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梯货架:中国60年：歌曲中的时代偶像

中国60年：歌曲中的时代偶像

歌为心声。

歌从一个人的心腑激越而出，一旦发出，必有应者。因这歌声、这歌者的秉性不同，应者有地域、老少、性情、意见、多寡不同。那冲破了地域、老少、性情、意见之别，被最多数人热烈响应的，可称之“时代偶像”。

歌曲中的“时代偶像”，是一个时期社会风气、精神意气、民众心态的凝聚。那不仅是歌者一个人的心声，从中更可以寻觅、窥见一个时代的精神投影。

这里回顾和举例自1949年以降60余年来中国歌曲中的“时代偶像”。需要说明的是，这是大陆视角的“中国60年”。若以港澳、台湾的视角观之，选取对象或有不同；或选取同一对象，时间座标上或有参差，内涵和语义或有差异。

1950年代：郭兰英

郭兰英1930年出生于山西省平遥县香乐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2岁在太原开化寺的戏园子登台，一唱成名；14岁，成为当地戏曲山西梆子的名角。1946年，这个张家口的梨园头牌偷偷跑去看了一出解放区的戏——歌剧《白毛女》。革命的戏剧形式，全新的人物形象，像一道闪电把她击中，郭兰英泪湿衣襟，毅然放弃梨园名伶生涯，参加了革命队伍，成了一名艰苦转战的文工团员。

1950年代，郭兰英代表了解放区的声音，代表了革命文艺工作者。她是《白毛女》中的喜儿，《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刘胡兰》中的胡兰子，《窦娥冤》中的窦娥，《春雪》中的满妹子，《红霞》中的红霞姑娘。她本人就是苦孩子，扮演的也是苦难的形象。她自己就是旧社会的反抗者，舞台上的角色也正是一个个反抗者。她的歌艺来自民间和土地，充满了北方土腥气、底层百姓味。在把戏曲表演精华引进歌剧表演的领域中，她不是第一人，却是成就卓越的一位。

中国戏曲艺术的关键在一个“戏”字，在一个“曲”字。前者“手、眼、身、法、步”，一举手、一抬眼都要有戏，舞台动作高度程式化，沿袭和表现古老的象征意义；后者“吐字、行腔、合辙、归韵”，秉承师训家传，需长期苦练。郭兰英在戏班长大，吃遍了旧戏的每一茬苦，因而深得传统戏曲的韵味、民族声乐的精魂。她吐字精到，音域宽广，感情动态起伏巨大——柔软时，甜美纯朴，生动地表现出劳动阶层土气美的少女形象；刚烈时，如怒海翻涛、石破天惊，仇恨入骨，强烈地表现了革命年代的阶级感情。乘着她荡气回肠的歌声，《北风吹》、《我的祖国》、《翻身道情》、《南泥湾》、《妇女自由歌》、《人说山西好风光》、《八月十五月儿明》、《山丹丹花开红艳艳》传遍大江南北，风靡亿万民众。

五六十年代，每有国宾来访，人民大会堂都会举行歌舞盛会，郭兰英是首屈一指理所当然的“大轴”。她穿着中式短袄，扎着黑绒绣花的小围裙，踩着戏曲中的步子，作为共和国艺术家的代表，充满自信和自豪，人称“人民艺术家”。许多年后，郭兰英这样自述：

“我是山西汾河边一个满身土气的女娃，从小落进苦水汁缸里，唱过曲，演过梆子，当过艺奴，说不尽的苦楚和酸辛，旧社会真是个黑咕咚咚的苦井万丈深。

在烽火硝烟的年代，我走进革命队伍，共产党救了我，老一代革命同志教导我，使我成为一名革命文艺工作者。”

1960年代：劫夫

劫夫本姓李，又名李劫夫。文化大革命一起，资产阶级成名成家的思想被彻底涤荡，几乎所有作曲家都不敢再署名，只有一个作曲家例外，这就是劫夫。在毛主席诗词语录歌的小卡片上，在为革命鼓舞干劲的群众歌本里，到处是劫夫的大名，只因为他是公认的“革命作曲家”、“时代的歌手”。

劫夫是语录歌的发明者，也是语录歌最大的作曲家。与其他语录歌的生硬拗口不同，劫夫的语录歌，往往能把毛泽东的那种无韵律、无规则的政论文谱得琅琅上口，旋律流畅，非常贴切。当时全国的歌曲创作者，无不佩服劫夫的这一手功夫。

