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杭州会议

　　杭州会议后，学术批判不断升温。4月9日—12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书记处会议，会议内容之一就是研究学术批判的问题。

　　会后马上就召开了第二次杭州会议，又叫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我于14日从邯郸返京，15日飞上海，从上海到杭州。当时来的人比较少，就安排在西泠宾馆（八层楼）。

　　彭真来得晚，我们还换了一下房子，住在同一层。

　　叶帅也来得晚，来了就问我：“这个会议是干什么，三月不是刚开了会?”

　　我说：“我也不知道。”

　　叶帅说：“送彭真上飞机时，彭真和我讲了两句话，说现在又出事了，他出事了。”

　　彭真到杭州后，要求和毛主席见面谈话。彭真和徐业夫讲时我正在旁边。彭说：“我要求和主席见面，只讲20分钟。请你转告。”徐业夫会转告的，可是主席没有见彭真。这样我们就知道事情大了。

　　会还没有正式开，18日关于彭真问题的材料就出来了。一个材料是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的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并加《北京日报》、《前线》的编者按。在编者按中有所检查，并提到《前线》发刊词。康生讲这是个假批判，真包庇，假装自我批评。又说《前线》也发了一篇文章，他始终没有看到。我们知道“三家村”的问题牵涉到北京市委。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是按照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写的。社论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

　　19日开始开会。

　　20日、22日、24日、25日在主席那里开了几次会。主席谈得很活跃、和缓，但讲话中插的那几句话就重了。主席说：北京的空气很沉闷，他不愿在那里住，愿到上海来。那时柯庆施和江青已联系较多。1965年初，江青就躲到上海来密谋策划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一文。

　　我们在西泠宾馆吃过饭出去散步时，六个大区书记包括刘澜涛在内，没有一个敢和彭真并行，也不和他讲话。我还和他讲话，因为彭真1938年就是我的上级，关系可以。但我们也只能讲些废话，“天热了……”。谁也不敢讲正题。

　　4月21日少奇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后回到杭州，主持了类似政治局的会议。因为少奇从3月26日就不在国内，对这段情况根本不了解，所以会议实际是总理主持。在会上少奇点了两个人的名。

　　王任重说：主席讲得很好，很重要，是否将毛主席的讲话整理成一个文件下发全党。陈伯达说：那你根据你的记录写一下。这就是《五一六通知》的由来。王任重记录的特点是谁的话都记，但只记要点。我的记录是记毛主席的原话，但是别人的插话就记不下来了。我一看他的记录同我的不尽相同，就没有往外拿我的记录稿。王任重起草的文件，后来改动很大，康生说改了八遍。（但也有另一种说法，比如刘志坚回忆：4月14日总理把他叫到钓鱼台8号楼说，中央确定刘和陈亚丁到上海参加一份中央文件的讨论和修改，这就是《五一六通知》。16日他俩飞上海，当天陈伯达、康生、江青召开会议让大家讨论，5月1日刘回到北京。这就是说，第二次杭州会议还没有开，中央已在组织人起草《五一六通知》了。）

　　4月24日，会议基本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草稿。

　　会议结束，中央指定我和宋任穷两个人和彭真一道乘飞机回京，明是陪送，实是押送。在26日晚杭州到上海的火车上，27日上海到北京的飞机上，都没话讲。开始三个人在一起，面对面干坐着，后来宋任穷离开前舱，到工作人员那边，只剩下我和彭真。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们俩的任务是“护送”他回来。

　　到机场后，我们各自坐车走了。后来有人说我把彭真交给安子文了，这是不对的。

　　上海会议搞罗，三月会议点杨尚昆、陆定一，四月会议批北京市委，批彭。这时谁都知道，问题刚刚开了个头，远没有完。谁也搞不清下一步如何发展。这时的北京大家都很紧张，到处打听消息。

　　五月政治局会议

　　五月政治局会议一般说法是3日开始，先召开了几次座谈会，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情况。我更多的精力是放在北京市、华北局，准备开华北工作会议，工作十分紧张。

