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方索.卡隆:腐败与苏共垮台

                                 腐败与苏共垮台
 
纵观世界政党史，一个政党的兴衰成败，应该说是很常见的现象。但对于苏联共产党的垮台来讲，确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思考。这是因为：第一，苏共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缔造者列宁亲手建立的政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立下了不朽功勋。第二，苏共独掌政权70年，不像东欧一些国家，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社会上都不存在形成致命威胁的反对派；第三，苏共不是在战争中被拿枪的敌人所征服，而是不战而败，是“和平”解决的问题，是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亲自宣布解散了苏共。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苏共如此悲惨的境地呢？总的说是几十年来不断积累、潜伏着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在这些因素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苏共没有跨越腐败的陷阱，自己割断了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本文试从这个视角管窥一下苏共垮台的原因。
一、苏共自己打败了自己
苏共在腐败面前打了败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验证：
第一，1991年8月25日之后，苏共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90余年）、众多党员（2000多万）、独掌政权（70年）的大党，犹如被拆除了地基的大厦轰然倒塌，迅速土崩瓦解，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政权交替之“顺利”出乎人的意料。在“八一九”事件中很少有群众支持苏共，相反地却有不少人站到“民主派”一边去了。军队领导层的分裂，特别是空军的“不服从行动”，派去攻打俄罗斯议会大厦的军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倒戈，军队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救国委员会”瘫痪了。解散共产党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人民群众没有起来保卫共产党，党的各级组织也没有抵制，中央委员会仅仅要求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解散”，也未获批准。后来，重新成立的共产党组织也声称：“并不想使前共产党复活”，因为它已经“名誉扫地”。同时，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见机而动，打起民族主义旗帜，迎合了反共潮流，以确保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被赶下台后，西方资产阶级给予他勋章和不少颂扬，在苏联，却有很多群众说他是“西方的宠儿，苏联的灾难”，“他该下台，苏联都没有了，还要他干什么”！这与苏共夺取政权前后以及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卫国战争时期，人民群众前仆后继、不怕流血牺牲，来捍卫国家尊严、党的事业的壮举，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第二，苏联剧变后的进程证明，最大的赢家不是黑市倒爷，甚至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过去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成员，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今天俄罗斯的新显贵。据俄国《消息报》报道，到1996年前苏联官员出身的人员，在总统周围占75%，政党领袖中占57.1%，地方精英中占82.3%，政府中占74.3%，经济领域精英中占61%。这些人中来自苏联经济部门的官员在政府中占42.3%，在经济领域占37.7%。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说：“苏联共产党是惟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因此，今天我们回过头看，导致苏共垮台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有一个在当时被我们忽略的重要原因，就是苏共领导层中的腐败已经发展到十分可怕的程度。可以说，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因此，苏共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不合法、不正当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于是，剧变中群众的冷漠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这甚至从后来俄共的竞选纲领中也就可以看出来。俄共明确地把自己同原苏共官僚阶层区别开来，提出了重建属于劳动人民的新的苏联和苏共的口号，就是为了重新获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俄国新社会主义运动在其《新社会主义者宣言》中也提出，“新社会主义者并不怀念过去的岁月，与共产党人不同，我们反对复辟国家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剧变表明化公为私的量变，已积累到发生质变的程度。也可以说，是腐败分子的不断蜕变，已经到了应该扯去最后一块遮羞布的时候。正如俄罗斯《自由思想》1997年第8期刊载的《俄罗斯的新阶级》一文所说：“私有化没有使国有财产落到最有权利获得财产的人手中，也没有落到有能力利用这些财产造福于社会的人手中，而是落到了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人手中。”私有化实际上是“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前苏联官僚阶层玩弄的顺水推舟的把戏而已。