这个《歌唱二小放牛郎》的曲作者，战争年代是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宣传员，有人统计过他在八年抗战期间的作品，发现八年间发生的重要事情，出现的重要人物，无一不在他的歌曲中。解放后，这个没上过一天音乐学院的人，当上了沈阳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他的创作习惯依然——哪里发生了大事，他就奔向哪里。“鞍钢”、“大庆”，农村、机关、部队、学校，处处是他的身影。1962年，大陆刚经历了三年困难，劫夫写了《我们走在大路上》，豪情满怀地鼓舞人民坚定信念，战胜一切艰难困苦。1966年3月，河北邢台发生地震，余震还没有解除，震区已经传出劫夫为抗震斗争写出的歌曲。

劫夫有一个创作秘密：非常注意词的语气，注意想象说话者讲话的神态。生活中，他喜欢从人的谈话中寻找灵感。常常，在与人谈话不久，一首新的作品就诞生了。所以，无论多么拗口、参差不齐或冗长枯燥的词，在他笔下都能处理得流畅通顺，易于上口。

劫夫的歌曲还有一个特点，民族风味。东三省、四川、河北、山西、陕西、广东、湖北、湖南、云南，以及满、回、蒙、朝、鄂伦春、哈萨克等民族的语言语音、戏曲、说唱音乐、民歌，都融合在他的创作中，形成了他的旋律风格。

劫夫说，我们要学习民族、民间音乐，但不能躺在它身上，而应该像蚕，吃的是桑叶，吐出来的是丝，不能吃什么吐什么。

1971年秋，林彪集团覆灭，劫夫被认为与林彪集团有牵连，从最走红的“革命作曲家”，一落而为“反革命”，他创作的歌也被禁唱。1976年，劫夫在狱中自杀。

1970年代：邓丽君

1953年1月29日，邓丽君出生在台湾云林县一个生活清贫的军人家庭。父亲是随国民党军队败退至台湾的小官，祖籍河北。这个酷爱东坡肉、喜欢吃卤猪脚的小姑娘，天生一副好歌喉。正所谓“天生丽质难自弃”，邓丽君中学二年级就从学校辍学，到歌厅里唱歌养家。先是唱黄梅调；然后灌录台湾民谣；1969年之后，开始唱古月等人创作的国语新歌，名声渐渐扩大。

邓丽君先在海峡对岸，在日本，在东南亚流行了十年。十年后，她的余风流韵，开始向大陆劲吹。

1970年代末，许多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听调频收音机时，旋至最左端，也就是中波最低频那个位置，巨大的噪音中，会出现一个女人软绵绵、娇滴滴、麻酥酥的声音。这完全是恐怖的经验。通常，一听到那怪异音响，人们会像撞了鬼似的，触电一般把旋钮拧过去。

大陆人初遇邓丽君，只感到恐怖。当时台湾是敌区，台湾台是敌台，偷听敌台是犯罪。对大陆人来说，那种娇滴滴、软绵绵、麻酥酥的声音一点不美，十足一个反动派：她说话的腔调，正是电影中40年代国民党女特务的腔调；而她的歌声，正是女特务和特务头子粘到一起时留声机转出的纸醉金迷的音响。

1979年是大陆的转折之年，随着闭关锁国的局面逐步打开，世俗生活的面貌也随之一变。进入80年代，邓丽君的歌声不再仅随着电波传来，经由沿海城市、海关出入境，以磁带和录音机为主要媒介，邓丽君歌曲迅速地蔓延开来。这是邓丽君真正在大陆流行的开始。

一开始，邓丽君歌曲被定性为“黄色歌曲”。最先听邓丽君的，都不是什么正经人。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歌真的够刺激，让人脸红心儿跳。《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就是街头阿飞野唱的流氓歌；《甜蜜蜜》、《千言万语》、《月亮代表我的心》就是淫荡的性挑逗。但在城市里来路不明的走穴演出中，到80年代初，这些歌已经成为走穴演员秘而不宣的招牌歌曲。

在两岸敌对之年，邓丽君的情歌被一方利用来作为政治宣传的炮弹，被另一方作为敌对势力、精神污染。直到1987年，四辑《邓丽君歌曲精选》在中国唱片总公司公开出版。靡靡之音的邓丽君，流氓阿飞的邓丽君，终于恢复为贤良淑女的本来面目。

