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猎是一种保护措施”？（节选）

在青海，笔者先后走访了可可西里和青海湖两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在新疆先后走访了塔什库尔干和巴音布鲁克野生动物保护区，其间与当地林业局及“野协”官员、各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基层干部，及由“盗猎”转行“导猎”的当地百姓，进行了或深或浅的接触交流。

在上述4个野生动物保护区中，可可西里比较特殊而幸运，持续不断的宣传、关注，尤其是藏羚羊被选作2008年奥运会的吉祥物之后，各方捐助使可可西里藏羚羊保护的资金基本得到解决，藏羚羊的特殊身份也使其不可能纳入合法狩猎的范围。而地处帕米尔高原的塔什库尔干野生动物保护区则是比较尴尬的典型，这个没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省级保护区，极少甚至没有来自上级或外界的资金支持，其保护工作始终处于艰难的维持水平。

目前保护区内唯一可能的经济来源，是狩猎价值极高的马可波罗盘羊，以往国际猎手在此猎杀一头马可波罗盘羊的价格为2.5万美元，远远高于其他亚种盘羊1万美元的价格。按照塔什库尔干保护区保护站站长戴志刚的说法，他就是靠着以往出卖6头盘羊狩猎权的收入，维持了保护区10年的工作开支。而在笔者与同行者一起赴塔什库尔干保护区所在的色日克塔什乡寻找马可波罗盘羊的过程中，为我们担任向导的，就是以前当地最好的猎手，现在最好的塔吉克族导猎员、巡山员胡达白提和米卢。据戴站长介绍，自从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和国际狩猎活动以来，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盗猎，转而以导猎和为各种考察、采访、拍摄等活动提供向导服务为业。戴站长称，由于猎手放弃盗猎，经过审批的合法狩猎额度也受到严格控制，因此开展国际狩猎活动并不会对马可波罗盘羊种群造成不利影响。“我们曾经在一个山窝里发现十几具盘羊的尸体，被狼吃掉或自然死亡。”戴站长试图以此证明合法狩猎的盘羊数量，远远低于其自然淘汰率。

这位基层动物保护官员的说法，得到新疆自治区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官员的认同。这位官员明确表示，合法的、经过严格审批的国际狩猎活动，本身就是保护措施。并举例称，在新疆自治区林业局和“野协”管辖范围内的布尔津国际狩猎场范围内，开展合法国际狩猎活动10年，野生动物数量增长了5倍！

这显然是个令外人意外甚至很难理解的结论。面对笔者的疑问，他解释称：首先，在组织开展合法狩猎过程中，他们会选择最有名的盗猎者担任导猎员，由于这些猎手的盗猎活动并没有太大的经济动机，只是一种“打羊吃肉”的传统生活方式的延续，而导猎工作的合法收入远远高于盗猎的非法收入，因此这些猎手乐于放弃盗猎；其次，合法的狩猎活动，会带来导猎、标本制作、旅游等一系列延伸产业的发展，对当地经济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也会促进地方政府对动物保护的重视。这位官员称，不管你把保护动物说得多么神圣，如果不能有助于提高当地百姓的生活，反而因为禁猎而断绝他们传统的生计，则不管你怎么禁也是禁而不止。同样，如果动物保护不能带给当地任何经济回报，反而是一片萧条，则得不到地方政府支持的保护工作也很难顺利开展。

按照他的上述说法，严格控制审批数量，确保不影响动物的种群发展，同时以相对丰厚的经济回报，促进当地政府和百姓对动物保护的支持，就是“狩猎就是保护”的完整逻辑。

虽然如此，但笔者还是没有放弃向这位官员提出舆论的“几大疑问”：

首先，如何保证审批数量能够严格控制在不影响动物种群发展的范围内，而不会在利益驱使下无度杀戮？

就此，这位官员首先愤怒回应了舆论将过去“一事一批”的方式称作“暗箱操作”的说法。他称，由于事关出入境管理、边境安全、枪支、野生动物等诸多方面，因此他们的任何一次狩猎活动，都必须经过林业、公安、国安、军事、外事等5个部门的审批，“这也叫暗箱？那什么才叫公开？”他强调，在这样严格的审批程序之下，狩猎额度能够受到严格的限制。

其次，“杀老不杀小，杀公不杀母”是保证狩猎活动不致威胁动物种群的重要前提，也是国家林业局反复强调的原则。但公众完全有理由提出，如何才能在实际的狩猎活动中坚持这一原则，而不是导致不受控制的滥杀？

该官员解释称，这不但是我们坚持的原则，更是西方狩猎文化中最重要的戒律。如果一位西方猎手来一趟新疆，却猎杀了一头刚刚长角的小公羊，必然会遭人耻笑；如果猎杀的是一头母羊，他今后在狩猎俱乐部里就只能沦为给别人“端茶递水”的地位了。在这套严格的规则和文化的约束下，狩猎场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是一片枪声大作的屠场。

其三，无论如何解释，经济利益才是开展国际狩猎活动的根本出发点，无论是行政审批还是公开拍卖，将狩猎收益大部分用于动物保护，是这一经济活动具有合理性的基本前提。但是，如何才能保证狩猎收益用于动物保护，而不是挪作他用甚至中饱私囊？

在当下腐败案件频发、社会信任度极低的环境下，这样的疑问显然是最为普遍又最具挑战性的质疑。而该官员的回答是：我没办法告诉你和大家我们会设计一套什么样的监督制度，但每一笔收入都有案可查，党纪国法、财政审计都是监督。如果公众对这一切都不信任，再设计出什么监督又能有什么用？他补充说，其实更积极的监督来自“下边”，即戴站长那样的基层动物保护官员。每猎杀一头动物，基层动物保护单位应得到60%的收益作为保护经费。“你在他的保护区范围内杀一只羊，他要追着你要钱的，你不给他，他先跟你干！他要发工资，要吃饭干活呀。”这或许可以间接地证明戴站长所谓“靠6只盘羊维持10年保护工作支出”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