第三，有学者指出，“苏共的垮台，是经济失败必然导致政治失败的一个例证”。的确，虽然苏联在短短一段时间中走过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用了一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一跃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国，尤其在军事上成为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但是苏共在经济上的确有很多失误，算不上成功。但经济是怎样失败的呢？让一群搞特权的蜕化变质分子带领人民群众去发展生产力，岂非痴人说梦？显然，并不是经济失败在先，而是权力异化在先，是苏共党内的很多干部党员背叛人民在先。这才是苏共搞不好生产力、政治上不堪一击的症结所在。记得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用一个简明的公式来表达社会主义：苏维埃＋电气化＝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几十年过去了，在苏联，苏维埃（政权）有了，电气化也有了，而社会主义却消失了。当年这样的问题就曾引起过东欧共产党人的认真思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不是就直接意味着万事大吉？70年代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曾在党的机关报《人民自由报》上，以“电冰箱社会主义”为题开辟专栏，就此展开讨论，但当时的讨论并没有什么结果。
第四，对于苏共的瓦解，戈尔巴乔夫无论如何难辞其咎。但能把主要责任推到戈氏一人头上吗？似乎不能。其一，归根结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而不是某个人或英雄，更不是“叛徒”和“坏蛋”，否则，岂不是抬高了戈氏的历史地位。其二，苏共作为一个大党，有一整套的选拔干部的机制，怎么会搞来搞去选一个自掘坟墓的人。况且，1985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在推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时，认为戈氏是“惟一正确的选择”。葛罗米柯盛赞戈氏“精力充沛，党性强和经验丰富”。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假若没有戈尔巴乔夫，苏共和苏联历史又会怎样呢？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某个人仅凭个人的能量和威望就能改变社会形态。
毫无疑问，西方的“和平演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内因决定外因，否则会陷入“外因决定论”，尽管戈尔巴乔夫确实过高估计了西方政治家的真诚。
二、权力的异化和特权阶层的掘墓
现实证明，苏共倒台，苏联解体并没有使原苏共官员和政府官僚沦为阶下囚和贫困阶层，他们是社会转轨的直接受益者，仍是“主人翁”，只不过头脑变了，面目变了。作为苏联社会主义的掘墓人，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使一些腐败者实现了从权贵阶层向资产阶级的迅速置换，完成了从社会的特权阶层向官僚资产阶级的转变。那么苏联的权贵阶层是如何形成的？作为一个腐败的群体，他们又是如何使权力发生异化的？
俄国党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初，列宁就已认识到，党和政府的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仅仅在表面上稍稍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因此“官僚主义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钇鹄础保拔颐堑墓一氐那榭觯词共涣钊搜岫瘢辽僖卜浅？杀薄?921年列宁在论述新经济政策时指出：在每一个共产党员面前都有三大敌人：一是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二是文盲，三是贪污受贿。为此，俄国党进行了清党，强调党的纪律性，成立中央监察机构和工农检查院，但官僚主义仍然不少，更让列宁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国家监察机关竟也变成了一个具有浓厚官僚主义习气的机构。列宁晚年为反对官僚主义，进行过不少探究和努力，这从他晚年的一些文章可以看出来，但由于病情和某些人为因素，有些工作使他力不从心，一些想法打了不少折扣。
