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巴巴客户端:[转载]【记忆】文革中叱诧风云的五大学生“领袖”今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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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们为过去的行为付出了惨痛代价后，如今，又身在何处？

  乱世狂女聂元梓

聂元梓 1921年4月5日—出生在河南省北部滑县农村一个富有的家庭。

１９３４年，１３岁的聂元梓从本县小学毕业，移读于开封市北仓女子中学。１９３７年７月，聂元梓到太原市的国民师范学校接受了“牺盟会”主办的军训，从此走上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１９３８年，聂元梓到山西省晋城，进入华北军政干校学习，这年１月，年仅１７岁的聂元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她被送到革命圣地延安，在那里学习和工作。１９４６年２月，调往哈尔滨市，先后担任区委宣传部长和市委理论部长，其间曾赴中央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前身）学习。１９６３年，聂元梓调入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１９６４年调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这时，４２岁的聂元梓已经是行政１２级干部了。文革爆发那年，她４５岁。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在康生授意下写大字报攻击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聂元梓因为一张大字报，成为文革风云人物。她先是当上北大校文革主任。继而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上午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和群众时，聂元梓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聂元梓曾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候补中央委员。

聂元梓和军师们策划抢了三个“头功”。第一是“揪叛徒”。在聂元梓的授意下，他们写报告给康生，诬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为叛徒。这些老同志相继被捕入狱。其中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被折磨致死。

第二是诬陷朱德委员长。聂元梓召集手下干将，炮制了《历史的伪造者、反党野心家—─再评〈朱德将军传〉》等三篇反动文章，刊登在《新北大报》上，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

第三是贴出全国第一张公开炮打邓小平总书记的大字报，诬陷邓小平同志是“全国第二号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其同时，聂还加紧了对邓小平子女的迫害。

邓朴方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和申辩的权利，开除党籍，刑讯逼供。邓朴方采取了当时唯一可行的方式来表示他的愤慨和不平。他从楼上纵身一跳。……

聂元梓不过是政治上昙花一现的人物。１９６９年１１月，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不久的聂元梓被发配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她往北京写信。第二年夏天得以回京治病。１９７１年初，聂元梓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１９７３年她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吃住在厂。１９７５年转到北大仪器厂劳动。粉碎四人帮后，１９７８年４月１９日，锒铛入狱。

  聂元梓的个人生活很不幸，1959年，38岁时同第一个丈夫离异，主要是迫于政治上的压力，1966年同第二个丈夫结合，又是淡而无味的婚姻。“文革”时，她违心地领着红卫兵去抄丈夫的家。抄家后，丈夫前妻的儿子找到北大来论理，她还躲着不敢见，并暗地里指使红卫兵：“他们不是好人，轰出去。”从此，她和第二个丈夫脱离了关系。 

1984年6月她准保外就医，1986年获得假释，一无生活费，二无医药费，三无住房；在北京市海淀区亲戚家的一幢楼房单元老旧二居室里独居。曾化名王兰做生意致富，资助家乡建设。1999年起每月从街道办事处领取600元生活费。晚年生活简朴，患心脏病、腰椎骨严重错位等多种疾病，坚持锻炼健身疗病。著有自传《聂元梓回忆录》。聂元梓在73岁那年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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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反“司令”蒯大富

1945年9月13日，蒯大富出生在江苏省滨海县，祖父是新四军的战士，父母都是40年代的中共党员。1963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

1966年6月1日，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全国上下兴起了造反运动。蒯大富到一些大学看大字报，不久便要求同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负责人进行公开辩论。1966年6月由于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并要求夺权。工作组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学生。因绝食以示抗议，被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关押中的蒯大富。7月29日，工作组撤销。8月4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获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康生指示从清华大学接蒯大富参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随即蒯大富参与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并成为第一把手（人称“蒯司令”），当上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副司令。有《蒯大富人生权术36则》传世（载《天涯》1998年第一期）。

1966年11月，蒯大富及其手下绘制了《群丑图》，用漫画的风格，丑化国家、军队和地方政府的一百多名领导，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贺龙、王光美、李维汉等。群丑图印出后，流传甚广。

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接见蒯大富，听取了汇报，并布置了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任务。蒯大富返回清华后，召开了井冈山总部的会议，传达了这一精神。12月25日，蒯大富率五千余人从清华大学赴天安门广场游行，一路上打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到达天安门广场后，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然后分五路以广播车开道在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被称为一二·二五大行动。

1967年1月6日傍晚，蒯大富组织“井冈山”兵团干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智擒王光美”。蒯大富给王光美拨电话，谎称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被汽车撞伤，正在人民医院抢救，需要家长签字。于是刘少奇、王光美驱车来到医院，没有发现女儿，而看到了作为人质扣留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后来王光美留下并被红卫兵带到清华大学准备批斗，第二天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得以返回家中。

