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台英语怎么读:《义勇军进行曲》国歌背后的故事

国庆10周年，解放军观礼团东北义勇军的代表。

    我家有个四尺多长的大照片，这是父亲刘凤悟在共和国十周年大庆时，作为解放军观礼团东北义勇军的代表，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提起这个合影，就不能不提到当年的观礼活动。当父亲与全体国庆观礼代表站在观礼台时，他一下子就被一个熟悉的乐曲所激发，“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这是国庆观礼的奏国歌，升国旗仪式，雄壮的乐曲和那嘹亮的军歌，一下子把他又带到了战火纷飞的长城抗战。

    那是1933年初，父亲所在的东北义勇军二军团辽西骑兵1团，根据北平（北京）地下党的指示来到了热河。热河由冀东、辽西和内蒙东南部的部分地区组成，省会承德，是东北沦陷后的最后一个省。日本鬼子占领了东三省后，就在长春成立了满洲国，于是满洲国就成了一个国家的概念，已经不属于中国的版图。父亲回忆说，当日本鬼子占领了热河后，就用枪指着当地的老百姓说，你们是满洲人，还是中国人？如果他们回答是中国人，马上就会被射杀，日本鬼子就是这样强占的东北。

    热河也是华北的东大门，它的崇山峻岭与大兴安岭和燕山山脉相连，我们熟悉的万里长城就屹立在这里。当时日本国的兵力还不到20个师团，可是他们先后却调动了5个师团，3个独立旅团，5个可以随时增援的（预备队）师团，在坦克、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对长城的前沿阵地——热河发起了进攻。

    长城一直是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的象征。那么，面对如此强暴的敌人，它能阻挡的住吗？在民族矛盾迅速的上升的情况下，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向蒋介石发出了，停止内战，组织义勇军，共同抗日的诉求，可是国民政府的蒋介石并没有理会，他继续加紧了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和进攻。

    中国共产党组织抗日义勇军的主张终于在东北实现了，这就是她领导的抗日救亡力量——东北义勇军。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现在还很难想象，在当时还不是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东北义勇军进行抗日的。这个问题一提出，可就有点专业的味道了，也就是说她的领导方式是怎样的？

    我把视角放到了1933年的大公报，这是个年代很久的报纸，在黄黄的报页上使用的还是民国纪年，要不是我还有点古文的基础，简直就看不惯这报纸上的竖排版、繁体字和文言文。上面说，北平侦缉队在北大抓获了十五名共党分子，罪名是非法进行抗日活动。看到这个消息我有些茫然了，既然是抗日的，怎么还是非法的？后来我终于弄明白了，原来蒋介石这时推行的还是“攘外必须安内”的卖国主义政策，他认为与共产党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而与日本人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于是就出现了抗日还违法的怪现象。

    我党在领导抗日的活动中不得不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公开的进行武装抗日，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不过这种活动由于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在东北开展的比较晚。另一种方式是在地下秘密的进行，也就是说党的领导体系在抗日的部队里并不公开，或者不公开出现，需要公开出现的，就必须要依靠一个可以公开的组织，如“北平民众抗日救国会”。

    北平地下党利用“北平民众抗日救国会”做掩护，将东北义勇军十个军团，十几万人聚集在热河，与在热河周围的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摆下两道防线。第一道防线由凌源、朝阳、北票、阜新、开鲁等连线组成，总指挥是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第二道防线由长城的榆关、九门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南口、张家口等组成，总指挥是张学良。父亲所在的东北义勇军二军团辽西骑兵1团，被部署在第一道防线，汤玉麟指挥他的3个团在朝阳打阻击，要辽西骑兵1团去抄鬼子的后路，然后再和大部队一起对锦州展开攻击。可是就在义勇军展开攻击的时候，汤玉麟的3个团却没能守住阵地，父亲他们一下子就陷入鬼子的两面夹击，恶战打了几天几夜。”我查了一下当时的大公报，上面说：“辽西一带义勇军颇活跃，尤其锦西方面之义勇军集团欲攻之锦州，日军既（急）令三宅骑兵部队出动交战。”

    威震敌胆的辽西骑兵1团，以热河的儿虎山脉为依托，在贝子府、朱碌科一带抗击着敌人。这时北平地下党派来很多党员同志和热血青年到前线慰问，父亲在人群里看到一个清秀又活泼的年轻人，他就是聂耳。当聂耳听说父亲他们是与鬼子血战归来的义勇军时，就招呼摄影师拍摄下了这支队伍的英姿。解放后，父亲在聂耳的电影里还看到了这段影像，他指着上面说：“前面那个骑着大白马的就是我。”提起这匹大白马这里还有段故事。我爷爷是哥三个，分家后我们分别称他们为东院，西院。父亲要到热河去抗战，部队里的马匹缺少的很多，于是他就生拉硬拽的要把东院的大白马给“征用”。大白马当时是大爷家的命根子，一年四季全靠它拉车，趟地，没有了它怎么生活，你这不是坑害自己家人吗？于是父亲说好了日后要还的，可是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回来。解放后，已经当了领导的父亲为了履行自己当年的承诺，也是为了给支援革命的大爷家一个回报，他第一次徇私情把侄子一家调到铁路安排了工作。