继列宁之后的斯大林，建立健全了一套高度集中的体制，其特征是个人崇拜盛行、党政不分、干部任命制、强调铁的纪律和党的统一、打击反对派。这样就使党内民主生活窒息，党群关系紧张，官僚主义逐渐扩散。罗·亚·麦德维杰夫在《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中说：“一些不太坚定的共产党员有了权之后，开始滥用自己的地位，在他们的行为中开始出现和共产党人格格不入的一些征候：高傲起来，轻视劳动人民的利益，出现官僚主义——这些人开始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首先追求自己个人利益的官吏。甚至党的监督也不能使部分国家机器官僚主义蜕变过程完全停止，况且，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在成为国务活动家之后，也沾染上了老爷作风和官僚主义这些毛病。”“党的机构的某些工作人员开始远不是为劳动人民的利益去使用自己的影响，党内机构的个别环节也出现了腐化因素，完全没有什么理由使一些党的干部享有特权，这些特权后来又变成了目的本身，成为一种拜物教。”体制系统中“缺乏任何比较有效地防止滥用权力的措施”。
斯大林在位时为中央国家机关干部设立了一套特权制度。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时发现，连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也被当做贵族供养起来。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的有四五十人之多，他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数十人。罗兰在他的《莫斯科日记》中认为苏联已经出现“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和“新贵族阶层”。他写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沿途的一些农民和工人“向我们投来阴郁的目光，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向我们挥动着她的拳头”。罗兰断言：“这个党今后还会继续其特殊化，且日益突出”，“让构成民族脊梁的精英们与民族脱离开来，此乃不智之举。要知道民族精英的真正作用是哺育民族并且使自己溶化在民族之中。没有理由要让民族精英们把荣誉、财富与金钱的优势都攫为己有”。关于苏联领导层的特权化，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回顾了特权化在斯大林时代就已大肆蔓延的情形：“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人。国营百货大楼有一些柜台是专为上流社会服务的。而那些级别稍稍低一点的头头们，则有另外专门商店为他们服务。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
应该说明，斯大林时期确有一部分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比较高，还享有其他一些特殊待遇。但是高薪和某些特殊待遇并不等于“特权”；而且这些人为数较少，也不是在全国普遍存在。更主要的是当时处于革命与战争时期，国内物质条件还不富裕，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理想在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思想上还是非常神圣美好和金光灿烂的。斯大林对各级干部的不断清洗和卫国战争的艰苦斗争也使得干部队伍无法稳定。所以，在斯大林时期还不具备产生“特权阶层”的主客观条件。这一群体是在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出现的。这时干部已不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因自己的地位和命运随时可能出现不测而提心吊胆，多少有了一些安全感。但这一时期频繁的党内斗争和赫鲁晓夫主观随意性的体制改革以及关于干部轮换的硬性规定，使得这一队伍经常处于变动状况。赫鲁晓夫曾想改革干部特权制度，但阻力甚大。
到了勃烈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其执政后期，一方面由于体制的僵化和干部队伍的稳定，特别是事实上的终身制得以确立；另一方面由于党内外民主和群众监督机制的破坏和削弱以及腐朽思想对干部的侵蚀，“特权阶层”终于开始形成。据俄国学者估计，当时这个阶层大约有50～7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
有学者概括了“特权阶层”的主要特征：第一，他们掌握着一些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第二，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受过高等教育，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常去西方国家访问。第三，这些人已不是当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说的东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在他们头脑中已经淡薄。第四，他们不以享有比一般规定的高级干部待遇还要大得多的特权为满足，而且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他们中的不少人把自己领导的企业、农庄当作资本，从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大量利润。据估计，在80年代初期各种不同类型的“影子经济”的收入已达到数十亿卢布之巨。第五，这些人安于现状，粉饰太平，自安自慰，盲目乐观，盘根错节。
