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肯最最最最好听的歌:尼克松眼中周恩来：从不走极端 深谙权力的奥妙

尼克松眼中周恩来：从不走极端 深谙权力的奥妙 深圳新闻网

周恩来到机场欢迎尼克松访华

　　摘自：（美）尼克松《领袖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谈大国领袖》 海南出版社

　　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在极大程度上，是毛泽东、周恩来和蒋介石三个人的历史。毛打败了蒋的军队后就巩固了自己在大陆的统治。这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就把毛蒋的冲突实际上说成是上帝与魔鬼间的决战。毛把自己看作功同两千年前第一次统一中国的秦始皇。他的成功形成了全中国人对他的个人崇拜，人们把领袖奉为神明。周一般使自己处于次要地位，忠实地起着使机器运转的作用。蒋则在台湾进行统治，利用他那叫人俯首听命的手段，维持了尊严。

　　在这三人中，我和蒋认识最早。我把他和蒋夫人当作朋友，而对另外两个人则不然。我和蒋的关系是私交，也是同信仰、共原则的产物。但是赢得了大陆战争的还是毛和周。在这两人中，周的眼光更具有持久的力量，简言之，周也是我所认识的最有天赋的人物之一，他深刻地懂得权力的奥妙。所有这三个人都去世了，但是周留下来的影响却在现代中国日益占据优势。

周恩来与尼克松相互敬酒

　　1972年我首次访问中国之前七个月，派了亨利·基辛格带着秘密使命去北京，为安排这次访问进行商谈。基辛格在北京之行的两天内，花了十七个多小时同周进行了直接、广泛的讨论。他回来向我报告说，他认定周可与戴高乐并列为他曾见过的“给人印象最深的”外国政治家。

　　虽然基辛格像我们大家一样，讲话偶尔也有夸大之处，但他却很少背后大肆赞扬别人。在我会见了周并同他进行了一个星期的会谈之后，我就意识到基辛格为什么这样非同寻常地赞扬周了。

　　1972年我在结束中国之行的最后一次祝酒时曾说:“我们在这里已逗留了一周。这是改变了整个世界的一周。”有些观察家觉得我被这次戏剧性的访问冲昏了头脑，过高地估价了它的意义。我相信历史将会表明，如果在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方面不迈出这样第一步，在同苏联实力对比上，我们现在几乎一定会处于面临危及生存的不利情况。1972年的《上海公报》以正式的形式肯定了外交突破。个人和形势对此外交突破都起了作用。周恩来就是应该首先受到高度称颂的一个人。

　　周是一个共产主义革命家和具有儒家风度的人物，是有献身精神的理想家和深谋远虑的现实主义者，是政治斗争的能手和杰出的调解人。一个才识不如他的人如果扮演这些错综复杂的角色，就会以思想和行动上的不知所措而告终。但是周能够担当任何一种角色，或者把所有各种角色同时担当起来而不给人以优柔寡断、出尔反尔的印象。对他来说，扮演这些角色并不是玩世不恭，不断改换面具，反映了一个非常复杂而又精明的人的不同的侧面，这些侧面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为什么他的政治生涯如此漫长和丰富多彩。

　　作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专家，他能够利用各种历史性的机会，并忍受政治上的挫折和生活上的艰苦。他又拥有儒家的个人品德，能在外交冲突中出类拔萃，并成为千百万中国人的“敬爱的领袖”。现实主义者的机敏，使他能精确地估计国内政治和国际外交背后的各种力量。在内部政治斗争中不动声色，能够保证他的政策不因为他的去世而中断，并且持续到毛以后的时代。调解人的策略和礼貌，使他在这些激烈分子企图使国家分崩离析的时候，保持统一。

　　所有这些品质的交互作用，使周在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中的岁月比列宁、斯大林和毛都要长。　　　周的早年生活是一个革命领袖政治演变的典型范例。他诞生在上海西北约二百英里的江苏省淮安城。当他的母亲去世而他的父亲又不能抚养他的时候，周氏家族收养了他，让他在各叔伯家里轮着住。周的传统的官僚世家从童年起就用中国的古典文学来教育他。但是当他同在满洲沈阳城里的伯父母一起生活时，他进了几年基督教传教士办的教会小学，一直上到15岁。就在这期间，他学了西方传进的“新学”。

　　周完成了小学教育之后，想报名去美国留学，但是他在入学考试中没有达到足够的分数，这使他非常失望。后来，他进了天津反传统主义的南开大学。不过，政治鼓动比学习更吸引他的注意力。由于他组织学生罢课和示威游行，被关进了监狱，在那里度过了四个月。

