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阿尔山市:容闳：一个“海归”的未酬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30 11:15:12
容闳曾立下志愿，“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但从来没有施展的机会，这时他把希望投向了太平天国。
见到洪仁玕后，容闳将此前他派人送来的，刻有自己名字的官印及天国“义”字四等爵的委任书退还给他，谢绝了朋友邀他在天国“共举大业”的美意。虽然如此，容闳还是非常感激洪仁玕对自己的器重，并表示，太平军如果决定实行他们第一次见面时所谈的计划或是任何其中的一项，那时若还需要他的帮助，自己将依然愿意效劳。
洪仁玕看到容闳去意已决，便不再强求。他答应给朋友一些特殊照顾，发给容闳一张护照，以便他能在太平军所辖的区域内，无论办事或旅行都能平安通行。
第二天早上，容闳拿到了一本黄绸包裹的护照，干王还为他们提供了食用及一切方便条件，护送容闳一行离开南京去往丹阳，他们将在那里乘船返回上海。
干王为容闳等人准备的车马，为他们的回程之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很快南京城的轮廓，便在容闳的视线里渐渐模糊了，而与此同时，消逝的还有那个他曾在心中寄托过希望的“天国”幻想。
■ 天国之行
事情追溯到几个月前，两名外国传教士准备去南京访问太平军，并邀请容闳一同前往。
那时，容闳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已经六年，却并不得志。记得刚回到国内时，他曾自豪地向着母亲说，自己得了学士学位，就相当于中国的秀才，“毕业于耶鲁大学即使对于美国人也是一件极为光荣的事，何况是中国人”。容闳心想，凭着所受的大学教育，“是非常可能成为人中的领袖的”。然而，当日的中国，几乎没人了解留美学生是怎么回事，回国后单是为了谋生，他就开始经历着不少的波折。他首先在广州做美国公使的秘书，以期能接触到中国政府的官员，进而实现自己的抱负，但发现事实远非如此，便放弃了这个职位。后来他又辗转香港、上海，三番五次地更换职位，他想试试自己究竟能做什么。对于那些年的作为，容闳后来评价说：“也许我这个人太富于幻想，不切实际，或是太高傲难以发迹。”
1860年秋，容闳同意了两位传教士的邀请，随他们前往南京。一直以来，容闳都有自己的理想。在大学的最后一年里，中国可悲的情况，常令他心情沉重，容闳曾立下志愿，“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但从来没有施展的机会，这时他把希望投向了太平天国。
这不仅是因为清政府的腐败早已令他感到失望。他刚刚回到国内时，就曾遇到叶名琛在广州血腥镇压群众，“斩首七万五千人，……其中大多是无辜的。……血流遍地，街道两旁，无首的尸身堆积如山”。这悲惨的一幕，使他感到，“太平天国叛军确实有充足的理由推翻清王朝，我完全同情他们，并且确实想去参加太平军的行列。”（容闳《西学东渐记》）
同时，因为太平天国宣扬上帝的缘故，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认为通过太平军的媒介，中国可能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清王朝将被消灭，继之而起的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到时中国将被引进基督教国家的范围之内。
尤其是，1859年天王任命洪仁玕为干王，是天国重整后的二号人物，人们对这位接触过正宗的基督教，并且濡染了大量西方知识的干王寄予了厚望，希望他能够“纠正天王的谬误”。