1967年受中央文革指派参与上海“一月夺权风暴”。3月率先批判“二月逆流”。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红卫兵召开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参加陪斗。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蒯大富当上了上北京市革委会常委，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

1967年6月上旬，北京造反派组成“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围困中南海，采用喊口号，贴标语，高音喇叭广播，甚至绝食的方法，勒令刘少奇写检查，低头认罪，接受批斗。蒯大富和他的井冈山兵团在火线指挥部充当主要角色。

1967年7月25日，林彪接见红卫兵，蒯大富还登上了天安门。27日，武汉“七二○”事件后在王力授意下蒯大富指挥手下贴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大标语，28日，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小报登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声明。29日晚上，蒯大富手下一批人抄了徐向前的家。30日，蒯大富在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召开讨论会，会上，蒯大富把二、四方面军的干部打成“带枪的刘邓路线”，并进一步煽动“打倒徐向前”。主持召开各地红卫兵参加的“目前形势分析会”，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

1967年10月17日，蒯大富在《井冈山》报上发表《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大谈“夺权经”。

    从1968年5月29日到7月27日，在蒯大富领导下，清华大学武斗一直没有停息，这就是著名的“清华百日大武斗”。武斗中死伤多人。

　　7月27日，工宣队进入清华，宣传制止武斗。蒯大富决定以武力抵抗，不让工人进校。造反派手持长矛、枪支、手榴弹，向赤手空拳的工宣队袭击，5名工人被打死，731人受伤。毛泽东震怒了。7月28日，他接见五大学生“领袖”，点了蒯大富的名。会后，五大学生“领袖”回到学校放下武器、拆除工事。12月，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当了一名电解工。

　　1970年，清查“516分子”，蒯大富是重点清查对象。11月初，他被押回清华受审。1973年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劳动。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3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蒯大富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1992年，他和妻子来到了山东省蓬莱市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蒯大富被任命为总公司总工程师。

----- 值得一提是在今年4月蒯大富现身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 .....

 有人说清华百年历史有两年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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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爱晶(右)向陈伯达“汇报工作”

天派“领袖”韩爱晶

韩爱晶（1945年9月14日—）江苏涟水县人。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韩爱晶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化学系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统称为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领袖。

文革开始，他在去国防科委“请愿”静坐的28个昼夜，空前活跃而坚定，一跃成为名噪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即总司令的代名词)。他一下子成了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

“大闹、大名、大权”是“造反当官”的三部曲。韩爱晶审时度势，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刘少奇同志。1967年7月26日，他与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联合成立了“揪刘火线总指挥部”，以召开批判会和逼刘交出第二份认罪书为名，调集了几十个单位数千名群众围堵中南海各门。幸亏周总理采取了强制措施，才平息了这场轩然大波。

韩爱晶为了扩大影响，先后派出数百人，以“调查组”、“联络站”等名义，在全国35处插手当地运动。他还成立了专门对付部队的“全国动态组”。1967年4月，北航“红旗”赴武汉调查组。搜集整理上百页的黑材料交给当时“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为王力一伙诬陷武汉军区，制造震动全国的特大冤案提供了炮弹。

1967年7月9日，在北航的一间教室里，韩爱晶写了自己历史上最肮脏的一笔。这个小型“审斗会”审斗的是功勋卓著的老帅彭德怀。当时彭总任西南局建委第三副主任，三线副总指挥。韩爱晶非法强行揪回彭老总，声称“审斗会”要“刺刀见红”。会前，北京卫戍区的同志奉命向韩爱晶宣布了周总理“不准打、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游斗、不准开万人以上斗争大会”的五项指示，韩爱晶却声称“周总理的指示已经过时”，带头对彭老总逼供和殴打。他们逼迫彭老总在他们写着“反对毛主席”罪名的纸条上签字并写“认罪书”，刚直不阿的彭总据理驳斥、拒绝签字。韩爱晶恼羞成怒，先后7次将彭总打倒在地。使彭总前额被打破，左右两侧第五、十肋骨骨折，肺部受内伤。一个星期后，北航又召开了数万人的“批斗大会”，不顾彭总的严重伤病，会上对彭总搞“喷气式”，会后又挂牌游斗，并再次毒打彭总，连陪斗的张闻天同志头部也被打成血肿。

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授意下，韩爱晶率人诬陷和企图打倒徐向前，绑架、迫害了张平化、叶飞、徐海东等人……，同时，他们在北航院内设立了名为“隔离室”的监狱18处，先后立案审查了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关押，造成20余人非正常死亡。然而，历史是严峻的1979年，公安机关正式逮捕了韩爱晶。1983年6月，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力3年。

         田炳信先生采访韩爱晶(右)

1990年韩爱晶对当年“打击、甚至动手殴打彭德怀”的行为表示后悔。但他也提出疑问：是谁明明了解彭德怀的历史，却异口同声地告诉青年们彭德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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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右一者为文革暴徒谭厚兰

