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福尔摩斯”传奇:他识破刺杀毛泽东阴谋

被誉为“红色福尔摩斯”的布鲁

早年拍摄的布鲁在博鳌东屿岛的故居

　　海南共产党员“布鲁”的传奇人生

　　早期潜伏白区无孔不入

　　铆钉布鲁

　　他曾两度被抓入狱，却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他曾四次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失去联络，却还执着寻找;他是有功之臣，却在建国初期含冤入狱，其人生最后的三分之一时光，几乎都是在狱中或劳改场中度过的。即使这样，他依然无怨无悔于党、国家和人民，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就是被誉为“红色福尔摩斯”的布鲁。

　　100年前，布鲁出生在琼海博鳌的东屿岛上;17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先后转战海南、东南亚和内地多个地区从事革命工作，出生入死，积累了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到陕甘宁边区后，侦破数起大案，包括震动整个延安的“军统特务案”，一举抓获潜伏在延安各地的56名国民党军统特务，毛泽东同志对此大加赞扬“要用布鲁这样的同志保卫延安，延安要多几个布鲁就好了”，他还及时侦察出军统特务伺机刺杀毛泽东的阴谋。

　　海南日报记者根据布鲁同事、家人、亲朋的追忆，以及长篇纪实文学《红色福尔摩斯———布鲁与公安系统第一奇案》一书的介绍，在布鲁诞辰100周年之际，讲述这位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的侦察员和公安战士的传奇人生。

　　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 耿 通讯员 张玉洁

　　在纪念布鲁诞辰100周年之际，有一位老人编纂了一部书，名为《独特英雄》。该书的主人翁正是布鲁。

　　这位老人名叫贾延岩，海南省开发建设总公司退休干部，原籍河北，现居海口，1947年生于延安，他的名字里就含有“延安”和“红岩”的字眼。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之所以要编这样一本书，首先是因为自己非常钦佩布鲁其人，再就是因为他的母亲莱茵在延安时曾与布鲁的妻子吕璜同窗和共事。因而，通过吕璜，贾延岩先后找到了10多位曾经接触过布鲁的知情人，于是，零碎的历史事件慢慢地得到恢复和还原。

　　“布鲁”是卢茂焕在南洋从事秘密革命活动时的化名，这个名字的读音在马来语中是“铆钉”的意思。顾名思义，这也应该是布鲁的毅力和意志的体现，在他一生的革命斗争中，哪怕常常陷入困境，他都时刻表现出其无孔不入，无坚不摧的“铆钉精神”。

　　渔家孩子 投身革命

　　布鲁家人保存的家庭文献显示：他出生在农历戊申年的十二月十八，海南日报记者查找了万年历，得知其新历的生日是1909年1月9日，这一年距离清王朝灭亡只剩下2年时间。

　　原名卢茂焕的布鲁，是琼海一个渔民之家的长男，其上有1个姐姐，其下还有3个弟弟和3个妹妹。他在家乡的双庙小学读书时，海南革命先驱王文明曾是学校的校长。王文明对出身贫苦，但学业优异而且机智勇敢的卢茂焕十分赏识，并送他一些革命书籍和报刊，使卢茂焕很早就受到五四运动启蒙思想的熏陶。

　　1923年夏天，卢茂焕小学毕业后，来到海口琼南兴铁工厂当了一段时间学徒，不久便当上了技术娴熟的钳工。当时，琼崖地区的共产党在海口组织工人运动，卢茂焕不但参加了工人夜校学习，还积极参与了革命活动。1926年4月，卢茂焕重逢时任中共琼崖特委书记的老师王文明;5月，在王文明等人的介绍下，17岁的卢茂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活跃的职业革命者。

　　在海口，卢茂焕的身份是夜校教师，负责书写、刻印和散发革命刊物和传单，组织民众游行等。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后，卢茂焕于4月23日被国民党军警抓捕，但他守口如瓶，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1个月后，他被亲戚保释出狱。

