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瓦罕走廊图片:那诗那歌靠着你我近

  虫声唧唧不堪闻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上学。每逢节假日，总要回到父亲贺龙身边，感受他迟到的父爱。父亲六岁发蒙，但性情粗放，胆大过人，厌倦寒窗苦读，没念几天书，便独自外出拜师习武；十三岁做了骡子客，心思再没有回到学堂里。后来他投身革命，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地位越来越高，遇到用书的时候也越来越多，因此常常感叹没有读好书，对有学问的人很是尊重。当自己的女儿以北大学子出现在面前时，我看得出，他的心里是高兴的。

  有一次，父亲同我谈到他与周恩来总理的患难之交，突然问我，你知道历史上有个张皞如吗？我一时搜肠刮肚，怎么也答不上来。这似乎在父亲的意料之中，他马上说，这个叫张皞如的人，我知道的也不多，只知道他是民国时期的一个老师，蛮有学问的，也蛮有骨气。然后父亲说，那是在民国初年，张勋复辟帝制，给所有希望国家进步的人泼了一瓢冷水，就像天空刚出现阳光又被乌云遮住了。为此，张皞如公开在报端上发表了一首诗，题目叫《伤时事》。诗写得很好，你想办法找来看看。

  回到学校，我立刻向近代史老师请教，然后又钻进学校图书馆，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从故纸堆里查到那首诗。原来是首七绝，我至今还能背出来。诗前面有段附言：“九月二十八日阅报，见徐州会盟，祸已近眉睫，政府犹用敷衍主义。国命运已断送于数人之手矣，不禁掷书流涕，遂成口号。”诗如下：

  太平希望付烟云，

  误国人才何足云。

  孤客天涯空有泪，

  伤心最怕读新闻。

  这首七绝一九一六年刊登在天津出版的《敬业》杂志上。看到一九一六这个年份，我蓦然想到，正是在这一年的二月，我父亲贺龙在故乡桑植带领他的十二个弟兄，揭竿而起，用两把菜刀（其实是两把柴刀）砍了芭茅溪盐局，夺了官府的十二支枪。难道这是一种巧合？接下来，我开始追踪张皞如先生的足迹，希望能更清晰地找到他写下《伤时事》的前因后果。我想，父亲文化不高，也没有诗词方面的造诣，可他在几十年后仍然记得这首诗，记得写这首诗的张皞如先生，其中必有原因。

  后来我获得了如下资料：张皞如，名穆熙，字皞如，一八七八年生于河北省盐山县大许孝子村，卒于一九三四年，时年五十六岁。张伯苓先生创办南开学校并主持校务时，恰逢张皞如被选为河北省参议员，便聘请他到南开学校任语文教师。当时，少年周恩来正在南开中学读书，张皞如便成了周恩来的老师。周恩来思想开放，向往光明和自由，并且品学兼优，从此张皞如和周恩来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颇能说明这种师生情谊的，是两个人经常在《敬业》杂志上以诗词唱和，共同表达对国家命运的关注。

  张皞如那首七绝诗《伤时事》，就是在南开任教时期写作和发表的。其时，辛亥革命已落入低潮，数年前成立的“中华民国”被淹没在军阀混战之中。张勋为打击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处心积虑地拉拢和勾结各地军阀，意在复辟封建帝制，开历史倒车。张皞如从报纸上看到这条新闻，不由怒发冲冠，拍案而起，奋笔写了《伤时事》一诗，既愤怒痛斥张勋复辟，又对中国向何处去表示出严重忧虑，充分体现了一个进步人士的道德良知。

  当又一个假日来临时，我把从图书馆抄下来的《伤时事》带回家去给父亲看。父亲说，就是这首诗。不过你找到这首诗，只完成了任务的一半；任务的另一半是，当时作为张皞如先生的学生，周恩来步张皞如这首诗的原韵，也写了一首七绝，应该把周总理的这首诗也找出来，不然故事就不圆满了。

