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师自动脚本:蒋氏家族与王朝的兴衰

九孔子
简  介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及其家族曾对中国社会产生过巨大影响，甚至一度左右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本书在遵循历史轨迹、既有的定论前提下，广泛采用目前公信、官方披露的大量历史资料，在此基础上调研鲜为人知的史实，整理了大宗翔实材料，从实录角度对蒋氏父子及其家族的最初兴盛、继而曲折发展、转折不振、直至最后衰亡，做了较为准确、全面、客观的描述。作者力求通过对书中人物的个性、情感、家庭以及命运生活遭际的描写，全景式地再现整个蒋氏家族的荣震兴衰过程。著者文笔流畅，具有很强的历史穿透力和忧患感。
本书对蒋氏家族成员作了汪洋恣意的白描。
第一章　枭雄西归
1 岭道上的意外车祸
1974年，蒋介石已届87岁高龄，生命的钟摆在这个老态龙钟的独裁者身上已经无可逆转地显现了衰微之态。这位一生行伍、曾经雄心勃勃天下的老军人，已经完全失去了往昔的风采，他脸庞消瘦、须发皆白，双眼眼眶严重下陷，行动也越来越艰难。尤其是他的右手，已经严重萎缩，甚至连握笔的力气都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一生不服输、不肯低头的老人不得不听从医生的劝告，在台北的荣民总医院接受治疗。
然而，集中了全台北所有一流医疗专家的荣民总医院对蒋介石的病也是一筹莫展。虽然在此期间，蒋介石为了消除外界对他的身体健康状况的种种猜疑，强撑病体，先后4次公开露面。但是，无论是医疗手段还是百折不挠的精神力量，都已经无力回天，无法扭转蒋介石身体状况的日趋恶化了。
公允地说，如果不是几年前那场意外的车祸，将介石的身体状况至少不会如此迅速地恶化。
事情要追溯到1969年7月。对于台北市民来说，这是个游热难耐的月份；对于蜗居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和国民党高层统治集团来说，这是个政治上出现“地震”的不祥的月份；而对于蒋介石来说，1969年的7月可说是一个极不安分、甚至可以说是十分不幸的月份；更可以说，这个不祥的7月是蒋介石生命中无数个重大转折中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个转折。
按照蒋介石既往的生活习惯，每年7月，蒋介石和宋美龄这一对老夫妇都要从他们在台北的士林官邸迁移到阳明山官邸避暑。蒋公夫妇出行，是台北军界和警方的一件“通天大事”。为了确保安全，以蒋介石夫妇确定迁至阳明山的那天清晨起，通往阳明山官邸的仰德大道沿途使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宪兵。这条“仰德大道”是台北市政府和阳明山管理局专门拨款修建的，其路况和公路等级是台北市郊最高级的。当然，因为要上山，公路是依陡峭的山势修成的，这一点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尽管路况极佳，尽管保安警卫措施严密，一场意外的车祸还是发生了。
那是一个丽日晴阳、热风扑面的下午，蒋介石的车队疾驶出士林宫邪，风驰电掣般驶上仰德大道。当车队高速经过岭山附近的一个弯道时，前卫导车的司机突然发现前方有一部要下山的公路局的班车停靠在路边，那是班车的一个中途站，正有人上车、下车。因为是弯道，前卫导车的司机不可能看清这部班车的后方是否还有来车。而且以这位司车的习惯来讲，他开的是“总统”前卫导车，永远畅通无阻，永远没有被阻塞、被勒停的可能。在他的头脑里，从来就没有“礼让”的概念，也无须“预见”突然出现的复杂路况。一句话，这是一个骄横惯了的司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个十分低能的司机。因为与一般的司机相比较，他所缺少的正是应付紧急情况和处理复杂路况的能力。于是，前导车在这样一位司机的驾驶下，没有减速，照直冲了过去。
意料之外的情况出现了：一部吉普车突然从公路局班车的后面拐出，并全速超车，飞一般向山下，直对着前导车冲了下来。很显然，驾驶这部吉普车准备回城度假的陆军军官也没发现“总统”的车队。为了避免撞车，前导车的司机本能地实施紧急刹车，把刹车闸一脚踩到了底，轿车在巨大的惯性作用下虽然猛烈前冲，发出刺耳的尖啸，可是毕竟停下了。如果说前导车的司机骄横成习，没有“礼让”与“预见”的思维习惯的话，那么蒋介石座车的司机就还得加一个“更”字。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为蒋介石开车的司机是否还知道刹车装置在什么地方！关键时刻，“总统”座车毫无反应，猛地撞在了前导车的后尾部。万幸的是，紧随在“总统”座车后面的“随车”司机平时专门演练的就是刹车技术，这一回总算派上了用场，及时将车刹住，没有跟着撞上来。否则，“总统”座车横遭“围追堵截”，将介石夫妇当场殒命也是有可能的。
这场飞来横祸当然也是蒋介石所始料未及的。在撞车的一瞬间，蒋介石仍保持着“大总统”一以贯之的坐姿，且手中还握着那根既显示身份又具有实用价值的拐杖。撞车后，他的身体猛然前冲，在泞不及防的情况下，整个身体一下子撞在了前面的双层玻璃隔板上。这一猛烈无比的撞击，使蒋介石的胸部严重受伤，连阴囊都被撞肿了起来，满口的假牙也从口中疾飞而出。当其时，夫人宋美龄正坐在蒋介石的左侧，车祸发生时，她的双腿撞到了前面的玻璃隔板，当即发出痛苦而又凄厉的尖叫。
对于现场的军警宪兵们来说，这不啻一场塌天大祸。当时，撞车现场一片混乱，保安人员立即将蒋介石夫妇从车里抬出来，急送医院抢救。经医生检查伤势，蒋介石的胸部所受撞击最为严重，心脏部位明显扩大。事后证明，这是导致蒋介石日后身体健康迅速恶化的致命伤。
从此以后，一向还算健朗的蒋介石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心脏上的疾患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而且严重，甚至出现过心跳骤停的危险场面。
2．生命意义上的蒋介石
说蒋介石的身体“一向还算健朗”，并非虚言。就实际情况而论，蒋介石除了幼年时代一度赢弱多病，中年时期（49岁）因“西安事变”摔伤了腰之外，他的身体基本上是健康的。蒋介石不吸烟、不饮酒，信奉基督教，又是军人出身，在身体的保养方面是有一套办法的，晚年尤其如此。
蒋介石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走入穷途末路，被迫逃往台湾之时，已是62岁的老人了。到台湾后，他一直住在台北的士林宫郏这里，以士林官邸为中心，包括阳明山和“太子”蒋经国居住的大直“七海官郫在内的蒋家家族官邸，是集军政指挥和安全保障为一体的要塞之处。这里部署了最忠诚且最精锐的卫戍部队和一个拥有快速反应作战能力的宪兵营。蒋介石的晚年，始终未曾离开过这一地区。他在这里苦心经营着他的”中华民国“，在这里一遍又一遍地做着他的”反攻大陆“的白日梦；除了政治和军事的苦心孤诣痴人说梦之外，已届老龄的蒋介石开始将手中的权力逐渐转移到”太子“蒋经国及其麾下的”太子党“－－所谓”党国新人“手上，他自己则深居简出，在士林官邸里颐养天年。
晚年的蒋介石，越来越接近生命的正常轨道，抛开他的顽固的政治立场和思想信仰不计，从生命的意义上加以考量，蒋介石已越来越接近于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头儿“了。
