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市住建委官网:文革史上著名的三只“小爬虫”

    中央已经授权给江青、陈伯达的中央文革对地方各级政府夺权，但部队的夺权没有林彪的点头认可绝对不行。所以江青请“尊神”林彪授权。林彪与叶群一番密谋后，认为是好事一桩，江青有求于我们，我们也有求于她呀，何乐而不为？5月27日，林彪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林彪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一封信，授权江青插手部队。

    4月16日，江青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接着，武汉造反派头头就绑架了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还要揪司令员陈再道。然后林彪、江青派遣王力、谢富治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到武汉支持造反派冲击军区。同时，为了制造气氛，林彪、江青在北京举行了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支持武汉造反派“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江青对河南造反派头头讲要“文攻武卫”，上海文汇报发文号召“文攻武卫”。然后中央文革王力、关锋、戚本禹布置大专院校造反派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等派战斗小分队纷纷出京串联各地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冲击各地军事机关，抢夺解放军的枪支弹药，挑起大规模武斗事件。南京揪斗了军区司令许世友。江青、康生、陈伯达决定趁毛泽东离开北京的机会批斗“刘邓陶”夫妇，把中南海围了个水泄不通。

    “八一”节前，林彪、江青授意《红旗》杂志发表关锋起草八一社论“要把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臭”，“这是目前斗争的大方向”。那时候听说毛主席要他们“还我长城”，有没有此话后来也没有查实。

    8月7日，谢富治讲话，号召“砸烂公检法”！在国务院带头把公安部机关干部统统送到干校劳动，然后把公安部除他本人和一名副部长之外的副部长都逮捕了。各地接连出现冲击公检法，抢夺档案事件。笔者所在学校造反派到最高院批斗杨秀峰、王维纲、吴德峰、贺兰阶。造反派头头喊口号“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杨秀峰”！杨秀峰身穿一身咖啡色西装，温文尔雅地说：“小将们，小将们，你们搞错了，我是大义灭亲！”同日晚，从武汉回京的王力接见外交部的造反派，肯定他们“揪陈毅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他问：“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20几岁的人为什么不能当外交部长”?然后造反派头头夺了外交部的权，砸了外交部政治部，抢走了档案，随即以外交部的名义向驻外使馆发出指示。同时造反派头头把王力的讲话油印成传单，写成大字报，轰动了京城！后来北京人把王力称为“王八七”。8月22日，造反派头头们干脆一把火烧了英代办处，大火燃烧至第二天黎明。

    8月9日，林彪对此局势加以肯定，说“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然后他发表了一个著名的论断，这个论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就是“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命的命”，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就是说，1949年以后毛泽东等老一辈开国元勋逐渐建立完善的是一个旧的国家机器。国家机器主要组成部分国家体制、军队、警察、公检法等，都要统统砸烂。在一线指挥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央文革的三员战将王力、关锋、戚本禹，按部队的习惯叫“前指”。

    王力是1939年入党的一个老党员，原来在山东分局，后调中联部任副部长，参加了中央的“九评”起草工作，因此名声大噪；关锋原来也在山东工作，后调中央政治研究室任“思想界动态组”组长，1958年调到《红旗》杂志社，任副总编辑，也参加了“九评”的起草工作。戚本禹1966年5月取代田家英任中办政治秘书室主任，秘书局副局长，是参与枢要的“章京”。笔者所在大学开始有两个红卫兵组织，一个是拥护“最高法院”工作组的1700人，一个是反对工作组的170人。一天下午，一辆银色的伏尔加小车开进学校，一个年纪大，头发雪白，圆脑袋硕大无比，面色红润，体胖，这是王力；一个黑瘦黑瘦，小个儿，带一副白眼镜，是关锋，后来经林彪批准为总政治部副主任；一个高大魁梧，也带眼镜，看去帅气，即是戚本禹。他们三人到大字报棚架那里装模作样地看大字报，同学们觉得异常，怀疑是中央文革的，问他们，他们皆摇头不语。然后他们上伏尔加，伏尔加缓缓滑出，到校们口，戚本禹下车，上百学生又围了上去，戚本禹说：“请你们代我向谁谁问好”！这个谁谁即是少数派的头头。听到的同学给大家一说，大家都说他造谣。晚上成千学生到国务院22号院上访，通宵达旦，凌晨一个阎长贵秘书出来接见，说确有其事。他说是戚本禹的秘书，后来知道他就是江青的秘书。第二天1700人的红卫兵组织就土崩瓦解。“170”一天之间变成了“1700”。

    北京局势马上就要失控！心力交瘁的周总理得了严重的心脏病，几天来频繁发作。他夜以继日地透支着自己的身体，坚守在岗位上。8月25日，他约见刚刚从上海毛泽东主席处回京的杨成武。周总理对杨成武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然后，他把一份“王八七”的讲话交给杨成武，让他马上回上海送给毛主席看。当日上午，杨成武回到毛泽东住处，向领袖汇报了北京的局势和周总理的意见，然后把“王八七”的讲话稿呈给领袖。领袖说，你把材料留下，我先看看材料再说。经过一天考虑，毛泽东把杨成武叫来，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是小爬虫。你回京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可以先解决王关，戚暂时不动，以观后效”。

    26日中午，杨成武赶回北京，向周总理报告了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说事不宜迟马上开会。晚上周总理在钓鱼台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出席。周总理说“传达毛主席一个重要决策”。随即宣读了杨成武记录的毛主席指示。江青、康生、陈伯达顿时脸变了色，噤若寒蝉。周总理然后把到达钓鱼台的王力、关锋叫进来，宣布对他们二人隔离审查。这是从文革以来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的一次最大的心灵震撼！他们把这笔帐记到了周总理、杨成武身上！

    9月初，以观后效的戚本禹写信给毛泽东说：“最近以来，大家心情都很沉重”，“小组里出了事，江青同志心里难过，她叫春桥同志和我去看了关锋、王力，开导他们”。翌年1月还是把他关了进去。此即文革史上“三只小爬虫”浮沉小记。（王波，6月14日京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