  沿着少年周恩来在天津南开时的活动轨迹，我在图书馆果真找到了他写的那首诗。周总理的这首诗竟与张皞如的诗发表在同一期《敬业》杂志上。这印证了周恩来与张皞如的师生情谊非同一般，可谓师生同道，共克时艰。

  周恩来总理当年写下这首诗的标题为《次皞如夫子〈伤时事〉原韵》。原诗如下：

  茫茫大地起风云，

  举国昏沉岂足云。

  最是伤心秋又到，

  虫声唧唧不堪闻。

  周总理的这首七绝，不仅是步张皞如先生的原韵，而且与他的《伤时事》心灵相通，一脉相承，同样表达了对反动军阀逆历史而动的满腔义愤，谴责了他们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的罪恶行径。

  我把好不容易找到的这首周恩来总理在少年时代写的诗，急切地交给父亲，他当即露出一脸欣悦之色。然后默默地，几乎是逐字逐句地读了一遍，接着便给我讲述了由这首诗引起的一段传奇。

  父亲告诉我，这是南昌暴动后发生的事。人们都知道，南昌暴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对国民党反动武装打响的第一枪；作为暴动的主要军事指挥，父亲从此投入了党的怀抱。但暴动胜利后，起义军在南下潮汕途中，却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层层阻击和包围，最后终于寡不敌众，被迫接受失败的命运。在起义军领导人决定分开行动时，在潮汕的某地，周恩来与父亲贺龙有过一段恋恋不舍的话别。因为父亲在南昌暴动之前已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他带领上万部队参加起义，公开倒向共产党，这可是件天崩地裂的大事，震惊朝野。但经过夺城激战和南下潮汕的一路恶战，上万部队死的死，伤的伤，散的散，忽然让父亲成了一个光杆司令。周总理怕父亲承受不了这种打击，对革命失去信心，主动和他推心置腹地谈起了自己对革命的追随过程。父亲几十年后说，周总理那天的诚恳和对中国未来的冷静分析，就像刀劈斧砍，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永远不会磨灭。

  正是在这次话别中，周总理提到了他在南开读书时与老师张皞如的那次诗词唱和。念完诗后，周总理对父亲说，失败是暂时的，部队没有了我们可以重新去招兵买马，因为国民党右派把国家治理得一片昏暗，让天下百姓看不到希望，但他们不过是几只唧唧秋虫而已，在寒露中哀哀鸣叫，严冬一到就没了声息。因此，我们必须站出来挽救国家危亡，继续战斗下去，担起重整山河的重任。

  父亲性格中最突出也最富有魅力之处，就是敢于担当，敢于对天下的黑暗势力发起挑战。在这之前，他已经百折不挠，百战不殆，从没有在险恶面前低过头。因此，他告诉周恩来，自己今后最想做的，便是东山再起，继续拉一支队伍，把旧中国搅个天翻地覆。

  历史过去了八十多年，在今天，我依然能想象出当年的情景。周恩来和父亲如同两棵大树那样傲然挺立，他们已经疲惫不堪，但他们心心相印，难舍难分，就这么迎风站着，说着，向着未来远远地眺望着，都想把心窝里的话掏出来。当周恩来对父亲说过那番话之后，父亲必定会紧紧地握住周恩来的手，动情地对他说：恩来，你放心吧！我贺龙这一辈子跟定了共产党。不出两三年，我贺龙又会浩浩荡荡地拉出一支队伍来！而周恩来就在等这句话，他也必定会对我父亲说，贺胡子，我不信你信谁呢？

  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在南昌暴动八年之后，我父亲接到了同是南昌暴动领导者的朱德总司令的电报，从故乡湖南桑植县的刘家坪，把他重新组建的红二军团，带上了红军长征之路。此时在他的身后，又是兵强马壮，铁流滚滚，簇拥着数万人的部队。

  再后来的事情，发生在天安门城楼。

  这是一九四九年的开国大典，周恩来总理和我父亲贺龙以开国领袖的姿态站立在天安门城楼上。盛大的阅兵式开始了，父亲忽然想起什么，径直走到周恩来身边，认真地对周总理说：“恩来，你还记得一九二七年潮汕失败时，你给我念过的那首诗吗？”

