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苏公安局长赵立新:贪纵者,大抵皆才吏也

2011年07月22日 07:51:26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16版
 
 
 
 
宋庆森
 
在人们心目中,宋宰相贾似道是个出了名的无赖贪官,只知贪婪宝物,和姬妾们蹲在地上斗蟋蟀。但史料证明,此人不见得如戏曲《红梅记》等描述的那般暴虐平庸。忽必烈伐宋,兵围鄂州时,问起南朝有个能人宰相而嗟叹:“吾安得如贾似道者而用之?”看来贾并非平庸之辈。明人李贽由此引发“天下惟小人最多才”的说法。李贽此说有点绝对化,但小人、贪官有才却比比皆是。才,不光指将相之才,艺术上也照样有才气。南宋秦桧,明代严嵩,都具书才。清“贰臣”王铎,骨头是软的,字却写得雄劲。这种现象可以用双重人格来解释,此辈人的人格是完全断裂的,有才气不等于精神高尚。
顾炎武在《日知录》有句话,“今之贪纵者,大抵皆才吏也”。贪者能吏为多,是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清代超级大贪官和珅,大能人且有才。历史上另一个大能人,明朝的政治家张居正,是个铁腕人物,是个真宰相,曾任皇帝的师爷,把小皇帝呵斥得直发抖。张居正官居首辅,大刀阔斧改革,敢于对腐败碰硬,四百多年来,为人所称道。但他的下场却是悲剧。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此人心地不洁,惩治别人腐败的同时,自己手脚也不干净。张居正做官前,家中只有田数十亩,他死后被抄家时,没收的财物折合近二十万两白银,另有大量良田。身为一品大员,他的月俸不过一百石米,即使他不吃不喝,一生薪俸加起来,也只有两万两白银。其他那些来路不明的财富,除了贪,很难有别的解释。
贪者能吏为多,涉及红与专、能力和品行的关系。这个问题,两千多年前的老祖宗就碰到了,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管仲。历史对齐桓公成为春秋一代霸主不乏书,对管仲辅佐齐桓公建不世之功赞美不绝。齐桓公在位43年,管仲为相41年。期间齐国政权稳定,经济和军事力量非常雄厚,百姓安居,国土扩大。但管仲不廉,《三国志》记曹操语:“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此处就是指管仲。
管仲的学术中包含富民思想,《管子·治国》云:“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仲带领人民走上了富裕之路,期间自己也带头致富,而且不是小富,而是大富,富过了头。可是,民众却认可,我们的祖先好像没有红眼病,也没有仇富心理。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说“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齐人”为何“不以为侈”,一般学者解释说,管仲为民谋富,劳苦功高,自己多得一点是合情合理的。
贪官能吏为多,这个问题延续到今,而且很普遍。今之贪赃枉法者也一样,哪个不是才吏、不是能人?在贪官案例通报中,常常有这样一句话,某某曾经为党和人民做过贡献,有过成绩。有些岂止是有成绩,而是有非常大的成绩。一边是事业有成,一边不忘给自己捞。如果被抓,他就不服气,我功大于过,给国家创造的是大头,我只是拿点零头。云南红塔集团原老总褚时健因贪污受贿,其律师在辩护时认为,褚心理失衡,理由:褚17年的全部合法收入80万元,还赶不上一个影星拍一个广告的收入。而“玉烟”17年的收入为800亿元。这位律师还有两个形象的比喻:一是褚时健就像把小庙建设富了,还为大庙做出巨大贡献的方丈,只不过是看着灯油多了,想分点回家炒菜而被发现。二是褚是那种十分能抓老鼠,而是在特殊情况下偷吃了鱼的猫。一位领导同志也说,该给他的没给他,不该拿的他拿了。
正因为能干,如果一个单位权力运作不透明且监督不力,能吏更容易出事,能吏、贪官,一步之隔。道理很简单,能干的人更有可能发现制度漏洞,更有胆量突破一些禁区,而这样的人,一旦走上贪污的道路,其危害程度也更深、更大。用人以德为先,《资治通鉴》中,司马光主张倘无德才兼备的圣人可用,则宁愿用有德无才的贤人乃至无才无德的愚人,而不用有才无德的小人。蜀中无大将,矮子里面选将军,也要以德为先,“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了这一点,我们当在实践中努力贯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