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翅繁殖蚁:我一直在思考中日青年的距离 加藤嘉一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凤凰网博报名博校园行的系列活动“青年中国说——2011你可以改变世界”。凤凰以时政社会等媒体文化见长，独有的台湾博客已成为两岸文化交流互动的重要博报平台，用国际视野中华情怀包容的态度，对国内国际的事件进行独到的解读。今天是汶川地震纪念日，我们邀请到了加藤嘉一先生作客法大，从青年谈起，探讨中日异同，思考青年的未来，中国的未来。

    下面请允许我介绍今天的嘉宾加藤嘉一：1984年出生于日本伊豆，他是专栏作家、时政评论员，2003年由零开始在北京生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2011年获得硕士学位，如今他已经成为中日交流的民间使者，以活动策划人、主持人、同声传译，谈判人等身份促进中日民间交流，2008年9月胡锦涛主席访日之前，在北京大学接见了加藤，从2009年5月4日开始，加藤开始在凤凰卫视、中央电视台、南方周末等媒体上发表言论，他目前担任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著有《以谁为师》，《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中国我误解你了吗》，以及最新的作品《中国的逻辑》等等。今天我们也邀请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张天民教授担任嘉宾主持，张天民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的国际立项，在社会保险领域方面有着独特的关注和研究。先请凤凰网互联网核心项目部总监李小鸣先生为凤凰名博校园行做个简单的介绍。

    李小鸣：朋友们、同学们、老师们，大家好！今晚，凤凰网“名博校园行”来到中国政法大学，在此开始我们“青年中国说”系列活动的第二站。感谢各位的光临。第一站，熊培云老师临时转场，在很小的会议室里完成他的“青年中国说”。感谢中国政法，安排了这么大、这么棒的场地。在这里，看到那么多闪耀着青春光芒的面孔，我们感受到中国政法从校方到学生们的热情。感谢大家，感谢中国政法！

    此次系列活动，由我们凤凰网博报主办。数年来，凤凰网博报秉承凤凰特色，坚持的是媒体化的气质，我们对中国的当下，对政治、经济，对法治，对民生进步，对文化思想，等等，等等，都给与密切的关注。这里是多元意见的交流平台，是重大事件的舆论场。无论是李庄案、药家鑫案，还是钱运会案，无论是躲猫猫案，还是邓玉娇案。我们都坚持风骨，尽力担当，怀里揣着温度，性情自然流露。

青年中国说——你可以改变世界

    此次活动，主题叫做：青年中国说--你可以改变世界。

    如果以人的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来划分，今天的中国也正值青春期。有着奇幻的梦想和追求，甚至难免有点急功近利，在文化上难免浮躁。中国追求GDP，追求现代化、城市化，急于追求世界第二的交椅，作为中国模式的证明和理论依据。

    有青春期，就有青春的烦恼。有的同学可能还有青春痘，青年的中国也是如此。有着这样那样的社会问题，有的与制度相关，有的与公平相关，有的与秩序相关，有的与文明相关，……，在青年中国的当下，中国的青年要有所作为？如何成就自己的人生，改变自己的世界呢？活动来到校园，我们是要与青年为伴，与青年同行。青年人被寄予厚望，一代又一代，从来都如此。青年人，最有活力、生命力最为茁壮。想想吧，“青年”，对，就这两个字，就能让人血脉贲张。很久没人提了，说大学生是国家的栋梁。但谁又能否认呢？十年之后，中国司法界的脊梁，就是在座的各位。十年之后，中国的脊梁，不就是在座乃至更多的大学生们呢？我们想说的是，我们凤凰网博报是在座乃至全国栋梁们的伙伴与朋友。我们与你们是一伙的，是你们的同党，与你们一条心。所以，我们要来大学校园，与大家一起说说青年，说说中国。

    今天的演讲嘉宾，是凤凰网博报的老朋友加藤嘉一。2008年3月，他在凤凰写下第一篇中文博客，从此不可收拾。如今，在日本研究中国的学者中，他是距离中国最近的，又是中文最好的。当然，在活跃于中国各媒体的舆论领袖中，加藤又是日语最好的。今天，他还特地带来了他的中文新书《中国的逻辑》。