如果“靡靡之音”是一个中性词，邓丽君的确就是“靡靡之音”。从内容上说，她是中国世俗生活、两性情感的绝佳代言人，是情感小世界的极致化、深渊化表达。这柔软缠绵的私生活小世界，从宋延绵至清，让人沉陷、让人深醉、让人迷；尤其恋爱中的男女，遇之难免骨软筋酥、瘫痪萎靡。在经历过硬梆梆的文化革命后，邓丽君用软绵绵的声音，以爱情的小调，以我的情绪的沉迷，复苏了芸芸众生的爱情感觉，恢复了人们心中情爱世界的版图，在“靡靡之音”的吹拂下，你侬我侬再不是羞于启齿的道德私处，我们终于变成我，社会的螺丝钉又恢复成了人形。

听邓丽君的歌，成为重新学习两性情感的一门课程。经历30年极左政治教化和十年“文革”的摧残，大陆人已经不怎么会谈情说爱了，男女性征的差异，在“男女都一样”的革命要求下已经变得模糊，几乎被抹平。在如此感情贫瘠之年，邓丽君决不只是几首歌曲，还近乎于爱情本身，甚至她的个人形象、言语口吻，恢复了女性的生理性征和女性美的特质。她的歌声轻柔娇媚，她的笑容温润甜美，她的眼波流动如水，她的情话让你耳热心跳。面对着仍近在眼前的工农兵文艺如钢铁般的冷酷美学，邓丽君如吐气如兰，如软语温香，如女人温暖的肉体和芬芳本身。柔情万种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大的意义，对那个年代普遍压抑的人性来说，这种本质上属于小情小调的东西，竟成为一股启蒙的力量。

差不多基于以上原因，虽然主流媒体用“靡靡之音”、“流氓歌曲”、“精神流毒”的大帽子批判、围攻、封杀邓丽君歌曲，却丝毫无损于这些歌曲在民众世界的传播。完全是在半地下的状态中，邓丽君先是给人震惊、继而让人恶心、最后却形成如春风般的抚慰，成为亿万人的心灵汤药，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经典。

1980年代：李谷一

李谷一1944年出生。到1980年，她36岁，却是生逢其时。此时中国百废待举，放眼歌坛，知名艺人莫不是才被解放的、误了十年功、名声起于50年代的老歌唱家。李谷一一出，随之诞生一个新名词，叫作“青年歌唱演员”。

不同于海外来的邓丽君，李谷一与大陆一起经历了共和国的磨难，根红苗正，有正牌的国家身份，是中央乐团的独唱演员。她15岁考入湖南艺术专科学校。 1961年以后在湖南省花鼓戏剧院唱了14年的花鼓戏，所主演的《补锅》一剧拍成了电影，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

“你的声音，你的歌声，永远印在我的心中。昨天虽已消逝，分别难相逢，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1980年，状如邓丽君的气声唱法，首次出现在大陆歌唱演员的口中，这首叫《乡恋》的电视片插曲，经李谷一一唱出，便风靡大江南北，形成群众热捧、舆论批评的奇特局面。作曲家谷建芬回忆说，“王酩写了‘小花’，李谷一唱了《乡恋》，都被点名批评。当时团中央搞了一个‘15首歌’评选，《乡恋》得15万张票。有人说，这15万张都是流氓投票，这是流氓喜欢的歌。” 

批评归批评，《乡恋》继续传唱。李谷一在上海和南京的演出，终场时全场观众起立鼓掌。1983年，中央电视台直播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观众热线高密度点播禁曲《乡恋》，广播电视系统的领导吴冷西部长，冒着风险咬牙同意李谷一演唱这首“黄色歌曲”，《乡恋》终于在春节晚会得以“正名”。

李谷一成名后，由“青年歌唱演员”升格为“青年歌唱家”。作为当时风生水起的一批“青年歌唱演员”、“青年歌唱家”中风头最劲的人物，李谷一倡导和发明了两个过渡名词：“通俗唱法”，“轻音乐”。“流行音乐”的提法，要到下一个十年才被大陆接受。