　　出狱后，卢茂焕离开白色恐怖笼罩的海口，回到自己的家乡琼海。当时，在王文明的领导下成立了针对大屠杀的“讨逆军”，卢茂焕担任了手枪班班长的职务，承担保卫、侦察和除奸工作。不久，“讨逆军”改名为“琼崖工农红军”，卢茂焕被任命为红军排长，后因立功被提升为副连长。由于当时军中缺乏弹药，琼崖党组织便让卢茂焕发挥有文化和擅长机械加工的专长，委派他创办了机械军工厂。

　　南洋除奸 痛失左手

　　1928年11月，海南的革命斗争遭受重大挫折，主力部队不得不退入中部山区。卢茂焕与队伍失散后，一度避难家中，不料被叛徒出卖，国民党军队追查到他家时，他又机智地逃脱，但2个妹妹被抓走，关了2个多月才得以取保释放。

　　于是，卢茂焕被迫逃往海外，据当时一起逃到南洋的革命同志卢业荣的儿子卢望(81岁，省农业厅退休干部)讲述：当时他们是乘坐小帆船出逃的，在海上漂泊了几天后，才被搭救上了一艘驶往印尼苏门答腊岛的轮船。

　　在苏门答腊，卢茂焕找到了在当地开小咖啡馆的舅舅冯生茂，他一边在咖啡馆打工，一边在华侨中学学习文化课和英语，并利用咖啡馆联络聚会的便利条件，逐渐联系上了七八个大革命失败后，从海南逃亡过来的革命战友。他们自发组织了党支部，在巨港码头举办工人夜校，宣传革命思想。

　　1929年春，卢茂焕终于跟马来亚共产党取得联系，“巨港特别支部”获准成立，他成为支部书记。1年后，卢茂焕被调到雅加达的马共中央，担任马来亚总工会纠察总队队长，负责保卫、营救和除奸工作。为了防备叛徒出卖，卢茂焕决意改名为“布鲁”，而且一用就是16年，直到1946年他离开延安时，才又化名“陈泊”。

　　1931年初，马共新加坡区委书记李锦标被捕叛变，出卖了上百名革命同志，并带领警察四处抓共产党人，新加坡地下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此时，布鲁接到马共中央的指令，参与刺杀李锦标的行动。布鲁等人本想用自制的炸弹将李炸死在酒店，不幸在检查炸弹时，炸弹突然爆炸，他的脸部和左眼被炸伤，左手手掌被炸掉，人也不省人事。

　　待他醒来的时候，人已经躺到了医院的病床上，当地警察在他苏醒后即在病房里进行审讯。他一口咬定自己是爆炸的无辜受害者，要求警察查清作案人，赔偿他的医疗费和损失。案件拖了将近一年没有结果，1932年初，布鲁被马来亚英国当局冠以“危险分子”的名义，押送出境，前往香港。

　　四度找党 坚守上海

　　在香港停留不久，布鲁便按当地一位马共中央同志的安排，动身前往厦门与党组织接头。由于当时厦门的党组织被叛徒出卖，也遭到严重破坏，布鲁并不放弃，历经艰险之后又联系上了组织。

　　在厦门短期工作之后，布鲁又被党组织介绍到上海工作，然而，当时正是中共在上海地下活动极其困难的时期，也是党组织遭受重大损失，人员一度失去联络的时候。一些领导干部，包括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后都叛变了革命。1932年夏天，刚到上海的布鲁孤身一人，露宿上海街头，利用左手的残疾，冒充国民党伤兵，捡拾别人丢弃的食物充饥。但是，布鲁一直没有放弃对党组织的寻找，更没有放弃革命，后来终于接上了党组织关系。

　　《独特英雄》一书的编者贾延岩总结道：“这是继1928年在海南岛、苏门答腊岛和1932年初在厦门，三次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之后，布鲁第四次成功找到党组织。碰到这样的事情，一般人也许早就放弃了，但布鲁始终没有，可见作为一个伤残人员，他有着非凡的意志力。”

　　在上海，布鲁先是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后来又到上海码头工人总工会、上海海员工会担任党书记;他亲自刻印革命宣传资料，创办工人夜校，组织工人运动，积极地秘密发展中共党组织。

　　卢望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我曾经听父亲讲过，布鲁虽然没有了左手手掌，却从未放弃使用左臂，而是自己琢磨出专门的训练技巧，强化左臂的力量，并多次在与敌人面对面的斗争中，巧妙地用左臂克敌或防卫。”