每当晨曦初露，人们还在梦乡之中的时候，蒋介石便已悄悄起床了。多年的军人生涯使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即醒即起床。年轻时，他起床的方式是一跃下地，立即穿上衣服，盥洗、晨课，快捷麻利。进入晚年以后，动作迟缓了，再也不可能像从前那样敏捷地一跳下床了，实际上，自从1936年冬季，他在”西安事变“中摔伤了腰部之后，就再也不能以一个标准军人的方式起床了。不过，即醒即起的习惯是改变不了的，他没有恋床的毛玻天色还没有放亮，室内一片昏黑。朦朦胧胧中，蒋介石打亮一支笔式手电筒，轻手轻脚、尽量不发出任何声响地摸索着向盥洗室走去。这样做，也是他的起居习惯之一，他是为了避免弄出声响，惊醒还在梦乡中的夫人宋美龄。
盥洗毕，按照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蒋介石必须要喝两杯白开水。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不吸烟，不饮酒，连各种饮料也极少沾一口，平时只喜欢喝白开水。两杯白开水的温度是非常讲究的，一杯是五六十度的温开水，另一杯则是近100度的滚烫滚烫的开水。他喜欢将这样的两杯水进行反复的相互调节倒换，轻啜慢饮，他绝对不喝凉开水。此后，蒋介石便进行晨练和唱圣诗活动。这也是固定的节目，从无更改的。他的晨练的主要内容是做柔体体操。人到老龄，身体的各个关节已远不如年轻时的灵活柔韧，骨老筋硬的蒋介石却一如既往，坚持做完那一套持之已久的柔体体操，以一个老年人所能付出的全部力量，尽力把这套体操的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完美、标准。做罢体操，稍事喘息，蒋介石又开始唱圣诗了。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这也是他每天早晨的必修课。在唱圣诗唱到”天父“或”圣哉、圣哉“时，蒋介石会自动脱帽，向东方行礼。关于蒋介石信奉基督、勤于行礼的习惯，世人所知不多，但长年随侍在他身边的一些侍从人员和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们对此是司空见惯、乃至习焉不察的。1978年2月21日，台湾《近代中国》季刊社为纪念蒋介石辞世三周年而举行了一个座谈会，应邀出席的有先后担任过蒋介石侍从的军政界官员和有机会经常接近蒋介石的党政军高级首脑人物。座谈会上，曾任蒋介石高级幕僚的秦孝仪曾有如下描述：追随蒋公多年，而这一长段日子中，有一个感人的情景，是最使秦主任委员感动和难忘的。”这是蒋公每天必定实行的一项习惯，他的书房中，陈列了三幅像，一是王太夫人，一是国父，一是耶稣。他每天走入书房，或是由外面归来，必定对三幅像分别行注目礼，同时口中念念有词，那情景是令人感动的。而领袖口中默祷的语句，一直也没有人晓得。
又说：
蒋公有一项一直没有公开的秘密，那就是每天早上静坐之后，必定念几首赞美诗，念的时候，就在起居室中走来走去，诗中提到“天父”时，蒋公就脱下帽子，向东方深深一鞠躬。
每日晨练和唱圣诗结束之后，蒋介石便回到书房里静坐祈祷。因为年事已高，腰腿怕寒气袭扰，所以坐下来后，蒋介石总是先用一条毛毯把自己的双腿盖好，然后开始按摩双眼，同时用特制的眼药水滴入眼睛，闭目静坐大约40分钟左右。这一切做完之后，天光放亮，蒋介石便开始记日记，并阅览当日的早报。
蒋介石年轻时即入军官学校，后又到日本学习军事，他身上始终保持着军人的习性。例如早睡、早起，不惯于熬夜，而喜欢在白天活动。他的所有日程安排都是在白天进行，晚上和夜间是从来不参加什么活动的。“一日之际在于晨”，是蒋介石笃信不移的格言。按照他的生物钟运行情况，每天早晨是他一天之中精神状态最好的时候，因此，他通常是利用上午的时间来做他必须要做的事。
每天上午9时左右，蒋介石完成了每天的必修课，开始进早餐了。他的早餐食谱很简单，但食品的制作是相当精致的。他喜欢吃小点心，喜欢喝鸡汤。除此之外，他对食物并不挑挑拣拣。当然，出于饮食习惯，蒋介石对特制的腌盐笋和芝麻酱有着长久的浓厚的兴趣，与其说是他特别喜欢吃，不如说是他尤其喜欢这两种风味食品能经常地出现在他的餐桌上，以便他能看到它们。因为，这些都是他的家乡浙江奉化的小菜。士林官邸蒋介石的食谱并不豪华，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简单、随意，这反而成了士林官邸饮食上的一大特色。
蒋介石的中餐和晚餐一般是五个菜，二荤三素或三荤二素，卫生、营养、风味三者兼顾，精是十分的精了，但说不上昂贵。而且，与夫人宋美龄格格不入的是，蒋介石一直对夫人所喜爱的西餐食谱不感兴趣，终其几十年的夫妻生涯，这是他们未能达成“统一”的习性之一。
进人晚年的蒋介石，在生活习性上逐渐走向平和、淡泊，越来越像一个平民化的普普通通的老头儿。这一点，从他的许多生活小事上都可以看得出来。
1984年11月5日的台湾《民主政治》第二期上，曾载有龙布衣的一篇题为《蒋介石是一个怎样的人》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可是，老先生有时也显现他俭约的一面。来台后，他在世之时，苹果一直是台湾最昂贵的舶来水果；官邸客厅里常有水果一盘，最常备的，就是苹果。这些苹果固然有时是采买人员自市上采买而来者，但绝大部分是蒋家亲戚、元老旧部们到官邱探谒时，所带去的“心意”。有一次，蒋邸亲戚的几个小孩到官邸作客，老先生拿出苹果分给小孩，其中一个小孩说：“哇！苹果，一个三十块钱！”……当时一斤猪肉不过二十元左右，一担蓬莱米不到一百元，这是老先生知道的价格；当他听到了苹果一个三十块钱，就找官邸的采买来问：“苹果一个等于三四十斤大米，为什么要买这么贵的水果？”采买回答，绝大部分是来客送的，自已买的一年不到一两次；因为苹果比较不易腐烂变质，所以在没有人送的时候，也买苹果。老先生听了，才没有话说。以后，官邸的人员，曾发现老先生不止一次在点苹果的数字。有一次，点过觉得不对，他就问：“苹果一个三十块，是谁吃了这么多个？”侍从官说是“几个华兴育幼院的孩子给夫人送母亲节的手工品来，夫人叫拿去给孩子们吃。”
老先生才“嗯”一声，没有追究下去。
在大陆统治期间的蒋介石，一直过惯了依靠国家开支的享乐生活，作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首，作为旧中国的首富之家，蒋介石在生活上的巨大开支究竟是多少？一向是无人知晓。也未见披露的。到台湾后，蒋介石以“总统”之尊，生活在士林宫邸，他的日常生活开支也是不必自掏腰包的。而进人晚年的蒋介石却突然节俭起来，这也许是他步人老龄、逐渐恢复普通老年人生活习性的一个标志。
在政治上，蒋介石始终是个顽固不化地坚持其反动立场的代表人物。但从生命的意义上说，蒋介石毕竟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且是典型的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洗礼的中国人。持重、节俭这种传统的中华民族的美德在晚年蒋介石的身上得以复苏和回归，不也正说明了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巨大惯性作用吗？
3．巨枭西去
1974年11月23日，蒋介石从荣民总医院的高级病房搬回了士林官邸，在家里继续接受“总统”医疗小组的专家们的治疗。在士林官邸，蒋介石和他的夫人宋美龄一起度过了他们的最后一个圣诞节和元旦。
1975年3月，蒋夫人宋美龄不顾“总统”医疗小组专家们的反对，听从了友人的建议，从美国请来了一位医生，专为蒋介石看玻这位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医师在看了蒋介石的病历和有关检验报告后，提出了一个建议：立即进行“肺脏穿刺手术”，以便直接导出积存在蒋介石肺脏中的脓液以缓解病情。按理，这确是“釜底抽薪”的良方，比当时“总统”医疗小组的“扬汤止沸”式的保守疗法积极得多，也大胆得多。但是，这个建议却遭到了医疗小组主任王师模的坚决反对。王师授的理由十分简单“蒋介石已届88岁，照临床经验，这种年龄的老人根本承受不住任何大型手术。何况是蒋介石这种特殊身份的人物，一旦手术中发出并发症，那是谁也不敢负责的。
