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陈子善：学术就要争论，你好我好有什么意思?

日期：2011-08-12 作者：吴越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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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越
    
    “蛮好玩的”是陈子善教授的口头禅。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史研究，在故纸堆中浮浮沉沉，刨根问底，他觉得“蛮好玩的”；编《现代中文学刊》，每期至少集辑纪念一位过世的文坛大家，形成“专号”或“专辑”特色，他觉得“蛮好玩的”。多少年来埋首书窗，不理闲事，或补名家佚文，或打捞文坛“失踪者”，他自况“好像探险”、“蛮好玩的”。只是说到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争论，陈子善不再只是一句“好玩”，而是非常直接地回答：“争论好啊，学术就要争论，大家都客客气气，你好我好有什么意思？”
    
    ——记者
    
姚克，“他也是鲁迅的抬棺人啊”
    
    餐桌看来就是陈教授的办公桌，记者到访这天，他坐在餐桌边侃侃而谈。而桌面上除展臂大的一方空间，其余全被给与之齐肩高的书堆占据。书斋并不宁静，距离餐桌半米开外，就是一台播放着时事新闻的电视机。抬头看今世，低头访旧人，俯仰之间，陈子善“捞”的不止是过眼云烟。
    
    陈子善说自己现在研究的对象还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些作家，特别是和上海有关的作家，因为他们长期被忽略了，想努力把他们找出来。
    
    陈子善说，这些作家在文学研究史上并非完全空白，但几乎等于空白。比如有一位作家姚克就非常有意思。他跟鲁迅的关系很密切。最近复旦大学吴中杰教授出了一本很好的书《鲁迅的抬棺人》，写了鲁迅去世后，在他的葬礼上的五位抬棺人，即巴金、胡风、萧军、聂绀弩、黄源，再加上葬礼的幕后策划者冯雪峰，共六位。当时给鲁迅抬棺的共有十多人，确定的抬棺人中也有姚克，但限于资料吴先生没有写到。
    
    当时给鲁迅抬棺的青年作家大都是鲁迅晚年与他关系密切的人，其中很多是左翼作家。姚克不是左翼，他是一位自由主义作家，但他关注、同情中国的左翼文学。他和埃德加·斯诺关系很好，他协助斯诺翻译，在英国出版了一本《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把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左翼文学介绍给世界，这在当时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斯诺在前言中有一段话，“当时我不怎么懂中文，现在也说不上在汉学方面有什么成就，但我找到一位能干的合作者姚莘农（姚克原名——记者注），他是一位有才能的青年评论家剧作家和散文家，并且是鲁迅先生的知友……”
    
    姚克这个人被“忽略”的原因是什么？陈子善认为是《清宫怨》。姚克中、英文都很好，并且积极地参与话剧创作。在上海孤岛时期，他写过历史剧《清宫怨》，写光绪皇帝变法，搬上舞台后影响很大。1949年以后，根据《清宫怨》改编成的电影《清宫秘史》受到批评，当时姚克已经去了香港。这部电影后来的命运是文革时期又遭到更严厉的批判，戚本禹写下洋洋洒洒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借此判定刘少奇“卖国主义”。作为编剧的姚克受此牵连，从此在大陆完全销声匿迹。
    
    文革结束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了《清宫怨》为姚克恢复名誉。可是到现在已经30多年过去了，姚克还是没有引起文学史家应有的重视，1991年，他又过早地去世于美国，很可惜。
    
    陈子善说，“发掘”姚克，首先是补充上海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史料，其次这位作家本身的经历也值得咀嚼。他有几大功劳：一是第一次把曹禺的《雷雨》翻译成英文，当时翻译现代文学的不多，他喜欢《雷雨》，一方面指出《雷雨》有模仿外国戏剧的明显痕迹，一方面认为还是值得翻译，译文在他担任编辑的英文杂志《天下》上连载。后来在香港，他又把英文《雷雨》搬上话剧舞台。二是他在早期中外文学交流史上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他把萧伯纳的戏剧翻成中文，同时又把很多中国传统戏剧，如京剧《打渔杀家》等等翻成英文。三是他在创作话剧和推动剧运方面的实践，上海“孤岛”时期他和费穆、黄佐临一起办苦干剧团，到香港后他又在介绍和研究西方现代派戏剧上不遗余力，姚克是一个有特别意义的剧作家。
    
    此外就是他和鲁迅的友谊。陈子善说，“他也是鲁迅的抬棺人啊！鲁迅不能神化，抬棺人更不必神化，但他们毕竟是客观存在。”姚克对鲁迅作品的翻译是比较多的，他是通过翻译鲁迅作品才跟鲁迅认识、交往的。鲁迅那时在上海处于半隐匿状态，但看到姚克的信后通知他去内山书店见面，回答他的问题。在姚克的回忆录里，他还曾写下第一次见鲁迅先生前的忐忑心情，例如“西装笔挺、皮鞋锃亮地去见鲁迅，如此欧化的打扮，先生是否会喜欢”等等。见面后，他请教了翻译上的很多具体问题，一接触一交谈，鲁迅先生发现他是诚恳、好学的年轻人，后来熟悉了，还请他来家里作客。鲁迅对这个年轻人非常信任，与他通过三十几封信，是鲁迅晚年通信最多的人之一，有些信还很重要，鲁迅先生对他讲的很多话是推心置腹的。
    