  周总理两眼放光，激动地望着我父亲说：“贺胡子，连你都记得那首小诗，我怎么会不记得呢？”

  这时，参加阅兵的队伍正走过长安大道，那种排山倒海的阵式，所向无敌的气势，激起万众欢腾，声震云霄。父亲手扶栏杆，扯开喉咙对周总理说：“哈哈，如今的反动派，真是‘虫声唧唧不堪闻’了。”

  周总理听我父亲吟出他三十三年前的诗句，也报以大笑，然后说：“不，贺胡子，如今是‘一唱雄鸡天下白’了！”

  他不是天上的神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了。那时，父亲和母亲刚把我从湘西找回来，放在身边上学。许多跟随父亲贺龙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叔叔阿姨，只要有机会，就会给我讲父亲和母亲的故事，讲他们在残酷的战争间隙怎样揪心揪肺地思念我。最难忘的，是叔叔阿姨们为了让我加深对父亲的印象，经常对我说，你父亲可是个了不得的人啊！在我们的队伍里，没有一个人不尊敬他，不爱戴他。“闺女，这么告诉你吧，”叔叔阿姨们说，“你父亲都被人写进歌里去了，而且这首歌在当年的抗日战场上，流传很广，许多人都会唱呢。”

  提起那首歌，叔叔阿姨们兴致勃勃，情绪深沉，眸子里闪烁着一种异样的光彩。看得出来，他们正在记忆的河流里努力地打捞着什么，寻觅着什么，他们的眼睛忽然一亮，接着便抬起手来，边打拍子，边缓缓唱起来：“他不是天上的神，他是地上的人，他曾和你我住在一个村，靠着你我近……”

  我大为惊奇。父亲在我的心目中，威严而高大，熟悉又陌生；印象最深的，是他性情刚烈，脸上似乎永远涂着一层战争的硝烟，就像一座行走的雕像。哪怕生活在他身边，我也不会像邻家的儿女一样，任意在他的面前撒欢。这首歌出乎我意料的，是它不像通常这类歌曲那般高亢激昂，而是像诉说和恳谈般地告诉人们，父亲不是天上的神，而是地上的人，并且这个人和我们一样的粗手大脚，一样的黑，是从大家熟悉的村子里走出来的。歌的曲调舒缓，亲切，朗朗上口，有如故乡来人正对你说着家长里短；只要听上三两遍，就能跟着唱出来。

  次数多了，听着叔叔阿姨们唱起这首歌，我慢慢地有了一种贴近父亲的感觉，又渐渐萌发出一种走进他心灵的欲望。

  遗憾的是，因为解放了，革命胜利了，人们必须在心里腾出更多的空间，去接受和适应这些事物；又因为父亲是个明智的人，严于律己，从不允许别人为他歌功颂德。就这样，这首歌渐渐地销声匿迹，被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遗忘了。那些曾唱着这首歌跟随父亲浴血奋战的人，那些在许多年后还与父亲保持亲密联系的叔叔阿姨，虽然还记得这首歌，即便是能唱出它的旋律，但他们唱出的歌词却残缺不全，更说不出它是怎样产生的，是谁作的词，谁谱的曲。

  但是，我喜欢上了这首歌，对它念念不忘，觉得就像有根钉子扎进了心里。我决意要找到它，找到父亲是怎样走进这首歌里的秘密。

  在之后的两三年里，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每逢遇到熟悉父亲抗战生活的人，都要向他们打听是否知道这首歌。对过去给我唱过这首歌的叔叔阿姨，只要再次说起这首歌，我都要追着他们唱下去。发现歌词里有了新的内容，就在小本本上记下来。当时我还不懂得如何记谱子，只会把音调记在心里。我还缠着父亲要他也帮我回忆回忆，讲讲这首歌的来历。这时我已经感到了他的慈祥宽厚，没有了以前那种距离。见我追问这首歌，父亲乐呵呵地说，当年确实有这么一首歌，但那是唱我的，我怎么会跟着唱呢？所以一句都没记住。人们忘了就忘了吧，还回忆它做啥子？又说，现在有那么多歌颂毛主席，歌唱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的歌，怎么能唱我贺龙？我固执地对父亲说，我就是想知道这首歌，你不让别人唱，让自己的女儿唱唱还不行吗？父亲突然严肃起来，说，自己的女儿也不要唱，并叮嘱我再也不要去问别人了。他说：“这样不好，真的不好。”