    父亲在晚年为党做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将保存下来的回忆史料交给组织。1982年这些材料被刊登在辽宁党史资料汇编，和黑山县文史集中，也有几封书信是1962年答复黑山县委的。他在回忆中说：“部队根据党的指示，从辽西来到热河接受爱国人士捐赠的武器，他担任了迫击炮连连长，这时的天气已经进入了严冬，构筑炮阵地和工事已经相当困难。”我查阅了当时的大公报，上面说，北京下的大雪已经达到了历史罕见的7寸到9寸厚，就更不用说东北了。在文章里父亲对聂耳他们的宣传活动也有详细的表述，他说：“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中国人！”“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这是聂耳他们当年那些宣传队员，在我们当中喊的最响亮的两个政治口号，也是在冰冷的寒风中，在与鬼子的战斗中鼓舞士气的战斗号角。

    关于父亲的这一说法，我在1933年的大公报，申报上得到了佐证。上面说，1月9日张学良与中外记者（60多人）发表谈话说：“对日军暴行只有血肉一拼，维持正义惟有热血！”至于“万里长城已经被日军轰塌几处，我军将士报必死之心死守！”“义勇军及国军20万决心誓复失土！”的报道更是比比皆是。

    我们可以想象的出，一首伟大的军歌，一定要伴随一个伟大的时代和那火热的战斗生活。义勇军进行曲一共才有五句话，前面的两句分别是我党在长城抗战时喊出的政治口号，于是田汉和聂耳就把它们作为开篇曲，只不过为了表达更深刻的含义，他们将“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中国人。”改为人们。因为这时的满洲国已经成立，如果还继续使用“中国人”来呼唤民众，就等于把东北排除在外了，这是不合适的。在“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中，他们又加上了我们两字。”那么歌词的第三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指的又是什么时候呢？没有人怀疑这是指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民族矛盾爆发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一直数到长城事变，卢沟桥事变。也可以从“嫩江保卫战”“哈尔滨保卫战”“锦州保卫战”一直数到“淞沪保卫战”。那么究竟是什么时候让聂耳感到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呢？淞沪抗战的时候，聂耳就在上海，甚至他看到日军的暴行还作了一个噩梦，可是他并没有觉得这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因为，在日后的长城抗战时，北平的重要文物还南下往南京和上海转移。那么，在这时聂耳有没有想到要给上海的义勇军写军歌呢？也没有，他在上海一·二八爆发的几天后，即2月2日的日记中说：“怎么去做革命的音乐？”这时他还在思考，在准备。
    我们可以借用当时的大公报和申报的报道，来对这一句歌词做一个注解，上面说：“如果热河失守，3千万东北人民和大于日本3倍的国土将丧失。”“东北丧失，华北危在旦夕，中华民族有灭种的危险！”“势危，非用整个民族的力量，不足挽救危亡！”“日军航空母舰载着26架飞机开到秦皇岛，封锁京津门户，华北危在旦夕！”“日本开始向吉林移民。”“东北义勇军单衣赤足苦战于冰天雪地，敌军仗着犀利的兵器而放肆的屠杀，我们看到义勇军为民族而奋斗的精神，我们可以看到那种弹尽粮绝的情景在唤醒民众。”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发表了《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决议》，上面揭露了日军的阴谋，要求全力反抗日本的侵略。这些都可以说明，1933年的长城抗战就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对于第四句“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可以先从国家的层面来看这段歌词。当时的国民政府对日军的侵略，从一开始就放弃抵抗，后来他们又把希望寄托在“国联”的调停上，结果调停失败，蒋介石的梦想彻底破灭，不打已经没有了退路。长城抗战是东北军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第一次主动的反抗日军的行动，这其中也包括西北军的29军，傅作义的晋绥军和中央军。如果长城守不住，整个华北就没有了，实际上卢沟桥事变后就是这个结局。    从日军这个层面说，英日等西方国家就满洲独立问题已经达成秘密谅解，日军后续部队正陆续从釜山登陆，经朝鲜京城开往热河参战。不仅军事、政治如此，甚至就连日货也开始侵入黄河沿岸，向中原腹地进击。    从民众这个层面说，逃难的东北难民已经没有了家园，留在当地的民众如果不进行抵抗就是亡国奴。义勇军本来都是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可是他们不得不拿起武器去和鬼子拼命，他们在长城作出的抵抗就是被迫的、最后的反抗。按张学良在中外记者会上的说法：“鬼子不侵略何有抵抗，委曲求全既终归无效，保护祖国惟有精神与血！”这是他在全民族的压力下发出的最后吼声。    对于第五句歌词“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就好解释了。