然而，美国医师不考虑这些，尤其是美国佬心目中只有病人和病情，并没有病家是什么人、什么身份的顾虑。因此，美国医师一再坚持自己的意见，毫不退让。
蒋夫人宋美龄此时又出面做主了。在听取了双方各抒己见的报告之后，宋美龄果断地做了决定：听从美国医师的建议，同意对蒋介石实施”肺脏穿刺手术“。宋美龄的头脑是清醒的，她知道孰轻孰重、孰利孰害。她说：”专家提出的意见很好，我们为什么不试试看再说？就这样决定了，我负全权责任！“宋美龄决心已下，她要把挽救蒋介石生命的最后赌注押在美国医师的身上。
手术如期进行，而且十分成功。美国医师通过这次背穿刺手术，从蒋介石的肺脏中抽出了大约一碗脓水。
手术虽然圆满成功了，但蒋介石毕竟年老体衰，勉强承受了一次大手术后元气大伤，手术的后遗症纷至沓来，令人应接不暇手忙脚乱。手术后的当天晚上，蒋介石一直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体温由37骤然升高至41，”总统“医疗小组的全体成员一时慌作一团，气氛极度紧张。
虽然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想尽了一切可以想到的办法，但蒋介石的体温一直居高不下。持续不断的高烧和小便大量出血，是这次背穿刺手术遗留下来的严重后遗症。更使医疗小组的专家们紧张的还远不止这些后遗症，而是蒋介石心脏骤然停止跳动的发出频率不但愈来愈频繁，而且出现心脏骤停的间隔时间也越来越短。
1975年4月5日，中国人传统的清明节。上午，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像往常一样，一大早便从他所居住的大直”七海官郾赶到荣民总医院看望病势垂危的父亲。下午，蒋介石的情绪烦躁不宁，晚上8点55分，他遵医嘱服用了一些维他命丸，逐渐进入睡眠状态。突然，病榻一侧的心电图上的心搏曲线变成了一条白色的直线。在场的医务人员立即采取了紧急抢救措施，但所有的努力均告失败，现代化的医疗技术在一个灯枯油尽的垂老生命躯壳面前回天无力。一个曾经活跃于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一个曾经改变并几乎彻底改变20世纪中国人民命运的铁腕巨枭，一个代表了20世纪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最高利益的大独裁者，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永远地消失了。
巨枭的灵魂乘风西去。然而，蒋介石这个20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头号“反派”角色留给历史老人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历史的镜头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切入20世纪的中国，都无可避免地要出现一个人的名字－－蒋介石。
蒋介石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宛似一把巨大的刻刀，在20世纪中国历史的版图上刻下了一道又一道醒目的疤痕；蒋介石本人又恰似一支巨大的彩笔，把那一道道醒目的疤痕装点得浓墨重彩，尤其令后人触目难忘。
让我们回过头来，把蒋介石生命轨迹中留下的每一笔“杰作”都重温一遍，把千秋功罪来一个彻底的展览吧。
第二章　身世之谜
1．纯属讹传的“郑三发子”或“拖油瓶”纵观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凡是领袖群伦、创下经天纬地之业的人物，其身世、家族、籍贯等项无一不是明明白白地为世人所知晓。因为他们是“伟人”，既使罪恶昭彰，并不“伟大”，至少也是“大人物”，是青史留名的－－无论是美名抑或恶名。举凡这样的人物，他们的出身，他们的父母乃至更上一代祖先的情况，都是后代史家考据研究的兴趣所在，那是想隐瞒也隐瞒不成的。但是，在中国现代史上鼎鼎大名、统治中国大陆达20余年，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表演”了近半个世纪的蒋介石，其身世居然至今众说纷坛，这实在是一大奇观！
如今刊行于世的有关蒋介石的传记文字浩如烟海，海峡两岸的史学家、政治家，包括许多曾经随侍蒋介石多年、对许多事件有过亲身经历的世纪老人，他们言及历中重大事件、言及蒋介石政治手腕的毒辣时都能“保持一致”，都可以据实以言。
却惟独在谈到蒋介石本人的身世时莫衷一是，各说各的理。而且，每一种说法都貌似真实却又经不起推敲。笔者以为，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催一原因就只有一条：蒋介石这个人“不够伟大”（此语系前“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内政部次长”、“立法院”秘书长吴尚鹰所言，语见吴尚鹰所著《谈蒋介石这个人》），对自己的身世隐晦而不敢实言。正因如此，直到今天，世人对这个“大人物”的身世家族仍有诸多说法。
其实，蒋介石之所以“隐晦不言”自己的身世，主要是因为他的生母王采玉是孀居后再嫁的。公允地说，蒋介石这个人是侍母极孝的，他深爱自己的母亲，不愿披露母亲曾经再嫁的真实经历。正是由于这一可以理解的原因，才出现了迄今流传于世的有关蒋介石身世的种种传闻。
传闻中，最广泛也是最能使人深信不疑的是“郑三发子”说。此说源于唐人（严庆澎）所著《金陵春梦》。这是一部旨在揭发蒋介石真面目的大书。唐人为写这部书，广征博引，用力至勤，其立言有根有据，活龙活现，一时被世人疑为正史。
唐人的子女们也说：“充实、丰富和补充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以提高《金陵春梦》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植，是父亲这几年来的奋斗目标。父亲也为此耗尽了心血。他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地搜集各方面的资料。他的资料之多也是惊人的，两米高的文件柜，足足装了三大柜。”有如此丰富的史料为据，唐人遂以小说笔法对蒋介石的身世进行了具体而翔实的描述，且指说蒋介石并不姓蒋，而是姓郑，说蒋介石的祖籍并非浙江奉化，而是河南许州（今许昌）繁城镇后郑庄。
按照唐人的说法，蒋介石的生父姓郑，共有兄弟三人，蒋排行第三，故名“郑三发子”。他的母亲早年带着他嫁给浙江奉化人蒋肇聪，“郑三发子”遂改姓更名为蒋中正。据说这“中正”还隐含“宋郑”或“中州郑家”之意。这种说法曾经风靡一时，而且，事实上也确曾有过一位名叫郑绍发的老农、祖籍河南许州繁城镇后郑庄，此人曾在40年代辗转来到陪都重庄，自称是“郑三发子”－－蒋委员长的大哥，前来兄弟相认。关于这一史实，沈醉先生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曾有叙述：当时在重庆曾经闹得满城风雨，许多人都听到过的一件新闻：蒋介石的亲哥哥郑绍发从河南家乡到重庆找蒋介石，而蒋介石不认亲兄的丑事，便是由戴笠一手来替他处理的。蒋介石随母下嫁到蒋家当“施油瓶”之前，他母亲所生的大儿子仍然留在河南郑家。几十年后，他的大哥弄清了这一底细，想到重庆见见这位当了委员长的同胞弟弟，叙一下骨肉之情。蒋介石哪肯承认有一个异姓的乡下上老儿是自己的亲哥哥，不但不接见，并立刻叫戴笠来替他处理这一件大不违的“冒充领袖亲兄案”。当戴笠派特务把这位老头抓去亲自进行了一番询问之后。不用说，一看面孔身材，完全像是一母所生，而所答的一切都是确确实实有根有据。这样，当然不敢公开严办，而一向标榜奉母至孝的蒋介石，也不便无端地叫部下杀害骨肉。最后只好听从戴笠贡献的两全之策，将这位哥哥交戴笠软禁在军统局望龙门两湖会馆的看守所里，不久又移住在磁器口丝厂，不准外人和他接近，免得被外国记者知道了宣扬出去。我多次去看过这个老头，他一谈起这件事，便滔滔不绝地叫冤，希望蒋介石不承认就算了，快点让他回家去。以后戴笠便禁止军统特务去和这个人谈话，怕不留心传开出来，便把他送往息烽软禁了几年。抗战胜利后，还是把他送回去了。
