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磁原理:借墓游春的民俗学考察v

  借墓游春的民俗学考察 作者： 叶瑞昕   《文史知识》2000年第4期箫放先生的《祭墓与踏青——清明节与中国人的家庭情怀》一文，提到传统社会国人过清明时的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人们在清明这个行孝佳节不仅要祭墓，而且还要踏青出游。由此不禁联想到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句：“风光烟火清明日，歌哭悲欢城市间。”这真是一种奇特的景象：一方面，是墓间祭扫、泣声可闻的凄楚场景，另一方面，又是春游兴酣、欢歌笑语的欢快场面。难道是时间隧道发生了某种错乱？这种歌与哭、悲与欢的相反情调是怎么同时交织在一起的呢？ 

    我们也许从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可以读出某些破解的密码。在这幅涉及人物550多个、牲畜50余头、船20多艘、车轿20多乘的长卷上，作者生动地描绘了北宋汴京附近以汴河为中心的清明时节社会各群体的生活景象。画中的人物，无论是乘船坐轿的，还是骑驴徒步的，无论是打把式卖艺的，还是兜售物品的，都看不出丝毫哀伤的表情，整幅画烘托出的，完全是一种欢乐祥和的过节气氛。看来，清明节除了直接发之于外的哀伤气氛外，其中蕴涵着的欢快气氛，也是其应有的题中之义。

    原来，清明节在历史的自然演变中自觉吸纳了一个上古节日——上巳游春宴饮的内容。上巳节，古时在农历三月三日举行，主要风俗是踏青、祓禊（fu xi，临河洗浴，以祈福消灾），反映了人们在沉闷一冬天后急需精神调整的心理需要。这种风俗可以一直上溯到周代。据《论语》记载，孔子有一次与他的弟子们在一起讨论人生志向，其他弟子慷慨陈述其治国安邦的宏伟蓝图时，孔子并未搭腔。轮到曾皙说：“暮春时节，穿着刚刚做好的春服，与五、六个朋友，六、七个小孩，到沂水去沐浴，并随风起舞，洗完后哼着民间小调，踏上归途。”孔子听了，微笑着点头说：“我赞同你的理想。”孔子与曾皙的对话表明，远在古老的春秋时期，人们便有了在暮春时节野浴并踏青的活动。晋人陆机诗——“迟迟暮春日，天气柔且嘉。元吉隆初巳，濯秽游黄河。”生动表明了上巳祓禊、踏青习俗的历史传承。由于清明、上巳两节前后相接，相距不远，加之古人交通不便，清明郊外上坟时顺便踏青，正可节哀自重，转换心情，上巳节的内容遂逐渐合并在清明节中一起进行了。中华民族是个乐天知命的民族，人们视亲人之死为“归”，意为人生于无形，死后复归于无形。生死之间不是绝对的对立，阴间乃为阳世的延长或补充。从这个意义看，清明节恰是沟通生与死、阳与阴的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人们除了要祭奠亡人，以通阴间，同时也需迎春活动，以顺阳气。因此，清明游春与祭墓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离则两伤，合则俱美。从深层文化心理看，这倒也符合支配民众伦理生活的儒家中和之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换句话说，在以哀伤为主调的清明节里，糅进些许欢快的调和剂，也算是符合中国传统文化逻辑的自然发展吧。

    大致从唐代起，人们不仅在寒食、清明期间上墓悼念亡人，同时也在此期间开展游乐举宴类活动。据五代时人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上追述：“天宝宫中至寒食节，竞竖秋千，令宫嫔辈戏笑以为宴乐”。这是皇宫中寒食（清明）游乐举宴之风的写照。同时，这种边游戏边宴饮的寒食风俗在民间也流行开来，唐人张说《清明日诏宴宁王山池赋得飞字》诗曰：“今日清明宴，佳景惜芳菲。摇杨花杂下，娇啭莺乱飞。绿渚传歌榜，红桥度舞旂。”清明行家宴并游春的欢快场面由此显现。杜甫《清明》所述：“著处繁华矜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渡头翠柳艳明眉，争道朱蹄骄齿膝”，更是将清明这天繁花争艳，城中男女纷纷郊游的宏大场景呈现在读者面前。而王维《寒食城东即事》则以其细腻的笔触将寒食（清明）踏青游春的全景铺排开来：“清溪一道穿桃李，演漾绿蒲涵白芷，溪上人家凡几家，落花半落东流水。蹴踘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少年分日作遨游，不用清明兼上巳。” 

