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是一个非常矛盾的朝代，初年国力强盛，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励精图治，至明宣宗的近百年间，明朝以北进蒙古高原，南征安南，伐锡兰，羁绊马来诸岛族。明初天下大治，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治一个接一个，一派盛世景象，但是明朝又是一个非常矛盾的朝代， 一方面是理学盛行，整个社会对女性的性禁锢达到了顶峰，女性裹小脚，再也不可能看到穿唐代那样露胸装的良家妇女，女性抛头露面成为一种不光彩的行为；另一方面世风日下，社会风气对男性的性享受又极度纵容，春宫画、色情小说几乎到了泛滥的地步，是一个名符其的“性开放”时期。
明代不仅妓女院不比其他任何一个朝代少，奇怪的是竟然还有公开的妓男院。“据说正德年间，北京已有男院之设，悬‘长春院’匾额；而女妓居所，则称‘不夜宫’——盖取意于苏东坡诗：‘风花竞入长春院，灯烛交辉不夜城’”。明代小说《弁而钗》就对此做了详细的描述，这是我目前看到的唯一描写公开的妓男院的小说。虽然只是小说家言，故然有虚构的成分，但我们至少可以对此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妓男院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在京未带家属的官员。这一点，小说中交待的非常清楚。小说中的这家男妓院叫“南院”――“此南院乃众小官养汉之所。唐宋有官妓，国朝无官妓，在京官员，不带家小者，饮酒时，便叫来司酒。内穿女服，外罩男衣，酒后留宿，便去了罩服，内衣红紫，一如妓女也”。
明太祖朱元璋曾发布诏令：“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之人减一等，若官员子孙宿娼者罪亦如之。”明宣宗以后，裁汰官妓，禁令更加严格，无论官员或读书士子，凡有宿娼的，或稍有邪行，轻则贬谪，重则加以褫革，永不录用。也就是说公务员不准嫖妓，于是那些在京师当官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带家眷的百官，只好钻法律的空子，不敢上青楼，只好下南院了，正如水路走不通，只好走旱路一般。小说中李又仙所接的客人“头一个姓洪，真定府人，举进士，河南绿衣县知县，住一月，得银一百；金镯一对，重五两；金簪一枝，重一两；衣十套，价银二十两。”
妓男院里的男妓主要来源是购买来的。小说中的李又仙是福建闽县人，只有15岁。他“随父任松江府知事，解钱粮上京。途遇响马，抢劫一空”。其父只好变卖财产赔偿，但还差100两银子。李又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插标披榜，沿街卖身”，最后被南院的老鸨看中买下了。
男妓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小说中李又仙的卖身价是100两银子，这个价码应该说是非常高的，所以李父一听卖到这个价钱，即“昏死于地”，因为他知道“身卖百金，必非良善受主”。他的父亲一听价钱就知道买李又仙的人是干什么的了，这说明男妓现象在明朝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社会现象。
男妓也是分三六九等的。正如妓女有高下之分外，男妓也有等差之别。书中交待“（妓男）分上下高低，有三钱一夜的。有五钱一夜的，有一两一夜的，以才貌兼全为第一”。书中的李又仙就是一个才色又绝的人物，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诗书作文，乃是本等，诗词歌赋略通，琴棋书画不精亦晓。”所以很快出名，“三月而名扬，一年而名振京内。”
妓男受到老鸨的非人虐待。从小说中看，妓男全部着女装，互相以姊妹相称。对不从的妓男，老鸨则拳打脚踢，书中的李又仙就是在被打得体无完肤的情况下才被迫接客的。而且“夜唤三次，一次应迟，明日便是三十皮鞭，一下也不肯饶。动一动，从新打起，口内含了香油，一滴出口，又要加责。既不敢出声，又不闪动，竟如死人一般，岂不怕他？”
妓男院里的老板与官府是相勾结的。小说中，匡人龙欲救李又仙，找了吴给事帮忙。但是还是担心老鸨的官府关系，“此匡子知燕龟财势通天，部院相知甚众，恐他生事，”所以一方面给各衙门送揭帖，指出老鸨“将男作女，律有明条。以良为贱，法关天宪。”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这些与老鸨有勾结的官府未必真的会惩治老鸨，所以“只去买嘱门上长班”，让这些“得了银子”的门卫“把个燕龟惊得手足无措”，这才平安地将李又仙赎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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