沈醉先生以亲历亲见者的身份所作的叙述，当是确凿无疑的。但既使如此，也还不能证明唐人所说的是事实或史实。综观沈醉先生的描述，只能说明当时确曾有一个叫郑绍发的人称是蒋介石的大哥，而且此人长得与蒋介石极为相像。但郑绍发是否确系蒋介石的大哥，就再也无从考据了－－天下人相貌相似的巧事很多，当初的“蒋委员长”名扬天下，则难免有人以相貌酷肖之利而行“冒称领袖兄长”之事，这也是极有可能的。
至于蒋介石系“拖油瓶”，从理论上讲倒有几分令人相信，也只有这样解释，才能使蒋介石本人对自己身世的这一部分一直讳莫如深的作法容易被理解。这也是蒋介石个人经历的一个悲剧，也许正是这种身世经历，导致了蒋介石其后政治生涯中的“异秉”。孟绝子在《蒋介石的爹》中说：蒋介石小时候逃荒讨饭的贫贱境况，像朱元璋，“拖油瓶”的境况，像秦始皇。贫贱而又兼“拖油瓶”在蒋介石内心中所织成的情结，则远比朱元璋或秦始皇严重，因此反弹出来的力量也比较大。蒋介石一生，紧抓绝对权力的心理比秦始皇朱元璋强烈，杀人的毅力比二人坚强，爱好“神圣”、“伟大”、“民族救星”……等尊号的心情比二人热烈，把政权交给儿子的意志比二人坚定。
这种心理分析，倒可成为一家之言，然而也绝对不可采信。
关于《金陵春梦》所说蒋介石是“郑三发子”，史料根据不足，殊不可信。蒋介石的身世之所以给后人以扑朔迷离的感觉，主要是因为他对生母王太夫人曾经再嫁的事实讳莫如深，瞒得太紧。比如，在蒋介石的多次自叙中，都只承认他的生母是“年二十三来归吾先父肃庵公”，而按照当时浙东乡间的民俗，女孩子一般是十六岁左右就要出嫁，王太夫人直到二十三岁才嫁给蒋肃庵，则多半不是初嫁。另据张明镐先生所著《蒋介石在溪口》考订，蒋介石的生母王采玉是“先嫁给本地人某某为妻，夫亡，在娘家茹素念佛，度其寡居生活。那时王氏只有二十二岁。她的哥哥王贤炬王贤裕都劝她改嫁，庶能终身有靠。”在这种情形下，年轻的寡妇王采玉经其堂兄王贤栋（当时在蒋介石父亲的店铺里当帐房先生）介绍，才嫁给了新丧妻的蒋肃庵。又据杨树标先生说，王采玉初嫁是嫁给了溪口曹家田一户姓俞的，俞氏36岁时去世；石友三《关于蒋氏宗族》中则又考订王采玉“早适曹家田竺某为妻……”由上述考证可知，王采玉“先适”俞家也好，初嫁竺姓也罢，总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王采玉家是师县人，无论初嫁是俞家还是竺家，反正嫁的是曹家田，而不是河南郑家。因此，“郑三发子”说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讹传。
2．蒋氏先祖轶闻
蒋介石的故乡是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溪口地处四明山南麓，此地有山有水，水绕山环，风光秀丽，名胜古迹广为天下闻。相传这里有“溪口十景”，是游客情系山水，冶游偕趣的绝佳胜地。蒋介石发迹后，又数度在家乡大兴土木，重建十景之一的文昌阁（蒋介石命名为“乐亭”），扩建祖居丰镐房，亲题蒋家祖业“玉泰盐铺原址”界石，等等。此外，蒋母去世后，蒋介石又在溪口达北约1．5公里的白岩山鱼鳞乔中段被称为“弥勒佛的肚脐眼”的地方为其母筑坟，其后又两度修建了“慈庵”。凡此种种，日后都成了装点溪口胜景的建筑。
据传说，溪口古称禽孝乡。这里面有一个美丽的民间故事：从前有一位董姓少女，极擅女红，她每天在闽阁中倚窗刺绣，窗外恰有两只燕子筑巢而居，无意中与董姑娘成了邻居。董姑娘每天都用米食喂这两只燕子，为使燕巢免遭风雨，她还特意用竹篱编成护拦围这燕巢。冬去春来，两只燕子北飞南归，年年往复于此。后来，董姓少女生了病；不治而殁。两只燕子已经通了人性，悲鸣不已。过了几天，董姓少女的父母到女儿坟地上去祭扫，却看见那两只燕子已经伏死于女儿的坟上。一时间乡人争相传颂，都说那两只燕子至情至性，是在为董氏姑娘“尽孝”。因此，乡人改称此地为“禽孝乡”。到清季末年，溪口仍隶禽孝乡，改称为溪口则是民国17年的事了。
溪口镇实际上只是一条长不足3公里的街市而己，蒋家的祖室就在溪口镇，为一幢二层楼房，有屋10余间，名叫“素居”，后改称“丰镐房”。
蒋介石发迹后，每每在自叙中称自己是“迁四明第二十八孙”。据《左传》载：“凡蒋、邢、茅、祭，周公之后也”。那么，蒋姓祖上应当源出于周代。而《武岭蒋氏宗谱》中，蒋氏祖先是“摩河居士”。这一点，多半是因为蒋氏家族的旧族谱自“摩河居士”以上散佚或失传，所以蒋家的后人尊“摩河居士”为祖先，称为“摩河太公”。
据传，摩河居士的本名叫蒋宗霸，字必大，五代后梁时在世。蒋宗霸曾入仁途，做过明州（即宁波）评事，后罢官，身后留有一子。蒋宗霸为人慈善。常口诵“摩河般若婆罗密多”，故尔当时乡人称之为蒋摩河，罢官后，蒋宗霸结庵于小盘山，自称“摩河居士”。当时有游方僧寄居奉化岳林寺，人称布袋和尚，长年带着一个大布袋，须臾不离身。蒋摩河心甚异之，遂拜布袋和尚为师，随他四方云游。一天，他们到了福建长汀，师徒二人同浴于温泉，蒋摩河突然发现布袋和尚背上长着一只眼睛，便惊叫起来，说“和尚是佛也！”布袋和尚便对他说：“吾被汝所窥破，当去矣！吾以布袋赠汝，子孙代代为衣冠家。”师徒二人重返奉化岳林寺，布袋和尚就坐在岳林寺外的大石头上圆寂了。他死后，葬在后山上，后来有奉化人到四川去，在路上竟然邂逅了布袋和尚，当时被吓了一跳。布袋和尚便托此人捎话给蒋摩河，说：“相见之日已近，愿自爱！”这人回到奉化岳林寺，掘开布袋和尚的墓，里面却只有禅伏净瓶而已。此人又找到蒋摩河，把布袋和尚托转的口信告诉他。蒋摩河听了，说：“我已知之。”于是，遍访亲友－一话别，无疾而终。
摩河居士的墓地就在宁波东乡小盘山。蒋介石回乡时，常常上山祭拜这个先祖。
蒋家素有信佛好佛之风，蒋介石的祖父蒋工表生前信佛，蒋母王氏更曾一度皈依佛门、带发修行。蒋介石的结发妻子毛福梅嫁到蒋家后，受蒋母影响，也皈依佛教，并出资在溪口镇北建了一座“摩河殿”，经常驻殿诵经。毛福梅因日机轰炸身亡后，其子蒋经国就把母亲葬在摩河殿一侧。
蒋宗霸这一支，若向上追溯，可逆推到东汉时期宜兴的蒋澄。当时蒋澄封函亭侯，至今在宜兴仍有蒋澄墓。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曾专程前往祭拜。宜兴蒋氏，传至晋代时，始适台州，传至五代时期，有蒋显著，曾任四明盐官，其子蒋光，在明州定居下来，生有二子，长子名宗拜，次子就是蒋宗霸。
蒋宗霸的后世子孙，至北宋神宗时，有一蒋浚明，始迁奉化食孝乡三岭。蒋浚明，宗颜昭，曾官拜大理寺评事，迁尚书员外郎，因为上书谏止新法，被神宗贬滴，授无为军司户，改建康户曹，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其名迹入乡贤。
蒋家历代祖先，以蒋浚明的“金紫光禄大夫”最为显赫。所以，蒋家祠堂的祖宗牌位即从蒋俊明供起，以示荣耀。
蒋家排行，从第25世起依序为五言四句，即“祁斯肇周国、孝友得成章、秀明启贤达、奕世庆吉昌。”
蒋介石的曾祖蒋祁增，字怀盛；祖父蒋斯千，字玉表；父蒋肇聪，字肃庵。
蒋介石为溪口蒋家世系28世周字辈，他的谱名为“周泰”。
己一手拉扯成人的亲生母亲感情至深，谁也不能说是假的。
1921年5月24日，蒋介石任许崇智手下粤军第二军少将参谋长一职时，因为在广州寓所做了一个梦，梦中的情景是：雪满山原，一白无际。“他当即惊醒，”身犹寒战，默念此必母病凶兆，因不自安，返沪归里。“当时，蒋母确实在生着病，蒋介石情系母亲，只因为一个梦就不惜从广东长途跋涉返归故里去探视母亲，可见他的孝心之诚。当然，蒋介石的这次”归里“十分不智，因为当时孙中山的北伐之师正困在桂林，陆荣廷又兵分三路攻打广东，孙中山率部受阻，归路将断，情势十分危急。