“特权阶层”的特权主要表现在：①宅第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②特供权。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者在特供商店能买到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品和其他商品。③特教权。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④特继权。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⑤特卫权。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为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⑥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端的官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特权阶层”反对进行有损自己利益的任何实质性的改革，在主观上并不想直接搞垮苏联和苏共。但正因为这样才为以后改革的夭折和苏共的垮台埋下了伏笔。
从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1987年开始，苏联许多部委和企业开始转轨改制。这个时期部长、副部长变成了康采恩董事长，财政局长变为银行行长，物资局长变为交易市场老板，石油部变为石油公司。这是一个变革过程，但是实施这个变革的主体错位，在许多情况下权力已经人格化。当时苏联官僚权贵阶层羽毛已经丰满，他们成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并且已经窥视到了以国家名义支配国有财产的机遇。权贵阶层以集权方式支配国有资产的途径十分方便，借口也堂而皇之。权贵阶层可以利用部门和行业超常的集中程度，甚至代表国家以所有者面目出现，直接支配所管辖范围的财产。同时，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使国家所有变得十分抽象和空泛，这就很容易使官僚取得的支配权逐渐演变为隐性的占有权。当时连共青团也动了起来，开始经营“共青团经济”。“人们委托我成为百万富翁”成为当时一些青年干部的口头禅。官僚利用权力开始在国有的名义下暗自积聚个人资本，但这个时期他们还不具有阶级属性，是以对人民财产获取的特殊占有形式，即隐性占有的方式来积累资本的。可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为官僚加剧变异提供了特殊的客观环境和条件。
关于戈尔巴乔夫时代的领导干部的特权问题，叶利钦在其《我的自述》中写道：“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没有信任，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被苏共视为异己分子的叶利钦，可以说恰恰在这一点上一度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戈尔巴乔夫下台前曾会见叶利钦，希望自己下台后保留原有的一些特权，但被叶利钦拒绝了。
苏联解体后，前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其回忆录中曾讲道：“一切都腐败了，一切都在改变。”1992年，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一书中，形容“改革的真正悲剧”时说：“一股可怕和无孔不入的营私舞弊势力，简直是一瞬间，大约一两年时间，就取代了几十年在苏共和整个社会中滋长并泛滥的营私舞弊分子。这股势力扼杀了1985年4月以后在党内出现的健康发展的开端。这股寄生势力就像繁殖很快的马铃薯甲虫一瞬间吃光马铃薯的嫩芽那样，很快就使改革的幼芽枯萎了。结果，一个奋起实行改革的国家就这样失去了平衡，受到动摇，现在已坠入深渊。”
苏联解体后，苏联国有财产在时间和空间上一度出现无人管理状态。借制度转换之机，搭乘走向官僚资本阶级的直通车，开始公开地以实实在在的所有者面目自居，分割国有资产。另一方面，制度的转换急需私有者，俄罗斯新的主人便很大方地将苏联时期的国有资产转移给权贵阶层，从而使权贵阶层对国民财富的滥用和隐性占有变为公开所有，政府用法律手段保障了官僚资产阶级的顺利生成。
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形成过程，苏共逐渐走上了腐败变质的道路，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
三、学风的败坏和理论研究的畸形
苏共的瓦解，与理论研究的混乱、畸形、教条，与学风的败坏有很大关系。僵化的理论、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的理论研究方式给苏共和苏联社会带来了极坏的影响。
（一）列宁去世后，苏联政界、理论界一方面不断出现违背马列主义的理论观点；另一方面，又对马列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把科学的、生气勃勃的、富有战斗性的马列主义变成封闭的、僵硬的、脱离实际的教条。例如，在社会矛盾问题上，一味强调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全适合”，不承认矛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直至80年代上半期，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对抗性矛盾的著名学者布里科等人仍遭到压制，《哲学问题》杂志也因此而受到处理。这样，在社会矛盾问题上理论的僵化，掩盖着苏联社会中客观存在的大量尖锐的矛盾，使矛盾和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和解决。在市场作用问题上，存在着三起三落的过程，一直未能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实际上就是维护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产品经济模式，其结果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停顿。在民族理论问题上，一直存在着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鼓吹直接、间接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识，对时代的估计，对资本主义自我调整能力的认识出现严重偏差。从一定意义上讲，苏联后期出现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泛滥成灾，正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惩罚。
