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自己的生命定价 算算我们的生命值多少钱

　　生命无价是人类根深蒂固的观念之一。古代犹太教的一条教义坚持说，如果天平的一边是一个人的生命，另一边是整个世界，那么这两边的重量是相等的。

　　法国小说家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曾感到迷惑：既然生命无价是不言而喻的，但为什么“我们的行为却往往说明某些东西

　　比生命还宝贵”呢？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1999年更新后的指导方针中，对一个人生命的价值评估，按照2010年的美元价值计算，量化为750万美元。英国环境事务部表示，每一条健康生命的年价值为2.9万英镑。

　　争议不断的死亡赔偿金

　　我们考虑一下美国国会讨论通过并设立的“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补偿基金，它主要是给2001年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受恐怖袭击后受伤人员和死难者家属提供补偿。

　　因为同是遇难者，一个是世贸中心北楼105层坎托·菲茨杰拉德期货代理公司的高管，每年薪酬数百万美元，另一个是同一座楼的110层“世界之窗餐厅”的厨师，来自秘鲁的非法移民，每年才挣17337美元。

　　受害者死后的不同价值已经反映出他们生前的不平等，银行家比看门人值钱，年轻人比老年人值钱。30多岁男性的生命价格大概是280万美元，而70岁以上男性的生命价格理所当然地要少60万美元。在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上班的女性遇难者，平均工资低于男性。这也就变相地说，她们死亡的价值，也就是费恩伯格测算的她们一生收入的总额，比男性低；她们的家庭得到的补偿金，比男性遇难者平均低37%。

　　2880名在袭击中死亡的受害者平均每人得到200万美元左右的赔偿。但是其中8个年薪超过400万美元的遇难者家庭平均每家得到了640万美元，而补偿最少的遇难者家庭只拿到了25万美元。

　　这种冷冰冰的计算使人们最大限度地感受到，圣埃克苏佩里所感叹的生命价值是何等的深不可测。恐怖袭击中的遇难者的价值要根据他们生前的经济产出来确定，因为他们死了，不能继续这种经济活动了。

　　美国的《侵权法》使用这种手段确定受害者的伤害补偿金额，不过对于受害者家庭实际经历的损失来说，这实在是一种扭曲。

　　有些遇难者家属用五花八门的计算标准企图证明他们的亲人价值比别人的高。一名寡妇说，她36岁的丈夫去世给自己带来的损失远大于新婚丧夫的年轻女人。另一个则说，她丈夫是慢慢死去的，当时他用手机不停地打了很多电话，因而比那些一下子死去的人受了更多的罪，理应得到更多赔偿。

　　费恩伯格后来写了一篇关于这项工作经历的回忆录，题目是：生命的价值到底有多大？他在文中建议，如果以后国会再次起草这一类赔偿法案，应该规定所有受害者的赔偿金额一律相同。他写道：“无论是股票经纪人还是洗碗工的家庭，都应该从美国财政部领到相同金额的支票。”

　　给自己的生命定价

　　如果政府必须计算成本与收益，用来评估公共政策的效果，最明显的问题就是人的价值应该怎样确定。费恩伯格的做法根据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测定人的价值，或许太没有人情味了。不过还有一个替代方法，就是60多年前喜剧演员杰克·本尼一句著名的台词。

　　1948年3月，《杰克·本尼秀》广播节目播出了美国广播史上最著名的讽刺小品。本尼从邻居家回来，路上遇到了强盗（由本尼的喜剧搭档埃迪·马尔配音）。

　　强盗威胁说：“伙计，要钱还是要命？”小品中的本尼是个有名的守财奴，半天没回答，强盗不耐烦了，又重复了一句，“我说，你听到没有，要钱还是要命？”本尼反驳说：“急什么，我这不正在考虑嘛！”

　　本尼的小品对这个最棘手的价值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政府要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更好地指导政策制定和公共资源配置，只需要让人们给自己的生命定价就够了。

　　人们可能不愿意或者无法给自己的生命定价，不过我们天天都会面对一些多少有生命威胁的小事，给这些小事定价很容易。

　　每天我们横穿马路时，要么安全通过，要么被卡车撞倒，我们必须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开车不系安全带、抽烟、到日本料理店吃有毒的河豚鱼，比系上安全带、不抽烟或者吃三文鱼致死的概率要高。丰田雅力士在市内每加仑汽油比凯美瑞多跑7英里非常节油，价格还比凯美瑞便宜大约7000美元。但是，一旦发生撞车事故，乘坐雅力士车的死亡率比凯美瑞要高20%。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建议，根据人们肯为自己的生命安全花多少钱测定他们给自己的生命定的价。

