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防水卷材pvc:老记者的经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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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我16岁，刚刚从荷兰搬到伦敦。那个暑假十分漫长，我在伦敦谁也不认识，没什么事可干。于是，最后我写了一篇文章，谈论我唯一谙熟于胸的事情：荷兰板球。爸爸给我做了些修改。然后我把文章寄给了《板球员》杂志(The Cricketer)。很快，我收到一封来自编辑、用打字机打出的信，给了我30英镑的稿酬。突然之间，我有钱了。那是1986年7月，那篇文章是我作为职业新闻记者的处女作。
在我从事这个骄傲职业的第25个周年纪念日，我希望自己有了些长进。我爸爸不再修改我的文章（现在由我妻子来改）。作为新闻记者，不论年纪多大，你总会感到自己是在黑暗中摸索。这主要是因为这个职业几乎没有任何职业教育。如果你想成为律师或者医生，你会读上几年研究生，去学习怎么做。而在新闻行业，我只在一个死气沉沉的英国海边度假地念过4个月丢人的课程，每天早上醒来，都觉得自己比前一天更蠢。此外再没有人教过我任何东西。甚至没人教我怎样窃听电话。从事新闻的，只能靠自己慢慢积累经验。下面是我在这25年里积累的经验：
● 建立历史记忆。通常，教给我最多新闻方面知识的是政治家。1995年一个炎热的下午，我前往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采访工党议员弗兰克•菲尔德(Frank Field)。（他现在是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政府的“贫困问题负责人”。）
我们出来坐在河边的酒吧里。“我想向你提问关于养老金的事情，”我说。“我正打算问你这个问题，”菲尔德说。
天气非常炎热，我们最后聊起了新闻报道。大部分新闻记者（我记得菲尔德好像是这样说的）并不了解他们所负责领域的历史。当大臣说：“我们有一个社会保障方面极好的新计划，”所有人都记下来，好像它真是什么新计划一样。但是，菲尔德表示，几乎从来没有什么新计划。英国政府为穷人提供某些帮助，已有大约400年的历史。大部分计划以前都曾尝试过。如果某个特定计划现在没有被写进法律的话，通常是因为过去在某个环节上出过问题。但菲尔德表示，很少有记者知道这一点。他们只知道那天早上部长说了些什么。
菲尔德表示，任何拥有历史记忆的记者都是宝贵的人才。（这一点适用于新闻的所有领域。为《纽约客》(The New Yorker)做情报调查的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就是楷模。）那以后，我努力成为那样的记者。在我办公室的书架上，有近150本编好索引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着1998年以来我进行的每一次采访。如果某个人曾对我说过什么，我通常可以找到。我努力建立一个记忆库。然后，去年我转到了这个普通专栏。突然之间，我的专业知识几乎变得毫无用处。但我仍在努力。
● 避免参加记者招待会。一位企业高管曾经在酒吧喝酒的时候问我：“为什么记者那么傻呢？”他当时是很严肃的。他解释道，每当他读到的文章涉及自己有所了解的主题时，通常都会发现错误。我说：“那是因为你们总是对我们说谎。我们只能去猜测真相。”我指出，我们之所以在酒吧会谈，是因为如果我们在他的公司办公室会面，当着公司新闻官的面，他就只能告诉我一半的真相。这个问题现在更加严重了，因为公司公关人员大大超过新闻记者的数量，二者比例达到了大约6比1。
在新闻行业，你通常写的都是那些对你撒谎的人。他们会一直撒谎，但至少我们能够少浪费一些时间去聆听。我最后完全不参加记者招待会，在那里你不但听到的是谎言，而且还是和竞争对手听同样的谎言。
● 一篇文章只表达一个观点。有一次，我交给编辑一篇800字的文章。我向他讲述了自己想要表达的多个闪光点。他假装在耐心地倾听，然后说道：“大多数读者只能从一篇文章中记住一个观点。”只表达一个好观点，他说，然后用事实和典故加以强化。如果一小时后读者还记得你的观点，你就成功了。从那以后，我努力做到每篇文章只表达一个观点——不过今天这篇文章除外。
但我从另一位记者那里获得的最佳建议与新闻无关。“如果你在酒吧里或者火车上，当你站起来要离开时，”他对我说：“一定要回头看一眼座位。你经常会看到被你遗忘的某样东西，比如包。”他说得太对了。
译者/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