（二）在思想宣传工作中，通过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垄断真理和意识形态。一方面理论成为剪裁现实和实践的僵化的标尺；另一方面领导人对待理论持形而上学的态度，理论不经意就沦落为对自己实践活动的辩护和对敌方行为的攻击，表面上看来战斗力特强，实际上离开了一言堂的护身符就不堪一击。这样实用主义和教条主义这对“孪生兄弟”，相辅相成，逐渐埋葬了苏联模式的理想感召力。
这首先表现在党的思想工作中严重的形式主义。从形式上看，苏共相当重视对党员进行马列主义教育。从斯大林执政以来，苏共逐渐建立了一套相当系统的马列主义书本知识教育体系。高等学校学生必修三门马列主义基本课（苏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上对党员、团员、工人设有一套业余的马列主义和党的政治教育体系，每年在这种教育体系学习的人达数千万之众。然而由于缺乏正确的思路路线，长期以来苏共思想工作偏重灌输马列主义基本知识，严重脱离实际，因而效果不好。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苏共的思想工作的形式主义，曾发展到荒谬地步。他们曾经给一些自然科学的学派和学科贴上阶级的标签。例如，他们把生物学中的摩尔根学派（基因遗传说学派，现代生物系统工程学的理论基础）看成资产阶级的，把战后兴起的新科学“控制论”看成“伪科学”。80年代初，苏联已经出现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的征兆，但苏共没有对面临的严峻形势作出客观的分析，指出摆脱危机的道路，寻求社会主义的复兴，相反却逃避现实，继续在全党宣传苏联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按抽象的理论原则宣传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无可置疑的优越性”。一场猛烈的风暴即将袭来，而苏共领导人却缺乏认识和思想准备，听不到“盛世危言”的声音。随着岁月的流逝，问题和失误愈积愈多。本来像苏共这样一个大党在其执政过程中，不出现失误显然是不可能的，可它到头来不仅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求实的态度去改正或弥补失误和矛盾，而是不以为然，总是坚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论：无非是伟大胜利中的一个小挫折，无非是一片光明中的一个小黑点。待到问题积重难返时，悲剧随之而来。
其次，苏共缺乏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斯大林执政以来，苏共不重视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工作。联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仅去基层视察过一次。莫洛托夫一次也没有去过基层考察。长期以来党内不深入调查研究之风盛行。赫鲁晓夫经常轻率地作出重大决策。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勃列日涅夫。据翻阅过勃烈日涅夫档案的历史学家沃尔科戈夫说，勃留下的个人档案主要是他生前在记事本或日历纸上写下的大量记事的便条之类的材料，每张便条上写一二行至五六行字不等，一般都无标点符号，而且有些党内的人名往往拼写错误。在这批数量相当大的材料中并未发现勃对什么问题提过什么创见，或出现过什么思想火花。勃在世时，苏联出版了9大本《勃列日涅夫文集》，这些文件都是他的写作班子为他写的。他晚年出版的获得了“列宁文学奖”的几本回忆录，也都是专门组织作家和记者为他写的。他的一切讲话、报告，甚至简单的致词，都要别人起草。在他晚年的时候，即使念稿，也常念错。
再次，党的很多干部思想中明显有“守旧”性和“惰性”。党的干部长期习惯于背诵马列主义的书本知识，机械地贯彻上级的指示，逐渐失去主动地研究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精神。当党面临改革的历史任务的时候，广大干部的思想就表现出明显的“守旧”和“惰性”的倾向。在苏共党内，改革的阻力特别大。这样，苏共不仅给右翼激进派以攻击的口实，而且也严重地脱离了迫切要求改革的人民群众，尤其是脱离了青年一代。前苏联《真理报》主编阿法纳西耶夫曾是苏共报告“起草班子”的重要成员。他在《〈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一书中回忆说，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于把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应当说就已经体现出十分卓越的“创造性”了。“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写作、炮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还指出，“为他人起草某种东西，在‘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上勉为其难地从自己的头脑里挤出一些词、句子和段落，这项工作虽然十分光荣，但却也令人极为头痛和疲惫。”因为“当你看到、感到美好的理想、崇高的言词和信誓旦旦的许诺与事实不符，你就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痛苦”。