在此种情况下，李烈钧和讨贼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讨贼福军司令李福林、讨贼滇军总司令朱培德、讨贼赣军总司令彭程万等急由湘边回师桂林援救孙中山。各路军马星夜水陆兼程，同赴国难。广西省长马君武也急急忙忙返回广东，不幸在途中遇到劫匪，马君武伏身在船底才幸免一死，可惜所携财物尽失，妻子和随员也都被土匪杀害。大家都在赴难援孙，蒋介石却只因为做了一个不祥的梦就”归里“了。
对于当时的”国事“来说，他是太看重自己的”家事“了。
另一方面，蒋介石侍母至孝，也有”做给天下人看“的企图在内。蒋介石是自幼受到旧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他深知历朝历代的君王无一不是”以孝治天下“的。
中国人崇尚孝梯之道，以孝为”百善之先“，这一点，蒋介石是不敢轻忽的。不过，话又说回来，纵然蒋介石有”做给天下人看“的想法，也不能据此说他”侍母至孝“完全是装出来的。
蒋介石对于自己的母亲，的确是”孝“到了极致。
蒋介石的生身之母王采玉，祖籍是浙江奉化葛竹。葛竹原属于保县辖治，后才归人奉化的。
葛竹是王姓家族世代聚居之地，据《葛竹王氏宗谱》载：明朝洪武年间，王采玉的远祖王爽从奉化连山乡迁至葛竹村落户，以稼稿为生。王家一连六代都是独子单传，人丁不旺。直到第七代子孙王庆穹，才生有四子，成为四记始祖。从此，王家才算人丁兴旺，枝繁叶茂起来。
葛竹材高溪口约28公里，北依四明山，内含一湾小溪，村舍缘山势而建，错落有序。远望葛竹村，恰恰坐在四明山的怀抱中，状同交椅，向有”金交椅“之美称。
村前峰峦并列，起伏间形如笔架，又有”仙笔乡“的雅号。在迷信风水流转的浙东人看来，风水好的地方，是一定会出贵人的。以蒋介石的祖宅为例，据风水先生说，蒋家祖宅的大门正对着笔架山，叫作”对着笔架山，代代儿孙会做官“。蒋介石发迹之后，曾于1930年翻修丰镐房祖居。风水先生说：丰镐房的大门位置和高低、大小不可擅动，如果改了尺寸，怕会引起宅第”龙脉“的震荡，于主人不利。因此，素来迷信风水的蒋介石深信不疑，在扩建和翻修丰镐房时，对黑漆木结构的中式大墙门丝毫不敢触动，一直保持了原状。
无独有偶，蒋家笃信风水，葛竹王家的女儿王采玉竟也是听了看相先生的一番胡言乱语，才同意嫁给蒋介石的父亲蒋肃庵的。
王采玉属王家第三房始祖王永安的支脉。她的祖父王瑞庆是王永安第十六代孙，曾做过清朝的”迪功郎“。王瑞庆生有三子二女，长子王有则，即王采玉的父亲。
王瑞庆在世时，积下了一些家业，在葛竹村构造了一所住宅，后成为王有则等兄弟三人共同的财产。
王有则（1820－1882）是清季的国学生，便始终科考不举，未获功名。他先后娶过两房妻眷，女方都姓姚。两个妻子一共为他生了七个子女，原配发妻生三子一女，长子贤宰、次子贤侯、三子贤达，女儿嫁给葛竹乡石门村单家。续妻又生一女二子。这位续弦妻子所生的推一的女儿就是王采玉，两个儿子一名贤觉一名贤裕。
王采玉生于1864年。她聪明伶俐，敏而好学，幼承父教，稍通文字，尤精于女红。可惜，王采玉生未逢时，青年时期命运多蹇。那时，王有则已家道中落，生计艰难。王采玉的两个胞弟，贤矩嗜赌；贤裕患先天性精神病，尚在读书。因此，全家入不敷出。为了贴补家用，王采玉只得每日埋头做针钱，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十分窘迫。
王采玉18岁时，由父母做主，嫁给了曹家田的俞某为妻。这俞某家境平平，是个扛长活的出身，有一副好身坯子，耕田种地也是把好手。但俞某性情暴躁，兼以家境困窘，在家里经常为一点琐碎小事大发脾气，与王采玉时有争吵，有时甚至打骂妻子。曹家日离葛竹材不算远，婚后，王采玉受到丈夫欺侮打骂后，每每跑回娘家哭诉躲避。婚后第二年的春天，王采玉生了一个儿子，可惜，这个儿子命不长久，落生几个月就因患急症夭折了。当年秋天，曹家田一带暴发时疫，王采玉的丈夫俞某又不幸身染时疫而殁。年轻的王采玉数月间连续折子丧夫，精神上所受的刺激是难以想象的。在这种情况下，她又听到了乡邻们的风言风语，说她送遭不幸是因为”面相生得不好，既克夫又克子“。
屋漏又遭连夜雨，船破偏遇顶头风。就在王采玉夫死子丧痛不欲生的时候，时隔不久，她的父亲王有则又因病亡故了。王采玉回家奔丧，眼看母亲中年孀居，自己妙龄居孀，一门两代寡妇的现实使她万念俱灰，从此决定回到娘家，陪伴寡母打发岁月。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她萌发了摆脱红尘、遁入空门的念头。
王采玉在葛竹村陪着母亲生活了一个时期。在此期间，她曾在乡人的引荐下到奉化县江口周村的一个富户家当佣人，可见王家当时的家境已经没落到了何种地步。
葛竹村附近有一所尼姑庵，名叫金竹庵。王采玉孀居娘家期间，金竹庵中管理香火的一位老尼去世了。王采玉的母亲姚氏平时信佛，与这位老尼有过多年的交情。
老尼仙去后，姚氏就叫女儿一同前往金竹庵帮助料理老尼的丧事。王采玉本来就有出家为尼的念头，忽然遇到这样一个机会，于是便向母亲剖白了心志，表示决意人庵修行。姚氏本也是佛门信徒，当即表示支持女儿的决定。但又考虑到女儿毕竟还很年轻，因此不同意她落发，只准她带发修行。从此，年轻的王采玉遁入空门，成了一名尼姑。
进庵以后，原就勤俭耐劳的王采玉更加勤谨，把金竹庵里里外外整理得洁净有序泅产管理也很得法。金竹庵有一片竹林和菜地，王采玉自己掘笋养竹、种菜植瓜。
劳作之余，还时常可以回家去照顾母亲，庵里生产的竹笋菜蔬等物也可以分一些孝敬母亲姚氏。王采玉的母亲也时常来到庵中陪伴女儿，母女俩一同拜佛诵经，一同劳作，日子过得非常安稳，王采玉的心境也逐渐好了起来，觉得这种闲适安稳的生活非常适合于自己，由此产生了苦守庵中了此一生的念头。
可惜，王采玉在金竹庵中平淡安闲的日子仅仅过了两年。有一天，庵里来了个相面先生，一见采玉，即说她有福相贵相，并且颇为神秘地对她说：你日后必出贵子，晚年将光耀无比、贵不可言。相面先生见王采玉凝神倾听，遂又奉劝她”年纪轻轻，不应苦守空门，早些嫁人为宜。“相面先生说完这一番话，扬长而去。王采玉怔忡呆立，心绪久久不能平静。这两年来，她早已万念俱寂，不作凡尘之想了，不料却被这相面先生的话勾起了一段心事。原来，前不久，采玉的堂兄王贤东曾提到过想为采玉介绍一个夫家。王贤东也是葛竹村人，当时正在溪口蒋家的玉泰盐铺当帐房先生。这玉泰盐铺的东家即是蒋肇聪（肃庵）。蒋肇聪两年之间连续丧妻，所造一对儿女年龄尚幼，家中内室虚乏无人照料，遂有意再娶。王贤东知道了东家的想法之后，立即想到了年轻居孀带发修行的堂妹王采玉。也是合该成就这一段姻缘，那相面先生的一番言语，已然使王采王久旷的凡心荡起波澜，而王采玉的母亲姚氏当初之所以不让女儿落发出家，只准她带发修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要女儿还俗再嫁。于是经王贤东一番巧语说合，姚氏与王采玉便点头应允了。
1886年6月，23岁的王采玉还俗再嫁，来到了溪口蒋家，作了当时已45岁的蒋肇聪的继室，当上了玉泰盐铺的第三任老板娘。据后人猜测，那个神秘出现的相面先生多半是蒋家为娶王采玉而设的圈套。不过，这种猜测也仅仅只是猜测而已，从未得到过证实。可以证实了的是，王采玉果然”日后必出贵子“，生下了蒋介石这个头号枭雄，且在其后的几十年里，蒋家一门包括王采玉本人，的确是”贵不可言“的。
嫁入蒋家不久，王采玉便有了身孕。清光绪13年暨公元1887年10月31日午后，王采玉在玉泰盐销的后楼顺利产下了一个男婴。其时，蒋家老太爷正坐在店堂里听候消息，闻知添了一个男孩，大喜过望，为其取命”瑞元“，此即后来称雄一时的蒋介石，又名周泰、志清、中正。蒋介石4岁时，王采玉又生了女儿瑞莲。隔一年，又生次女瑞菊。又隔一年，再生幼子瑞青。
王采玉和她的公公蒋斯千都信佛，也都迷信相面算命之说。瑞元出世后，公媳俩都认为是应了相面先生”必出贵子“之言，所以对蒋瑞元格外疼爱，把蒋氏一门”光宗耀祖“的殷殷之望完全寄托在这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身上。
然而，命运多蹇的王采玉还没有摆脱噩运的纠缠。再嫁蒋家之后，刚刚过了几年舒心的日子，不幸的遭遇又接踵袭来。1894年，公公蒋斯千（玉表）撒手西归，享年80岁。第二年夏天，溪口一带发生时疫之灾，蒋肇聪（肃庵）又身染时疫而殁。