    寒食（清明）的扫墓祭祖与上巳节的踏青游乐越来越融合在一起，反映了因时就便、阴阳协和的民俗需要。但从统治者维系伦理纲常秩序的角度看，扫墓拌以踏青游乐，毕竟对于肃穆端庄的祭祖文化是个潜在的破坏。于是，唐代皇帝曾多次下诏予以禁止或限制。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四月十五日，唐高宗对于民间习以为常的丧葬饮酒作乐习俗，明令禁止：“亦有送葬之时，共为欢饮，递相酬劝，酣醉始归；或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坐对松槚，曾无戚容。既玷风猷，并宜禁断。” （[宋]王溥《唐会要》卷二十三）唐玄宗于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颁布的敕令中规定寒食上墓时必须保持庄严气氛。所谓：“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同拜扫。礼于茔南门外，奠祭馔讫，泣辞。食余馔任于他处。不得作乐。仍编入五礼，永为恒式。”（[唐]杜佑：《通典》卷五十二《礼十二》）。这个敕令针对民间扫墓时饮酒游乐的倾向，明令上墓祭拜时要“泣辞”，体现哀悼的氛围，礼毕如要饮食，要换到他处，饮食过程中仍要保持庄重气氛，“不得作乐”。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正月十五日，唐玄宗再下敕令：“凡庶之中，情礼多阙，寒食上墓，便为燕乐者，见任官与不考前资，殿三年，白身人决一顿。” ([宋]王溥《唐会要》卷二十三)为禁止民间祭扫时的作乐风俗，皇帝不惜下令说，地方官如果在禁止这些“恶俗”时不得力，就要遭受降职处分和皮肉之苦，可见，清明祭扫时伴以游乐已成一项重要民俗，并非统治者主观上想禁就能禁止得了的。

    唐末诗人韦庄的《丙辰年鄜州遇寒食城外醉吟》诗：“满街杨柳绿丝烟，画出清明二月天。好是隔帘花树动，女郎撩乱送秋千”，表明清明时节踏青游春并不以帝王禁令为转移，在民间仍然在蓬勃发展。到宋代，清明踏青游春更是风靡一时。如宋人孟元老在其《东京梦华录》所述：“清明节……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都城人出郊，士庶阗塞，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圃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此为北宋都城汴梁（今开封）的“清明醉春图”。宋人南渡后，江山局促，但清明踏青游春风头更劲。宋人吴自牧在其《梦粱录》中写到：“寒食第三日即清明节……官员士庶俱出郊省坟，以尽思时之敬，车马往来繁盛，填塞都门。宴于郊者，则就名园芳圃、奇华异木之处；宴于湖者，则彩舟画肪欸撑驾，随处行乐。此日，又有龙舟可观，都人不论贫富，倾城而出，笙歌鼎沸，鼓吹喧天，虽东京金明池未必如此之佳。”此为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的“清明醉春图”。宋诗中此种意象更是比比皆是。如程颢《郊行即事》：“芳原绿野恣行时，春入遥山碧四围。兴逐乱红穿柳巷，困临流水坐苔矶。莫辞盏酒十分劝，只恐风花一片飞。况是清明好天气，不妨游衍莫忘归。”文彦博《清明后同秦师端明会饮于李氏园池偶作》:“洛浦林塘春暮时，暂同游赏莫相违。风光不要人传语，一任花前尽醉归。”吴惟信《苏堤清明即事》诗：“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随着游春在清明习俗中的日常化，人们在扫墓时的不尽哀情逐渐被一种惜春正命的积极心情所取代，如元人刘因《寒食道中》诗曰：“簪花楚楚归宁女，荷锸纷纷上冢人。万古人心生意在，又随桃李一番新。”         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游春意象，那本来就是百姓清明期间生活的常态啊。对此，明人张岱在其《陶庵梦忆》中用其妙笔生花再现了《清明上河图》的场景，不过，他将描摹对象由北方搬到了南方，一幅江南清明踏青的画卷由此跃然纸上：   
   扬州清明日，城中男女毕出，家家展墓（按即祭扫坟茔）；虽家有数墓，日必展之。故轻车骏马，箫鼓画船，转折再三，不辞往复。监门小户，亦携肴核纸钱，走至墓所。祭毕，则席地饮胙（按指分吃祭肉）。……是日，四方流寓，及徽商西贾，曲中名妓，一切好事之徒，无不咸集。长塘丰草，走马放鹰；高阜平冈，斗鸡蹴踘；茂林清樾，劈阮弹筝。浪子相扑，童稚纸鸢，老僧因果，瞽者说书，立者林林，蹲者蛰蛰。日暮霞生，车马纷沓，宦门淑秀，车幕尽开，婢媵倦归，山花斜插，臻臻簇簇，夺门而入。余所见者，惟西湖春、秦淮夏、虎邱秋，差足比拟。然彼皆团簇一块，如画家横披；此独鱼贯雁比，舒长且三十里焉，则画家之手卷矣。 