放眼80年代的前5年，大陆歌坛是民族、美声的天下，尤其是“通俗美声”的天下。“通俗美声”原本是民族/美声男女高音，有着民族/美声男女高音的嗓子，却转向轻松、自然，靠近本嗓、本色的演唱方式，李谷一堪称这队伍中的一面旗帜。她把花鼓戏和西洋唱法的技巧糅合到一起，是公认的金嗓子、美声派，是时代所高扬的高雅音乐、民族艺术的化身，但她得以征服大众的，却是其中深藏不露、浑然不觉的俗。李谷一的歌声清亮圆润、优美宛转、端庄大方，但已经不是古典女神般高高在上，而是温馨拂面，亲近近人，融入更多流行元素，高亢却不失柔美。这种流行音乐过渡体，与同一时期社会道德风尚由严肃向轻松、由政治挂帅向世俗憧憬的渐渡刚好一致。

李谷一就这样唱红了80年代的一批名歌，唱红了一首又一首影视剧插曲：《知音》、《边疆泉水清又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妹妹找哥泪花流》、《绒花》、《难忘今宵》、《洁白的羽毛寄深情》、《心中的玫瑰》、《迎宾曲》、《我和我的祖国》、《刘海砍樵》。这些歌有着革命歌曲、民歌的形式和内容，大部分是歌颂革命、事业、祖国、民族、时代的主题，深深打动人心的却是其中的抒情因素，是人情美、山川美、生活美，是友情、亲情、乡情、爱情。

李谷一的风光可谓前无古人：第一次出访见到美国总统卡特；第一个代表中国到法国演出；……“领导人一个不落，全见过。从毛主席开始，周总理，还有7个副总理，加上几个大将全都见过，后来就是华国锋和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还有现在的胡锦涛！”1982年之后，李谷一成为官民一致认可的歌坛第一女声，不仅年年为央视春晚唱重头，还成为第六届至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0年代：崔健

1986年，是个大事特别多的年份。变动四处发生，变成实实在在将生活重新布局的激流。再迟钝的人都感觉到了，价值观、处世态度、行事规则、生活可能、未来前景……世道已经全然不同。

但是许多话都还说不出来。剧变太快太多，心里苦涩、脑中如麻，可嘴巴却说不出来。

5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1986国际和平年”纪念演唱会上，一个大家叫不上名儿的男青年走上了舞台。他穿着件半长褂，两裤脚一高一低，抱着把电吉他，不像来演出的，倒像位社会青年。寂静的、孤独的、有点低沉的键盘声过后，这青年突然爆发出：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这声音突然迸出，很憋，很高，很刺激，很难听。但是它又很吸引你。

通过一盘叫“一无所有——全国百名歌星荟萃精选”的磁带，崔健被全国更多人所知。这崔健没有来历，他的歌曲带着西北的民歌味儿，他的发音带着农民的口音，却是生在北京（1961年）长在北京的地道的北京青年。随着他的一声吼，“西北风”开始了，一批风格相近的作品相继问世、走红。它们音调上采用北方民歌慷慨悲凉的素材，编曲借鉴摇滚乐技法，不管男歌手女歌手，唱的时候一律大嗓门，有时甚至是拼力呐喊。

《一无所有》出版后，这首歌流进了北京文化圈子的聚会。作为激动人心的新事物，李陀把这首歌用录音机放给其他的文化精英听。在李陀们看来，这与思想界的精神解放、自由思考，是一致的。

那盒1986年的磁带里，崔健还唱了另一首，《不是我不明白》：

过去我不知什么是宽阔胸怀/过去我不知世界有很多奇怪/过去我幻想的未来可不是现在/现在才似乎清楚什么是未来

过去的所作所为我分不清好坏/过去的光阴流逝我记不清年代/我曾经认为简单的事情现在全不明白/我忽然感到眼前的世界并非我所在

这正是当时整个时代的图景。寥寥几句，十分简单地说清楚了，中国人在一个大变局面前所集体经历的、集体感受到的颠覆处境。

1989年，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发行。这一引起轰动的专辑，使大陆第一次出现了“摇滚”一词，迅即引发中国摇滚的热潮。那些年，整个社会四处弥漫着精神解放、艺术探索和启蒙主义的味儿，人们眼里满含着普遍的委屈，全社会热情、激动、激进而严肃，关注着国运，忧国忧民。摇滚乐手不像是音乐家倒像是战士，摇滚乐场景不像是演唱会倒像是神坛，充满了象征和仪式意味。