公公的坟草未发，丈夫又抛下家产店务和妻子儿女一命归天，采玉孤儿寡母，又一次坠入命运的低谷。蒋介石成年后，曾于1918年撰文追忆其父蒋肇聪临终前的情景：”吾父之殁也，吾母王太君在侧，吾父顾吾及幼妹，指谓吾兄（指蒋介石同父异母的哥哥蒋父卿）日：‘尔弟妹幼，吾死后，尔母必哀痛不自胜，尔年长，其能尽孝致友以慰吾心耶！’吾兄承涕自任，乃瞑。呜呼，痛哉！“
蒋介石描述他的哥哥”承涕自任“，实际是在扇蒋介卿的耳光，因为蒋介石的这位同父异母的兄长并未遵照乃父的遗嘱对后母王采玉”尽孝“，而是以蒋门长房长子之尊，与后母王氏常有争执，不甚尊重，以致母子失和。这件事，使蒋介石一直耿耿于怀。
蒋介石的祖父蒋斯千原有两个儿子，一名肇海，一名肇聪。长子肇海早夭，无后，蒋家的产业由蒋肇聪承管。为使长门有后，蒋斯千生前曾决定将长孙蒋介卿过继在长子肇海名下，以继香火。蒋介卿为人心地偏狭、性情暴躁，且又重财轻义。
父亲蒋肇聪过世后，他常为店务或家事与后母王采玉争执不休，态度极不尊重。蒋介卿不信佛，且又嗜赌。一次，蒋介卿在外面打麻将输了钱，悻悻回家，一进家门，恰逢奉化岳林寺和尚来化缘，蒋介卿一看到和尚，即认为自己输钱的原因就是家里来了和尚（空门子弟）的缘故，于是大发雷霆，将那和尚斥责了一顿。王采玉是信佛至诚的，自己又曾在”空门“中当过弟子，因此每有佛门弟子来化缘，她必恭敬待之，大度施舍。现在，介卿当着自己的面大声训斥前来化缘的和尚，使王采玉感到有失自己的面子，于是当场与蒋介卿爆发了一场争执，从此，这母子俩的感情出现隙嫌，再也未能和睦。
1898年，蒋介卿提出分家另居。从道理上讲，祖父蒋斯千已将介卿过继给长子蒋肇海名下，那么蒋家的产业确也应有长门的一份；就算没有过继的事，介卿若提出与弟弟介石及瑞青分家，也不违家规事理。因此，王采玉不愿与前子争执产业，当即答允。析产后，蒋介卿分得玉泰盐铺全部资产、房屋和蒋肇海名下的田产；而王采玉及其子女只分到所居祖室、二十几亩薄田和一片竹山。王采玉靠这份产业抚孤度日，生命愈发艰难。关于析产分家的这段事，蒋介石在其自撰的文章中说”先父遗产数，尤母平析与吾兄弟三人，无稍畸倚。兄为前母生，尤用厚私。“王采玉逝世后，蒋介石在《哭母文》中曾有”内在之祸“之语，就是指的兄弟析产分家、后母与前子失和这个事。
这次分家，对王采玉而言实是又一次不幸。因为当时她的亲生儿子尚未立事，析产后，王采玉所得只是些房屋、田园、竹山等不动产，日子颇为拈据。王采玉之所以慨然答应前子介卿的要求，分家析产，而且绝不争多论少，实因为她始终坚信当年相面先生的话，对蒋介石充满了信心。
王采玉的命运实在是不幸之至，自从丈夫亡故，前子析产另居之后，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她的小女瑞菊、幼子瑞青又相继夭折。一次接着一次的沉重打击狂风骤雨般落在王采玉的身上，这种不幸的际遇，实在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得了的。在王采玉迭遭打击，最为哀痛无助、孤寂落寞的日子里，王母姚氏经常来溪口陪伴女儿，”同休戚，朝夕保育而慰藉之“。
在送遭不幸之后，王采玉将全部心血用来培育孤儿蒋介石，希望他能成大器，就伟业，光耀门庭。所幸的是，王采玉晚年时，蒋介石发迹之相已露，蒋母也算过了一段扬眉吐气的好日子。可惜，蒋母因为一生操劳过甚、所经变故太多，以致将届晚年就已体弱多玻蒋介石之所以梦到”雪满山原，一白无际“就立即想到这可能是母亲的凶兆，也是因为蒋母当时正在病中，而且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令蒋介石不能不往那方面想。
1921年6月14日，蒋母王采王因患心脏病，卒于故居内寝，享年57岁。
蒋介石的梦境竟然应验了！他因为一个梦而离职回家省亲，诚然对不起孙中山，对不起当时的国民革命事业，但他可以无愧的是：他总算赶在母亲去世之前回到了母亲身边，得以朝夕陪伴。亲会汤药，总算尽到了人子之孝。蒋母弥留之际，曾再三叮嘱蒋介石：一、要为她择地另葬，不与其父同穴；二、要办一所学校，培育乡里子弟；三、要报答几家至亲好友的恩情。
这三件事，蒋介石－一答应，并在发迹之后逐一付诸实现。后人说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施恩泽惠于亲戚朋友，原来这也是蒋介石”尽孝“的内容之一呢！
蒋母为什么违背浙东乡间风俗，遗嘱蒋介石不准将自己与丈夫合墓并葬呢？这一点，蒋介石在其亲撰的《慈母记》解释说：”他是谨遵慈母的遗嘱“不必因俗而柑，以余家之工事，重惊尔父之灵”。这种话，蒋母生前曾经多次提起，每每殷殷嘱附，不惮其烦，甚至还“自置墓碑，以示其意志坚决”。
其实，蒋母王氏之所以坚持不与蒋父同穴合葬，主要原因倒不是怕惊动了蒋父的亡灵，而是因为蒋父肇聪已经与前妻徐氏、续弦孙氏合葬，王采玉不愿屈居下位，更不愿自己的儿子日后被人议论为第二填房所生，惟恐对蒋介石的前途产生不利的影响。爱子之心，由此可见一斑，而蒋介石也深诸母亲的用意，所以，对于慈母的仙逝，他悲痛异于常人。在停灵期间，蒋介石每天都要抚尸大哭多次。蒋介石对慈母行如此大哀之礼，在同事朋友中博得了一个“事母至孝”的美名。
居哀期间，蒋介石不忘母亲遗命，请了奉化有名的风水先生四处勘察坟地。因为蒋母生前曾表示“要葬在佛的怀抱里”，因此，最后选中了溪口北约1．5公里的白岩山中段北面的一小块平地，据说这是“弥勒佛的肚脐眼儿”，是一块上好的风水宝地。
坟穴选定之后，蒋介石每天必到白岩山监工兴建母亲坟莹。11月23日，正式出殡下葬。蒋介石亲抚母亲灵枢安葬。因为这时的蒋介石已身任广东军界要职，是孙中山手下的重臣，母以子贵，所以安葬仪式极为隆重，为溪口乡历史上所仅见。
接到蒋母去世的讣告后，孙中山麾下的党政军大员齐致唁电，闽、粤、鄂、湘、沪各地吊客纷至沓来，出殡下葬时，孙中山又特派陈果夫代表祭奠，戴季陶、居正等要员均亲临葬礼。孙中山亲撰祭文，并为蒋母题写了墓碑：“蒋母之墓”，张静江手书蒋介石所撰的挽联，胡汉民做墓志，汪精卫做铭，由浙江书法家沈尹默手书。
为表达对母亲的孝敬，蒋介石从此发誓：不论新旧历史，凡到母亲祭日，一律不茹荤、不动气、不近色，以示对母亲的纪念，以寄哀思。
1923年，为纪念蒋母60冥寿，蒋介石特在离母亲墓址约300米远的地方建筑三间新式洋房，称为慈庵。慈庵落成后，奉曾祖祈增公，曾祖批毛太夫人，张太夫人；祖玉表公、祖批徐太夫人；考肃庵公、批徐太夫人、孙太夫人、王太夫人；及弟瑞青。冥配弟妇王氏、五代神主升龛，祭飨如仪。
这次建庵供神，蒋介石十分重视。特请谭延阎书题了慈庵门额，中堂悬挂着孙中山亲书的“为国助劳”、慈云普照“二匾。蒋介石亲撰了《慈庵记》，说：”标额日慈庵，以成先慈建庵供佛未竟之志，而又配祖先考肃庵公，权合古人院之义也。“
亦即，建筑这个慈庵，一是因为蒋父与蒋母没有合葬一穴，把父母神主牌位合在一起，以表示双亲合拢；一是可以作为蒋介石回乡时居住之所，以示不忘母亲，谨守墓园之意。
1930年，蒋介石已掌握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为了光耀门庭，将慈庵旧宅拆除，另在离墓稍远的平地上筑造了规模较大的坟庄，名为”墓庐“。
穿过墓庐大门，便可看到新修建的慈庵，室内挂有蒋母遗像，下有汪清卫题字：”蒋老伯母遗像，世愚侄汪兆铭“。正中立一石碑，正反两面均有碑文。正面为谭延用所书《孙大总统祭蒋大夫人文》；后面是”孤哀子蒋中正泣述“的《哭母文》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慰劳蒋总司令文》等石刻。此外还有胡汉民题字墓诗、谭延阅所题的”蒋太夫人像赞“、林森作的挽辞等。当初治丧时，张静江、许崇智等国民党要员的唁电、挽联、悼诗等，也都一一保存在”慈庵“中。这些文词墨迹，将介石极为看重，曾委托叶楚他搜集，编为《哀思录》刊行于世。《哀思录》卷前有蒋介石亲撰的《刊哀思录所感》文，说”《哀思录》是中正生平所最哀痛而不能忘者之一种纪念“。
蒋介石对于部下晋谒其母墓很重视。据一位原国民党将领回忆，蒋介石平时对部下非常严肃，惟有部下谒墓下来时，他才笑容可掬，连说”谢谢“。