　　1920年周从监狱获释时是22岁。他后来去欧洲继续他的学业。他到过英国和德国，但大部分时间是在法国度过的。他那罢课组织者的声誉在他到达之前就已传开了，海外中国留学生的激进团体欢迎他。他虽然入了学，但政治鼓动工作仍然耗费了他的大部分精力。

　　周在1924年返回中国，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的国民党，当时共产党同该党结成了联盟。他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的政治部副主任，校长是一个名叫蒋介石的青年军官。蒋对周的印象很好，就把他留下来担任国民党讨伐军总政委。

　　蒋在1927年占领上海时，由于惧怕队伍里共产党力量的增长，便调转枪口对准了共产党人，周幸免于难。后来，周组织了几次反国民党的城市起义，均以失败告终，不得不带领残部进行长征。在万里长征期间，周成了毛的可靠助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这时周是毛派到蒋那里的联络官，其后又在谋求终止内战的谈判中担任中共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共产党在1949年胜利后，周当了总理、外交部长(他兼任了一段时间)，时间之长超过了四分之一世纪。

　　周恩来的独特性格，是我1972年中国之行最强烈的印象之一。通过许多个小时的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晤，我开始认识他，并非常尊重他。“恩来”译过来是“恩赐来临”的意思。这是一个简明地刻画出他的形象和性格的名字。周没有架子，但却很沉着坚强。他通过他优雅的举止和挺立而又轻松的姿态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稳健。他忠实地保持着在个人关系和政治关系上从不“撕破脸皮”的中国老规矩。周的外表给人以待人热情、非常坦率、极其沉着而又十分真挚的印象。在全体会议上，他有意识地显得克制。他穿一身剪裁合体的灰色中山服，胸前口袋盖上别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隔着桌子稳重地坐在我的对面。他的身子稍许前倾，两只胳膊放在桌子上，双手交叉着，他的右臂显然是萎缩了，这是在长征途中受伤后留下的永久标志。他已73岁，可是往后梳着的黑发只略带花白。他那单波发式和那黑黑的几乎是地中海人的面部肤色，都不像是中国人的特点。

　　在正式会议上，他那轮廓鲜明的面貌一直保持着异常安详。周一面倾听着我发言，稍稍把头偏向一边，一面直接盯着我的眼睛。基辛格有一次把周比作一条静静地待着、摆好姿态、伺机跃过来的眼镜蛇。有句过去常用来形容19世纪爱尔兰伟大的爱国者查理士·帕尔内的成语，对周恩来也是非常适用的:他是一座冰层覆盖着的火山。

　　周似乎未经翻译就听得懂我在说什么。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他曾一度掌握了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和日语，并有实际知识。他甚至偶尔还纠正过他的翻译，更好地表达他思想上的细微差别。他讲话时不用稿子，只是偶尔要他的某位助手参加讨论。他讲话富有逻辑性，很有说服力。为了加强他发言的力量，他微微降低声调，稍稍点一下头表示强调。

　　他虽然由于体瘦而可能显得虚弱，但是他的精力却超过了许多比他年轻的同事。由于工作繁重，他在兼任总理和外交部长时，就以早起和工作到深夜而闻名。他常常在凌晨前接见外宾，一直谈到旭日东升。谈话结束时，总是像开头时一样地精神饱满，讲话还是那么透彻。

　　当我们在非正式的宴请和观光中互相更熟悉的时候，周的表情更加豪爽，面部更是显得兴致勃勃。他常常是背靠椅子坐着，并充分发挥那一双富于表情的手的作用。当他要扩大他发言的范围或进行概括时，就用一只胳膊在前面扫动一下；当他要把一个论据的各个要点组成结论时，就把双手的手指叉到一起。正式会谈中，周对双关语发出低沉的微笑，但在交谈中对善意的笑谑，他却报以轻松的、有时是响亮的笑声。他的笑容加深了皮肤上的皱纹，又似乎显出一种真挚的愉快，那时，欢乐使他的双眼闪出了光彩。

　　在国宴上，周和我彼此用茅台来祝酒，而不是在这种场合的传统饮料香槟酒。茅台是一种烈性的、浓度很高的米酒。有人曾幽默地说过，如果一个人喝了过多的茅台，餐后点起一支烟卷就会叫他爆炸。周当场用一根火柴点着了一杯茅台，来证明这种酒的易燃性，酒立即就在火焰中烧光了。

