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侯青口中建华府房价:赵鑫珊：拥有私密小书房的幸福

书评人：

 
    最近30年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追问“什么是幸福”成了时代的迫切课题。作家赵鑫珊在古稀之年，用充满哲思的文字，写作了这本《我这一生幸福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意在通过他一生的经历，表明幸福是一种心理感受，模式因人而异；幸福多半来自精神世界，而不是物质世界。

    我曾有一间私密性的小书房

    1949年以前，我父亲是个商人，坐镇上海，公司叫“大安贸易商行”，把上海厂家的日用商品批发到江西，勉强算是个富商，在上海根本排不上号，但在南昌百货行业却有排名。

    建于清代末年的百年老屋即成了我家安身的一处带天井的建筑空间，左右对称，四间，共用一个35平米的厅，我家占两间，另两间出租。前房约25平米，我母亲、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合住，后房约10平米，是我的卧室兼书房——这是我母亲的精心安排，因为我是长子。

    1952年我家开始用上电灯。我终于拥有一张小书桌，很简陋，灯泡只有15瓦，比豆油灯要强得多，但比煤油灯好不到哪里去，不过毕竟方便不少。那时我15岁，正是对几何学着迷的时候。“仔呀，别读书啰，吃夜饭啰！”母亲用南昌向塘乡的方言叫我去前房吃晚饭。

    当年家境已是清贫，桌上只一个菜:冻豆腐炖卷心菜。一家五口，围桌而坐。当年的我，并没有意识到那顿晚饭就叫幸福。

    1955年8月，我考取了北大，告别了母亲、弟妹和我那间卧室兼书房。日后许多年，痛苦的集体宿舍生活使我越来越看重老家那间完全属于我的、私密性的书房兼卧室。我把拥有两间完全属于我的私密性的房看成是人生基本幸福保证之一，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33个春秋寒暑(1955－1988)我受尽了极左政治生活时期集体宿舍的折磨！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第奥根尼(Diogenes)尽管忧道不忧贫，把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压缩到最少，但他还是需要在一个木桶里过夜——在本质上，那个木桶也是一个建筑空间，它和一幢580平米的豪华西班牙式别墅没有丝毫本质上的区别。

    对于我，两间房，一大一小，幸福指数是90，三室一厅便是100。一幢288平米的别墅是不是200呢？不，不是这样，至少对于我不会出现内心的幸福感随住房面积的不断增加而成递增的趋势——不，对于我，这种成正比的定律是不存在的。

    总结我这一生，我的幸福观是:

    物质生活只要求小康，精神生活的追求则可以逼近无限。这是我的真心话。

    住集体宿舍的痛苦

    刚进北大，我住过好几种类型的集体宿舍。因为入校新生多，屋子没有造好。我住过教室(12个人一间)、统铺(16人一间，类似于车马店)，后来才比较正规，四人一间、六人一间、八人一间，上下铺。我总爱住上铺，因为有种安全感，多了点私密性。

    开始时，住集体宿舍是件很开心的事。“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还没有开始，但自1957年“反右”后，人际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1958年“批白专道路”、“批只专不红”和“拔白旗”运动后，每个同学人人自危，都受到监视，没有人敢进图书馆。图书馆空荡荡的，只有三五个同学还在那里坚持读书，还要冒被批判的危险，其中一个便是我。晚上9点，我从图书馆回到集体宿舍，为了不让人发现我是读书回来，就把书藏在棉大衣里，好像是个“地下工作者”。

    有一回我在下午提前回集体宿舍，碰到班上团支书李某正在我的上铺搜查“反动日记”。我突然出现吓了她一跳，她的面唰地一下红了，说:“我是在检查你的铺位有没有臭虫！”

    1961年8月我毕业离校，去中国农业科学院报到。又是住集体宿舍，三人一间。当时大家刚能吃饱，报纸上便出现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我看了心里就发毛。很快，火药味便涌进了中国农业科学院集体宿舍。我的书桌上不敢明目张胆放《唐诗三百首》、《杜甫传》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而要把《毛选》放在上面做掩护。

    有一回，单位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在业余时间少看资产阶级哲学书，多看《毛选》，这有利于思想改造。

    这时我才明白，是我的同屋把我在宿舍的情况向领导一一汇报了。我又一次被监视了。

    有一回，我的两个同屋都要去河北石家庄农村参加“四清”，期限是一年。得到这个信息，我特别高兴，心想:这下可好了，我可以自由自在一年，一个人拥有一间房！谁知，两个同屋走后的第二天，办公室周主任找我谈话:“领导决定，要你搬到对面403去同刘源甫同住。”

    “为什么？”我问。

    “便于管理！”

    监视这种说法毕竟太露，太刺耳。管理要温和、柔软得多。

    43年过去了，今天我还记得“便于管理”这句话——这四个字把极左时期集体宿舍的本质披露得一清二楚。

    恶劣的外部环境对我的成长也许有一大好处:

    我只有退，退向自己的内心世界。

    而退向自己的内心世界的本质正是哲学。

    退向自己的内心，即收心内视，正是哲学思考的灵魂和核心。

    谁的内心有了一座永不陷落、永不扯白旗的堡垒，他就是幸福的。

    其实我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用自己的观念、信仰和意志这类无形的花岗石在自己的内心构筑了一座城堡。城堡的构筑即幸福的铸造。构筑是个动词，是现在进行式，不是完成式，也没有完成式。

