访工作，一个月后又被调到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专门负责江青的群众来信。因为社会关系简单、有一定办事能力，所写的文章得到过毛主席的赞扬，再加上相关人士的推荐，阎长贵不久被选为江青的秘书。
给江青担任秘书才一年时间，阎长贵就因为转交了一封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演员写给江青的信而惹怒了江青，被冠以“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同志”的罪名，送到秦城监狱度过了人生最难熬的8年时光。
从监狱出来后，阎长贵被送到西洞庭农场劳动和工作了5年，从此和常德人民结下了剪不断的深厚情谊。
“这个农场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的大企业，觉得很开眼界。”阎长贵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对西洞庭的第一印象。1975年，阎长贵来到西洞庭农场，当时正是这里发展得生机勃勃的时候。当时的农场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覃正彦是位为官清廉正直的干部，他大胆改革，改变吃大锅饭的传统做法，在农场推行责任制。在湖南省的12个国营农场都处于亏损状态的情况下，唯独西洞庭农场每年盈利上千万元，是全国和湖南有名的红旗农场之一。
“阎长贵来的时候搞得很神秘，我们都不知道他的身份，农场派了当时的常委、组织部长到长沙接他。后来经过了解，我们发现阎长贵是个人才，遭受了莫大的冤枉，都很同情他。”覃正彦回忆，当时农场的条件很艰苦，考虑到阎长贵是北方人，又是读书人，就将他安排到条件相对较好的农科所搞棉花，后来又到农科所学校教书，还给他订了报纸，每个星期给他一天学习时间。1978年，农场党委将阎长贵调到宣传部当理论干事，年底又送他到湖南省委党校理干班学习。
空手而来的阎长贵在西洞庭农场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农场给他配发了床铺被褥、锅盘碗盏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当时农场烧柴紧张，很多职工主动把自己家的柴送给阎长贵。看到阎长贵不会种菜，职工们教他种菜，热情地招呼他到自家小菜园摘菜，很多时候甚至将新鲜蔬菜送到阎长贵的家里。“我虽然每天都要下田劳动，很累，很辛苦，灼热的阳光晒脱了身上一层皮，可我还是很高兴。”农场的大家庭让阎长贵暂时忘记了冤屈和痛苦，感受到了人间真情。
覃正彦第一次和阎长贵见面，正碰到阎长贵和亲人团聚抱头痛哭的辛酸场景。“阎长贵来到农场后的第一件事是给妻儿父母写信，不久，他的妻儿父母从山东聊城农村来到西洞庭农场。一家人饿得骨瘦如柴，抱在一起哭成一团。”看得眼眶发红的覃正彦暗暗决定要帮助这可怜的一家人，但他陷入了两难，因为按照规定，西洞庭是不接受外来人口落户的。后来，经过党委研究，农场为阎长贵一家人破了例，让他的爱人和孩子落了户，并安排他的两个儿子在农场读书。
时任农场农科所书记的高铁珊告诉记者：“阎长贵虽说是知识分子，但他没有任何架子，和职工的关系相处得很好。我们对他也是工作上关照、生活上关心，平时从不过问他以前的事情。”
在西洞庭农场安顿下来的阎长贵产生了放弃平反的念头，覃正彦等农场领导却经常鼓励他为自己讨回公道，并表示坚决支持他去北京要求平反。在领导、朋友的鼓励下，阎长贵在湖南省委党校理干班结业以后，几次上北京要求组织平反。每次来去所需的费用，农场财务部门都按出差给他报销。“这不仅是切实的物质上的支持，更是莫大的精神上的支持。”阎长贵每次回忆起这件事，总是万分感慨。
1979年9月，《红旗》杂志社党委给阎长贵“彻底平反”，并决定调他回《红旗》杂志社工作。知道这一结果后，农场领导职工都非常高兴，纷纷向阎长贵表示祝贺。
就在阎长贵沉浸在悲喜交加中时，覃正彦早已启程到常德县找县委书记，为他想办法解决妻儿的户口问题。原来，阎长贵的妻子和儿子是农村户口，如果不转成城镇户口，一家人就不能一起回北京。没多久，覃正彦帮阎长贵的妻子和儿子解决了城镇户口问题。1980年3月，阎长贵重回《红旗》杂志社担任编辑，一家人回到了北京生活。
在当时，解决“农转非”是件天大的难事，覃正彦却主动为非亲非故的阎长贵去四处求人。更可贵的是，到农场担任“一把手”的覃正彦，多年来没有安排过自己的家属亲戚进农场，更别说解决“农转非”了。
5年时间对人的一生来说或许很短暂，5年的流放人生对阎长贵来说也本该是痛苦的经历，但常德人民用热情和善良接纳了这位饱受不公平待遇的知识分子，为阎长贵抚平了心灵的创伤，让他感受到了可贵的人间真情。
阎长贵说常德是他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对这里甚至比老家山东聊城更有感情。回到北京工作后，他先后多次回过常德。每次回来，他总要回西洞庭走走，看看曾经一起工作和生活的同事，看看曾经劳动过的地方。回到常德后，阎长贵也从来不住安排好的宾馆里，而是住在覃正彦等往日的领导、同事、朋友的家里，经常一住就是半个月。常德的朋友到北京，阎长贵也总是热情接待他们住在自己家里，像亲戚一样随便。
