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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党交心”资料披露一段往事

作者：姜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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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氏兄弟
　　1952年10月，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国内一批知名学者举家迁往东北，并到长春重点院校执教。其中即有在史学界享有盛誉的丁则良先生。同行者当中，还有他的胞弟丁则民先生。
　　丁则良，1916年生，系抗战前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受业于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张荫麟教授。曾在西南联合大学、昆明师范学院、云南大学，以及母校（清华大学）任教，并曾在伦敦大学作学术研究。丁则良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早在上世纪30年代，即已崭露头角。据散木先生在《杨振宁的家教老师丁则良先生》文章中介绍：著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先生之父杨武之教授，早年在清华大学执教，其教子有方，当杨振宁读初一时，为平衡儿子的知识结构，曾托好友、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先生，找他的学生教振宁学习《孟子》。雷先生就介绍了他的得意学生丁则良。据杨振宁先生回忆，那一个半暑假的家教使他终生受益，因为“《孟子》里头有很多儒家哲学，可以了解整个中国的思想方式，这对于我整个思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远比我父亲那个时候找一个人来教我微积分要有用得多”。(《杨振宁教授谈教育》)新中国成立后，爱国心切的丁则良放弃了做博士论文，提前回国。1952年10月到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执教，1956年7月任教授兼系主任，民盟成员。
　　丁则民，1919年生，1937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1938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历史系，并在陈寅恪、钱穆、雷海宗、潘光旦等宗师影响下研修世界史。1947年赴美，于华盛顿大学攻读美国史。海外华人颠沛流离的经历，坚定其学成报国的决心。1949年闻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兴奋不已，觉得报国之志指日可期，遂放弃攻读博士学位，回到祖国，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51年晋升副教授，并加入民盟。1952年10月到东北师范大学任副教授兼系副主任。是国内公认的美国史研究创始人。
　　前述丁氏兄弟的经历极为相似，但最终命运却截然不同。
　　战乱结束，百业待兴，人才匮乏，尤其是地处东北边疆尚欠发达的长春更为突出。为此，长春各高校纷纷派员南下，赴京畿等地广招人才。丁氏兄弟成为第一批垦荒者，无论前路是乐是苦，是福是祸，都不能阻挡他们的脚步。然而，伴随生活渐趋平淡，眼前并非永远阳光明媚，鲜花烂漫，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发生了激烈碰撞。究其缘故，与他们在长春的执教生涯密切相关。
　　1958年，反右派运动余波未断，旋即展开了“双反”（反浪费、反保守）运动，长春各高等院校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向党交心”的运动，并以大字报的形式对外张贴、展览。东北师范大学委员会整风办公室还特别编辑了《向党交心——双反运动大字报汇编》，按照当时的说法，是“积累社会主义教育的思想资料，研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状况，和他们在交心运动中的动向，以便更好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丁则民先生的“向党交心”材料有3篇。他的“思想轨迹”，与同时代的教师们大体相似，并具特殊意义。
　　材料之一：1.解放初期我的政治立场与政治思想问题；2.和党的关系及对党的态度和看法；3.对国际上的重大事件的态度和看法。
　　材料之二：对自己在反右及“双反”运动前后的初步检查，1.工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和立场；2.几年来为什么政治上进步慢；3.继续检查鸣放时期的表现。