总之，蒋介石事母至孝，无论是”发乎亲情“还是”系于国事“－－为了统治的需要，在外界一向是有口碑的，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第三章　走出溪口
1．顽梗童年
蒋介石幼年时期顽劣异常，他自己对此也从来不予讳言。在蒋介石自撰的《先王太夫人事略》中，他自己承认：”中正幼多疾病，且常危笃，及愈则又放搏跳跃，凡水火刀格之伤，遭害非一，以此倍增慈母之劳。及六岁就学，顽劣益甚，而先训迪不倦，或夏楚频施，不稍姑息“。
蒋介石自称幼年”顽劣“、”顽梗“、”放搏跳跃“等，确实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蒋介石幼年时的好斗爱动，在家乡溪口街上是出了名的。他常常因此闯祸闹事，”倍增慈母之劳。“
蒋介石4岁的那年除夕，全家人正准备吃年夜饭，蒋介石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一个人爬上了饭桌。他看着桌子上整齐码放的筷子，忽发奇想，竟拿起一支筷子插入喉管，想试探自己的喉管究竟有多深。他没有想到，筷子一下子插进去太深，拔也拔不出来，喊又喊不出声，以至仰靠在椅子上，大张着嘴不省人事了。家人发现后，立即慌作一团，直到请了看病先生来，取出筷子，蒋介石才渐渐苏醒，但仍是口不能言，双目呆滞。全家人吓得彻夜未眠，围护在床头，蒋介石的祖父更是惶急无措，隔一会儿便隔窗询问一下情况。直到第二天，天色放亮时，祖父蒋斯千又一次隔窗询问蒋母：”孙子恐已哑乎？“老先生深恐这个宝贝孙儿由此变成个哑巴。
这一次，话音刚落，蒋介石突然从床上一跃而起朗声答道：”我能说话，没有哑！“
一家人闻听之后，转忧为喜，方始放下一颗悬着的心。
蒋介石5岁那年的冬天，一日在院内檐下玩耍，忽然发现水缸里的水冻了一层薄冰，圆明如镜。他看得兴起，攀到缸沿，扑身去捞取冰水中的影子，因用力过猛，一下子倒栽在水缸里，怎么挣扎也出不来了。等到被家人发现救出时，小小的蒋介石早已被冻得半死，家人护理了大半日才回暖过来。同是这一时期，蒋介石经常独自溜到门前的清溪中去游泳。溪水清浅，嬉戏尚可，但几次遇上山洪暴发，几乎遭致灭顶之灾。也算蒋介石命不该绝，每每能死里逃生，化险为夷。
蒋介石7岁时，又迷上了舞枪弄棒，经常跑到街上，召来邻舍的孩子们，仿效戏台上的两军对阵，大打出手。每逢这种时候，蒋介石总是自封为”大将“，指挥打斗，伤及别的孩童。蒋介石在外常常闯祸，把邻家孩子打得鼻青脸肿。有一次，他因为闯了祸，被母亲关在房里痛打，蒋介石躲元可躲，情急中钻进床下不肯出来。
正巧这时有邻居来找蒋母，蒋介石乘母亲开门之机，从床下爬出，疾奔到街上。蒋母追不上这个”劣子“，一时气得嚎陶大哭。蒋介石虽然顽劣成习，但从小就最怕母亲掉眼泪。见母亲放声嚎陶，吓得他立刻垂首返回，自承有错，劝母亲不要再哭了。直到成人之后，蒋介石仍无法摆脱这个自幼养成的”性格误区“－－母亲掉泪，是他平生所最”怕“的一件事。
还有一年，适逢正月初一，蒋姓族人都按习俗到祠堂去拜祖先，拜谒之后，每人可领几个芝麻糖饼，蒋介石当然也去领了。可是，大家都是排着队按次序取领糖饼，蒋介石却偏偏要抢先。族中有人出来拦阻喝斥，他不但不听，反而就地躺倒，满地打滚，直滚得泥一身水一身，然后爬起来就往人堆里乱挤乱插。乡人习俗，”新年穿新衣“，别人一身新衣裤，都怕被满身泥污的蒋介石弄脏了，因此间避犹恐不及，也就再没人阻拦他抢先领糖饼了。因为他每逢不遂心愿的时候就以各种耍赖撒泼的办法迫人就范，所以乡人们都称他为”瑞元无赖“。
不过，蒋介石好勇斗狠、事事占先的性格倒也并非都用在了撒野耍赖的顽劣行径上，有时也能做点好事。他8岁时，已人家塾学习，有一次，一个素来蛮横的同学无故欺辱一位小同学，蒋看到后，为正义感所驱使，出手打抱不平，将那欺负人的同学打倒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老师闻知后，将他狠狠训斥了一顿，而蒋介石并不申辩，默默承受了。
这种顽劣不堪的习性，随着年龄渐长，人学读书才有所收敛。改正。蒋介石7岁时，祖父蒋斯千谢世，隔一年又死了父亲，家里迭遭变故，使蒋介石幼小的心灵蒙受了很大的刺激，他的行为举止渐渐发生了变化。父亲去世，蒋介石沦为孤儿后，没过一年，与他同父异母的哥哥蒋介卿又同母亲发生矛盾，最后提出析产分家，占去了大部分蒋家产业。未久，胞弟瑞青生病不治，以3岁幼龄而亡故了。母亲独力抚孤携幼，处境极为艰难。正是这种每况愈下的家境，刺激蒋介石渐萌人事，懂得了体念慈母的心清，逐渐改掉了顽劣的习性。可以说，蒋介石幼时”不堪教养“的顽劣习性是在母亲的倾心教诲下才得以逐渐克服的。多年以后，蒋介石在《报国与思亲》一文中曾回忆道：”母亲深深地爱抚着我，一直就像看待婴孩一样，而其督教，却比老师还严厉。
当我出门或回家，必定要查看我所携带的东西；出外旅行或寄宿必定查问我去哪里；放学归来，必定考验我的课业；日常更谆谆教导洒扫应对的礼节和刻苦自立的道理，以及督饬我亲自做佣仆们所做的劳苦工作，磨练我的身心免于怠情。母亲迟睡早起，无时无刻不在倾注她的全力，期望我这个失去父亲的孤子长大成人。“
蒋母勤勉刻苦的生活作风，使幼年的蒋介石深深地受到感染，他于1945年5月曾再次提及：”我（蒋介石）是在孤儿寡母的家庭中长大的，受到过很多委屈，饮泣吞声，无可申诉。母亲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把我抚育成人。母亲的忍耐力是难以想象的，我也深受影响，我的个性就是在这种压迫环境中所形成。坚忍不拔的毅力，就是这样地锻炼出来的。“
1892年，蒋介石5岁。父母及祖父深恐他顽劣成性，贻误终生，于是决定在他未及人学年龄时，提前请师设塾，让他收心学习。
蒋介石的启蒙老师是任介眉，这个人是个老秀才，对待蒙童的严厉和暴虐是远近闻名的，连顽劣难驯的蒋介石也难以忍受他的酷虐。因此，1894年，又改从蒋谨藩为业师。学习中，蒋介石即已显示出超出同辈小伙伴的智力和能力，业师蒋谨藩经常对蒋母说：令郎天资颖异，他日必成大器，汝节操贞洁，天固有以报也。儿子得到老师的夸奖，作母亲的当然十分高兴，也更坚定了望子成龙的信心。1899年，蒋母得知县名士姚宗元在自己娘家葛竹开馆授业，于是决定将蒋介石送往葛竹，到姚宗元开设的”溯源堂“受业。
姚宗元是地方名士，学有根基，蒋介石得其指导，学业长进很快。有一次，姚先生命蒋介石以竹为题，作一对联，蒋应声吟出：”一望山多竹，能生复日寒“。
姚宗元对此颇为赞赏。从此常对蒋介石的娘舅们说：”汝甥悟力非常，若教养得法，前程岂可限量！“
同年，革命党人竺绍康骑马到溯源堂拜访姚宗元，蒋介石见竺绍康气宇轩昂，心生景慕，便久久注目；又见他的坐骑神骏不凡，于是偷偷将马牵到野外，百般耍弄。结果把那马儿激怒，噬咬蒋介石的后背，使其倒地流血。这次意外受伤，触动了蒋介石的思母之情。当年暑假放学回家，刚进家门，见到母亲未及说话便放声大哭。也许正是由此萌发了恋母情结，此后蒋介石每次外出求学，总不免哭泣留连。
蒋介石放假居家期间，有一位相面先生常来蒋家，此人总喜用手摸蒋介石的头部，一边抚摸一边慨叹：”我从未见过如此骨相的人，这小孩太奇特了！“这位相面先生的话，加上这一时期蒋介石学业上的长进和几位业师不约而同地对蒋介石的夸赞与期许，使蒋母不能不再度联想到当年金竹庵中看相人”必出贵子“的预言。
这位两度孀居、遭遇坎何的普通农家妇女，只有把今生惟一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这惟一在世的亲生儿子身上了。
这一年的寒假，榆林的表舅父陈春泉到蒋家作客，闲卿中提到陈春泉聘了岩头毛凤美在家中设塾，蒋母征得陈春泉的同意，决定送蒋介石到榆林就读，师从毛凤美学习《易经》，后来蒋介石改名”中正“，即榷易经》中交辞和象传之意。
1901年，蒋介石又改从崎山下皇甫氏家馆竺景嵩为业师，学《左传》，并学作策论。也就在这一年，蒋介石谨遵母命，与岩头村毛鼎和之女毛福梅结婚。
