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先“开眼看世界”？

1839年春，林则徐抵广州就任钦差大臣伊始，首先采取的措施，并非搜缴鸦片，而是找人编译“澳门新闻纸”，以了解“夷情”。

此举立即引起在粤外国人士惊异，从中看出林则徐与那班有权而无知的清朝官僚不同。但林则徐将搜集的外论编成《澳门月报》，寄呈道光帝，却未见直接回应。与此同时，林则徐又找人将英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介绍一书，译成《四洲志》，也只是在他被革职流放以后，才被魏源、徐继畬等相继取材，各自编书，如《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

直到林则徐去世（1850）以后四十多年，鼓吹变法维新的康有为，重提旧事，说“林文忠始译洋报，为讲求外国情形之始”。这个判断虽不合历史实相，但前提限于“始译洋报”，还不算太离谱。

离谱的是1953年新订的中国近代史一部权威教科书的评价：“林则徐是清朝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犹忆我初读此论，正上大学二年级，其时恰值提倡“百家争鸣”，在课堂上听胡绳武、金冲及先生介绍此论，以为仅属一家之言。岂知时过四分之一世纪，此论突然红得发紫，似乎已成阐释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定论，使我在好奇之余，重寻晚明至清初的中国人的世界认知史。很不幸，发现此论堪称反历史。

且不说中国人的世界认知，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典时代。但看从西汉张骞通西域到明初郑和下西洋那一千六百年间，中世纪列朝与域外世界的联系，从未中断，难道都是闭眼瞎摸吗？中国号称地大物博，唯独银矿稀少，然而从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征税开始以白银计算，很快演化成货币以银为主的复本位制，直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以纸币代银元，那中间白银的补充储备，都源于对外贸易吸纳的美洲与日本的银块银元，不是早为中外货币史家的研究证实了吗？满清六世大君道光帝派遣林则徐赴广东查禁鸦片走私，真实理由在于抑阻“白银外流”，以及由此引发的帝国军政危机（即林则徐拥护黄爵滋严禁鸦片论所谓，如不禁毒，前景必为“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不也反证皇帝本人早在注意域外世界与帝国安全的相关度吗？

其实略知由顺治到道光的满清六帝的对外认知史，便不能说在林则徐编译并上奏《澳门月报》以前，清廷从未“开眼看世界”。否则，顺治帝尊德籍耶稣会士为“玛法”（满语之“爷爷”），康熙帝曾派法国外方传教士白晋返国要求路易十四增派传教士来华，雍正帝在残酷打击宗室基督徒的同时又留下穿戴欧洲贵胄衣装假发的“御像”，乾隆帝钦定的《四库全书总目》对元明清的西洋图书译著的提要与批判，嘉庆帝依然任命西洋钦天监正为帝国制定历法并提供占星预言，乃至道光帝还关注白银由内流到外流的对外贸易得失，诸如此类，在历史上就变得难以理解。

我曾相信“落后就会挨打”是历史真理，也曾相信自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乃至几乎亡国，原因在于毛泽东所谓工业或技术不如欧美日本列强。哪知三十三年前被迫为工农兵“批儒扬法”的事业服务，替那些理论家们注释近代文献并定期接受“知识私有”的批判，于是将习史重心转向鸦片战争以来的全部所谓近代史。嗣后幸获平反，重上讲台，也就难免将重读近代史产生的积疑，由口说形诸文字。质疑源于毛泽东的“落后就会挨打”论，挨批是必然的，因为涉及到已被教科书视为定论的近代史界定问题。这里不想辩解，但引十六年前的一段拙论，此论见于《道光帝和他的首相》一文，其中指出道光帝在位三十年（1821-1850），恰等于中国传统所谓一世：

“这一世，照爱好高论者的说法，国际国内环境都是有利的。不是吗？滑铁卢战役之后的欧洲，并没有因为神圣同盟充当国际警察而结束多事局面，西方列强争夺的重点仍在西半球和中近东，即使英国，在亚洲关注的，也首先是印度和阿富汗。由民族主义与重商主义相结合而形成的帝国主义，还没有把战略重心移向远东。国内呢？道光接掌政权，比乃父顺利得多，在朝没有碰到跋扈的权臣，在野也没有仍在造反的白莲教，尽管内地还有零星的民众暴动，边疆仍有局部的民族动乱，总的看来社会尚处于相对的稳态。”（引自拙著《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初版，页174。）

那时我注目的重心，在于探究道光朝廷在国际国内环境条件都对中国有利的态势中，满清帝国何以不能如龚自珍期望的，进行自上而下的“自改革”。我在《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一书导读（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初版，页21-72），已论证指望满清统治者自行进行体制改革是幻梦。但回头看清英鸦片战争前夜的历史实相，倘将战争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满清统治者对域外世界无知，从而断言自林则徐赴广东搜集洋人书刊提供的情报，才使中国人“开眼看世界”，那说法竟被中国近代史教科书肯定，不奇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