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人都有他的怪兽

2011年06月20日 14:25
来源：www.chinawriter.com.cn 作者：周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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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颖长篇小说《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

每人都有他的怪兽

南 方

读完朱文颖《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以下简称《南方》)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伤感。我想起波德莱尔的那篇《每人有他的怪兽》。文章写的是在尘土飞扬的荒原上，有几个人弯着腰向前走，他们背上都有一个巨大的怪兽，但没有人对抓着他们的沉重怪兽表示过愤怒，他们甚至认为它“是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因为他们被一种无法控制的行走欲推动着”。他们疲惫，却又“带着注定要永远希望的人的无可奈何的神情，走着”。我觉得《南方》中的人物也是这样，背着重负不知何方地走着。不知何方，未必漫无目的，只是每一个生命太渺小了，他无法决定自己的方向。

“怪兽”是什么？是外在的历史重负，也是一个人巨大的心魔。《南方》中的每一个人的内心中都有一个心魔：潘太太埋在心底的历史，外公童有源时常外出和那心事重重的笛声，外婆王宝琴在漫长岁月中的爱与恨，潘菊民对承诺的逃避，莉莉姨妈没来得及开放的爱情和一辈子的“赌气”，还有“我”把握不住的爱……每个人心中都有间不开放的密室，也像无法一目了然的苏州园林。似乎只有一个潘小倩敢在窗下大声喊着恋人的名字，表白自己的心曲，可是作者却又让她死得那么早。于是，我看到了他们内心的曲曲折折，彼此可以感知，却从不流畅表白，无论是夫妻间，还是恋人间。莉莉与潘菊民恋爱时，常常欲言又止，似乎心领神会，内心又封闭得很严实，这种封闭甚至不是小心、谨慎，或者提防，而是骨子里的气质，这或许就是“南方”？我想起南方宅院中的天井，它连接四面，本来是最为开放的空间，但它却又是围在中间，抬头只能看到苍老的天；但它并不死寂，要么有腊梅的清香，要么有芭蕉的生机，可是就这么闷在里面。小说里的人心也是这样被围起来，不透明，母亲王宝琴开怀大笑似乎只有在林阿姨和姑娘们载歌载舞的那个夜晚，但迎接她的清晨居然是丈夫又一次出走，而且不走就不快乐！读《南方》有一种憋闷感，不是死寂，死寂反倒平静了，而憋闷是一切都被压在胸中，没有机会倾吐，或者有机会也不倾吐。

沉默的心让小说仿佛变成一个无声的世界。小说的开头颇为耐人寻味：外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声哭喊，开启了自己的人生，也开启了小说的叙述，然而，“只是撕心裂肺地哭了一声，就一声……然后，就再也不哭了”。这中断的哭声，仿佛是一个暗示，所有的事情有了开头，便没了结尾。笛声、夜莺声、评弹的调音不断回旋，它们与其说是现实的，不如说是心中的、梦幻里的声音，所有的人都像游魂一样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声音，却都没有生发出来，不再信守承诺的潘菊民选择的不是解释，而是沉默地逃跑。作者似乎也无意替他们解释什么。小说中写了一群“怪人”，他们的命运各自不同，但他们有着集体的地域文化性格，深入人物的性格中、内心里，才抓得到真正的南方。

我还看到了两代作家迥然不同的南方，苏童《南方的堕落》中是堕落、颓废、苍蝇乱飞、流言四散、人心恶毒的南方。而朱文颖的南方整体上比苏童清澈，这里的人都是那么柔弱、善良，他们不想伤害谁，“南方”不是他们诅咒的对象，而是依赖生存或者隐身其中的故土。本质上讲，苏童的南方是现代主义的，而朱文颖却是古典主义的。

失败感

《南方》也是一群悲观主义者的生命实录。他们在没有经历失败时，就有了失败感。

作者不断地提示我们，除了疯子、正常人，“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类人那就是悲观主义者”。小说中写了一群这样的人，至少童有源、潘菊民、“我”都是典型的悲观主义者。潘菊民就曾对童莉莉说过：“真的，我发现从我出生那天起，我就注定要失败、注定要孤独的。”潘菊民甚至觉得他们兄妹两个“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挫败感。老是确信自己总会失败的。有时事情太好了太顺了总会不相信，不相信一直会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要改变的”。这种悲观，让他不是没有爱，而是没有力量去爱，小说中遍布着无助、软弱。“我”的故事也是这样，跟秋先生不了了之的情感结局，心有不甘要去追问时，秋先生像太极高手顺手就推开了，“我的问题刚一出口就被他解构掉了。就结束了”。如果说莉莉姨妈的故事让人唏嘘、感叹，那么“我”的故事则是心酸，“我”拉着莉莉姨妈说出的很文学腔的话则让人心碎：“生活怎么这么难啊，我说，这是为什么呵？”

“孤独”是与这种失败紧密相连的姊妹词。而且，作品中的人几乎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孤独处境。童有源就说女儿莉莉和儿子小四有些像他，“奇怪的，冷静的，内心暴烈的。并且还明白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处境孤独，或者说最终也是免不了处境孤独”。莉莉也对潘菊民说过：“我知道，你只是感到孤独。”潘菊民的回答：“是的。我只是感到孤独。难以名状的一种孤独。”作者无处不渲染着孤独的气氛，它成了这群人共同的内心境地。弥漫在《南方》中的是一种集体的软弱无力，为什么？好像没有来由，作者也不想过多地解释或寻找缘由，但她写足了人物的这种心理状态，而且，一写就写了三辈人和他们的“百年孤独”。除了一种宿命感、生命的无力感，分明还有一种历史的虚无感，这种虚无如巨大的黑洞，几乎没有一个人物有力量反抗它，或者干脆放弃了反抗。