　　在这般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布鲁和同事们一道，坚守上海革命阵地，一晃，又是4年过去了。

　　1936年下半年，布鲁被安排到西安工作，年底又前往陕北延安革命根据地。

一九五O年布鲁和吕璜在广州。

布鲁在延安读书时的留影。

1968年冬，布鲁被红卫兵接到北京后，全家团聚。 陈耿 翻拍

　　延安抓潜伏敌特屡建奇功

　　传奇布鲁

　　2003年，学林出版社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红色福尔摩斯———布鲁与公安系统第一奇案》，该书由曾先后任中宣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习仲勋于2001年作序，并为该书题写了“红色福尔摩斯”;2009年3月22日，习仲勋的夫人齐心女士，也为布鲁的百年诞辰题写了“人民英雄”四字。

　　贾延岩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布鲁在陕北时曾与习仲勋一起共事，而且两人交情甚深。比习仲勋年长4岁的布鲁，还是习仲勋和齐心结婚照的拍摄者。

　　海南日报记者将在本文重点讲述布鲁在延安破奇案，抓特务的精彩故事……

　　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 耿 通讯员 张玉洁

　　在延安的岁月，是布鲁人生的辉煌时光。在那里，他屡建奇功，达到了事业上的巅峰。布鲁曾经在延安读书和工作达9年之久，而且在那里他认识了女侦察员吕璜，两人结下了秦晋之好。

　　延安来了一位神秘侦察员

　　1936年秋天，我国西北的门户陕西秋风萧瑟，寒意袭人。此时，布鲁从南方的上海辗转来到西安，暂时在中共领导下的“红中社”(新华社的前身)办事处工作;不久，他又被派往陕北的延安，进入红军大学(即后来的抗日军政大学)读书。

　　1939年10月，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新来了一位30岁左右、左手残疾的侦察员，他就是布鲁。对于他的履历和来延安的目的，只有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副部长李克农心里有数。这多多少少增加了布鲁身上的神秘色彩。

　　在延安，布鲁不辞劳苦，广泛收集和认真分析各类情报。智勇双全的他，以高超的侦破手段屡建奇功。

　　有一次，他从内部特情提供的情报中获悉：西安国民党中统机关将派遣一个特务进入边区，公开身份是《中央日报》记者，其任务是检查边区各县国民党党部执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的情况。

　　布鲁闻讯立即安排人马，当这个所谓的“记者”一进入边区就被一举抓获。审问后，布鲁萌发了一个大胆的计划。第二天，他穿上被捕特务的衣服出发了，首先来到延长县，手持《中央日报》记者证，到国民党县党部，指名要见“书记长”。已经接到上峰通知的“书记长”不敢怠慢，热情接待，将收集到的中共情报一一汇报;布鲁又接连到延川、清涧等6个县进行探查。

　　回来后，他向保卫部门下达密令，各县公安局按图索骥，捕捉暗藏的特务40多人，并张贴布告公布这些县国民党党部的反共活动。

　　破获“汉中特训班”大案

　　1942年春节前夕，陕北庆阳县抓获一名来自国统区的神秘男子，名叫陈兴林。此人在审讯中承认负有国民党军统交办的重要使命，愿意弃暗投明，但只能向中共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供出。这天深夜，布鲁秘密会见陈兴林，进行彻夜长谈。

　　原来，陈兴林是在西安读书的热血青年。1938年10月，他联络了3个要好的同学一道去延安，走到临潼时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截住，强行送到西安郊外的一个训练基地。陈兴林经过3个月的“洗脑”和强化训练，被派到陕西南部的“汉中特训班”当教员。

　　“汉中特训班”是国民党绝密的特务组织，成员之间一律以代号相称，并不知道真实姓名。训练的内容除思想上的反共教育外，还有射击、爆炸、暗杀和情报窃取等技术。这些人的训练以3个月为一期，结业后便伪装成进步青年派往延安长期潜伏。国民党军统将这些人员称为“第五纵队”。