    也特别感谢中国政法大学的张天民老师，担任此次“青年中国说”活动的嘉宾主持。期待张老师能与加藤碰出更多的火花。

    最后做一句广告，欢迎大伙常来读凤凰网博报，欢迎大家来注册凤凰网博报。需要认证、加V的，请在互动环节积极提问。

    再次谢谢大家。祝大家有个充实而快乐的夜晚。

    主持人：感谢李小鸣先生的精彩发言，今天李先生说了我们安排了现场的互动环节，提问的同学将获得由凤凰网准备的图书《两岸征文小故事》，以及加藤先生签名的新书，下面就让我们探讨中国青年离日本青年有多远，下面欢迎今晚的嘉宾加藤嘉一和张天民老师。

    张天民：欢迎各位同学到场看一个活生生的加藤先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很多同学可能是在互联网上看到加藤先生的博客，看到加藤先生的照片，但是毕竟是间接的，所以今天能够到现场和我们在座的每个同学互动，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也特别感谢加藤先生来到我们中国政法大学，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

    我们可能看视频了，加藤先生是一个日本的青年，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为什么强调日本呢？因为他汉语说得特别好，如果不加小心你可能就把他当成中国人了。所以我强调他是日本的青年，再一个他是80后的青年，我们在座的有一部分是80后，相当一部分是90后的，不过80后、90后是一个划分，加藤先生讲到了，无论是80后还是90后都是青年人，心是共通的，问题是一样的，差不多。我们今天探讨的一个主题就是青年人，这个青年问题我们又把它缩小一下，就是中日青年问题，这个青年问题历来作为哪个国家、社会都是重视的，毛泽东讲过一段名言，青年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就在青年人身上。所以今天是中日青年交锋的一个场合。

    另外还有一个主题是“距离”，其实这个距离的问题加藤先生可能研究好久了，比如他写的书，《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他又探讨从北京到东京有多远，再进一步探讨，就是中国青年和日本青年距离能有多远，反过来日本青年和中国青年距离有多远，它不仅仅是地理的概念，我们会进一步解读，希望加藤先生给我们进一步阐述。

我一直在思考中日青年的距离

    加藤嘉一：谢谢张老师非常全面的介绍，我非常荣幸来到这里。我刚刚在凤凰卫视跟窦文涛、梁文道一块做《锵锵三人行》，来中国政法大学所在的地方说实话比较远。我刚刚问张老师这个地方是不是传说中的大学城，问了，不是，这个地方只有中国政法大学，还有中国石油大学，我到昌平不是第一次，但是昌平的高校我还真是第一次来，所以我也抱着一种好奇心，是什么样的地方呢？比我想象的繁华很多。到高校演讲，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快乐，同时也感谢凤凰网，我是凤凰网的老朋友，凤凰网推出名博校园行，就是让凤凰网的博主走进高校跟学生们交流，互联网时代的特点是互动，我们走进这个校园跟大家是面对面的沟通，沟通才是生产力。

    刚刚张老师提到距离，主办方给的一个题目，日本青年离中国青年有多远，中国青年离日本青年有多远，日语里面有距离两个字，距离我认为很重要，不是说它有多远有多近，我们都是一个社会人。不管是大学生还是像我这样一个已经毕业的人，跟这个社会，跟他者，跟同学，跟学校，保持什么样的距离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说社会战略当中距离决定成败，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当然我先说结论，日本青年和中国青年距离到底有多远，我不知道，但是我始终抱着这个问题去思考，我昨天晚上一直在思考我该讲什么，因为今天到场的各位都是青年，我也是青年，应该说要跟我的经历、生长的环境结合在一起。

    首先我是一个日本人，作为比较的对象，我可以说出一些日本的经历。同样我现在在中国，我看到中国青年的谋生状况，他们的痛苦无奈等等，这两种可以比较。我昨天把我高中时候的教科书拿起来重新翻了一下，很有感触，因为今年这个活动本来是打算在5月4日举办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推迟了，但是它还是保留了五四青年节的一个味道，所以今天从青年的角度来谈。