随着年事渐高，阎长贵近几年回常德的次数少了起来，但他和常德老朋友们的书信往来、电话问候却从未间断。他从书信里了解常德的发展情况，询问老朋友们的身体生活状况。2008年，他给覃正彦夫妇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覃书记、卢主任：几天前，铁珊同志来电话说，他们要到北京来，我问卢主任也来吧，他告诉我，覃书记发生脑梗，现在还在医院里。我深感惊讶，问他情况怎么样，他说恢复还好，真令人担心。前天薛珍初同志来电话，他也告诉我，您没留下明显的后遗症。我感到轻松些……今年十一月份，我准备经岳阳到常德看望你们，看望诸位朋友。”
省水利厅原厅长王孝忠是常德人，曾在常德工作20多年，和阎长贵是好朋友。那还是在上个世纪，1978年秋天，王孝忠任常德地区慈利县委宣传部理教干部，和来自西洞庭的阎长贵同在省委党校学习培训，二人常在一起讨论问题，当得知阎长贵尚未平反，王孝忠和同学们都鼓励他进京解决个人问题，“没有路费，我们同学给你凑”。在同学和农场领导同事的支持下，阎长贵有了进京的勇气和力量。此后，两人相隔千里，但常有往来。上世纪九十年代，王孝忠出了《治县方略》一书，王孝忠将书稿寄给阎长贵。让王孝忠非常感动的是，阎长贵非常严谨逐字逐句通读了书稿，细到标点符号都做了认真记录。
2009年4月，阎长贵和曾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的王广宇合著的新书《问史求信集》出版，书中披露了很多作者作为当事人掌握的关于文革的一手资料，很大程度上还原了文革的真实历史。在这样一本珍贵的书籍里，阎长贵用一个篇章深情回忆了他在西洞庭的5年流放生活。新书刚一出版，他就给覃正彦寄了10本书过来，并附上一纸名单，委托覃正彦将书送给常德的好朋友们。
“常德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永远忘不了它，忘不了我的老朋友们！”在和记者的电话联系中，阎长贵又一次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来信的人叫阎长贵，是江青的第一任专职秘书。
阎长贵今年74岁，一生经历坎坷。1961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现在的《求是》杂志社)工作。不久，他根据华君武的漫画《无题》写了一篇《永不走路，永不摔跤》的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后来，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郑重地向全会批示：“印发各同志研究。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要求参加八届十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们研究。
1963年秋，阎长贵进入《红旗》杂志社的“哲学反修”写作小组。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1966年6月，他被调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搞信访工作，一个月后又被调到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专门负责江青的群众来信。因为社会关系简单、有一定办事能力，所写的文章得到过毛主席的赞扬，再加上相关人士的推荐，阎长贵不久被选为江青的秘书。
给江青担任秘书才一年时间，阎长贵就因为转交了一封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演员写给江青的信而惹怒了江青，被冠以“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同志”的罪名，送到秦城监狱度过了人生最难熬的8年时光。
从监狱出来后，阎长贵被送到西洞庭农场劳动和工作了5年，从此和常德人民结下了剪不断的深厚情谊。
“这个农场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的大企业，觉得很开眼界。”阎长贵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对西洞庭的第一印象。1975年，阎长贵来到西洞庭农场，当时正是这里发展得生机勃勃的时候。当时的农场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覃正彦是位为官清廉正直的干部，他大胆改革，改变吃大锅饭的传统做法，在农场推行责任制。在湖南省的12个国营农场都处于亏损状态的情况下，唯独西洞庭农场每年盈利上千万元，是全国和湖南有名的红旗农场之一。
“阎长贵来的时候搞得很神秘，我们都不知道他的身份，农场派了当时的常委、组织部长到长沙接他。后来经过了解，我们发现阎长贵是个人才，遭受了莫大的冤枉，都很同情他。”覃正彦回忆，当时农场的条件很艰苦，考虑到阎长贵是北方人，又是读书人，就将他安排到条件相对较好的农科所搞棉花，后来又到农科所学校教书，还给他订了报纸，每个星期给他一天学习时间。1978年，农场党委将阎长贵调到宣传部当理论干事，年底又送他到湖南省委党校理干班学习。