　　他写道：“把不起眼的那些细微风险增加一点点，让消费者（纳税人、院外说客、调查问卷起草者、答卷人等）对此发表意见，表现出他们好像有某种偏好，尽管事实不一定是这样的，就可以把拯救生命决策中的重要因素筛选出来。人们在投人身保险时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在保护自己生命时也会这样。”

　　测算生命价值的另一个办法是分析人们对职业的选择，对生命威胁越大的工作工资就越高，从工资的差额可以计算出生命的价值，假如一个人接受一份新工作，每年可以多收入100美元，而相应的死亡概率将增加十万分之一。那么，经济学家可以得出结论，这个人认为自己生命的价值是100美元的10万倍，也就是1000万美元。

　　很多国家已经接受通过这一类方法来测定社会愿意付出多大成本以避免人员伤亡。这类方法迎合公民的意愿，因而比那些根据经济损失或其他客观标准来计算的方法更具有民主色彩。

　　如果运输部确定美国民众为了避免交通事故死亡，最多愿意支付580万美元，那么它就有足够的理由反对那些为了减少1个人死亡而预算超过580万美元的道路改进方案。

　　交通部使用计算伤亡生命价值的等级体系来确定某条道路是否需要翻修或重新规划，例如，轻伤的成本是正常生命的0.0002%；重伤的成本则是正常生命的3/4以上。

　　这些价值评估技术提供了计算国家财富的一个新方法。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把1970~2000年美国人预期寿命延长的价值加到一起，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的国民财富平均每年增加5.4万亿美元。

　　如何量化每个人的生命价值

　　尽管上述计算方法含有民主色彩，还是会引起人们的不安。根据人们自己的选择来确定社会救死扶伤的付款意愿，可能把社会引入某种尴尬的歧途。从一场大火中，是要抢救十几个30岁的年轻人，还是要救十几个60多岁的老人？从社会总体福利衡量，去救那些老人应该是不明智的选择。毫无疑问，救年轻人比救老年人可以为社会挽回更多年数的生命。

　　芝加哥大学法学家卡斯·桑斯坦，现在领导白宫下设的一个办公室，专门负责这一类价值评定。他建议把政府制定政策的重心放到挽救更长时间的生命上，而不是更多人的生命上，即使这样做会使老年人的生命打折扣。

　　他写道：“挽救年轻人生命的项目，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比挽救老年人生命的项目要好。”不过你可以把这句话说给60岁以上的人试试。他们不仅把自己的余生看得和年轻人一样重要，他们还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敢于投票反对那些与自己看法相左的人。

　　依赖人们的选择来量化他们生命的价值存在风险，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认为恐怖袭击中一名获救者的生命价值等于两个自然灾害中获救者的生命价值，这一偏见可以解释美国政府在2005年新奥尔良遭受卡特里娜飓风时漠不关心的态度，它与投巨资防止2001年针对美国恐怖袭击重演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这类价值量化方法的最大风险是使经济上的不公平状况永久化。谢林对此提出质疑：“有钱人可以多出钱，只为了少堵一个小时的车或者节省5个小时的火车旅程，要降低他们自己或他们关心的人死亡的风险，他们愿意出更多的钱。”

　　他们认为自己价值高是因为他们比穷人有钱。按照这条思路，泰坦尼克号没有为所有舱位的旅客备足救生船是有道理的，各种舱位旅客死亡率的差别头等舱37%，二等舱57%，普通舱75%。

　　这种自我确定价值的方法忽略了一个事实：人们的选择并非总是出于自愿的。如果根据人们工作中对金钱与安全的相对选择来量化他们生命的价值，那么黑人会相信他们的价值低于白人。在几乎所有行业中，黑人在工作中的死亡率都高于白人，而风险补偿却低于白人。

　　我们不愿意承认生命有价，却又不能证明它是无价的。（摘自《一切皆有价》第二章，[美]爱德华多·波特著，赵德亮译，艾经纬、陈炜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