在这盘专辑中，崔健唱了这样一些词：

我的泪水已不再是哭泣/我的微笑已不再是演戏/你的自由是属于天和地/你的勇气是属于你自己

我没有钱，也没有地方，我只有过去/我说得多，也想得多，可越来越没主意/我不可怜，也不可恨，因为我不是你/我明白抛弃，也明白逃避，可就是无法分离（《不再掩饰》）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却不知道我是谁（《假行僧》）

我不愿离开我不愿存在/我不愿活得过分实实在在/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从头再来》）

望着那野菊花，我想起了我的家。那老头子，那老太太，哎呀……

我闭上眼没有过去。我睁开眼只有我自己。我恨这个，我爱这个，哎呀，哎呀……（《出走》）

中国人想向外走，想走出去。走出什么？这儿。走到哪里？不知道。总体的感受是，我恨这个，我爱这个，一种渴望挣脱又撕扯不清的感受。这大陆摇滚的第一张唱片，既充满困惑，又激情昂扬，显示了那个启蒙时代的精神。

此时，崔健将反抗置于极高的地位，反抗是他的关键词，也是整个中国摇滚的关键词。他当时有一句名言：“我不知道我要的是什么，但我知道我要反抗的是什么。”

接下来几年，崔健以更激烈的、猛冲猛撞的音乐，进一步唱出更尖刻的声音：

不要着急，我的宝贝，我们生下来并不是为了作对。（《像一把刀子》）

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

我去你妈的，我就去你妈的，我背后骂着你/我们看谁能够，看谁能够，一直坚持到底（《宽容》）

以“为北京亚运会募捐”之名，1990年，崔健在全国展开巡演。演唱会上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崔健用一块红布蒙住双眼，而观众们打开了手里的打火机。这歌手就在一片黑暗和千万点火苗中，发出嘶哑、苦痛的声音：

看不见你也看不见路/我的手也被你攥住/你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我要你做主

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哭/因为我的身体已经干枯/我要永远这样陪伴你/ 因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一块红布》）

此时，听众和摇滚乐人一起经历着类似狂飙突进的体验，一切都是那么新奇，一切都是那么超乎想象。许多年后，崔健获封“中国摇滚教父”的美名，但再什么教父的头衔，也不及当年不知来历的无名青年更有力量。

1990年代：罗大佑

罗大佑1954年出生于台北的医生世家，大学毕业，也获得医生的资格。但他生活在一个动荡的世界，这脚下大地的剧烈颤动，让他欲静不能，终使他成为时代的歌手，并永永远远成了歌手。

从作品发表时间和对台湾的影响看，罗大佑最重要的时期主要发生在1980年代。他也有个教父的头衔（“华语流行乐教父”），这个教父头衔比崔健的那一顶更老，但在大陆倾动众生，直至汇成一股更大的洪流，罗大佑则与崔健同时，甚至稍稍靠后。

在台湾最近30年历史上，有两件事不得不提。第一件是，1979年12月，以党外杂志《美丽岛》为导火索，引发了台湾党外势力与国民党当局的集会冲突。该冲突造成双方近200人受伤；152名党外人士以“涉嫌叛乱罪”被抓；施明德等30余党外人士被处以四年至无期等长短不一的徒刑。这一件事显示了台湾经济起飞中独裁政治的崩坏、松动迹象。第二件是，1987年7月15日，台湾政府宣告“台湾省戒严令”解除，自1949年5月19日实行、总共行使了38年之久的戒严法令从此废止，台湾的党禁、报禁、新闻文化检查制度从此开闸。

罗大佑的出现正处于这大变局之中。

1982至1984年，罗大佑接连推出《之乎者也》、《未来的主人翁》、《家》等三张深具震撼力的专辑。《鹿港小镇》唱：“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亚细亚的孤儿》唱：“黑色的眼睛有白色的恐惧，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未来的主人翁》唱：“我们不要一个被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我们不要被你们发明变成电脑儿童”。在罗大佑面前，外来世界的冲击与颠覆，正像潮水一样汹涌而来。