    牧羊人的小土屋，一住六年

    小土屋地处辽西兴城海边，时间是1969年至1975年。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六年。

    1969年7月1日，我们下放到兴城干校。一开始我在大田干农活，也在果园除草。

    果园养了一百多只羊，目的有两个:一是果树需要施羊粪有机肥；二是每年秋天要杀十几只羊，改善职工生活。

    一般来说，下放的“五七”战士不愿去放羊，不到十天，便吵着要回场部，派别人去接替。主要原因是怕寂寞和孤单。因为日夜见不到什么人，只能同羊群厮守在一起，觉得十分单调、枯燥、乏味，而且还要动手做点玉米粥。有一天，何队长对我说:“赵鑫珊，还是你去东头放羊吧！”

    听后，我是满口答应。放羊可以脱离革命群众的监督，就可以专心冥想我乐意去思考的事物，而且离羊圈20米处便是牧羊人的小土屋，我这一住便是六年。两间并排，加起来约28平米。前头那间有灶头，烧开水，煮玉米粥，冬天烧坑取暖。有电灯，但常停电。我买了一大把蜡烛。没有厕所，到附近林子里去就地解决。左侧有口井，供人兽共用。

    从此我拥有两间私密性的房。不久，我便弄到了一张只有三条腿的桌，我用几块砖叠加起来做第四条腿。

    可惜，当年我没有相机，也没有想到把这张书桌和整个土屋拍下来作为留念。在我的人生之旅中，它是一个大驿站，不仅时间长达六年，而且我在这里经历了不少深刻的事情。“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苏轼《新居》)是的，在牧羊人小土屋，我只做了一件我最乐意去做的事:通过做一千多道高等数学习题和二百多道物理习题，我是在“寄我无穷境”。不做这些习题，“世界哲学”是空洞的；“寄我无穷境”也只能是一句空话。这样，在“寄我无穷境”的烛光之夜，便是我的幸福时刻。直到今天，我依旧怀念那许多个挑灯夜读的日子。尤其是冬天大雪纷飞之夜，时有树枝被厚雪折断声传来，我便会放下手中的笔，吟哦一声:“夜深知雪重，时闻折枝声。”我沉醉于当时这种诗意的氛围。在我一生中，时时处处捕捉并意识到诗意、诗境是构成我的幸福感或幸福灵魂状态很关键性的一步。当时在我的炕上枕头底下有一本《苏轼选集》，其中有这样两句引起了我的深深共鸣:“深谷留风终夜响，乱山衔月半床明。”我多次经历过这种情景。我佩服苏轼的敏感和把内心的感受一一化成诗句的天才。

    当年读人文科学的书会遭批斗，因为那是“封资修”的毒草。我只能偷偷地读数学和物理。当然在我的破书桌上也摆了几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几卷和《毛选》。

    有一回军宣队的李指导员来羊圈视察，看到我桌上有本《数学分析习题集》(苏联吉米多维奇著)，便说:

    “你还在看这种书！”

    “我打算将来去中学教数学。像我这种没有改造好的人，只能教教2＋3=5，因为2＋3=5没有阶级斗争。”

    “不，只要有人的地方便有阶级斗争！”

    有一年冬天深夜，室外估计是零下15度左右，我突然听到有狼的嚎叫声从远处传来，我抬起了头，侧耳倾听，连忙走出土屋，去查看羊圈的门窗，加倍警惕，预防饿狼来袭击。我知道，前些天附近的沟屯便有三只羊被狼咬死。回到小土屋，我继续做习题，狼的嚎叫声随着山谷里的风时有传来，幽暗的烛光在小土屋内晃动。——三十多年一晃而过，今天我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当时，我便有一种幸福感，尽管物质生活条件极差，一个月几乎见不到菜里头有几颗油星，但精神上是充实的、奋拔的、狂热的——为数学真理、为自然哲学的最高智慧而狂。“一物能狂便少年。”

    1975年1月，我接到上调通知书，回北京原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那天我的心情非常复杂。送我去火车站的小毛驴在牧人土屋旁边的小路上等着，最后我用双手摸了摸那张破桌，看了看桌上剩下的半根蜡烛，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六年来，这简陋的小土屋收容了我，安顿了我的身心。这无疑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时期之一。

    办公室一住就是六年

    1978年4月，我从中国农业科学院正式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但人还住在原单位的8号楼411室集体宿舍，上班却要去建国门内大街5号。好在不是坐班制，每星期二、五去办公室，两次都是半天。

    当时的政治生活已有了松动，我正打算在北京香山卧佛寺租一间民房。据说我打算租下来的18平米的屋(月租金5元)，离当年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故居不远。但就在我准备付三个月租金的时候，我接到调令，为解决夫妻分居，去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上海家里三代同堂，单位又无房可分，我只好住办公室，这一住就是六年(1983－1988)。

    我的处女作《科学·艺术·哲学断想》便是在地处四楼的办公室完稿的，起印数9万。

    住了六年办公室，我完成了七部书稿。我经常写作到深夜。

    1988年8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分配给我两间房(共53平米，均朝南)，地处浦东，这在我一生中算是一件大事。因为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两室。我只有用更加勤奋的写作来报答这53平米的私密性的建筑空间。▲文汇读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