14岁的孩子，尚不知婚姻为何物，加上自幼养成的顽劣习性毕竟没有根除，因此，蒋介石婚后最初的那些日子里，着实闹了不少笑话。拜花堂、人洞房的当天，蒋介石便寻机溜到了大街上找小伙伴们玩耍去了。及至人们簇拥着小脚伶仃的新娘子毛福梅进洞房时，才发现另一位主角－－新郎格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正待寻找时，忽听门外一阵喧闹，随后拥进一群半大小子来。这些孩子一边放爆竹，一边呼喝喊叫，其中那个笑闹得最欢的，便是那拖着油光光的大辫子、披吉祥如意红花、穿长袍马褂的新郎棺蒋介石。除此以外，蒋介石在新婚之夜就让新娘子守了空房，他自己则躲到母亲的床上呼呼大睡，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任人推拉叫喊都醒不了，最后还是蒋母请人把儿子拖拖拉拉地”塞“进了洞房之中。直到把他安置在新床上，他还在呼呼有声地酣睡，害得新娘子毛福梅含泪枯坐，直到天明。
婚后未久，蒋母再托陈春泉为蒋介石寻找名师，陈春泉不负蒋母之托，介绍了在岩头开馆的毛思诚。1902年，蒋介石来到岩头，师从毛思诚温习《左传》。毛思诚授业，注重困人施教。因此，蒋介石进馆受业后，进步很快，个性也由此发展，表现得十分狂傲。毛思诚曾说他：”狂态不可一世“。
同是这一时期，蒋介石还表现出一些个性特点，如动静反差极大。课下休息时，他戏嬉无度，奔跑无时，偶一心血来潮，就大搞恶作剧捉弄同学，而一旦开始用功，却又专心致志，无论周围环境多乱，他照样可以埋头读书，丝毫不受环境的影响。
如此动静之间判若两人，可见其天成异秉。
无怪相面先生说”这个小孩真奇特“。幼年时期的蒋介石，实有大异于常人的”奇特“之外。
2．”红脸将军“首渡东瀛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如月，蒋介石赴宁波赶考，同时改名志清，从此，很少有人再提”蒋瑞元“这个大名了。
蒋介石赴考上路之后，蒋夫人毛福梅便每天跟婆婆一起在观世音菩萨像前祈祷，求大慈大悲的菩萨保佑丈夫早日赡宫折桂，衣锦还乡。可是，没等到报喜的上门，蒋介石已经文场失意，名落孙山，气哼哼地挂着满脸的霜回来了。
婆媳俩忙不迭地耐心安慰，小心服侍，生怕这位心高气傲、惯于拔尖却从来不肯甘居人后的蒋公子想不开，再生出什么怪主意来。
其实，这婆媳是多虑了。蒋介石那一脸秋霜并非因为科考落弟，而是因为当时的宁波已受新思潮的影响，广大知识分子对科举之类的东西已开始看穿，不再当回事了。在新思潮广泛传播的情况下，社会上也纷纷议论清政府的无能、软弱，受尽了洋人的欺负等事。蒋介石生性敏感，他生平第一次到宁波，第一次参加科考，也是第一次亲眼看到了科场的黑暗腐败，他不禁感到痛心和愤慨。在宁波期间，他也是平生第一次听到人们议论废科举、兴学校的新鲜事，并且惊奇地发现一些已获功名的举人、秀才竟然在试办新学堂，一些学馆里也开始向学生讲授数理化等课程了。
此外，这个头一次进城的”乡巴佬“还听到了不少有意思的传闻：朝廷中”帝“、”后“两党之争，”戊戌变法“的失败，李鸿章大搞”洋务运动“等等，这一切在年轻的蒋介石心中搅起阵阵波澜。回到奉化家中后，他经过几天的考虑，决定从学习新科学人手，迎接和适应即将到来的社会大变革。大动荡。他告诉母亲和妻子，自己要到奉化县城新开办的”凤麓学堂“去读书，去学习新科学。
蒋母深知儿子的脾性，一旦被他认准了的事，那是断难再有更改的。于是，她在同意儿子的要求之后，又附加了一个条件：必须携妻伴读。蒋母的想法是，有蒋妻毛福梅陪伴儿子读书，一则可以对儿子有个约束，以免他一人在外，又生事端。
二则蒋介石已是有妻室的人了，老太太私下里祈盼着早一天抱上孙子。
对于母亲的”附加条件“，蒋介石稍作考虑便点头答应了。婚后两年，他习惯了一切由妻子侍奉照料的日子，一旦没有了妻子的照料，他还真有点儿无所适从；另外，他早已打听得奉化县城还办了一所女子学堂，许多大家闺秀都在读书求知。
”女子无才便是德“已成为过时的古训，不足取了。他觉得，自己的妻子也该学习一点文化知识，不该落在别人后面。
1903年9月，16岁的蒋介石带着21岁的妻子毛福梅来到奉化县城。夫妻二人分别进了”凤麓学堂“和”作新女校“。
凤麓学堂，是当时奉化城中两所新办学校之一，另一所叫作”龙津学堂“。学堂开设了英文、算学等新课目，但教学重心仍在经史子集等旧学方面。有清翰林竺麟祥主讲《礼记》，周凤棋主讲《周礼》，课程设置十分古板，体制与旧式蒙馆无大差别，英文、算学等新课目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点缀而已。这种情形，使锐意追求新学的学生们极感不满，蒋介石的态度尤其激烈。因为当时学堂里开设的那些古文课程，蒋介石差不多早把它们烂熟于心了，他弃家就学，是抱着”学真本领“、”求实用知识“的目的、兴冲冲而来的，不料进了学堂才知道，这所谓的”新学堂“还是老一套，不过是”新瓶装老酒“罢了。一腔热血却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蒋介石大感失望。当时在凤麓学堂教书或就读的还有许多热血青年，如周日宣（淡游）、陈泉卿、俞镇臣等，这些人对校务也很有意见，大家凑在一起拟了个提纲，公推蒋介石为学生代表，去找校方谈判。
蒋介石当仁不让，先将”提纲“看了一遍，然后大模大样地来到校董林某面前，先深深一躬，然后挺起胸膛一板一眼滔滔不绝地陈说起来。先列举各地洋学堂如何重视新科学课目，再陈述本校教学中的积弊若干。最后提出改革的要求：第一，减少老八股课程，增开理化、史地等新课目；二、减少上课时间，让学生有时间自学；三、请外国留学回来的人讲课，以广见闻；四、放宽校规，不得束缚学生思想，让学生自由交往。
在这场交涉中，蒋介石情态激昂，盛气凌人，措词激烈，条理分明，当场将校董林某气得面色惨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只会双手狂舞，大喊”反了、反了！“
第二天，学校当局便以”首谋捣乱、煽惑学生、低毁校务“的罪名做出决定，要开除蒋介石的学籍，并威胁说要把蒋介石送交官府究办。周日宣及众同学义愤填膺、群起抗议；并针锋相对，声言如果处理蒋介石，大家将集体退学，以示抗议。校方见势不妙，又发现这些提抗议的学生都是本校学业上的饺使者，尤其是周日宣，是院考第一名人库的大才子、名教员，遂撤回开除蒋介石学籍的决定，自认晦气，将这次学潮以不了了之了。从此，同学们送给蒋介石一个绰号－－”红脸将军“，以嘉许他在这次学潮中的表现。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在清末的学堂里带头闹的学潮，也可以说是他涉身社会政治活动的开始。
这次学潮，对蒋介石一生的思想都有所影响。此后，当”五四“运动兴起时，蒋介石对爱国学生发起的这场运动是极表支持的。但他支持的只是”爱国学生“们”搞运动“，却并不赞成以抨击旧文化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这一观点他始终坚持，从未稍有更改，这也是他的思想所决定的。
这场学潮风波平息之后，蒋介石却说什么也不愿在凤麓学堂学习了。学年尚未结束，他就带了妻子回到了溪口老家。
夫妻双双把家还，乐坏了蒋母王采玉。蒋介石夫妇回家闲居，早晚侍奉寡母，晨昏以诗书为伴，日子过得倒也自在。转眼年关将近，一家人正忙忙活活准备过年的时候，蒋介石的孙家舅父忽然来了。
这位孙家舅父是蒋父蒋肃庵第二个妻子孙氏的堂弟，名叫孙琴凤，家住奉化王庙村。孙氏夫人生性娴淑，生前深得蒋父的钟爱。可惜天不假寿，孙氏早年病故，又无所出。蒋肃庵既痛又怜，于是关照后娶的王采玉，要把孙家当作自己的娘家一般来往。王采玉生性贤良大度，况且丈夫又特意交待了的，所以嫁人蒋家以后，一向与孙家十分亲近，并且吩咐自己的儿女们，也要把孙家当作自己的外婆家走动。
孙琴凤比王采五小两岁，十年来，他也一直把王采玉当自己的亲姐姐待。当时，孙琴凤在宁波森顺杂木行里当老板，生意规模不小，个人交游也非一般乡农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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