    现代作家丰子恺有篇题为《清明》的散文这样回忆小时随家人清明扫墓踏青的心情：“我们终年住在那市井尘嚣的低小狭窄的百年老屋里，一朝来到乡村田野，感觉异常新鲜，心情特别快适，好似遨游五湖四海。因此我们把清明扫墓当作无上的乐事。”他风趣地把这种踏青称作“借墓游春”。其实，这种游春的好心情不仅小孩子有，连大人都会为之忘乎所以，我们不妨进一步欣赏一下丰子恺在这篇散文里所提到的他的父亲所写的《扫墓竹枝词》。其一：“别却春风又一年，梨花似雪柳如烟。家人预埋上坟事，五日前头折纸钱。”其三：“双双画桨荡轻波，一路春风笑语和。望见坟前堤岸上，松阴更比去年多。”其八：“解将锦缆趁斜晖，水上蜻蜓逐队飞。赢受一番春色足，野花载得满船归。”这哪里是去上坟扫墓，分明是在春游嘛。细细想来，人真是一个满怀悖论的动物——一方面，千年礼法在理智上敦促人们实践扫墓的意义，另一方面，大自然的美景又在不时地将人们内在的情感欲望勾引出来。

    人的两面性，使得清明节这个悲中有欢的行孝佳节常常透露出扑朔迷离的诡谲色彩。唐代诗人崔护清明春游时曾碰到一件令人神伤的往事。某年清明节，崔护春游到城南庄时，因口渴向一名村中少女讨了一瓢水喝，第二年清明，崔护又到这个村庄时，却听说这个女子因过度思念他而撒手人寰。睹物伤情的崔护于是挥笔写就了那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应该说，清明踏青为平日里循规蹈矩生活惯了的人们提供了一个释放自己心情的机会。对于封建社会的妇女尤其如此。周作人有篇题为《上坟船》的散文颇能道破其中的玄机：“绍兴墓祭在一年中共有三次，一在正月曰拜坟，实即是拜岁，一在十月曰送寒衣，别无所谓衣，亦只是平常祭奠而已。这两回都很简单，只有男子参与，亦无鼓吹，至三月则曰上坟，差不多全家出发，旧时女子外出时颇少，如今既是祭礼，并作春游，当然十分踊跃，儿歌有云：‘正月灯，二月鹞，三月上坟船里看姣姣’，即指此。”从某种角度而言，清明踏青是封建社会的未婚女子能够向社会自由展示自己才情的仅有几个机会之一。前述唐代城南女子与崔护邂逅是个不成功的例子，但在长期的清明郊游习俗中，也不乏成功的案例。如清康熙年间福建建宁镇卢家少女与该镇副将薛受益邂逅并结为连理的故事。
   某年清明节，薛受益去墓地祭祖，于返家的路上遇上一群结队祭扫坟茔的女子，其中有一黑衣女郎与众不同，只见她从头巾到裙履皆为黑色，轻盈地倚于驴背上，当她发觉有一美髯男子在路边直盯盯地看着她时，不觉羞红了粉颈。黑衣女子那种飘飘欲仙的动人神态深深打动了薛副将的心灵，回去马上打听其家世，知其为该镇官衙卢姓小吏之女，年方十六，尚未许人，大喜，托媒于卢家，成就一段美满姻缘。（[清]蓝鼎元：《鹿洲初集》卷九）周作人在其《百草园·山头的花木》一文中深入发掘了旧时妇女在清明出游的心理：“在旧时代里，上坟时节顶高兴的是女人，其次是小孩们。从前读书人家不准妇女外出，其唯一的机会是去上坟，固然是回娘家或拜忌日也可以出门，不过那只是走一趟路，不像上坟那样坐了山轿，到山林田野兜一个圈子，况且又正是三月初暖的天气，怎能不兴会飙举的呢？”这些盛服靓妆的淑女们，平日里深居闺阁，好不容易得到这样一个可以抛头露面的合法途径，自然是格外珍惜，尽情享乐。但是，颇有意味的是，当这些女子陶醉于流连忘返的自然美景时，殊不知她们自身也成了节日里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悲与欢是清明节的传统里交织着的两种情结，这两种情结并非等量齐观，而达致一种“悲为基调，欢作调节”的动态平衡关系。这就是清明节内涵的丰富性，也是中国节日文化的丰富性。在纵横捭阖的时空坐标里，把握此种丰富性，进而提炼其时代性，是推动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研究的应有路径，也是以此为载体培育民族精神、提升国民民族文化认同的应有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