    鲁迅葬礼上用的照片，他晚年拍得最好的一张照片，眼神最慈祥、最有人情味的照片，是姚克陪同鲁迅去照相馆拍的，为了用在斯诺翻译的鲁迅作品集中，这点知道的人并不多，长期以来姚克的功劳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姚克对鲁迅感情也很深，鲁迅逝世31周年时，他写了《从憧憬到初见——为鲁迅先生逝世31周年作》，发表在台湾的文学月刊《纯文学》1967年7月号上。《纯文学》的主编是大家熟悉的女作家林海音。当时台湾是不能公开、正面地谈论鲁迅的，姚克人在香港，不受此约束，林海音发表这篇回忆录也冒了很大风险。姚克这篇文章是他所看到的1949年以后在台湾发表的第一篇深情回忆鲁迅的人格与人品的文章。
    
“我是作家！”——从林青霞想到王莹
    
    陈子善说自己现在感兴趣的人物都比较冷僻。姚克之外，他又说到左翼女作家王莹。
    
    林青霞在香港签售她的第一部散文集《窗里窗外》，说自己不是美人，是作家！陈子善说林青霞转身成功，越写越好：“她曾把最初写的七篇散文习作给我看过，就一篇比一篇好。她的经历，她的天份，成就了她。但其实早在1930年代就有一批电影明星喜欢文学，舞文弄墨，这是一个很特别很有趣的文化现象。胡蝶、阮玲玉等可能不在此列，但明星中确有一批文学青年，大部分是女明星，其中一位叫王莹。”
    
    王莹当时是左翼明星，她原来演话剧，后来演电影。她经历坎坷，孤苦伶仃地“漂”到上海。许多人只知道蓝苹与她争演话剧《赛金花》、主演在抗战中很有名的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还到美国白宫演给罗斯福总统看；却很少人知道她曾去东南亚宣传抗日，做了很多重要的文化工作。我们今天很少关注她、讨论她，讲到上海的电影就是阮玲玉、周璇、胡蝶，陈子善认为很不够。王莹这样的电影演员，不说她的文学成就，她的电影成就也应该讨论。著名戏剧家洪深把1933年称为“中国电影年”，他推赞的电影导演有费穆、沈西苓和汤晓丹，而演员就有主演了《女性的呐喊》的王莹。为什么我们现在把她遗忘了？
    
    对于王莹的文学成就，陈子善认为，她不是一般的文学青年，不是偶尔写篇散文。她当时已经进入主流文学圈，在施蜇存主编的著名的《现代》上发表散文随笔，在几乎同样甚至更为著名的《东方杂志》上发表小说，在《申报·自由谈》和《良友画报》上也发表过作品。她写自己的迷惘、感悟和奋斗，写曲折的从影经历，写对黑暗现实的抗争。王莹是左翼，她有担当，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敢于发表对社会的批评。她同时在很多电影杂志上写文章，谈扮演角色的体会等。这才是明星应该做的事情！
    
    王莹有一句名言，夏衍的序和施先生的书评中都引用了，即“冲出黑暗的电影圈”，这句话不但在当时是振聋发聩，就是今天看来也是意味深长。但陈子善和学生查王莹的作品，始终找不到这句话，后来查到她在当时另一位女明星艾霞自杀后写的《没有和艾霞说最后的一句话》中有一句话，“同是被生活扔到了这黑暗的电影圈”，这就对了，夏衍和施蛰存所记有点出入，王莹当时离开上海去日本，应该是用实际行动冲出“黑暗的电影圈”。
    
    王莹在文革中惨死。改革开放以后出版了她的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叫《宝姑》，一部叫《两种美国人》，都是她的遗作，夏衍为之作序。施蛰存读了以后写书评《宝姑》予以推荐。施蛰存当年就很欣赏王莹的散文，他亲口告诉陈子善，他编《现代》培养了两位青年女作家，一位是翻译家朱生豪的夫人、诗人宋清如，另一位就是王莹，老人家为此感到很得意。
    
    这些年来写王莹的传记倒是不少，可她的作品却一直没有出版，人们只能从她的传记中看到她的片言只语，她1930年代的那么多作品都看不到，陈子善说，他和学生编了一本王莹的小书《剪秋萝》，他说像王莹这样的明星才是真正的明星，她的社会影响不小，在当时引起很多人关注。她有一个粉丝，写信给她讨论人生、文学、电影、爱情，后来他参加革命，南征北战，成为一名出色的共产党人，他自己也是位作家，笔名“英子”。两人的通信在上个世纪80年代公布出来，都是非常好的信。
    
    为了解决《剪秋萝》的版权问题，陈子善最近开了微博，向亿万网友征寻王莹与谢和赓的后人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