洪仁玕主持朝政之初，便为天国设计了一套新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干王提出发展工商农矿等各种生产事业；建设近代交通：制造火车、轮船和各种交通器械；开矿山、兴水利、办银行、办保险、设邮局、立报馆；奖励私人发明，保护个人专利，准许民间投资等。所有这些，都令人想到了一个西方式的近代国家。这些主张，与深受美国制度影响，并欲以改造中国的容闳是何其合拍。
为了避开清军的盘查，他们决定开松江而行。容闳发现，上海周围三十里以内的村庄都很平静，农民正忙于收割稻子，看不出动乱的迹象。
11月9日，他们抵达苏州，沿途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和阻挠，也未遭官兵或叛军的盘查。在苏州，他们与城中主将取得联系，并申请发给前往南京的通行证。一位身材高大、穿红衣的将领反复盘问各种问题，待得知他们去南京的意图后，也非常善意地接待了他们。两天后，他们离开苏州，前往无锡，后又经常州、丹阳、句容，最终于11月18日来到南京。
到达南京的第二天，容闳就被邀请去见干王。之前在香港做伦敦布道会的教士时，洪仁玕当时还叫洪仁，就已结识了容闳，并时常见面，那时，他就希望有朝一日能与容闳在南京再见面。
果然，又见到容闳时，洪仁玕非常高兴。经过一番寒暄后，他即问容闳对太平军的想法，干王十分急切地想知道，朋友容闳对于他们的事业是否赞同，能否和他们共举大业。容闳虽然说自己并没有参加的意思，此行只是想看望他，并了解一下南京的情况，但还是一下子对洪仁玕说出了自己的七条想法：
一、组织一支合乎科学原则的军队。
二、设立一所军事学校，以培养有才干的军官。
三、设立一所海军学校。
四、组织文官政府，由有能力有经验的人担任各个行政部门的顾问。
五、建立银行系统和规定度量衡标准。
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并以《圣经》为教科书之一。
七、建立各种实业学校。
尽管容闳一再表示，这些只是来此的路途中一些所见所感，但七条之中四条谈到了设立学校，这岂不就是他一直藏在心里的教育理想——通过西方的教育来改造中国么。容闳对干王说，假如太平天国政府有意采纳实行这些措施，并为此拨出适当款项，他深愿贡献力量，以促成其事。这是一次愉快的重逢，两天以后，洪仁玕又邀请容闳去见面。这次会晤，他们谈论的话题依然是容闳上次所提出的七项建议。
容闳说：“干王的见闻较之其他诸王和将领都广阔些，甚至超过了洪秀全。”然而也正因为此，洪仁玕在天国里是孤立的，没人理解他的想法。《资政新篇》颁布以来，却没有丝毫施行，天王一心忙于研究自己的信仰。其他人对干王的态度从这样一条材料中便可看出，李秀成兵败被俘时，他在供词中说，干王所编各书，皆不屑看也，而洪仁玕的自述里竟无一字谈及《资政新篇》。《资政新篇》的命运，足以说明洪仁玕在天国的尴尬处境，同样，容闳七条建议的意义，在天国的其他人那里也是无法理解的。
洪仁玕无奈地说，他深知这些措施的必要性，但是其他诸王及将领都出征在外，任何一项措施，都必须多数人同意以后，才能实行。干王告诉容闳，在其他人回来之前，一切都不能决定。
几天后，干王派人送给容闳一个小包，里面是一方四英寸长一英寸宽的木质图章，上面刻着容闳的名字，并有“义”字头衔的委任状，“义”是太平军王以下的第四等爵。但此时容闳的心里已是对太平军失望了。
经过这段时间以来，在太平军控制区域的实地观察，容闳对于天国的好感渐渐破灭。从太平军将领的行为、品格及政策来推断，容闳是很怀疑他们能否取得最后的胜利。太平军由广西出发，直到南京，沿途战无不胜，在经过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的胜利进军中，沿途吸纳了一些来自各省的人入伍，以补充实力，壮大军势。
但容闳感觉得出，“这些新入伍者都是些地痞流氓和社会渣滓，这群乌合之众，不但没有增强战力，反而成了拖累，明显地削弱了战斗力。这帮人既不懂纪律，又没有宗教信仰以遏制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到处烧杀抢掠。”容闳说，太平军攻取历来以财富和美女著称的扬州、苏州和杭州等城市后，就更促使了他们的颓废与堕落，“这些物质文明的中心，给他们带来了说不尽的财富和享乐，促使他们更快走向覆灭”（容闳《西学东渐记》）。