　　我们绕着宴会厅里同50多位高级官员碰杯时，我注意到他向每一位客人祝酒，只让酒杯碰一下嘴唇，谨慎地啜饮一下他的酒。我们两人回到席位上，才把剩下的酒喝光。周告诉我，在长征的特殊场合，他一天之内喝过二十五杯酒。酒性如此之烈，我听后真是惊讶不已。现在由于年龄关系他只饮两三杯。我记得曾读到过，当红军在长征中经过茅台酒的发源地茅台村时，部队把当地的酒都喝光了。周用一种烈性酒推销员的眼光对我说，在长征途中，茅台是一种“灵丹妙药”。

　　我们谈话的题目从政治到历史、到哲学。所有这些，在谈论中周始终都是游刃有余的。周是由学者转变成革命家的，他从未失去学者思维的敏锐和深度。不过，他的意识形态有时把他的思想引进某种框框。这种框框可能使他曲解了历史。例如，在我们的谈话中，他把在美国革命战争中同殖民者作战的法国军队当成了“志愿军”。事实上，法国军队，除了像拉法叶特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1777年志愿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在华盛顿统帅的军队中担任过将军。那样极少数的人以外，都是真正受过训练的，在反抗英国军队中为政治目的服务的职业士兵。

　　周还对我说过，林肯是为了解放奴隶才进行内战的，并由于“人民”的支持而取得了胜利。其实，虽然林肯是一位历史上少有的真正巨人，而且中国人是以极大的尊敬谈到他的，可是他并不是为了解放奴隶才进行战争，而是为了把南部各州拉回联邦里来。他的《解放宣言》是一种策略，只在叛乱各州中解放了奴隶，并没有在仍然保持在联邦内的边界各州里这样做。林肯是坚定不移地反对奴隶制的，但是他最优先的目的则是拯救联邦。

　　周虽然是一位忠诚的革命家，但是看上去他和古老北京灿烂辉煌的皇宫并没有不协调的地方，他以皇朝时代的圣人所具有的那种沉静与优雅风度往来其间。没有一个人在这种环境里看到他之后会想到，他是这一场运动的领袖，其公开使命竟是征服世界、改造文明和改变人性。会见厅里的装饰令人惊讶，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宫殿是由名贵的中国风景画和古代金、银、玉制的手工艺品装饰起来的。这里看不到北京街头随处可见的宣传标语。

　　艺术和装饰巧妙精微，同周的性格和处理国务的巧妙精微很相称。周所具有的这种精微之处，大大超过了我所认识的其他的世界领袖，这也是中国人独有的特性。这是由于中国文明多少世纪的发展和精炼造成的。这种精微之处出现在谈话中，周细致地区分词义的细微差异；在谈判中，他迂回地绕过可能引起争论的地方；在外交上，他有时通过似乎是琐屑事件来传达重要的信息。　　　周和所有同我谈过话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特别乐于提醒我，我们两国关系的突破是从乒乓球队的互访开始的。看来，他们喜欢这种为了取得结果而采用的做法，几乎就像喜欢这个结果本身一样。例如，毛就说过，中国曾经坚持所有主要问题都必须在关系改善之前得到解决，这是“官僚主义的”。他说，“后来，我看到你是对的，我们就打起了乒乓球”。

　　周还有一种既注意细节又避免陷入繁琐的罕见才能。在我们到北京的第三天晚上，我们被带去看体操和乒乓球表演。天已开始下起雪来，而我们按计划次日要去游览长城。周离开了一会儿，我以为他是去盥洗室了。随后我发现他是亲自去落实清扫通往长城的道路的工作，第二天道路干净如常。这件事很有代表性。

　　我发现周还亲自集合机场上欢迎我们的仪仗队。他们看上去都很强壮，个子很高，而且装束无可挑剔。他挑选乐队在宴会上演奏乐曲。我晓得他事先研究了我的背景材料，因为他选出了许多我所喜爱的乐曲，包括在我就职典礼上演奏过的“美丽的阿美利加”。此行之后，威廉·罗杰斯国务卿告诉我，有一次在同周会晤之前，一位年轻的妇女还给周送上过一份次日报纸的清样，他挑出一些文章放在头版刊登。