早在1984年，北京歌手成方圆就翻唱了《童年》并在大陆流行；早在1985年，广州歌手朱德荣就翻唱了《之乎者也》、《现象七十二变》但是无声无息。罗大佑出来了六七年，内地听众从没有真正响应过，直到1989年《爱人同志》出版，情况依然没有根本改观，大家只是零星感受到了他的童趣、爱情、光阴回忆。真正读懂罗大佑，明白他歌曲里浓得化不开的悲情，要到整整十年之后。

罗大佑发现了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尽人皆知，人人皆在其中，但是不识庐山面目。罗大佑意识到了，从1982年开始，他是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坚定不移、越来越一往情深地意识到它，那就是：这个时代是动荡的，人心不安，无所归属，就像大洋中风雨飘摇的小船。

罗大佑经常挂在嘴边的关键词是：命运、沧海桑田、云烟、转移、梦。它们后面的共同语义是：变化，幻灭。罗大佑的典型神情经常是：辗转绝望的悲凄，加上百死无悔的坚定。

这个“乱世悲情歌手”，以他的100多首歌曲，整齐一致地晕染了一个心理的乱世，一种生逢乱世的感伤。听罗大佑的人，往往感到他自己的学生时代、他的纯真、他的爱情、他的理想，全都无可奈何水流花落去，全都抓不住、舍不得又放不下，一种“往生不再”的悲凉紧紧按住了我们那颗伤感的心。

于是，这些语句就像是咒语：“不再是旧日熟悉的你，也不是旧日熟悉的我”；“想起我俩的从前，一个断了翅的诺言”；“刻画了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小妹呵，快披上我的外套。起风了，时令冷了。

由此，罗大佑成为20世纪末叶华人世界最大的歌手，描述了它最大的现象，表现他最浓厚的感情。它是台湾政治解冻的开端，是内地改革开放的春天，香港回归倒记时的时钟亦于此时转动。但坚冰化开的春天并不纯是一桩喜庆事件，三地同时剧变，人们发现脚下晃动起来，不经意间已站在波涛汹涌的海面。

从封锁走向开放，从僵化走向解放。苏醒一刻的心情，如童年对隔壁班女孩的憧憬。但时隔不久，压抑放开的畅快转化为传统受到冲击的不适，转化为所有一切失序混沌的茫然。

这是全球化、现代化的大故事中亚细亚的小故事。罗大佑正处在时代松动的开始。无论罗大佑还是他的听众，都是新时代的第一批婴儿，旧时代的最后一批遗民。罗大佑紧紧抓住两个关键词：动乱和流亡，建构起具有共通性的三地华人的宏大感情体验。

他们都有一个被现实生生撕去的过去，都有一个剧变的现在，都有一个自己不能把握的未来。

一方面告别传统，一方面否定现在，一方面忧心未来，要放下又丢不开，这是罗大佑的语境，也形成他悖论式的思考方式。

于是，罗大佑永远站在一个原点上：脚下是不定的真理、未知的价值、告别的年代，原乡、首都和皇后大道东的香港；身后是小妹、母亲、渔村、小镇、家、秋千、知了、童年、青春、初恋；前方是天雨、东风、倒影、二零零零。罗大佑眼中一片迷蒙，向后看，是一场梦；向前看，是一团雾，一片光怪陆离。

对于这个新时代，罗大佑们既不是主人，也不是仆从，而是时代洪流中无法把握自己的流亡者。这些从洪荒中逃出的人，伤感地阅历着周遭巨变，抚摸着失去的家园和不堪回首的来路。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时代局面未定。罗大佑像一个时代的路标，上面并没有箭头，而是一个问号和一串小点儿。

1990年代：王菲

王菲1969年出生在北京，父亲在煤矿工作，搞技术的；母亲也在煤矿工作，是文工团的歌唱演员。她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戴过红领巾，只差没加入共青团，一直到18岁，都在北京，都和其他孩子一样。

命运的转机开始于这成年前后。王菲是内地第一批接触邓丽君的听众，而且，是在那么小的年龄，16岁，1985年，换在其他家庭不可想象。邓丽君刚刚摘掉黄色帽子；6月，王菲出版了全盘翻唱邓丽君歌曲的磁带，属于当时学得最像的邓丽君歌带之一。

1987年，王菲读完中学，与父母一起举家迁往香港，进入了娱乐圈，公司给她改了名，叫王靖雯。

本来，王靖雯只是一大堆港星中半红不红的新人。但1993年她脱离港式口水歌，引入欧美另类摇滚的新异声腔，经过单曲、EP等忽左忽右的细碎助跑后她的声音像突然高了一个层次。1994年元旦推出《胡思乱想》时，王靖雯已完全变了个人，不仅歌曲全面走高走飘，名字也变成了王菲。