　　材料之三：“向党交心”的补充内容，主要交代与丁则良的来往情况及思想活动。
　　
　　冷遇
　　1949年11月，丁则民怀着爱国热情，与爱人一道回到祖国，教育部负责人建议他到华北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
　　起初，他不愿意去学习，想马上找到工作：因为他听说学习期间，华大只管伙食，而没有薪水。如果去学习，就会有一年左右没有收入，其爱人因而须寄居叔父家。他不愿意这样做，因此通过私人关系，尽力接洽工作，但结果碰壁了。因为他是学社会科学的留学生，在没有经过学习以前（指以政治内容为主的学习），各机关学校都不愿意接受。
　　
　　经过一个多月努力，还是没有找到工作，精神上非常苦闷。这是他遭到的第一次冷遇，归国时的热情大受打击：“我产生了以下的思想与活动：后悔自己回国的行动太冒失了，应当事先接洽好工作再回国。后悔在香港没有听黄佩兰（时任蒋政权的立法委员，我爱人的老师）的建议，她叫我先回北京看看，而让爱人留在香港；如果我认为国内情况满意，再去港接爱人回国不迟。否则便借口爱人在港，再去香港工作。我曾和爱人及老同学丁名楠（时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工作）商议离京去港的办法，但找不出再去香港的借口，最后只得作罢。”
　　丁则民将自己回国的动机主要归结为“找个人出路”，因此他在找工作碰壁后，便产生了“企图离开祖国，前往英国殖民地——香港去”的想法。
　　
　　冲击
　　1949年之后，政治运动不断，数年间，即先后展开了镇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肃反等运动。由对敌对分子的公开镇压，转而展开对暗藏的敌人的“内部”肃反斗争，其扩大化的倾向是十分严重的。
　　丁氏兄弟抵长之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已近尾声，但“思改”运动，对知识分子明显怀有政治上、思想上的芥蒂。所采取的过激方式，政治上的不平等待遇，对嗣后运动产生的流弊和消积作用，均不能低估。
　　思改运动之后，在新老教师之间、师生之间有一条“鸿沟”，这条无形的“鸿沟”是以阶级划线的。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学术上有较高的造诣，但思想上“带有较为浓厚的资产阶级印迹”，他们在那些有“政治资本”的青年教师眼里，被看成是“同路人”，是党既要改造又要使用的对象，更有甚者，将对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使用，视为“饮鸩止渴”。
　　学生们肆无忌惮地撕破“师道尊严”的面纱，当众羞辱教师，揭他们的历史伤疤，使其斯文扫地。时任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杨清教授曾慨叹：“有文化俘虏之感。”讲师满颖之在“向党交心”时亦大倒苦水：“‘思改’时，让学生大骂一顿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教了一辈子书，现在被学生们完全否定了，内心疚痛。”
　　在东北各高等院校，人们对这种残酷的“内部”斗争既反感又恐惧。有的教师讲：“思想改造运动时，要求‘人人过关’，这种提法是抹杀了思想改造的自觉性。三五反时，进行彻夜围攻、逼供，太伤自尊，‘士可杀不可辱’，这种搞法太过火了。”有人在运动中不堪凌辱折磨而自杀，不仅不会引起同情，而且被扣上“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的罪名。有的教师说：“既然有自杀的勇气，就有服罪的可能，自杀不是怯懦，而是由于思想未搞通，如果帮助他想通，就不一定自杀。这是党思想工作做得不够。”
　　对此丁则民亦有同感。他说：“肃反运动中，党曾一再指出好人占90%以上，坏人总占4%—5%左右。这种估计是主观主义的。如果党关于坏人数量的估计是合适的，那么全国将有3000万左右的反革命分子。事实证明，当时国内不可能也不会有这样多的反革命分子。”“由于党确定坏人的指标过高，而许多单位又机械地按照这一指标行事，因而在肃反运动中出现了尽量怀疑的偏向，并且一度斗错了不少的人。”
　　肃反期间，陈静波书记在作肃反报告中说：有一种反革命分子是由于阶级本能所决定的。丁则民感到，“这种提法是非常危险的。如坚持这种提法，肃反运动将要搞得没个边儿了，而那些出身剥削阶级家庭而历史又较复杂的人，都有可能被确定为反革命分子。因此，许多人产生‘人人自危，草木皆兵’的恐惧情绪绝不是偶然的。”
　　肃反运动后，个别老同事被整肃，成了反革命分子，这对丁则民的思想震动很大，而在事实上，他们对一些事物的看法是有相同之处的。他怕和这些人搅到一起，受到牵连。到了肃反后期，组织让他交代海外关系，丁认为党对留学生不信任，怀疑肃反是否过左了，弄得人人自危，更怕自己变成肃反对象。因此生出这样的想法：今后要“少和人来往，说话要想好再讲”，免得给人留下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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