  十七八岁的我没有多少城府，不明白父亲为什么是这种态度，也没有往深里想。过了两三年，我去部队当兵，去北京上大学，心里虽然放不下，但父亲的话我不能不听，怕他生气。

  再后来，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从叔叔阿姨们的嘴里也难得听到这首歌了。到十年浩劫，别说唱这首歌，就是提到父亲贺龙的名字，人们也会谈虎色变。

  故事的峰回路转，出现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年或第四年。这时父亲已含冤去世多年，我也历经磨难，从外地调回到母亲身边，被安排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有一天，我去书店购书，在书架上无意中看到一本新出版的《马可歌曲选》。也是神使鬼差，我随手翻开它的目录，一个让我战栗又立刻血脉贲张的名字，突然像闪电那样跳进我的眼帘：啊，贺龙！这首歌的名字就叫《贺龙》！没错，它就是我几十年来苦苦寻找的这支歌！只见完整的歌词是这样的：

  他不是天上的神，

  他是地上的人，

  他曾和你我住在一个村，

  靠着你我近。

  哎！你记得哪一年来哪一月

  一把菜刀杀仇人。    

  他不是天上的神，

  他是咱们的好兄弟，

  他的手拉着你我的手，

  他是人民的真英雄。

  哎！你看贺龙将军过黄河，

  人民抬起头来笑呵呵！

  再看歌名下面的作者，作词：贺敬之；作曲马可……眼泪不知不觉地涌了出来，到这时，我就只能从心里发出长叹了：天啊，寻找了几十年的这首歌，还有写这首歌的人，原来这么大名鼎鼎，甚至就在我的眼前。

  作为作曲家的马可，我们可以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我们谁没有听过和唱过他写过的那些歌呢？《南泥湾》、《咱们工人有力量》、歌剧《白毛女》……没有一首歌不如雷贯耳，没有一段旋律不曾让我们热血沸腾，陪伴我们度过或黑暗或明朗的岁月。而我与马可，与这个曾让我在茫茫人海中四处寻找的人，本该是可以相互走近，和他成为师生，成为忘年之交的朋友。

  我想起来了，那是一九七五年春夏，我与事后被誉为“文坛五君子”的白桦、范曾、张锲和韩瀚，对江青封杀歌颂老一辈的电影《创业》，感到义愤填膺，由此想到她一手遮天，把中国的文艺界搞得百花凋零，几个人竟暗暗地聚在一起，斗胆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由我负责将信递上去。毛主席很快批示“此片无大错”，给了江青当头一棒。正当文艺界的朋友奔走相告时，马可托人捎话给我，对我们的行为大加赞赏。但在当时，我为什么没有想到去看望他，去拜访他呢？

  还是在这一年，马可顶着“四人帮”的巨大压力，出面轰轰烈烈地举办了一场纪念聂耳逝世40周年、冼星海逝世30周年音乐会。那天我也有幸坐在台下，记得音乐会是以演唱《在太行山上》开始，以《黄河大合唱》结束，气氛隆重而热烈，甚至有几分悲壮，许多老战士和老艺术家听得热泪盈眶。在谢幕的时候，马可就出现在舞台中央，我也站在人群中，远远地看见了他。但我并没有走上台去，为他献上一束花，表达我对他的敬仰和感激。