　　截至1941年10月，“汉中特训班”已先后办了9期，陈兴林始终是教官。同年年底，国民党胡宗南部准备进攻延安，便选派陈兴林去会合那些潜伏在延安，受其培训过的特务。他被抓后愿意投诚是有原因的，因为经过多年的观察和思考，他认为共产党的确是为国家和民众着想的。

　　陈兴林听说八路军已解放了他的家乡庆阳，便提出回庆阳探望母亲和妻子，3天后再回延安。对于陈兴林的要求，延安保卫处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多数表示不同意。但布鲁表示相信和支持陈兴林，并最终得到中央社会部的批准。

　　布鲁给了陈兴林一些边区的货币，让他买些衣物、食品带回去，还送给他一只大烧鸡和几块布料。陈兴林简直不相信这些是真的。3天后，陈兴林果然回来。这说明布鲁的判断和决定没有错误。

　　1942年“五四”，延安举行盛大集会。隐蔽在会堂入口两侧的布鲁等人带着陈兴林，共指认出特务36人。会后，保卫部门将他们逮捕后突击审问;尔后，这些特务又供出同党20人，56人的潜伏特务被一网打尽。令中央震惊的是：这些特务的潜伏范围之大，潜伏程度之深，从中央党政机关到延安地方政权，从高校到群众团体，甚至一些兵站，涉及50多个单位，还有一些进入了高度机密的中央机要部门!当时有位女特务还成了延安某重要部门负责人的妻子。

　　由布鲁一手破获的军统“汉中特训班”，是抗战时期延安铲除的最大的国民党特务组织。毛泽东知道后十分振奋，对此大加赞扬。后来，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的信中提到：“要用布鲁这样的同志保卫延安，延安要多几个布鲁就好了。”　　于是，布鲁被陕甘宁边区军民广泛称誉为“福尔摩斯”，其美名不胫而走。不久，他被任命为延安边区政府保卫处处长。

　　识破刺杀毛泽东的阴谋

　　“汉中特训班”一案之后，布鲁还及时侦察出军统特务伺机刺杀毛泽东的阴谋。

　　那是1943年6月的上旬，在吴旗县和富县，相继发生了2起武装特务偷越哨口的事件，特务均被歼灭。这引起了布鲁的高度警觉。当时，保卫处每天送来中央主要领导日常活动的安排，布鲁都要认真阅读和分析。一天，他看到：6月22日上午10时，毛泽东主席接见新四军第3师8旅旅长田守光。

　　布鲁从笔记本上记下田守光的名字后，当即来到中央军委保卫部，向部长钱益民询问相关情况。参谋人员拿出田守光报到的材料，上面写道：田旅长是今年3月上旬从华中出发，经渤海、冀东、平西进入晋西北，从那里进入边区的。田抵达晋西北时有电报发给中央军委，但所持的中共华中局的介绍信在渡海战斗中丢失。这引起了布鲁的怀疑，于是提出：向晋西北的两个兵站去电，查证田旅长踪迹。

　　当天下午，晋西北八路军的兵站回电，称5月下旬并无新四军旅长田守光从那儿经过。布鲁放下电报，沉思良久，然后迅速来到钱益民的办公室，建议马上审查田守光，再决定毛主席是否接见。他说明理由：“我认为吴旗、富县发生的几起特务越境事件，表明国民党特务企图混入延安。而在延安，装扮成军人是不容易发现的。这个田守光，从3月份就离开了华中，到现在3个多月了，这中间可能发生很多的变化。为什么晋西北兵站回电并没有这样一个人?这里面有问题!”

　　钱益民表示认可，并将审查田守光的任务交给了布鲁。布鲁同另外几名侦察员一起，用了两个昼夜的时间，终于将“田守光旅长”审查得清清楚楚。对方果然是军统派来刺杀毛泽东的高级特务!原来，新四军第3师第8旅旅长田守光，与该旅参谋长彭雄等人，于3月初从山东赴延安参加党的会议，在连云港海面上与日军相遇，所有人员无一生还。

　　军统特务很快查出死者中有八路军旅长田守光，并电告重庆军统总部。在戴笠的亲自策划下，军统派出数批特务潜入延安，包括这个精心挑选出来的“田旅长”，准备寻找机会刺杀毛泽东。而这名高级特务在延安中央军委招待所已先后住了5天，一直没有人对他的身份表示怀疑，眼看就要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没想到被谨慎、精干的布鲁及时识破。

