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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石散”，历史上的一次毒品滥用

    一说起毒品，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鸦片，随之而来的则是对西方的愤恨，仿佛中国的毒患都是西方人对我们残酷迫害的结果。西方人确实对我们从事过不光彩的鸦片贸易，也确实使我们深受其害，但是，除了鸦片之外，中国的毒品使用史与流行史却是源远流长的。

    著名学者李零曾说，药毒一家。“……人类的药物知识很多都是来源于中毒。原始民族日遇毒物（毒草、毒菌、毒蛇之类），往往都有很丰富的毒药学知识，尤其是在动植物丰富的地区（例如古代的楚越之地，就以毒蛊之术而出名）。他们以毒箭射杀猎物，用麻醉药物（如鸦片）止痛，用精神药物（如古柯）解乏，并利用其致幻作用施展巫术和作催欲剂等等。这是药学的一种普遍背景。中国的药，西方的药，原来往往都与毒药有关，并兼神药、春药等多重意义，这一点也不奇怪。”（《中国方术续考》21页，李零著，中华书局2006年5月北京第1版）

    美国学者戴维·考特莱特把瘾品分为三大宗和三小宗，三大宗是酒、烟草、咖啡因，三小宗是鸦片（可提炼成海洛因）、大麻（可提炼成大麻剂）、古柯（可提炼成可卡因）。我们今天所说的毒品，主要即指鸦片、大麻、古柯，或用它们提炼的产品。

    在历史上，中国的毒品有些同外国交叉（如大麻），有些是我们本土独有的（如乌喙、丹药、五石），当然也有一些是纯粹的舶来品（如鸦片）。

    大麻，目前世界上最流行的三大毒品之一。李零先生曾就大麻在我国古代的栽种、使用情况做有过一番非常有趣的考证，因其具有还原历史真实，以正视听的作用，特摘录如下：

    ……大麻。在世界上栽种甚广，我国也是自古有之，不但食用，还用于纺织、造纸和医药，为主要农作物之一。最近我在香港读过一篇《大麻考》（江润祥、关培生《杏林史话》，中大出版社，1991年），它说“中国对大麻不仅栽种最早，认识最深，且能充分加以利用”，很让我们骄傲。但它说“至于今日世间有以大麻作瘾品者，则未见之中国典籍”，却把我们摘得过于干净。事实上，《神农本草经》早就讲过，麻蕡，即大麻的种子，“多食令见鬼，狂走。久服通神明，轻身”（《大麻考》引之，正好把这段删掉）。我国宋以来的“蒙汗药”，方中也有这种东西。这些功用就都和它作为瘾品的特性有关。（同上22页）

    中国是个好面子的民族，个人好面子，国家也好面子。但是，违背真实、改写历史的好面子，在信息资源日益丰富多元的现代社会，却往往是弄得很没面子。瘾品问题是个全人类共同的问题，我们只有以科学严谨的态度正视历史，才能对今天与未来起到积极有益的作用。

    如果说，大麻的使用还能勉强归属于医药范围，那么五石散（又称寒食散）的广泛流行则完全是一种毒品的滥用。近来更有学人称：“中国魏晋时服用‘五石散’风行一时，给当时的社会、人生笼罩了病态的阴影，实际上是一次吸毒运动。”（《华丽家族的梦魇》91页，金性尧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7年7月北京第1版）

    事实上，这次“吸毒运动”不仅是当时社会、人生的病态反映，而且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任何一次毒品的大规模流行，都必然有其社会的根源。从汉末至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典型的乱世，黄巾起义、党锢纠纷、董卓之乱、曹操专权，司马氏篡位，正所谓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在这样一个让人彷徨迷茫的时代，便出现了许多充满矛盾的文化现象。在整个魏晋时期，既出了何晏这“空谈的祖师”和“吃药的祖师”（鲁迅语），也有嵇康这般风骨傲人、清峻高洁的贤士，更有阮籍等一批佯狂避世的名流。结果，空谈的祖师何晏和风骨傲人的嵇康都被杀了，只有佯狂的名流们得以保全。中国的独裁统治者们从来不怕人堕落，只怕有思想的人危及他们的政权，如果何晏只吃药不空谈，他大概也完全可以长久地做他的名士，直到吃药吃死。

