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鱼虚拟物品怎么发货:张学良西安事变前后接济红军多少钱？

张学良西安事变前后接济红军多少钱？

       张学良问周恩来，贵军有多少人？周恩来巧妙地伸出5个手指头，答说，5个军。张学良又问：贵党有几位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答，有五位。张学良听后讲，那我就送点生活费给五位领导人，表示一下意思。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曾大量接济中共及其领导的红军军需物资和枪支弹药等，此问题的有关细节散见于一些着述、回忆文章中，目前尚无完整、集中的考述。本文试就此进行初步梳理，还原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需要说明的是，“接济”是20世纪30年代末的用语，意指筹借或给予。接济的内容，包括经费、军需物资（枪支、弹药、被服布匹、药品器械、无线电台配件、地图等）和生活必需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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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长征结束红军到达陕北，面临给养保障大难题陕甘苏区人口40万余人，红二、四方面军未到时，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约3万人，供需比例为13∶1。而红二、四方面军长征结束到达陕甘后，这一比例几近5∶1！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不能不引起给养困难。供需矛盾下，苏区所能挖掘的供给潜力非常有限，往往筹款数月一无所获，甚至连采办被服器材用品都缺纸票，而纸票则因无纸，赶印不及。

　　2.红军向东北军提出“经济通商”，张学良转赠中共中央1万元1月20日晚，张学良赶到洛川与李克农会晤。李克农提出“休战”、“经济通商”事项，张学良均示赞同，议定“各就原防以作疆界，在可能范围内恢复经济通商”。会谈后，张学良还经李克农转赠给中共中央1万元，从此开启了接济中共和红军的大门。

　　3.毛泽东关注更大范围的通商互济，张学良开始暗中接济红军1936年4月，中共中央与张学良部东北军达成了初步的合作协议。从协议内容可以看出，停战前提下的“经济通商”均为历次会谈的核心内容。一定意义上讲，“经济通商”不仅成为中共从苏区外获取物资给养保障的变通方式，同时也增强了与东北军的信任4.周恩来和张学良在洛川实现会谈，张学良不断为红军提供弹药和经费1936年4月，中共中央与张学良部东北军达成了初步的合作协议。从协议内容可以看出，停战前提下的“经济通商”均为历次会谈的核心内容。一定意义上讲，“经济通商”不仅成为中共从苏区外获取物资给养保障的变通方式，同时也增强了与东北军的信任。

　　东线方面，12月21日，周、张、杨商定对付国民党中央军采取“诱敌深入”计划。红军的部署是抵咸阳、兴平等地，配合作战。张学良表示，东北军可在咸阳补给红军子弹、被服等。当日，周恩来即派彭加伦等人到泾阳县云阳镇、耀县建立办事处，建立由西安、三原、耀县、洛川、肤施通向陕北的运输线，保障红军和苏区的物资供应和运输通畅。同时，电告毛泽东：诱敌深入计划，张、杨坚持主张，但决定关键在红军，请以我军到达咸阳、兴平时电告，子弹、被服亦可在咸阳补充。毛泽东遂电令彭德怀和任弼时，要求野战军迅速南下，在咸阳领取被服、子弹。同时电复周恩来：红军正向南疾进，20天内可集中咸阳，罗炳辉、萧劲光、谢嵩三部钳制胡宗南，必要时宋时轮加入。

　　红军开始筹划通过西北军政会统筹给养，蒋介石同意对红军可经张学良接济1936年12月22日，宋美龄、宋子文等飞抵西安，代表蒋介石与中共及张学良、杨虎城谈判。

　　23日，周恩来经征求张学良、杨虎城意见，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在红军拟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共同成立西北抗日联军情况下，红军应作的一些准备，明确“红军加入抗日联军后，其给养薪饷补充应有初步改变，并由西北军政会统筹”；“地方武装一概以抗日义勇军名义出现，其供给仍由地方筹给”。

　　西安事变后，中共在红军的经费补给问题上看到了公开通过西北军政机构予以解决的可能。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讨论参加西北抗日联军军政委员会及关于组织抗日联军的问题。毛泽东主张参加西北抗日联军军政委员会，但对外暂不宣布，对内可以宣布。在他看来，抗日联军并不仅仅是西北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在当前情况下，成立西北抗日联军完全可以看做是成立全国抗日联军前的一个阶段。考虑到将来最终还是要与蒋介石解决两党、两军关系问题，才提出加入西北抗日联军军政委员会一事只在内部宣布，不对外宣布。这是毛泽东将战略与策略相结合的高度体现。

