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桐樱与刻印虫:阎肃：舌头比牙齿更长久

姜 弘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1年08月05日   第 10 版）

红歌人阎肃和孩子们在一起
“李宗盛他们那首《真心英雄》其实也是红歌，多给力啊!”81岁的词作家阎肃创作的红歌中，有两部作品流传了几十年，都是自发创作，不是“上面派的任务”，其中歌剧《江姐》中的《红梅赞》久唱不衰。
“竟然没写毛泽东思想!”
上世纪50年代末，快30岁的阎肃到空军当了一年兵。一天傍晚，最后一架飞机降落后，机械师扛着舷梯，呆呆地看着蓝天。阎肃很好奇，机械师说他觉得他的心在那里，因为他们爱这片蓝天。一种敬意与感动油然而生，第二天爬起来阎肃就写出了《我爱祖国的蓝天》。“文革”期间，阎肃曾被勒令修改《我爱祖国的蓝天》的歌词，批斗者十分愤怒：“竟然没写毛泽东思想，好大狗胆!”阎肃就改成了“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歌词到“文革”之后又被改了回来。“我觉得用不着每首歌都把‘毛泽东思想’这样的政治术语写进去。”
“《江姐》也不是命令。”
1961年，阎肃去锦州妻子家探亲20天，写了18天《江姐》。 “回来人家问我干吗了，我说写了《江姐》，说拿出来听听。领导越听越有意思，就成立了《江姐》创作组。”当时的中央领导对《江姐》的创作非常关注，甫志高劝江姐投降时有一段唱词:“多少年政治圈里较短长，到头来为谁辛苦为谁忙，武装革命是空流血，才知道共产主义太渺茫。”这样的词用在叛徒劝江姐投降是合理的，因为赫鲁晓夫就是这个观点。甫志高劝江姐超然，不要为党派奉献自己最年轻的生命，留得青山在嘛。刘少奇同志提出意见，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刘志坚也有意见，说这个词太过分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关我禁闭，说我们三个姓刘的让你改，你都不改，你什么意思？改成了现在这个，‘你如今深陷牢狱，何日才能出铁窗？人逢绝路常回首，退后一步道路更宽广’。”这段词一直沿用至今。 “现在想来，领导提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不然，消极面太大，会引起不好的思考。”1964年，《江姐》在王府井儿童艺术剧院演出，周恩来与邓颖超自己买票去看之后推荐给毛泽东，当年10月，在人民大会堂上为毛泽东演了一场。
有一天，司令员把阎肃他们找去，说：“(《江姐》)没有一个主题歌，我看过《茶花女》都有主题歌。”
阎肃有一首《长江水手》，大家觉得挺好，就谱了曲子。司令员一听：“不行，这是男人的歌!要写女同志的。”几个人心想，原来司令员也懂行啊。
上海音乐学院曾请阎肃写《红梅组曲》，里面有三首歌，当时还没交给上海音乐学院，于是把第一首《红梅赞》拿了出来———“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两天两夜奋战，把《江姐》里的所有好音调天衣无缝地糅进这首歌里，在全国掀起了《红梅赞》的热潮。“火到什么程度呢?水壶上《红梅赞》、手帕子上《红梅赞》，小孩子的红背心也《红梅赞》，据说港澳台也喜欢。”
今天圆馒头好，过两天可能扁馒头好
阎肃也曾写过“任务”红歌，那是大跃进时期，阎肃真心认为公共食堂、大锅饭挺好的，于是写了《公共食堂好处大》，可歌写完了刚一唱，公共食堂就没了。
改革开放后，红歌的创作经历过一次高潮，包括粉碎“四人帮”后发表的《祝酒歌》、展现土地承包制以及乡镇企业发展的《在希望的田野上》。那段时间，连军营歌曲都以柔美抒情曲风呈现，《军港之夜》中软绵绵的唱法一度引发争议，被认为“丧失战士的斗志”。“《在希望的田野上》真是好歌，本身就很神，包含着蓬勃的生机。那个时期的《我爱你，中国》老实说是有点口号，但是有真实的歌唱祖国的寓意，听众也很接受。”阎肃说。
以年代划分，阎肃认为红歌创作在1931—1941年热闹起来，1941—1951年出了一大批红歌，一直流传到今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部分歌有那个时代的特征。“1960到1970年就没有什么了”。但阎肃觉得一部分语录歌比如《我们共产党人》，有主题性质的歌词，“也蛮好的”。
阎肃觉得，现在的红歌太喜欢直白的歌词，基层领导总希望直接表达出来，让别人明白。怎么才能成为流传下来的红歌经典？阎肃用“软”与“硬”来阐释:战争时期诞生的一批比较硬的红歌，都是发自肺腑的呐喊，“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在那个特殊时期，像是从血管里喷出来的，有摧枯拉朽、排山倒海的气势。“共产党最终赢得胜利，红歌当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阎肃形象地描述，“这边是斗志昂扬的歌，那边是《夜来香》、《何日君再来》，不用想也知道结果是什么。”这也是后来的意识形态一度排除任何软绵绵的歌曲的主要原因。“但有时候，软更打动人。”阎肃用“舌头比牙齿存在的时间长”来形容软与硬的红歌生态，“当你热爱一件事物的时候，你会真诚歌颂它。就怕你不热爱，写出来的一定是假的。”
（摘自2011年6月9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