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莱士·比达尔:BBC：英国暴乱的十种解释

有关英国暴乱的理论解释，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道德败坏到过渡消费主义。两位犯罪学家给出了他们关于这些争论的看法。

1、福利依赖
麦克斯·哈斯廷斯爵士（Sir Max Hastings）在他发表于8月10日《每日邮报》上的一篇文章——《自由主义教条盛行的年代大量产生了无道德感、缺乏教养、福利依赖和野蛮的一代年轻人》（Years of liberal dogma have spawned a generation of amoral, uneducated, welfare dependent, brutalised youngsters）中写道，“一种错误的社会思潮——它将个人自由置于一个极端高度和拒斥下层社会——只会使一些社会成员逃离他们所赖以生存的沼泽。”

一位前监狱长、伯明翰城市大学（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大卫·威尔逊（David Wilson）说，英国有一种权利文化。“但是它不只是关于下层社会——它还有关于政客、银行家和职业足球运动员。”“它不只有关于某个特定的阶级，它渗透于社会的每个阶层。我们看到政客想要平面电视，并因骗取费用而坐牢。很明显，所有阶层的年轻人没有被赋予适当的领导权。”

2、社会排斥
孩子公司（Kids Company）这一慈善团体的创始人卡米拉·班特曼海利迪（Camila Batmanghelidjh）在其发表于8月9日《独立报》（The Independent）上的一篇文章——《关心成本而不是只关心他们为什么暴乱》（Caring costs – but so do riots）——中责备社会里“已建立起来的社群没有提供任何东西……它不是对尊严的一次偶然袭击，它是一种反复的羞辱。”

肯特大学（University of Kent）犯罪学访问教授玛丽安·菲茨杰拉尔德（Marian FitzGerald）说，相关研究并未显示生活在社会剥夺的区域能够成为一个要素。“但是被社会排斥的人并不是发动暴乱的人——事实上，他们是最易受到暴乱伤害的人。我们需要一种深思熟虑的方法而不是只用社会排斥来作为借口。”

3、缺少父爱
根据克里斯蒂娜·奥当（Cristina Odone）在其8月9日发表于《每日邮报》上的一篇文章——《伦敦暴乱：父爱的缺失应为此负责》（London riots: Absent fathers have a lot to answer for）——中说，“像所有被关在牢里的少年犯一样，这伙暴徒有一个共同点：家中无父。”

“我自己养过两个儿子”，玛丽安·菲茨杰拉尔德说，“是的，有一些问题的确与男孩从男子汉气概中获得积极意义有关，但是如果你有一个稳定的家庭，那么这些孩子仍会获得高成就。”

4、财政紧缩
伦敦市长的工党候选人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在BBC晚间新闻的演说中表示，财政紧缩措施对此负有责任。“如果你正大量削减开支，那么总会有这类反对它的潜在暴乱。”

玛丽安·菲茨杰拉尔德说，现在这么说还为时过早，“削减地方政府开支的完全实施对这些领域所产生的最大影响在明年以前不会完全显现出来。”“但是，有可能是因为太多人在谈论削减警察部门开支，这些暴徒据此误以为他们不大会被抓。”

5、警方软弱
《太阳报》（The Sun）在一篇社论中说，警官无法使用高压水枪真地“很荒唐”，议会在决定使用催泪瓦斯和塑料子弹上“不能过分拘谨”。有人谈及警方在2009年伦敦G20峰会安保过程中所受批评的影响，一些批评家表示，警官不敢直接同暴徒较量是担心吃官司。

，大卫·威尔逊教授说，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几名被采访的暴徒就明确表示他们很享受这种变得强而有力的感觉。然而我认为，这与政治正确没什么关系。过去25到30年里，相比于欧盟邻国，英国更多的年轻人被送进了监狱。”