　　12月23日上午，在西安的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开始与宋子文进行首轮谈判。其间，周恩来提出由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成立西北联军，张学良领导，实行抗日准备，训练补充，南京负责接济。宋子文答应向蒋介石转达此事。谈判后，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请示如蒋介石答应中共条件后的放蒋问题和红军的接济数额等问题，提议可按西北红军主力20万人计，照国民党军同等待遇，每月需180万元，同时其他地区红军另计。显然，对扣蒋情况下的谈判，周恩来相当乐观，“20万人”实际远远超出红军实数。考虑到涉及“款”及“兵力”问题，周恩来予以夸大既是必需，也是自信的表现。

　　24日，蒋介石答复张学良：联红抗日，现在红军、苏区不变，经过张学良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危难”之中，蒋介石不得不正面答应解决接济红军的问题；同时，他还要顾及自己的面子，指令张学良“暗中接济”，待抗战后红军再改番号，予以公开。

　　同日上午，周、张、杨与宋美龄、宋子文在第三轮谈判后达成协议，强调：苏维埃、红军仍旧。宋美龄、宋子文担保蒋停止“剿共”，并经张学良接济红军。抗战发动后，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下午，周恩来又同宋子文谈判。宋表示要中共做他抗日反亲日派的后盾，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表示南京政府每月可给红军、苏区50万元的经费。当晚，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周恩来与蒋介石面谈。蒋对周作出一系列承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由两宋和张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

　　12月25日，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在与周恩来等谈判时，回避成立西北联军的问题，转告蒋同意“经张手接济”红军。接济的物资及经费，只要周与张学良商量多少，就给多少。并“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划定防地，供给军费，苏区照旧，共党公开”。在生命与给养面前，蒋显然为顾及前者而不得不允诺后者。当日，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送蒋回南京。同日24时，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张闻天等：送野战军的鞋袜、子弹带正在购办中。

　　26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任弼时，西安已有5万元向庆阳运送。要求彭、任所部，一切购买，不打土豪。不难看出，这5万元当出自张学良部。中共中央也因看到了给养解决的希望而放弃打土豪，以顺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几天后，蒋介石扣押了张学良，蒋所答应的通过张学良“暗中接济”红军事成为泡影。但西北“三位一体”局面并没有就此而止。“王以哲和何柱国像张将军在陕时一样，以粮饷、弹药供给红军，关系十分密切。”当时，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信中说：“张陪蒋走后，东北军颇团结，更接近我们。”红军“野战所需粮食，向庆阳、合水、西峰镇东北军粮食站领取，不必给钱，款项不足，尚可筹送”。

　　继之不久，在西安事变善后过程中，中共越过西安方面，经与蒋介石指定的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接洽，商定南京方面按月接济红军。其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逐渐答应蒋介石的善后方案，分别另调他处。

　　至此，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对红军的接济告以结束。这里，有一个需叙述的插曲。

　　1937年2月17日，张学良部粮秣处长张政枋找到西安北城七贤庄红军驻西安办事处，面见林伯渠、叶剑英和南汉宸，请帮忙开具张学良在粮秣处周转费中临时支取接济红军用的经费共计67万多元的票证，以作报销凭证。

　　张政枋回忆，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个别开支用费很多，其中接济红军，给周恩来2万元也在数内。因第二经理处处长闻湘瓤是蒋系人物，专门管制财政，限制张学良的政治活动经费，所以张学良这些政治活动开支的现款，都是从粮秣处周转费中临时支取的，前后共支67万多元。张学良送蒋介石去南京被扣留后，这项垫款无人归还，也无处报销。为此，张政枋曾当面请示于学忠设法解决，但被否决，不给报销。

　　经叶剑英等一个多小时的研究，答应：这些钱既然张副司令给红军用了，咱们就开个证明条来叫蒋介石报销，因为咱们也是国家军队，蒋介石他不敢不给报销。就是张副司令自己花的，咱们替他证明一下也没有什么关系。遂开了67万元的条子，盖上了红军办事处的戳子，并说：“你拿去报吧，如于主席不给报，我去见他说个明白，不能叫你为难。”张政枋拿到这个条子后，顺利地了结了这件事。

　　叶剑英等承认张学良给予红军相当的接济，但对67万元这一数额持保留态度。要知道，张学良接济红军有三个特点：多线联络，无固定途径和渠道；高度保密，知情人少；没有留下任何凭据票证，甚至以“假战”的方式接济红军。如此，纵然是执行者对内情也知之甚少。因此，统计张学良对红军的接济数额实在困难，恐连张学良自己都无法算清。因此，叶剑英等人更不可能完全知情。但不管67万元准确与否，叶终是开具了票据，既是出于统战的需要，对张学良接济红军予以肯定，同时也是对这段历史画上了一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