容闳的南京之行可以说一无所获，后来，他在回忆录中提到此事时说：“无论是在为了中国利益而推行教育计划或革新政治方面，还是在个人进取方面，都没有使我感到有任何希望。”当他确信太平军既不能改革中国，也不能使中国复兴时，容闳暂时放下了自己教育的理想，开始了以发财致富为首要目标的一段生活。
三年之后，容闳的茶叶生意已是日渐兴隆，但他也发现，中国并非“工商立国”，想靠经营商业而改造中国也完全是个幻想。
这时候，容闳出乎意料地接到一封来自安庆的信，写信人是1857年他在上海结识的张斯桂。张在信中说，此信是受曾国藩之托而写的，曾国藩听到有人谈起容闳，因而请他到安庆相会。
容闳与张斯桂鲜有书信往来，突然又与这样一位大人物扯上联系，容闳感到事情可疑。猜想是否会是自己之前南京之行并向太平军献策，或者是前往叛军属区收购茶叶的事情，传到了清军那里，以为自己是奸细，因而诱他前去治罪。出于谨慎，容闳回信说自己生意繁忙，暂无时间，婉言谢绝了曾国藩的邀请。
此后，张又几番来信，催促容闳去安庆。同时，容闳在上海时结识的李善兰也来信说，他曾在曾国藩面前提到容闳受过西洋教育，且有报国之志，因而曾国藩急欲一见。李善兰还提到，他在上海相熟的，研究机械的华蘅芳、徐寿此时也都到了曾国藩的幕下。经过与张斯桂、李善兰的几次书信来往，容闳渐渐明白了曾国藩的意图，他决定一结束商业事务便前往安庆，到曾国藩手下的政务部门工作。这是容闳迈入政治舞台的第一步，有曾国藩这样一位有权势的人物做靠山，他预感到自己的教育计划又有了希望。
1863年9月，容闳自九江乘船顺江而下，来到安庆。他的老友张斯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人热情欢迎了他。第二天，容闳即应召前往总督府，拜谒曾国藩。容闳后来发现，当时在营中居住的官员已至少有两百人，幕僚之外，并不乏法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机械师等这种新式的人才，中国一切出类拔萃的人物都已聚集到此。
当时的局势令曾国藩意识到近代船炮的威力，并萌生了“师夷智以造船制炮”的主张，他想设一机械厂来制造来复枪，于是咨询容闳的意见。在那时，这种向西方学习的观念已属不易，但在容闳看来，这仍然不够。他说，中国最缺的不是生产具体武器的工厂，而是应首先建立“制造机器之机器”的工厂，以立一切制造厂的基础。
曾国藩对于容闳的远见大加赞赏，并立即命他负责筹办此厂，购买机器。一星期后，曾国藩授予容闳五品军功头衔，并请赐戴蓝翎，正式任命他为出洋大臣。12月初，容闳与专门的机械师反复讨论后，便从上海出发，前往美国，购买机械师认为最适合于中国的优良机器。当时的美国正值南北战争的最后一年，全部订单直到1865年春天才交货完毕。
这些机器由纽约运到上海，江南制造局便由此而来。1867年，曾国藩视察江南制造局，容闳借此机会，又成功说服他在制造局内附设一学校，以培养中国青年学习机器工程的理论和操作。紧接着在容闳建议下，曾国藩又在兵工厂内设一所兵工学校。在曾国藩带动之下，中国的洋务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虽然洋务运动迈出了自发地以西方文明改造中国的第一步，但它还只是停留在器物的层面，这与容闳意欲以西学影响中国人的内心、进而改造中国的理想，依然相距甚远。容闳的教育计划在心中已经蕴藏了十五年之久，尽管近来的事实，已令他深受鼓舞，但他依然在等待着下一个机会。
■ 幼童出洋
对于容闳的工作，曾国藩大加赞扬，不久即保奏容闳为五品实官，封为江苏省候补同知，在江苏省衙署任通事译员。期间，容闳结识了丁日昌，丁也是一位洋务派官员，“对于一切革新措施，都跃跃欲试”，容闳曾多次与他谈及自己的教育计划。丁日昌说，他与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时常有书信来往，假如容闳可以将计划写成条陈，丁日昌可帮忙寄到北京，请文祥奏请采用。
