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二手房出售赶集网:苏联的对华援助及民间合作

苏联的对华援助及民间合作

作者：黛博拉•凯佩尔 | 时间：2005-06-28 | 来自：冷战中国网 |

 导    言
    无论是从规模上说，还是就其雄心而言，50年代苏联顾问在中国实施的计划也许堪称是史无前例的。在50年代，来自从黑色冶金到体育部门等各行各业的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到中国去帮助那里的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尽管这一计划十分庞大，但有关这方面的书，尤其是从曾在中国工作过的顾问的角度写成的书很少。最近，俄罗斯公开了以前未对外开放的档案，也实行了较为宽松的政策，这使我们可以对这一重要计划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并对这一计划对中苏关系的影响重新予以评价。
    改变研究状况的可能性有助于我们对原来的事实有一个新的理解。例如，我们在本文将看到苏共中央不仅控制着在中国实施的苏联顾问计划，而且同时在苏联国内也使用同样的管理方法。苏共中央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是自上而下地发布指示，而几乎根本不考虑其指示和决定所影响到的部门或事情。苏共中央对安全问题表现出一种狂热，但是缺乏对下级部门的监督。
    苏联顾问计划受制于来自上级的命令，即受制于苏共中央的各个部门。苏共中央是一个复杂的官僚机构，对所出现的问题反应很迟钝。它在苏联社会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也是很孤立的，往往难以掌握最新的或者是真实的信息。苏共中央自以为它知道对其问题而言什么是最好的解决方法，苏联档案馆的材料揭示了这一点。就连影响到中国前途和未来的重大决策方面，档案中也几乎只字未提中国的参与。

    此外，苏共把精力集中在安全问题上，这制约了政府和人民之间本来很简单的联系，而且降低了工作效率。苏共中央尽管在选择顾问问题上实行了严格的程序，对他们进行详细的安全检查，确保他们有正确的“立场”，但当这些顾问一旦到了中国，对他们的监督和管理也就随之结束，因而，也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方向可言。
    学习苏联史的人对这些情况都不会感到意外和吃惊。在外交事务中这些特征也没有经常被视为重要的因素。现在人们还有理由指出是，众所周知的地缘政治因素导致了中苏结盟的瓦解，而本文要说的是，苏联的这些管理特征也在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许许多年以后我们才能够找到所有的证据，写出一部具有结论性的书，全面阐述50年代民间合作的历史以及中苏关系之所以在苦涩中告终的原因。新近公布的一些材料揭露苏共中央在顾问计划管理上出现过失误，我们应该承认这也是导致举世闻名的“中苏友谊”结束的一个原因。

                                新旧资料
    随着苏联解体而出现的政治形势为学者提供了大量的未曾面世的资料，这使得我们可以
对已有的文献进行评价和扩充。例如，几乎所有的苏联时期的资料都表明在1950至1959年期间苏联把一万名专家派到了中国，不过所有这些资料都没有说明这一数字的出处。(苏联对中国的援助的清单见对I.V.阿尔希波夫的采访，《变化世界中的苏联与中国》(莫斯科1989年)，第44-45页。)
    此外还有许多有关苏联顾问所产生的影响的统计数字，但同样还是没有说明出处。(O.B.鲍里索夫和B.T.克拉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77年》第2版(莫斯科1977年)，特别是第2章；L.V.菲拉托夫：《1949—1966年苏联对中国科学技术援助的经济评估》(莫斯科1980年)。)
   尽管苏联学者长期用一万名顾问这个数字来说明苏联对在华所履行义务的重视程度，但迄今为至，还没有出现一部与此有关的真正的学术著作或文章。
    在苏联时期，曾到过中国的专家顾问确实撰写过在华的经历，但除个别以外，绝大多数文章中都没有细节的描述，而是大讲特讲苏联对中国所做的贡献。(最好的回忆录是M.A.克罗奇科的《在红色中国的苏联专家》，安德鲁•麦克安德鲁译(纽约1964年)。其他还包括A.A.阿尔森切夫的《红星照耀中国》(辛菲罗波尔1959年)；N.S.巴本的《扬子江上的彩虹》(莫斯科1959年)；N.费德林的《中国回忆录》(莫斯科195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出现了一些简单描述50年代中苏关系的文章，可是这些文章更加着眼于毛泽东-斯大林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顾问的实际工作。(N.T.费德林：“斯大林与毛泽东”，《近现代史》1992年第5期，第98-113页；I.V.柯瓦廖夫，“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对话”，《远东问题》1992年第1-3期，77-91页，及1991年第6期，第83-93页。)中国方面现有的与此有关的资料也大致如此。(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忆》(北京1991年)；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北京1983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1987年)；以及师哲：《伴随毛泽东》，《远东问题》1989年第1期，第139-148页。)
    仅仅是参与者的数目以及这一计划的庞大的规模——彻底重建中国——就使人们难以相信迄今为至居然还没有人对苏联顾问对中国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认真的研究。本文想在这方面做一初步的尝试。本文不是从中苏关系的地缘政治观点来研究两国间的关系，而是从那些曾被派到中国在工厂、企业和学校与中国同行们并肩劳动的顾问和技术人员的角度，在微观组织层次上来探讨两国间的关系。这种方法，即调查、了解这一联盟的低层次参与者的作用，将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中国和苏联更全面的关系。
    本文所依据的部分档案资料是从控制着顾问计划的前苏联共产党的档案中找到的。(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组织，如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也参与了这个计划。1993年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试图去查找那里的档案，但还是失败了。)要正确评价这一计划，仅仅依靠这些档案资料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些资料表现了苏共自己的偏见，并有所删节。(〗我查阅资料的地方是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以及苏联外交部档案馆。)首先，当时苏共在苏联社会中的地位决定了它所获得的信息是有偏见的。有关中国的信息来源包括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行行色色的外交官、苏联政府官员、克格勃、报刊、党的工作人员、青年组织以及工会干部。所有这些人都明白，他们是在正式地向苏共中央做汇报。
    苏共中央的第二个问题，坦率地讲，是其组织自身。苏共中央在50年代是极其官僚化的。有时有几个委员会、部门和分支部门在管理着同一个领域。这造成它们之间联系迟缓，因为它们都陷入于日常的文牍工作中。任何一个有待于解决的细小问题，只要涉及到苏共中央和另外一些有关部门，如苏联外交部，就会变得复杂棘手。此外，这些部门的成员特别谨小慎微，并且很不情愿做出决策，从而阻碍了他们对中国形势进行客观的估计。
    不过，有关苏联顾问计划的官方档案中有一些资料来自计划的参与者，这些资料更加翔实，更具有个人色彩，它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背景。我找到并采访了其中的30多位，从而丰富了苏共中央有关这一计划的资料。(1993年2月，我通过在《真理报》和《莫斯科真理报》做广告而找到了这些前顾问。我接到了几百个电话，这使我在采访时能够对其行业和在华工作的时间进行选择。)这些档案材料也有不足之处，原因在于每个苏联顾问在中国的经历各有不同。有些接受采访的人年事已高，这不能不加以考虑，因为他们愿意从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来说明自己。他们的个人回忆录情况也是如此，我在一定程度上也参照了他们的回忆录。
    我在本文中所使用的资料包括档案资料、我所进行的采访以及回忆录，其目的在于让人们有一个有关顾问计划的总印象。我们不必完全相信这些资料，不过它们确实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以前不曾知道的一个侧面。我尽可能把它们结合起来，互为对照地进行检查，其结果就像一个蹩脚的手工织品或花毯。虽然有些部分加工处理得不够精细，但从总体来说，它为苏联顾问计划构勒了一幅较从前更为全面的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