    说起魏晋时的那次“吸毒运动”，何晏是无法回避的人物。

    何晏，字叔平。他的祖父何进，就是汉灵帝死后召董卓率兵入朝对抗宦官，结果反而送命的国舅大人。他的母亲尹氏改嫁曹操后，他先是被曹操收做养子，后来又娶了曹操的女儿金乡公主，成了附马爷。

    关于何晏这个人，历史上向来评品不一，就是到了现代对他的看法也多有不同。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

    何晏的名声很大，位置也高，他喜欢研究《老子》和《易经》。至于他是怎样一个人呢？那真相现在可很难知道，很难调查。因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马氏很讨厌他，所以他们的记载对何晏大不满。因此产生许多传说，有人说何晏的脸上是擦粉的，又有人说他本来生的白，不是擦粉的。但究竟何晏擦不擦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两件事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爷；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爷。（《鲁迅全集》第3卷5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1版）

    李国文在《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何叔平之死》中说：

    在政治上比不上夏侯玄的雄厚资本，权势上比不上司马师坚强实力，何晏只有在文化领域里，倚仗其才智，施展其口辩，驰骋一时之雄了。……更有一群声气相投的诸如邓飏、丁谧、毕轨、李胜之流，相鼓吹，共煽惑，满嘴空话，信口雌黄，虚无飘渺，大言不惭。这些人，视放荡为通达，以信守为顽固，能苟安为高尚，性刚正为欺世；脚踏实地为庸俗，荒诞浮夸为超脱，循规蹈矩为无能，淫佚腐朽为飘逸。然后，就在社会上产生出一批所谓的名士，或过度饮酒，终月不醒，或装痴作狂，全无心肝，或赤身裸体，满街横卧，或长啸狂歌，凡人不理……于是，在名士们竞相比赛地放浪形骸之下，社会风气也日益随之败坏。

    最严重的，莫过于何晏所倡导的寒食散的流行，为患一时了。……

    （《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59页，李国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3版）

    李零在《中国方术续考》中说：

    古人服散是由正始名士何晏带头。晏“好色，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因为耽情声色、身体虚劳而服散，结果“魂不守宅，血不色华，精爽烟浮，容若枯槁”，活像大烟鬼。但何晏以后却有很多人起而仿效，成为时髦。不但士大夫阶层热衷于此，写诗要谈，写信要谈（比如“二王”的很多书帖就是讨论服散），就连没钱买药的穷措大，也有卧于市门，宛转称热，引人围观，“诈作富贵体”者。（《中国方术续考》26页，李零著，中华书局2006年5月北京第1版）

    所谓五石散，鲁迅是这样解释的：“大概是五样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还配点别样的药。”（《鲁迅全集》第3卷50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1版）

    何晏服五石散，自称“非惟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这个“神明开朗”，实际上就起到了兴奋剂的作用，这大概也是何晏倡导，而服散之风得以兴起于一时的原因。至于实际效果，说法略有不同。

    鲁迅说：“先吃下的时候，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曰‘散发’。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

    “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之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石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样不必冷吃的，就是酒。”（引文同上）

    李零则说：“实际情况是，很多人服药之后大热，不但满世界乱转，称为‘行散，而且可以闹到隆冬裸袒食冰，必须大泼凉水的地步，比如裴秀就是这样叫凉水给泼死的。”（《中国方术续考》26页，李零著，中华书局2006年5月北京第1版）

    不管怎样，服散后的表现都是异乎导常的，或精神亢奋，不得不四处游走，或以凉水浇身，被激得浑身乱抖。归根结底，这都是一种对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自残。它唯一的积极作用大概就是为汉语增加了一个流传至今的词汇：散步。

    何晏留给历史的除了吃药之外，还有一个他到底擦不擦粉的疑问。《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中说：“何叔平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世说新语》148页，刘义庆著，岳麓书社1989年7月第1版）不管他擦不擦粉，“傅粉何郎”都成了一句形容美男子的成语。不管擦不擦粉，他好美扮靓是肯定的，尽管可能他“活像大烟鬼”。而无论是吃药还是擦粉的传说，都反映了文化精神的萎靡、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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