6、种族歧视
一名29岁的黑人男子马克·杜根(Mark Duggan)被警方击毙后，暴乱于星期天发生于托特纳姆（Tottenham）。《独立报》的克里斯蒂娜·派特森（Christina Patterson）在《我们不能否认种族歧视所扮演的部分角色》（We can't deny that race plays a part）一文中说，种族歧视因素不能被忽视：“太多的黑人男子被警方射杀。太多没有犯罪的黑人男子和妇女被像犯罪分子一样对待。这不是这些暴乱的原因，但是它掺杂其中。”

玛丽安·菲茨杰拉尔德教授说，警方射击十分罕见，“根据英国独立警方投诉委员会（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mmission，IPCC）过去三年里发布的报告，它只有7次，而且所有的被射击的人——包括2010年的拉乌尔·莫特(Raoul Moat)——都是白人。”“自从麦克珀森（Macpherson）报告以来，伦敦警方的态度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但是其他很多警察机关正面对类似公共秩序并不是真的——因此它不能用作任何借口。”

7、说唱文化
《每日镜报》（Daily Mirror）的保罗·劳特利奇（Paul Routledge）在《伦敦暴乱：鼓励暴力文化的说唱音乐应为此负责？》（London riots: Is rap music to blame for encouraging this culture of violence?）一文中称，“说唱音乐所带的这种有害文化——它颂扬暴力和厌恨权威（特别是警方而且包括父母）——提升了无价值的物质主义并沉溺于药物滥用。”

大卫·威尔逊教授说，无疑，暴徒文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现象。“我曾访谈过一名男孩，他说‘我喜欢音乐，这并不意味着我同意歌词里的内容’”，玛丽安·菲茨杰拉尔德教授说，“但是在说到谁会特别受影响时它可能是一个因素。”

8、消费主义
《卫报》的佐伊·威廉姆斯（Zoe Williams）声称，“有一些商店在暴乱中受到打砸抢是因为暴徒的消费者选择”，她还在《英国暴乱：洗劫的哲学》（The UK riots: the psychology of looting）一文中说，“这就是人们没有任何东西时所发生的，他们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会买得起这些东西。”

玛丽安·菲茨杰拉尔德教授说，在有关街头犯罪的研究中，这曾被视为一个因素，“但是最近的这些暴乱，我不敢肯定——在洗劫的背景下，你能说什么。不只是手机和时装被洗劫，还有诸如糖果和罐装啤酒等大量小物品被偷盗。”

9、机会主义
卡罗丽娜·布拉肯（Carolina Bracken）在其发表于8月10日《爱尔兰时报》（The Irish Times）的一篇文章——《街头暴徒因为毫无理性的机会主义而联合》（Rioters on streets unite in brute opportunism）——中写道，“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卷入暴乱，其他人也试图加入他们，并相信自己不过人海之一粟，自己不大可能被抓或面对惩罚。”

大卫·威尔逊教授说，这是可信的，“机会主义和成为乌合之众中的一员这种感觉怂恿着很多人。”“而且不会受伤害的这种感觉非常明显，因为他们是如此庞大队伍中的一员。与此相关的是做某些有犯罪倾向的事情的感觉和现有文化中他们无法获得强大权力但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觉得强而有力的感觉。”

10、社交网络
伦敦警察厅副助理厅长史蒂夫·卡瓦纳（Steve Kavanagh）对《卫报》记者说，“社交媒体与其他方式被用于组织这些犯罪活动。”（译者按：参见《卫报》8月8日的《伦敦暴乱：黑莓帮助警方探查发信人的洗劫“角色”》（London riots: BlackBerry to help police probe Messenger looting 'role'）一文）

大卫·威尔逊教授说，这是一个有待探讨的现象，“多年以来我们已知道聚众闹事者和足球流氓利利用科技进行聚集联络、犯事。我认为警方对此的反应很慢。”“但是就我们所知，手机也可用于抵制犯罪行为，我在一定程度上相信，警方更喜欢轻视某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