  事后我才知道，马可举办这场音乐会，已是重病缠身，离逝世没有多少日子了；有关部门还给他设置了重重阻碍，比如明令冼星海的夫人钱韵玲不得出席。他却不管不顾，像一把火那样把自己点燃了。

  让我懊悔不迭的是，才过去一年，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也即在我找到《贺龙》这首歌之前，马可就溘然长逝了。

  想起这些，我痛心疾首，真恨不得痛哭一场。

  后来，萧克姨夫给我介绍，马可的许多音乐作品，都是与贺敬之合作完成的，贺敬之作词，他作曲，两人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不仅写我父亲那首独唱歌曲《贺龙》是这样，《南泥湾》也如此。说着问我，贺敬之你认识吗？你如果要见贺敬之，我介绍你去找他，贺敬之和我也是老朋友了。

  不久，我和贺敬之见面了。仿佛在等待这一天，我刚开口问那首歌，敬之部长马上就说，他早知道我会为此去找他。接着他沉浸在对往昔的深情回忆之中。他一九四〇年到延安，当时只有十六岁，可已经有了相当的经历和阅历，尤其热爱诗歌。经过延安火热生活的熏染，他诗兴大发，写了不少诗作。没过多久，他把这些作品整理出来，送给时任“鲁艺”文学系班主任的何其芳请教。何其芳是延安的大诗人，读过贺敬之的诗后，非常欣赏他的才华，迅速招他到“鲁艺”学习。人所不知的是，何其芳与八路军的将领私交甚厚，曾跟随我父亲贺龙前往冀中抗日根据地采访。在那儿，他亲眼看到我父亲在战场上指挥若定，料事如神；回到寻常生活中，又无比憨厚，爱兵如子。冀中根据地的部队和群众对我父亲有口皆碑，到处传扬着他的故事。何其芳把在冀中的见闻和听到的故事，原原本本地说给贺敬之听，激起贺敬之对我父亲的由衷向往。后来我父亲调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住在延安，这使他有了贴近我父亲的机会。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进入关键阶段，前线军民正陷入艰苦卓绝的苦战，我父亲夙兴夜寐，调兵遣将，以机动灵活的战术，指挥部队向日寇发起频频攻击，一时捷报频传。贺敬之觉得在这个时候把他认识的贺龙，真实地告诉人们，将极大地鼓舞抗日军民的斗志，于是直接以《贺龙》为题，写下了那首歌词。马可看到这首歌词，高兴得手舞足蹈，爱不释手，他特别看重贺敬之的歌词把我父亲从神还原为人，从叱咤风云的统帅还原为普普通通的农民，字字句句朴素、自然、平白明净，说的是平凡人、眼中事，连夜为它谱曲。此后，这首歌就像长了翅膀，迅速在抗日根据地传开了。

  回忆这首歌的诞生和流传，我们更加怀念逝去的马可。贺敬之感慨地说，捷生，你知道吗？在“文革”中，因为写过歌颂我父亲《贺龙》这首歌，也成了马可的一大罪状。一九七五年，他好不容易熬到“解放”，能写他心爱的歌曲了，但在动乱中患下的肝炎却没有得到有效医治，一年后就去世了。可惜了，太可惜了！

  别过贺敬之，我的心里极为复杂。是的，到这个时候，我已经找到了歌里的父亲，也找到了写这首歌的最后一个人，了却了几十年来的心愿，照理说应该高兴才是；但想到为这首歌作曲的马可，在二十多年后竟为它付出那么大代价，那种悲痛和歉疚的滋味，就像刀割那么难受。我忽然感到《贺龙》这首歌的每个音符，是这样的沉重。

  回到木樨地的家里，我坐在母亲的身边，面对母亲供了几十年的那帧父亲的遗像，久久无语，在心里默默地对父亲说：父亲，我终于找到写你的这首歌了，也终于找到写这首歌的人了。但其中的辛酸，我什么也不想说，只想把这首歌唱给你听：

  他不是天上的神，

  他是地上的人，

  他曾和你我住在一个村，

  靠着你我近……

  （选编自《中国作家·旬刊文学》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