（三）不少理论工作者在具体的理论研究中缺乏原创性、现实感、思辨性，理论研究浮在表面，满足于虚假的繁荣，喜欢做表面文章。苏联哲学曾在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苏联社会和政治变化的缩影和晴雨表。但苏联哲学研究长期被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所困扰，缺乏生机和创造性。苏联哲学家在1985年改革兴起的初期，在反思以往时，曾感叹地说：想不出哪一个现实问题是哲学解决的。它既解释不了世界，也改变不了世界。尽管伟大的哲人斯宾诺莎曾说过：“哲学家既不应哭，也不应笑，他惟一应做的就是思考。”但苏联哲学表明，事情并非完全如此。
四、最根本的是要从体制上找原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共陷入腐败泥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从体制上找原因。借用邓小平同志所讲的：“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
的确，苏共在缺乏有效制约的权力和金钱的迷宫面前，逐渐丧失了警惕性和免疫力，没有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拒腐防变机制，在官僚主义的侵蚀和集权制的庇护下，越来越腐败，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在群众的不满、失望、冷漠、抗议的逻辑发展中腐败变质，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
应当承认，苏共高度集中体制的产生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和惯性，也曾发挥过重大作用。但问题是苏共高度集中的包括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干部任命制在内的体制，未能适应时代的转换和改革的要求，在内部运行机制上出现了结构性危机，形成一种体制性障碍。列宁在世时，已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进行过一些改革尝试和努力，但由于过早去世而成为憾事。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把高度集中的体制强化到极致，问题也接踵而至。如果说赫鲁晓夫是一个有探索病原的主观愿望却摸不准脉搏的大夫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则是一个庸医，给苏共那套锈迹斑斑的结构和运行机制蒙上了一层缓和的外衣，而且又赶上大发石油财的时机，更无变革的动力。契尔年科和安德罗波夫只是过渡性人物，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时间在悄悄地流逝，问题像地下的溶岩，急剧地积聚。不触动苏联体制是历届苏联领导人在位的前提。苏联领导人展示自己才能和作为的历史空间和时间极为有限。他们即使看到了体制的缺点和毛病，也只能对之进行修修补补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它。在70多年漫长的时间里，苏联体制（包括党的体制）没有造就出能够解决自己体制问题的人。这可以说是苏联体制的最大悲剧之一。健全的体制标志是它有自生和更新的能力，它能够解决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其中也包括不把那种不能解决体制自身问题的人推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岗位。即使由于历史的误会，这样的人担任了国家和党的最高领导人，这个体制也能制止他的姿意妄为和滥用权力直到将他赶下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或多或少地窥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宣称进行“根本革新”，但操作的指导思想、方法、步骤、方针都有致命的弱点，捅的漏子越来越大，局面越来越失控，戈氏最后采取不负责任的办法，在西方的一片赞美声中，苏共陷入绝境。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克顿说过：权力有腐败的趋势，绝对的权力滋生绝对的腐败。因此，权力如同一把双刃剑，决不能高估了权力行使者的才能和道德的成熟程度。尤其是对于一些品德不高尚、情操不纯正的人来说，不可能通过教育和下面的批评帮助而高枕无忧。
长期以来，苏共的监察部门无法有效对党的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实行切实有效而全面的监督，使权力失去了制约。从表面和形式上看，苏共的监察机构一直存在。1981年苏联各级人民监督委员会就有4600个，人民监督员达到了1000万人。但是，纵观苏共监察机构的历史，就会发现不少问题。一是党的监察机构的权力弱化，缺乏独立性。这违背了列宁的初衷。斯大林时期，苏共监察机构成为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权力不断弱化。显然，如果被监督者领导着监督者来监督自己，监督者笼罩在被监督者的权势之下，效果可想而知。于是，人们所期望的清明廉洁的政治就只有寄托于当政者的民主素养和道德良心，但这往往靠不住。二是党的监察机构被扭曲，一度成为斯大林清除不同意见、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总之，随着时光的消磨、历史的沉淀，五颜六色的历史表象的吸引力和泡沫会逐渐衰减，从而使人们对历史问题的研究越来越理智而全面，接近于问题的“实态”。对苏共历史的研究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