　　“伟大来自对细节的注意。”就周而言，这句箴言几乎确实有几分道理。然而，即使他在亲自护理每一棵树木时，也总能够看到森林。

　　周还有着中国人另一种明显的品质，即坚定不移的自信心。这种自信是中国人在他们的本土上由于享有数千年文化的最高成就而获得的。不过中国人也意识到，他们的文化遗产分割成了两部分。

　　一方面，由于中国过去两个世纪中所蒙受的民族耻辱，更加强了周对外交粗鲁失礼的敏感。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曾由我的已故朋友哈罗德·里(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和香港居民)作过生动的描述。他对中国和西方的心理的了解是异乎寻常的。我在1965年问过他，如果美国承认北京政府，中国共产党人会有什么反应。他的回答是格外地直言不讳。他说，他们会怀疑地问，“你们要承认我们？你们完全弄错了。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承认你们”。在1954年越南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发生的一件事，表明周对藐视中国民族尊严的敏感程度。周代表着中国，约翰·杜勒斯国务卿代表着美国。杜勒斯对一个记者说，“只有在我们的汽车相撞”的情况下，两人才会会晤。一天上午，恰巧双方都提前到达会场，他们彼此遭遇了。周伸出手来准备握手。杜勒斯摇摇头，走出了会议室，完全藐视这位中国外交部长。六年之后，当他向他的朋友埃德加·斯诺重提这件事时，还露出痛彻心扉的表情。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杜勒斯的怠慢是可以理解的。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被朝鲜战争中的共产党中国的“志愿军”杀害，台湾蒋介石政府很快就要同我们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中国大陆和苏联联合起来对付美国。不过，我深知这件事伤害了周。因此，当我首次抵达北京走下飞机扶梯的最后一级，向他走去时，就主动伸出了我的手。我们的握手留下了此行最值得纪念的照片。

　　另一方面，我们在同中国人相处中发现，他们很自信，所以他们能内省其行而不为他们的缺点而惶惶不安。周在我们谈话中不断地提到，他们需要了解和克服他们的不足之处。在我们第一次会晤时，他把他们方面的平均年龄同我方的进行对比时说，“我们的领导层中上年纪的人太多了，因此在这点上我们应该向你们学习”。后来在访问中，他为我们在参观明十三陵时的一件事表示歉意。原来有位下级官员组织了一群穿着鲜艳的孩子，教他们在我们一行人到达时应该做什么。他说道:“有人让一些小孩子到那儿去美化陵墓，那是一种弄虚作假的表现。你们的新闻记者向我们指出了这点，我们承认这是错误的。我们自然不想掩盖这个错误，我们已经批评了做这种事的人。”我在访问中，不禁想起赫鲁晓夫的夸夸其谈，与赫鲁晓夫相比，中国人的做法要高明得多。赫鲁晓夫粗鲁的自夸是明显地要掩盖他的自卑感。周的巧妙的自我批评却是成熟的自信心的一个证明。不过我知道这大体上是一种处事的方式。事实上，中国人坚信不疑地认为，他们的文化和哲学极为优越，确信到时候就会战胜我们的和其他任何人的文化和哲学。

　　周的智慧和个人魅力使许多人着了迷。这些人没有认识到这些品质是和一个毫不留情的政治实干家的特点同时存在的。新闻记者弗里德·阿特莱说:周的吸引力是“难以抵挡的……他机智，有魅力而又有手腕”。西奥德·怀特承认:“在他面前，任何不信任的感觉或者对他还有些怀疑的判断，几乎都烟消云散。”在日本的一位中国新闻工作者说，“我应该说，他是我所见到过的给人印象最深的公众人物”。

　　周总是按照他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行动的，讨好外国外交官和记者对这些利益是有好处的。不过一旦他的利益需要，他就会无情地与人断绝交往。在我们的关系中，周恪守我们协议的文字和精神。然而他这样做决不是为了寻求单纯的友谊，他是为了他信奉的利益才建立友谊的。

　　西奥德·怀特是在延安认识周的，若干年之后的今天，他意识到对周充分信任是不太适当的，他把两种形象聚到了一起，他写道，周“如同本世纪任何共产主义运动产生的人物一样，是一个卓越而又无情的人。他会以绝对的勇敢，以猫捕老鼠的灵巧，并以经过深思熟虑、破釜沉舟的决心行事。然而他还能够表现出热情亲切、自然流露的人情味和彬彬有礼。”

　　周的个性很适合他担任的这种政治角色，因为他如同一块由几种金属炼成的合金，较之任何一种单一的元素更为坚实有力。周的政治才能在于能够成功地扮演明争暗斗的能手和调和者这两种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