   地派“女杰”谭厚兰

谭厚兰（1937—1982）湖南人，女。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的一个贫农家庭。1958年，她在湘潭一中高中毕业后留校工作，同年入党。1961年作为调干保送到北大政教系学习。和同是学生的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比起来，她年长９岁，是干部，和同是女性的聂元梓比起来，她年轻16岁，是个学生。因此，谭厚兰是属于承上启下的一代。1965年作为调干生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结识了日后升任《红旗》杂志副总编的林杰。

1966年最先响应聂元梓的举动，在北师大贴出大字报矛头指向校党委领导人，后又对准进校的工作组，受到批斗，酿成了“六二〇事件”。工作组被毛泽东下令赶走，她就成了“英雄”和公认的学生领袖；8月底她组织了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并任总负责人。

11月在戚本禹等（亦说康生）授意下，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率队200多人到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联合当地造反派成立“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的万人大会，砸毁国务院1961年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发了给国务院的抗议信。在曲阜的二十九天，烧毁古书二千七百余册，各种字画九百多轴，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七十余件，珍版书籍一千七百余册；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一千余座，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孔林、书国故址，刨平孔坟（经陈伯达批准），挖开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坟（共破坏文物6618件），对其曝尸批判。专治经学的周予同教授被专程解押到场逼着亲自动手挖孔子的坟墓。押着当地各级领导干部和高赞非等参加过1962年“孔子讨论会”的学者陪孔子塑像游街，称之“为孔老二送丧”。

1967年在江青授意下，率千余人冲击农业展览馆的大寨展览会，高呼炮打谭震林口号。同年成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北京师范大学革委会主任。北师大“井冈山公社”在全国主要城市都设立了联络站，影响力广泛。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同为“地派”领袖，在院校武斗中起了一定作用。

1968年10月，谭厚兰到北京军区4627部队劳动锻炼。1970年6月，她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清算。1975年8月，审查结束，她被送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在监狱中，她痛心自悔，她用自己的揭发交代，证实了自己的痛切之言。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查分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她被保外就医。9月，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11月，谭厚兰静静地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终年45岁，一生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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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度风雨王大宾

王大宾：见面礼是受审材料

王大宾出生在四川省凉山地区的一个贫苦的汉彝族通婚的农民家庭，１９６１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探工专业，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１９６６年大学毕业前夕，王大宾狂热地投入了那场席卷全国的“造反运动”，并拉起一支庞大的队伍。他因经常在首都高校乃至全社会抛头露面，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组相中，成为当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地派头目”。

１９６８年毛主席关于红卫兵小将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指示发表后，这位已任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政委兼司令、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政法组副组长的王大宾，被分配到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临行前，周恩来总理特意抽空接见了王大宾，嘱咐他下去后多学技术，少出头露面，不可介入四川“天”“地”两派群众组织的派仗。

１９７１年，王大宾因“５·１６”问题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

１９７８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

１９８３年，王大宾获释出狱返回成都。

王大宾回成都后，起初渴望搞专业工作，但未如愿。之后，他先在一个街道办的商店当临时出纳，后来则被一军队办的贸易公司聘为副经理。

１９８５年秋，在有关部门的关照下，王大宾又回到了成都探矿机械厂搞钎具，每月工资６９元。对继续从事专业工作，他从内心感谢党的政策，并在工作中努力回报。

王大宾曾两次结婚。１９７３年，王大宾在受审查期间患了严重的胃病。当时他的女朋友闻讯从成都赶到武汉，为他熬药送饭。他们于同年底结婚。第二年，添了个女儿。１９８３年，王大宾的前妻调回原籍深圳，王大宾却因故调不去，双方协议离婚。至今两家仍是朋友，有往来。

王大宾与前妻分手后，曾深深地痛苦过。１９８７年夏季，有人介绍了都江堰市妇幼保健站的医生刘素芬。初次见面那天，王大宾首先送上一份别致的“礼物”——自己关押受审的材料。刘素芬比王大宾小８岁，是共产党员。

对于王大宾的“见面礼”，刘素芬翻阅了好一阵子，她决心继续和王大宾交往下去。她说：“历史已经过去，关键是现在的表现。”一年后，他们在刘素芬的单位宿舍结婚。王大宾只带来了三个饭碗和两床旧被褥。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在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张国榉的鼎力推荐下，雄心勃勃地要把经济搞上去的都江堰市一班领导人，借调了王大宾帮助筹建钎具厂。

如今的王大宾现任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他还兼任中国钢协钎具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破碎学会常务理事。他的公司生产的拳头产品已出口香港、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王大宾对此只是说：“我不过干了点实事，这远远弥补不了我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  

1967...火烧英国代办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7240870100s24t.html

文革中红卫兵砸毁曲阜孔子故居全过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7240870100s1wv.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