    昨天我想了一个问题，这一百年，因为今年五四运动一百年还没有到，辛亥革命近一百周年，不管怎么说我们思考青年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时候，我也稍微在我的脑子里回顾了一下，日本青年的一百年是怎么走过来的。我应该说也是其中之一，一个日本青年一百年的一部分，回顾这一百年，我找到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是二战之前，那就是1911年，正好是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当年孙中山先生是一个革命者，我非常崇拜他，待会儿会谈到；第二个是二战之后到日本经济泡沫崩溃，这么一段时间，就是说1945年，严格来说1951年到1990年左右，我算是这个年代了；第三个是泡沫崩溃之后；第四个是现在日本灾后。我来到中国之后受环境和时代的影响，我到现在出了这么一点点书，写了很多篇文章，这真是出乎意料，以前我只是一名长跑运动员、送过报纸，跟黑道打过交道，我从来没有想过到异国他乡写作，然后在大众面前做评论，一句话“环境改变人，时代造就人”，也就是说每个青年的谋生状况跟环境和时代是息息相关的。

    简单回顾一下这四个阶段的群体，他们的谋生状态是什么样子。二战之前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所谓的一战刚刚结束，五四运动发生，中国被八国瓜分，受了很多的苦，在中国反日情绪高涨，反帝国主义情绪高涨。我们回顾1911年走向二战之前重要的一点，首先是1853年日本打开了国门，日本之前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然后日本排除了大量的人士，然后就是明治维新，当时大家强调两个口号，一个是富国强民，一个是文明开化。我们要开化思想，弱国就要挨打，那就要打开自己，后来日本学习西方的文化，日本这个改变比较彻底。日本之前比较流行国学，它的根就是儒家的文化，然后慢慢学习，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认为始终贯彻或者是支撑着日本发展的，毫无疑问就是“以和为贵，天人合一”为代表的日本的民族性，今天在中国哪有以和为贵？

    那个时候有两场战争很重要，大家很清楚甲午战争我们叫日清战争，当时对日本人来讲清朝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们打败了它，我们是不是很NB？有这么一个自以为是的观点，第二个是日俄战争也是以中国为战场，当时对我们来讲俄国是一个西方很强大的国家，我们又打赢了，又以为自己很NB，然后那是1906年慢慢走向1911年，后来日本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就是一战结束。一战日本是一个战胜国，大家知道“大东亚共荣圈”，中国人很讨厌这个词“大东亚共荣圈”，然后日本想要不要解放亚洲，不管结果如何，后来是失败的，但是当时日本青年人确实有这么一个思想。

    有人提出了民本主义，有人提出我们要爱国等，还有当时非常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潮也同时在蔓延，当时的社会思想是非常非常开放的，什么观点都有，应该说是百家争鸣，但是后来知识分子包括年轻人受军部的影响非常大，越来越走向极端，我们就是要强大，就是国家主义、民粹主义，我讲的虽然是日本的历史，但是我希望大家抱着一种当事者的意识反思走过的一百年，稍候可以交锋起来。

    二战期间的日本，谋杀、暗杀政治家的是青年人，他们思想非常极端：我们就是日本，不要外国，就是这么一个被军队忽悠，觉得军队所说的解放亚洲是唯一的价值观。经过了折腾的过程，到后来走向了这么一个极端主义的过程，当时的日本年轻人都被忽悠了。

    二战后，经过了战败，到泡沫崩溃，是我们所说的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当时的日本，张老师肯定了解，就像今天中国尤其强调社会保障的重要性，经济发展平衡的重要性，日本政府从经济增长最快的时候提出“国民倍增计划”，就是国退民进，国家的财富必须还给人民。日本战败被美国改造，非军事化、民主化，变成正常的国家，还要建立和平宪法，在宪法上禁止了对外打仗。我想说的是战后，我爸爸那一代青年人想什么，就是要找到好的稳定的工作，就像今天中国的年轻人要到国企、考公务员一样，比如到丰田，一个东京大学学生毕业之后经过司法考试，进入省厅，外务省、财务省的这么一个省厅。只要年轻人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你一辈子就OK，终身雇佣，你的升职看你的年龄不看你的学历，你只要听上司的，就可以上去了。那个时代确实人民越来越富，战后我们经济的腾飞，包括有人提出日本第一，大家都有自尊心，而且我们丰田、索尼越来越有地位了，是这么一个上升的阶段。员工很少考虑跳槽换工作到别的地方，他们就是投入所有的精力，公司变成整个文化的体系，同事的关系非常好，那是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有点像你们现在。