“万众一心”在当时的大公报和申报上满篇都是。上面说，“全国各界致电张学良：请鼓舞士气，东向迎敌！”“张学良亲赴热河督战。”“粤，沪，京组织义勇军敢死队出发上前线。”“三千伪军纷纷反正，日军甚恐慌。”“冯玉祥万件皮背心慰问前线将士。”“新加坡华侨捐款。”“香港决定长期支援义勇军。”“上海商会，总工会，律师公会，会计师公会组织救济东北难民。”“上海代表团北上热河慰问。”“长城公司拍摄义勇军影片开展抗战宣传。”“宋庆龄北上组织妇女救护队。”“北平商会慰劳受伤将士。”这些报道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充分的表达出，当时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参加抗日的情形。    对“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一词，则更是聂耳亲身的体验了。因为此前暨南公司在东北前线“西屯”拍摄的时候，摄影师李汉中中弹牺牲。随后聂耳又决定要到前线去，这就不能不说他首先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面谈到的这些，就是聂耳当年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激情和火热战斗生活的源泉。故事讲到这里似乎是完了，其实并没有。    建国后，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国歌，党史专家在研究国歌形成的年代时，查阅了聂耳日记，应该说这个日记是根据聂耳遗留下来的手稿编撰的，是聂耳活动的最可靠依据。可是让他们感到遗憾的是，日记从1932年11月开始有半个月、12月一整月、1933年1月一整月都缺失了，也就是说在这两个半月期间里，没有人知道聂耳都干什么去了？为了揭示这一重大的历史之谜，我们先从聂耳日记1932年11月10日开始谈起：“天下着雨，借雨衣，坐便车到老大（田汉）处，找到由北平介绍所要找的人，做了所要做的事，很满意。两人喝了5瓶啤酒，乐极！”    在这里聂耳究竟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使他这么高兴呢？有位研究者在他的著作中谈到了这件事情，他说：“聂耳于1932年8月至11月在北京呆了三月余，这期间他见到了刚刚从塞（关）外进行抗日宣传回来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北平负责人于伶，他同党组织联系上了。1932年11月8日，聂耳回到上海，随身带着于伶请他带给上海党组织的两个材料。一个是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北平分盟一年来的工作汇报。一个是北平分盟党组织讨论同意聂耳入党的要求。”两天后，聂耳就在自己的日记中表达出了他的喜悦之情。    还有一位研究者在他的著作中谈到：“1933年2月，聂耳参加上海抗日救国组织的800人慰问团，到承德慰问东北义勇军官兵。与此同时，田汉也到了古北口。我在1933年申报上查到了2月19日的报道，上面说，明星公司摄影师张慧冲在热河前敌摄取抗敌影片时，与前线抗日之第二军团总司令王化一合影，特为发表。我们都知道聂耳此时就在明星公司工作，而父亲所在的辽西骑兵1团也正是在二军团的战斗序列里。后面的材料就很清楚了，1933春天，田汉介绍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此我们可以认定：聂耳日记缺失的部分，正是父亲和几位学者所记录的部分。它告诉了人们这样一个事情，在长城抗战最紧要的关头，聂耳来到了前线，他不顾生死接受了党的考验，他为鼓舞士气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因此他不但是一个人民的音乐家，也是一个革命的活动家。    义勇军进行曲不但是一首鼓舞中华民族斗志、士气的马赛曲，也是全世界人民喜爱的歌曲。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英、美、印等许多国家经常播放这首歌曲。在战争结束前，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将其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中，可见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国界。    辽西骑兵1团在参加完长城抗战后，余部在父亲的率领下又在平西（北平西）创建了抗日根据地，并成立了平西游击队。八路军115师来到了晋察冀后，又被编入晋察冀军区5支队，晋察冀军区1分区老3团。直至今日，它还被保留在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里，它就是北京军区某红一师大功团。不过当时的骑兵现在已经装备上了铁甲战车，当时的军歌现在也已经成为国歌，但是他们的战斗精神却没有变，他们的使命也没有变，他们还像钢铁一样守护着万里长城。    作者：刘生津，中国兵棋发明人，1955年生，1969年入伍，中校，沈阳军区优秀教练员，四次荣立三等功，毕业于南京陆军指挥学院等三所军事院校，1993年转业，著有长篇小说《铁拳军歌》长篇报告文学《平西第一抗日根据地——白羊城》文艺评论《重读红蓝箍》中篇小说《军号声声》获中国散文学会全国征文一等奖。  刘购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