　　又立下一件奇功，布鲁再次受到中央社会部的内部表扬。这位“延安的‘福尔摩斯’”更加出名了。

　　布鲁为什么能屡屡破获军统特务案呢?据贾延岩分析，这是因为他曾长期在国统区从事地下活动，所以比较熟悉对方特务的特征。当军统特务进入延安边区后，布鲁凭借此前的经验自然能分辨出来，然后用敌人的方式对待敌人，譬如用“策反”的手段，让“来人”为我方效力，便是其中最狠的一招。

1950年布鲁在深圳侦察。陈耿翻拍

1981年5月，布鲁追悼会上，时任公安部长的赵苍璧向吕璜表示慰问。

一九五三年，陈泊(左，即布鲁)和同事陈坤成为新中国公安系统的第一大冤案———“两陈案”的主角。

　　在囚禁中走完人生最后的21年

　　含冤布鲁

　　1946年，布鲁离开延安后，又先后转战东北、江西和广东等地，为解放事业和解放初的社会稳定工作，可以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屡建奇功的战斗英雄，却在解放后初期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在监狱和劳改场中，走完了人生最后的21年。

　　面对自己的悲剧命运，布鲁没有怨天尤人，没有背弃自己的理想和信仰，发自内心地“笑”对个人的不幸境遇。

　　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 耿 通讯员 张玉洁

　　抗战胜利第二年的10月，布鲁改名“陈泊”，与妻子吕璜调离延安，远赴东北。至此，布鲁已经在陕北呆了9年。在松江(即后来的黑龙江)和吉林，陈泊先后担任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长、松江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兼公安厅长、吉林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兼公安厅长等职务。在此期间，他又抓获了几百名国民党特务，并成功策反国民党警察局的要员，迅速肃清敌特，维持社会稳定。

　　1949年3月，陈泊调往南昌，就任江西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兼省公安厅厅长。陈泊与副厅长朱明密切配合，组建公安队伍，扫荡残存匪特，打击黑恶势力，使省城南昌和全省的社会治安迅速稳定下来。

　　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二野大军进逼两广，叶剑英出任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兼广东省委书记。他带领一批干部来到江西赣州，与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副书记尹林平等人会合，10月6日，成立了“广州市接管工作委员会”，12名委员中，陈泊赫然在列。

　　陈泊人在江西南昌，为何名字进入了“广州市接管工作委员会”呢?

　　叶剑英点将

　　原来，对于广东的社会治安，叶剑英是有所顾虑的。他在延安时期就知道陈泊，因此很想用这位“红色福尔摩斯”。他几次致电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请他“割爱”，将陈泊调到广东，担任广州市的公安局长。陈正人拗不过叶剑英的要求，只得同意放人。

　　10月14日，广州解放。陈泊离开江西南昌，来到中国南方最大的城市广州，他的职务是华南分局社会部长兼广东省公安厅长、广州市委常委兼市公安局长。

　　广州解放初期，一败涂地的国民党除了布置大量的特务潜伏下来之外，还网罗了港澳当局清出的一批盗匪歹徒，以及流散的警察和宪兵，把羊城搅得乌烟瘴气，他们到处兴风作浪，杀人抢劫，活动十分猖獗，每天发生的抢劫案有100多起，平民百姓惶恐不安。

　　当时广州市公安局还有3名副局长，其中孙乐宜、朱明是南下干部，陈坤是广东地方干部，原为中共在香港的情报系统负责人。由于南下干部不懂广州方言，情况不熟，于是同为广东人的陈泊与陈坤，肩上的任务就更重了。

　　陈泊主持召开了2天的公安局党委会议，对工作做了认真的研究，成立了3个武装便衣队，每位队员都配备了短枪。为尽快侦破敌特组织，便衣队利用一些转变过来的敌特分子和三教九流的人物，进行多方侦查，捕捉匪特。便衣队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广州市的抢劫案数量迅速下降。