这是张爱玲说的那种悲凉吗？“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童有源、潘菊民们都经历了“破坏”，他们是否意识到“惘惘的威胁”？我隐隐地感觉到他们悲观、悲凉、孤独的根源在哪里了。安放他们心灵的“文明”已然不存在，朱文颖笔下充满对个人生命的理解，并且通过敏锐的心体味到历史、时代等庞然大物在个人生命中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朱文颖才算是张氏的真正传人。

“零余者”

“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细小”两个字一定会让很多人浮想联翩、言说不已，小说中虽然时间跨度很长、人物命运跌宕起伏，但叙述的内容零零散散堪当细碎。提防着宏大叙事而执著于个人叙事，本是朱文颖这代作家惯走的路数。但这部长篇不可以用宏大叙事/个人叙事这样二元对立的方法来解读，作者甚至巧妙地消融了这两者。朱文颖的创作在此有很大的突破，她不仅终于可以摆脱“70后”作家是“没有历史的一代”的批评；而且，煞费苦心又巧妙地融化了历史，写出了时代以及它与个人心灵的微妙关系。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南方》中有着清晰的年代编码，如童莉莉填写成分，潘先生抄录语录，公私合营、大跃进，“文革”，直到改革开放时代的一切，它们不是背景，是本书不在场又处处在场的一个主人公。

小说中“时代”不仅决定了人物的生活，而且塑造了他们的心理气质，包括悲观、失败感、孤独，无不与渺小的个人在强大的时代面前的无力和受压有关。作者有两次几乎重复了同样的话：感到形孤影单、心灰意冷的童莉莉，心里有很多热望，“她，年轻而热情的童莉莉是多么希望挽起街上迎面走来的哪个人的手，汇入那浩浩荡荡的人流里面去。和大家在一起，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和大街小巷涌动着的那些简直无法解释的力量在一起。”可是众人欢歌嘹亮地从她身边走过，他们看都不看她一眼，“把她一个人暧昧不清地丢在了那里”。接下来，作者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叙述的对象变成了童莉莉和潘菊民两个人。《南方》着意写的就是这样一群被时代丢在一旁的人，或者可以命名他们为时代的零余者。时代变了，他们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等有一天猛省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形单影只，被抛得很远了。在革命年代如此，进入新世纪也不例外，像常德发这样的人，看不懂时代、也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以至于“我”在感慨：“每个时代都会有孤独的人。”《南方》能够体现出作者对历史的思考、对人性的探索之深度的，恰恰是在于她写出的这些时代的零余者的精神图景，她不但提示我们关注这一群人，还从他们的角度勾勒了一条历史之路：这条路上有他们的无力、挣扎，也有企图对抗的努力。

作者一直企图叩问，在滔天的历史巨潮面前，个人或者个人主义的道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坚持、保留自己？最终的答案当然不需要饶舌，所以才有这些人的宿命般的失败感。潘先生夫妇的教堂很轻易地就变成了仓库，转而书写语录更是耐人寻味的细节。但我觉得这群人不甘就那么轻易放弃，莉莉姨妈一次次离婚，在试探着爱情，有疑问也有坚信，她不是告诉“我”要相信爱情吗？童有源好好的家不守，好好的工作不要，“他说他只想做一个废物”。这不是一句玩笑话，而是很沉重的自我定位，“废物”是他在现实中的真实状态，他们被时代的列车甩下了，无法堪当有用之材，只能如此；想做一个废物，也表明他内心的一种放弃，他走不成也不想跟着人走康庄大道，而选择了自己的独木桥，所以这个表态也是一种选择、认同，是渺小的个人内心不肯违抗自我去屈就庞大的时代及其背后各种机制的自我选择，由这一点看，童有源有着难得的清醒，尽管结果都是悲剧性的。我甚至把他的精神谱系追溯到贾宝玉那里。无论是《红楼梦》，还是《南方》，都是一曲挽歌，是个人在强大的时代、功利的社会、世俗的生活面前无能为力的一曲挽歌。

灵魂的叙述与微弱的坚守

从《高跟鞋》《水姻缘》，到7年前出版的《戴女士与蓝》，《南方》是朱文颖十年磨一剑的第4个长篇小说，从技术上而言，毫无疑问，作者日渐成熟，尤其是文字的把握，分寸有度，很多短句的运用，准确又节制。全书三部的结构，起承转合，在这么小的篇幅中，三代人的命运被叙述得张弛有度，十分难得。在写作难度最高的第三部——因为这部似乎最容易写，但也最容易落了俗套——我觉得收得很好，家族血脉的自然延续、人物命运之间的对照，还有时间上的对比，对朱文颖而言都是难得的超越。

《南方》是事关作者心灵的一场写作，作者的心绪与人物的心境是相互氤氲着、渗透着，他们相互打开了对方。它是灵魂的叙述。这一点，朱文颖没有背叛她初登文坛时的姿态，尽管她尽量打开自己的世界，打开历史，但她关心的始终是精神的叩问、灵魂的探访和心灵的安妥。十几年前，这或许不稀奇，对个人世界的关注甚或成为新生代作家最鲜明的标签。但是在社会生活极度世俗化的今天，精神的关注却显得弥足珍贵了。今天的人越来越没有精神的焦虑，大家似乎早已满足讲一个好的故事，心安理得地描述日常生活，很少有小说家让他的人物内心这么纠结，这么“无所事事”又事事生非了。或许，在这一点上，作者微弱的坚守也将成为今天写作的“零余者”，我不知今天的人们会不会多看她一眼，但我愿意为她鼓劲。（周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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