容闳喜出望外，立即离开苏州回到上海，并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提出了四条建议：
一、组织轮船股份公司。
二、建议选派青年学生往外国留学。
三、开发矿产资源，提倡铁路事业。
四、严禁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国干涉中国主权。
这四条建议中，容闳真正注意的是第二条，也是唯一希望得到采纳的一项。丁日昌认可这份建议书后，即附在给文祥的信中寄往北京。然而，此时文祥因母亲去世正在丁忧，不得参与政事。不久，更坏的消息传来，在居丧的第三个月，文祥也去世了。容闳的教育理想又一次陷入挫折。
从1868年到1870年，容闳心情不安地等待了至少三年，机会终于又一次出现了。1870年夏天，“天津教案”发生，朝廷命曾国藩、丁日昌等处理善后事宜。丁日昌拍来电报，命容闳到天津担任翻译。容闳认为这是与曾密切接触的良机，于是急忙赴津。
乘钦差大臣都在天津的机会，容闳又向丁日昌提出自己的教育计划，并敦促他向曾国藩进言。丁对此事极为热心，多次与曾国藩晤谈，终于获得曾的首肯。得知此喜讯时，容闳竟一夜不能入睡，“像一只猫头鹰似的睁着两眼躺在床上。”
两天以后，曾国藩联合其他大臣联名上奏，1870年冬得到清廷批准。1871年8月、1872年2月，曾国藩、李鸿章又联名上奏，进一步明确了幼童留学的规章和具体方法，由陈兰彬任出洋局委员、容闳为副委员，并催促朝廷将计划尽快实行。
按照规划，朝廷决定挑选120名十二岁左右的学生，分4年派赴美国，每年30名。经过百般努力，首批30名官派赴美留学生终于招生完毕，并于1872年8月中旬从上海起航送往美国。容闳深埋在内心里近二十年的教育理想，终于走出了付诸实践的第一步。
然而，这一计划自开始实践的第一天起，便是举步维艰。首先招生之初，纵使官费留学，也竟然无人愿去。当时的人们仍然认为只有读“四书五经”，由科举入仕才是“正途”，国内新式学校只能招收没有身份地位的穷人家子弟，出洋留学更被认为是有辱门楣之举。
出国之后，那些年幼的孩子很快融入了美国社会，行为举止也自然开始变化。他们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体育运动；因为经常运动，开始讨厌中国的长袍马褂；有的幼童则剪掉了辫子；美国社会的交往礼仪耳濡目染着学生们的内心，令他们对陈腐的仪式日益反感；而这些令清朝官员们都大为震怒。
对于学生们的变化，容闳以为正常，但其他的官员却认为大逆不道，双方矛盾日深。他们开始向朝廷汇报容闳的“劣迹”，攻击容闳对学生失职纵容，“任其放荡滛佚”。他们认为，这些学生不遵孔孟之道，不愿行尊师跪礼，“若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于是，他们奏请“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学生”。
此时，在国内，曾国藩已于早几年去世，恭亲王奕訢态度也发生改变，顽固派便借机反对留学，一时间，朝野对留学事业的攻击、指责甚嚣尘上，沸沸扬扬。在美国，容闳虽四处奔走、积极呼吁，但也终究无法改变国内朝廷的态度了。
1881年6月，总理衙门大臣奕訢上《奏请撤回留美肄业学生折》，两个月后，留美学生开始分三批撤回，将近十年的留学计划被迫终结。这也意味着，容闳“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的理想，草草收尾。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幼童留美在当日壁垒森严的“夷夏之大防”中毕竟还打开了一个缺口，“西学东渐”的道路还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