　　广州市公安局还从地方和部队调进大批人员，甚至从原国民党警察局挑选数百警员充实公安队伍。

　　不出半年时间，广州破获各种匪特制造的抢劫、放火、杀人案件320多起，抓捕人犯1500多人，缴获敌特的电台13部，各类长短武器1000余支;挫败了国民党特务妄图爆炸广州市军管会办公大楼的阴谋，抓获特务11人，包括台湾所派遣的军统上校组长，并使特务电台的报务员为我所用;配合地下党策反了白崇禧部所辖的“桂山号”军舰，舰上400余官兵全部投诚加入解放军。

　　陈泊等人还通过内线关系从澳门特务站站长家，取得一批军统机要文件，其中有广州潜伏特务的花名册和地址、台湾发来的电报指示与“潜伏工作月报”，然后据此将国民党军统、中统及国防部二厅的三大特务系统设在广州的地下组织，一举扫击殆尽。他们获取的情报，对后来海南岛的解放也非常有用。

　　此后，叶剑英在写给公安部领导的一封信中，特别提到：“广州市的潜伏敌特力量迅速得到肃清，社会治安的根本平定，与陈泊同志的领导努力是分不开的。”

　　蒙冤下牢狱

　　就在陈泊兢兢业业为广州市的社会治安殚精竭虑的时候，1950年1月，公安部以加强工作为名，另外安排干部接替陈泊的公安厅长和公安局长职务，将陈泊降为第一副厅长和第一副局长。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陈泊没有任何情绪，而是一如既往地工作。

　　然而，此前的降职只是不祥之兆，不幸很快降临到了陈泊头上。

　　1951年1月24日夜晚，广州。公安部领导以开会为名，现场突然宣布以“包庇重用了一批敌特和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的罪名，将陈泊和陈坤逮捕审查，3天后要将他们及家属押送北京。随后，在广州公安系统的大会上，这位公安部领导还宣布陈泊是“国际间谍”和“大特务头子”。紧接着，广东和港澳地区受牵连者上千人，其中仅押送北京的所谓“重犯”就有124人。

　　1951年4月下旬，陈泊和陈坤被正式宣布逮捕，关进公安部监狱。经过专案组近2年的严格审查，陈泊等人没有一人有特务问题，于是陆续将这些人遣回广州处理，只留下陈泊和陈坤收押在监。

　　1953年3月18日，陈泊以“包庇重用特务”等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陈坤虽于半年前死在狱中，但仍以同样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据后来揭秘的资料显示：判决书上所列的陈泊包庇的2个大特务———梁侠和程长清，其实都是中共秘密党员，并在解放广州、港澳情报工作和解放海南岛过程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陈坤一直都是梁、程二人的直接领导。

　　这就是新中国公安系统的第一大冤案———“两陈案”。

　　这一冤案整整持续了10年。

　　沧海一声笑

　　1961年，陈泊刑满释放，回到北京。他因外出寻访老战友，以致在出狱后第5天就被公安部的军警从家中带走，押送到湖北沙洋劳改农场，进行监督管制。

　　“文革”刚刚开始的1967年初，广州街头出现大字报和传单，呼吁为陈泊和陈坤及众多受牵连者平反。1967年8月5日，在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们组织策划下，湖北劳改场职工将陈泊送到北京，北工大的学生们则帮助他上访申诉。可惜没有结果。

　　“家乡，离别了四十年的家乡，有机会一定要回来的，看看您的爸爸、妈妈和哥哥、姑母和表姐兄弟们。不要急，我死不了的。哈哈……”这是陈泊1968年2月13日，从北京写给侄女卢修妹信中的话语。

　　海南日报记者不知道陈泊写这封信时的表情，但从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个乐观豁达，能够坦然面对逆境的人。因为他在信中回忆起儿时的生活情景，如同面对面的闲聊一般，而且多处出现“哈哈哈”的字眼。

　　1968年4月，公安部军管会在全国妇联造反派的配合下，不顾陈泊胃病在身，又将他抓捕后送回湖北劳改场。1972年2月，陈泊终因体弱多病，尤其是处于胃癌晚期不能进食，最后呕吐至昏迷不醒，终于离开了人世，享年63岁。

　　直到1980年底，陈泊的冤案才得到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