　　5月7日中央文件正式通知，我去北京接彭真的工作任第一书记，主持北京市工作。

　　5月1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少奇、小平、总理等都坐在主席台上。毛主席仍在外地没有回来参加。

　　我坐在第一排，对着主席台的左手。我的左边是聂帅，右边是彭真。我走进去，坐下看见桌子上放一张文件，字有核桃大，我拿起看是林彪的手书，未看得很清楚，大致是说他证明叶群和他结婚时的纯洁的处女之类的话，说严慰冰的揭发信全系造谣。

　　彭真已经知道是我接他的工作，他交待我去后应注意的事。他站在那里俯身对我说：“你去了之后……”刚开始讲，听见有人在后面拿着什么材料念。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坐主席台上的少奇马上制止，吵架就停了。

　　此时，当我拿起来看林彪的手书，还未看明白，就听见聂帅拿着林彪的手书，生气的冲着主席台上的人说：“发这个做啥?收回!”这等于是给主席台上提意见。

　　这事和政治局又没关系，这种事还发文件，丢人!可笑!这个文件是针对陆定一和他夫人严慰冰的。这么严肃的会，发这种文件，真让人啼笑皆非!很快文件就收回了。

　　不久，中央派人通知彭真，停止他出席会议。

　　从会上看，少奇是同情彭真的，认为他有错误，但不同意这样搞。看得出少奇有气，压力很大，表情不自然。他主持会议，等于反对他自己。总理也很慎重，不讲话。康生挺得意。

　　5月16日上午9时，在人大会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仍是少奇主持。小平讲话，介绍《五一六通知》内容。

　　讨论通知时，大家都是赞成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因为是扩大会议，少奇说所有参加会的人都有权举手。全体举手通过，一字未改。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因为是5月16日通过的，又叫《五一六通知》。通知重点批判《二月提纲》，说它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通知说，“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中最严重的话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通知》一通过，形势就严重了。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

　　会议休息了两天，到18日继续开，仍是刘少奇主持。林彪在会上发表讲话，即有名的“五一八讲话”。

　　林彪在正式讲话前问陆定一：“我对你怎么样?”

　　陆定一说：“很好。”

　　林说：“我对知识分子历来是很尊重的（言外之意，我知道你是大学生），你怎么那么整我。”

　　因为林彪点了名，会后，政治局常委继续开会，决定停止陆定一出席会议。当时，我们还在外面没有走。陆定一则在旁边的屋里等着。

　　邓小平喊我进屋，让我和李富春去跟陆定一谈话，通知他不再出席会议。

　　富春非叫我领头。我让他：“你是政治局的。”

　　我们俩站起来，从开会的地方到陆定一房间的门口只有几步路，谁也不愿意走在前面，一直并行，走得很慢。走到门口，他推我，我年轻，只好服从。一进门，我就靠边坐下。坐下后，应由他先说，他又推说让我先说。陆都看到了。我只好先讲。传达了邓小平的一句话：“中央决定从现在起停止陆定一同志出席这个会议。”这是小平找我谈的，谁找富春说的我不知道底细，只能讲这一句。既不能批评，也不能同情。

　　陆定一说：“雪峰同志，我可是要搞共产主义的，我还希望我能看到共产主义!”他讲话的声音很大。看出他负担很重。我们也无法回答。

　　我劝慰：“会议定了，休息吧。事情总会弄清楚的。”富春也说：“是啊，事情总会弄清楚的，中央决定……”。

　　林彪讲话事先做了准备，他有个简单的提纲，字有核桃大，他说：“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扩大会，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这一次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原来已经解决了。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是查地下活动揭出来的，酝酿了很久，现在一起来解决。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杀气腾腾，大讲“政变”，从古到今包括世界各国的政变，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会有。他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没有讲什么。

　　5月23日，会议通过对彭、罗、陆、杨的处理决定，进行专案审查。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调叶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我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讨论时我说：“我一个人不行，调一个人做副书记。”候选人提了两个，吴德和华北局的什么人。1936年我和吴德搭过班子。他在枣园工作过，康生了解他。最后决定吴德任第二书记，郭影秋、高扬文、马力为书记。

　　24日又发了《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这两个文件都下发到县团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