此后，王菲展开了向国际潮流前沿女声学习的旅程，最炫的、最高技巧的、最时尚且酷的，往往最能吸引她，她充满热望的眼光一度扫到玛丽亚·凯莉、托里·阿莫斯、小红莓、比约克，但最终牢牢吸引住她的是“另类音乐界最美的女声”——Cocteau Twins主唱伊丽莎白·弗雷泽。在大陆、香港、台湾一批最酷音乐人的辅助下，王菲成为世界一波波最新潮流的研习者，也成为中国一波波最新潮流的开启者。

属于王菲的标志性元素，有以下四种：

——来自小红莓的非中国语言的象声词和唱法，大众称为“王菲式的啦啦啦”；

——来自弗雷泽的孤绝的高蹈风格唱法及其近亲，戏剧女神／女巫／女妖般的高腔唱法。

——半真半假的、亦真亦假的、真假转换的、时尚又通俗的高飘式流行美声；

——格外轻、格外清、格外小心翼翼的、口型略变形的微妙咬字法。

这些，使王菲傲视群芳，吐字、用腔、高音、低音、音色、意境、形神，都明显高出其他女歌手一截，直接引领和带动了华语女性流行歌曲的换声和换季。

王菲身上涂满了颜色。她的音乐涂满了颜色：最新潮流的各色光影不断在她声音中变幻；她的脸上涂满了颜色：新化妆、新发型、新造型不断改换着王菲的新形象；她的名字涂满了颜色，她名字中的“菲”字玩够了游戏：“菲靡靡之音”、“菲流行”、“菲卖品”、“菲精选”，俨然这个时代的最酷名；她的行为也涂满了颜色：今天跟这个离婚，明天跟那个拖手，娱乐八卦满天飞……

按“菲”字的文字游戏法，“王菲”也可以写作“王妃” ——她真的像这个声色光影的娱乐时代的王妃！这个国际潮流的、多潮流变幻的、多国时尚互换的、多媒体互转的娱乐时代，仿佛一个巨大无比的T型台，美得超现实、美得像妖的模特在台上无穷走动，光影变幻，音乐变幻，像是没有生活，像是生活在虚空。说到这个又超又酷又炫的时代，我们好像都身处其中，其实没有一个人真的生活其中，但王菲好像在那儿，整个人都在那儿，整个生活都在那儿——音乐形象，媒体形象，自我创作显示的个人形象高度一体；“飞”一般地生，“飞”一般地在时代的舞台上；唱歌、说话、声音、面影、心情，都在时尚光影中无穷变幻。

王菲歌曲的真实涵义反在她淡出歌坛后慢慢地浮现：她的歌曲，虽然主题与形式不拘，但大多含有华丽却空虚的底色，表面繁华炫目、艳丽夸张，其下却有实质为空、为悲的悲凉，一如佛老之所悟。后来她真的入了佛，传媒制造物王菲、公共形象王菲，越来越展示那个真实王菲身为北京人的一面，一个60年代出生的、在城市里长大的、后来又见过许多世面的一个内地女子。

如今，那些颠倒众生的娱乐八卦、工业制造的传奇光环，已经成了浮云。林夕说《浮躁》时期的王菲“不太清楚自己，又想搞明白自己”，可能，那个处在自己心灵中的王菲一直如此。她是在混乱迷惑里长大的，迄今也没完全摆脱混乱迷惑，但达到了平和、宁静、悟空的状态。

2000年代：周杰伦

2000年代，整个华语世界为R & B（节奏蓝调）潮流主宰。歌坛活跃着一批生在美国或不生在美国，嘴里唱着美国嘻哈或节奏蓝调的少年……周杰伦从2000年发表个人首张专辑《Jay》，到2010年发表第9张个人专辑《跨时代》，成为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歌手。据IFPI统计，其唱片总销量超过2800万张，雄居这一时期的中国第一。

对青少年来说，R & B代表着时尚。时尚让人骄傲，不时尚让人羞愧。此时国门大开，世界的新鲜气息畅通无阻，风行华夏。R & B在大众潜意识里，正代表了新鲜、时尚的力量。不时尚的东西，或者直说吧，纯粹中国的东西，变得老土。2000年代的十年，是中国土产迅速式微，被鄙视、被踢下台、在时代的欢呼声中冷落在一旁的十年。