空手而来的阎长贵在西洞庭农场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农场给他配发了床铺被褥、锅盘碗盏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当时农场烧柴紧张，很多职工主动把自己家的柴送给阎长贵。看到阎长贵不会种菜，职工们教他种菜，热情地招呼他到自家小菜园摘菜，很多时候甚至将新鲜蔬菜送到阎长贵的家里。“我虽然每天都要下田劳动，很累，很辛苦，灼热的阳光晒脱了身上一层皮，可我还是很高兴。”农场的大家庭让阎长贵暂时忘记了冤屈和痛苦，感受到了人间真情。
覃正彦第一次和阎长贵见面，正碰到阎长贵和亲人团聚抱头痛哭的辛酸场景。“阎长贵来到农场后的第一件事是给妻儿父母写信，不久，他的妻儿父母从山东聊城农村来到西洞庭农场。一家人饿得骨瘦如柴，抱在一起哭成一团。”看得眼眶发红的覃正彦暗暗决定要帮助这可怜的一家人，但他陷入了两难，因为按照规定，西洞庭是不接受外来人口落户的。后来，经过党委研究，农场为阎长贵一家人破了例，让他的爱人和孩子落了户，并安排他的两个儿子在农场读书。
时任农场农科所书记的高铁珊告诉记者：“阎长贵虽说是知识分子，但他没有任何架子，和职工的关系相处得很好。我们对他也是工作上关照、生活上关心，平时从不过问他以前的事情。”
在西洞庭农场安顿下来的阎长贵产生了放弃平反的念头，覃正彦等农场领导却经常鼓励他为自己讨回公道，并表示坚决支持他去北京要求平反。在领导、朋友的鼓励下，阎长贵在湖南省委党校理干班结业以后，几次上北京要求组织平反。每次来去所需的费用，农场财务部门都按出差给他报销。“这不仅是切实的物质上的支持，更是莫大的精神上的支持。”阎长贵每次回忆起这件事，总是万分感慨。
1979年9月，《红旗》杂志社党委给阎长贵“彻底平反”，并决定调他回《红旗》杂志社工作。知道这一结果后，农场领导职工都非常高兴，纷纷向阎长贵表示祝贺。
就在阎长贵沉浸在悲喜交加中时，覃正彦早已启程到常德县找县委书记，为他想办法解决妻儿的户口问题。原来，阎长贵的妻子和儿子是农村户口，如果不转成城镇户口，一家人就不能一起回北京。没多久，覃正彦帮阎长贵的妻子和儿子解决了城镇户口问题。1980年3月，阎长贵重回《红旗》杂志社担任编辑，一家人回到了北京生活。
在当时，解决“农转非”是件天大的难事，覃正彦却主动为非亲非故的阎长贵去四处求人。更可贵的是，到农场担任“一把手”的覃正彦，多年来没有安排过自己的家属亲戚进农场，更别说解决“农转非”了。
5年时间对人的一生来说或许很短暂，5年的流放人生对阎长贵来说也本该是痛苦的经历，但常德人民用热情和善良接纳了这位饱受不公平待遇的知识分子，为阎长贵抚平了心灵的创伤，让他感受到了可贵的人间真情。
阎长贵说常德是他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对这里甚至比老家山东聊城更有感情。回到北京工作后，他先后多次回过常德。每次回来，他总要回西洞庭走走，看看曾经一起工作和生活的同事，看看曾经劳动过的地方。回到常德后，阎长贵也从来不住安排好的宾馆里，而是住在覃正彦等往日的领导、同事、朋友的家里，经常一住就是半个月。常德的朋友到北京，阎长贵也总是热情接待他们住在自己家里，像亲戚一样随便。
随着年事渐高，阎长贵近几年回常德的次数少了起来，但他和常德老朋友们的书信往来、电话问候却从未间断。他从书信里了解常德的发展情况，询问老朋友们的身体生活状况。2008年，他给覃正彦夫妇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覃书记、卢主任：几天前，铁珊同志来电话说，他们要到北京来，我问卢主任也来吧，他告诉我，覃书记发生脑梗，现在还在医院里。我深感惊讶，问他情况怎么样，他说恢复还好，真令人担心。前天薛珍初同志来电话，他也告诉我，您没留下明显的后遗症。我感到轻松些……今年十一月份，我准备经岳阳到常德看望你们，看望诸位朋友。”
省水利厅原厅长王孝忠是常德人，曾在常德工作20多年，和阎长贵是好朋友。那还是在上个世纪，1978年秋天，王孝忠任常德地区慈利县委宣传部理教干部，和来自西洞庭的阎长贵同在省委党校学习培训，二人常在一起讨论问题，当得知阎长贵尚未平反，王孝忠和同学们都鼓励他进京解决个人问题，“没有路费，我们同学给你凑”。在同学和农场领导同事的支持下，阎长贵有了进京的勇气和力量。此后，两人相隔千里，但常有往来。上世纪九十年代，王孝忠出了《治县方略》一书，王孝忠将书稿寄给阎长贵。让王孝忠非常感动的是，阎长贵非常严谨逐字逐句通读了书稿，细到标点符号都做了认真记录。
2009年4月，阎长贵和曾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的王广宇合著的新书《问史求信集》出版，书中披露了很多作者作为当事人掌握的关于文革的一手资料，很大程度上还原了文革的真实历史。在这样一本珍贵的书籍里，阎长贵用一个篇章深情回忆了他在西洞庭的5年流放生活。新书刚一出版，他就给覃正彦寄了10本书过来，并附上一纸名单，委托覃正彦将书送给常德的好朋友们。
“常德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永远忘不了它，忘不了我的老朋友们！”在和记者的电话联系中，阎长贵又一次发出了这样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