    我是1984年出生，我不知道张老师什么时候在日本？

    张天民：基本上是在日本泡沫崩溃以后。

我们一这代日本青年对国家很失望

    加藤嘉一：那跟我一样，我在日本待过18年，出生到18岁，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关于日本正面的，令人感到兴奋的、积极的新闻，跟各位很不一样吧（现场大笑）。国情不同，大家不要嘲笑，我是很认真的，很沮丧的，（新闻）全都是说日本不好的，经济下滑、通货紧缩、股票又下降，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证券倒闭，全都倒闭，还说美国打击日本，就像今天美国对中国一样，要遏制日本，到了今天就是忽略日本，我这一代人很沮丧，从来没有听说过好的新闻。所以我们是日本失落的，垮掉的一代，可以这么说。早在1910年代，日本义务教育普及率已经达到了95%左右，就是到初中，后来教委改了法律，义务教育从6年变成了9年，我上学时非常认真地上课，虽然我们不像父亲他们那辈人    有保障，去了大企业就可以终身被雇佣，但是依然抱着这种传统好好上学，在公司里好好干，退休之后好好过晚年的日子，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现在可能大家也看到了，比如说日本这几年的自杀率每年都超过3万人，一直以来十多年以来，很多年轻人包括姓加藤的，不是我，有一些在日本卖电器的地方，类似北京中关村这样的地方，我们叫“无差别杀人事件”，就是无所谓，谁都可以随便杀。后来就是宅男盛行，变成抑郁的不想出门的人，包括今天更年轻的人，他们不信任社会，不信任任何人。包括孩子杀了家长，家长杀孩子的这种情况非常非常多。这么一个情况下，我们已经看到了日本相对于中国是正在衰落的，没有办法。日本是老龄化社会，高龄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今天日本青年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辛辛苦苦工作缴纳税金养着现在的老先生、老太太，社会保障嘛，并不是他们年轻的时候攒的钱养着现在的他们，年轻人正在交税养着他们，退休的人每个人要拿十万日元，五六千块这是我们要掏的。但是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我们现在担心的是：我们已经付出了，我们自己老了还能拿到社会保障吗？日本财政状况非常恶劣，和社会保障有关的法律规定政府始终搞不起来，今天日本的年轻人也同样非常纠结，这种情况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在我看来，日本年轻人对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国家，缺乏一种关心，缺乏一种信任。我曾经在一些媒体上强调过，今天日本是一个无政治状态。老百姓不关心政治，这种政治不是说大家所想像的政治课的政治，而是说跟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也不关注。

    我们有一个说法，日本年轻人是在半径5米之内生活，就是只关心自己吃饭，不关心这个社会发生什么，也不关心这个国家往哪儿走，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大地震，大海啸，核辐射，遭遇千年一遇的大危机，这个时候怎么办？我又不是日本的首相，我刚才也参加了《锵锵三人行》，跟梁文道谈了日本怎么办的问题，请各位注意收看。

    刚才讲了日本一百年四个阶段的四个群体，在我看来，今天各位，今天中国的年轻人，这四个因素同时在成长着，同时在你们身上，正在高速增长，令人沮丧的、纠结的，对政治不够关心，甚至说比较极端的民粹思潮，比如说什么报纸谈什么东西，要不就说美国（他妈的）不了解中国，要不就说美国人就得还钱，中国人是没有欠美国的，那么狭隘的民粹主义也存在。我刚才所说的日本青年的一百年，在我看来也都存在于中国青年人的身上，这是我昨天晚上看日本的教科书一直在思考的一个东西。

    我最近连续发表几篇文章骂北大，比如说北大不是自由民主的地方，比如说北大大多数不是精英，当然我说的精英除了本人的能力之外，还有一个公共意识，把你的成长和社会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社会人。我也提出了北大的问题，因为我对北大是最熟悉的，还有实用主义、拜金主义，还有互不信任等等，接下来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在自己的头脑里有一些框架。

中国青年精英缺乏公共意识

中国会慢慢变成包容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