周杰伦1979年生于台湾台北县一个教师之家，14岁时父母离异，跟随母亲长大。从3岁至14岁，他学了10年钢琴；中学时专攻音乐科，主修钢琴，副修大提琴。

21岁，周杰伦发表第一张专辑。在一部分人眼里，这是一个探头探脑、说话含糊、性格中带一丝孤僻的少年。这有一点内向、有一点畏缩的少年，偏偏又有一点张扬、有一点挑衅。《Jay》打破了台湾流行唱片以情歌为主角的格局，让器乐与演唱并重，编曲上混搭各种乐器和各色曲风，艺人表演方式上则唱、念、做、打齐上，嘻哈与节奏蓝调共舞，有一种说不出的怪怪的酷劲儿，用这歌手后来的口头禅形容，就是“很屌”。

周杰伦和他的编曲者，与王菲的情形类似，是新一轮时尚中紧盯着新潮流，在新技术发展前沿学习、吸收、转化、转向的人物，用句时髦的大词儿说——属于华语音乐最“与时俱进”的部分。

这个编曲团队如超新星爆炸般的一次次风格突变，将周杰伦掷于华语音乐的聚光灯下。头四张专辑简直是四个连跳，其配乐语言的时尚与新鲜，其风格疾进的速度与跨度，不是在跑，而是在飞。

这个四连跳与全球R&B、Hip-hop音乐的大发展，刚好同步，周杰伦的爆发期，刚好也是美国黑人时尚音乐飞速跨越的时期。这一时期，录音设备和电脑软件的快速升级，使得音乐向着引用、切割、拼贴、汇集、回收再生的方向发展。周杰伦正是这一潮流的代表，之后10年，周氏“音效大杂烩的艺术”，越来越大方，越来越富于创造地，将中国元素、异国情调元素、西方古典元素、当代时尚元素巧妙地融为一炉。

与此同时，作词搭档方文山，将歌词变成信息的集成体，虚拟生活式的历史/幻想虚构。由此，周杰伦扮演着一个个又酷又亮的角色，在古巴比伦、日本忍者、40年代旧上海、欧洲古堡和中国古代腾挪跳跃，效果就像网游和电脑游戏。

十年间，卫星电视、闭路电视普及全国，各频道娱乐档纷起，使中国人的晚间生活像一场永不停止的Party，晚会拼盘、明星走秀、娱乐搞笑和电视选秀节目在其中争奇斗艳，其结果是，音乐彻底沦为了娱乐，享乐主义的、物质至上的、娱乐至死的风气越来越浓。整个2000年代的社会风气，是恋慕财富，崇尚成功。与之相对应，音乐世界的风气是贪图享受，痴迷时尚娱乐，对思想反感，对形而上避之不及，对意识形态和精神世界深深厌恶。

在一个基本属于外来文化的景观中，周杰伦鼓吹、张扬中国力量，唱出一大批中国洋歌，在洋腔洋调洋节奏中华夏之天花乱坠，堪为奇景。这样的混搭作派，让孩子们既崇了洋，又不媚外；既屌了R&B，又着迷中国文化。由此，在21世纪这个节点上，在中西碰撞的时尚地球上，新一代中国青少年有了新一代的新版耍酷与白日梦。

娱乐大于艺术，形象大于音乐，时尚大于意义——这是周杰伦，又不止是周杰伦个人的命运。客观地说，他一直富有进取的雄心，并多有探索和成就，却无奈地受限于时代低矮的天花板。与他歌声中的丰富生活、声色盛宴、感官极致、超级想象、铺张形式、富丽词章、多样风格相对，是他和他的听众在思想、情感、经历、感受上的肤浅。客观地说，这一个时代的人攒足了劲地奋斗、游戏、生活和欢闹，却最终搁浅在浮华世界的表面。

不管从哪个方面，周杰伦都堪称这个丰富多彩的娱乐时代最完美的偶像：他不只是最成功的歌手，还是成功的创作人、制作人、导演、影视演员、钢琴手、篮球玩家、电视主持、老板、慈善人士，让大脑松弛的、目迷五色的万千双眼，放出各种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