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寿路97号靠近什么路:今日雕弓满月，敢平寇蹄狼烟

这是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一个春天。这一年的中国政坛是令人眼花缭乱的。

１月８日，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人们又一次涌向天安门。这次他们不仅是为了纪念，更多的是要讨回公道，党必须对去年的“天安门事件”给出个说法。毛泽东去世了，“四人帮”完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核心力量消亡了。一转眼，都过去快半年了，还要我们背负罪名，还要我们承受苦难，这年头，谁怕谁啊！华国锋遇到了严重的挑战。

乱七八糟的事搞得人晕头转向，干脆，谁的都不听，按毛泽东说的办，毛泽东说好就是好，说坏就是坏。华国锋走上祭坛，呼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后半句话，《红旗》杂志发表时，被改为“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凭什么啊！江青不是毛泽东的老婆吗？不也给你抓了吗？你怎么不按“两个凡是”办了？少来这一套！毛泽东也是人，吃五谷杂粮，就什么都对？于是在理论家们的引领下，“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

父亲也宣布了他自己的“两个凡是”。他的确不是个理论家，对实现他的目标来说，从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讨论起，尽管是必要的，但似乎是太遥远了。他有他自己认定的不上书的准则，他重新回国防科委上班的第一天，就在欢迎他的大会上毫不客气地宣布：

凡是在１９７６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打击迫害的干部群众一律给我

平反；

凡是国防科技系统的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职工，一律限期回到原工作岗位上，给我上班！

自１９７５年他在七机部的整顿夭折以来，死灰复燃的造反派组织在“四人帮”的直接指示下，仅一年的时间，就迫害批斗干部职工１６０００多人，关押３０３人，致死２人。“四人帮”粉碎后，竟然还策划搞武装，拉出京郊打游击，可见斗争之白热化。

他对着会场上黑压压的人群说：“不要想抬出谁来吓唬我。有些人一动就是毛主席说的。毛主席叫你们联合起来，不要武斗，你们还不是照样打？什么毛主席说的就不能动？说这话的人，我看，就是对他自己有利的才不让动！毛主席自己也说，什么一句顶一万句？触动了你们这些人的个人利益，半句也不顶！”

他几乎是在喊。整个会场，鸦雀无声。

喔！华国锋，真不该把这个“好犯上”的人放出来。 

著名诗人艾青发表了首诗《古罗马的斗兽场》，被赶进去的奴隶，只有杀死别人才有存活的机会。“文化大革命”，正如一个斗兽场，朋友间、同志间、同事间无休止的揭发批判，各自都伤痕累累。国防科委系统也不例外，１０年的内耗和纠缠，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恩怨怨……现在，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还有什么理由再让这些陈年旧账羁绊我们奔赴新的生活呢？

他说：“都把心放下来。批过我、斗过我的，我在这里说清楚了，都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好好工作，就是对我最大的欢迎和支持。”

“即使在当时，我也知道，多是不得已而为之嘛！揭发一下，喊喊口号，有什么要紧，干什么非要大家都一起完蛋？”

他说：“要是还不放心，就让干部部门重新下一次命令。”

对当年的这段经历，后来回顾时，他又做了阐述：“孔子说：‘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好理解；不贰过，不仅自己不要犯重复的错误，也包括不犯别人犯过的错误。‘文革’是我们党发起的，是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初衷也是有一定原因的，全党都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所以，‘文革’的责任，在中央，而不在下面。因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有气，就出在其他人身上，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但，这不等于一风吹了。极少数的投机者、阴谋家、野心家，到现在还不知悔改的，通过‘文革’，看清了他们的丑陋，就应该坚决清除出党，不能让他们在台上继续蒙骗人民。当然对这些人也不能用‘四人帮’的手段，还是给出路，让他们做个自食其力的老百姓去吧。”

他抽调５００～８００人，组建工作队，下到各科研院所、工厂。他说：“你们的任务就是按我７５年的做法，给我大张旗鼓地整顿，恢复科研和生产秩序……要快！还是那句话，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一个月后，他制定了一个苦战３年的计划：以１９８０年为最后期限，完成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的宏伟目标；并以此为龙头，带动全局。他说：“不要神龙见头不见尾，我要的是神龙摆尾，倒海翻江！”５个月后，整个计划扩展为三个重大项目的突破。这就是洲际导弹；固体导弹（核潜艇水下发射）；地球同步定点通信卫星。国防科技系统的行话叫三大战役。

将能够搭载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抛射到１２０００公里以外，这就意味着，可以从中国本土打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由此打破帝国主义核讹诈的一统天下。中国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容纳不下它了，只有到太平洋上去试验，那是中国国家力量从未到达的一个新的疆界——南太平洋。为此，早在１９６５年就提出，要与导弹研制同步，建立一支新的舰队。任务的期限定在１９７３年。这就是后来以远洋测量考察名义由海军副司令杨国宇统领的那支庞大的海上编队。中央专委在讨论时，有领导同志提出，你们的这个方案有把握吗？父亲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了句，我们当初对第一颗原子弹的预测是在１９６４年，它果然不就炸响了吗？周恩来听完后说，中央批准了！

１９７４年，叶帅找他出山，说，你那个“八年四弹”的计划，都超出一年了，还没有实现一半呢！他复出后又制定了一个后续计划，将时间推迟到１９７７年。现在，时间又到了，东西在哪呢？

当着周恩来面，第一个计划落空了；又当着叶剑英的面，这第二个计划也落空了；制定这个计划的领军人物，他，张爱萍，两次被打倒，又两次再复出。后人会说，这是对那个时代的讽刺；但对他来说，是时代带给他的耻辱和激愤！

他开始组织他的团队。这是一个老班底，“文革”，酸甜苦辣，他们都经历了人生的洗礼，今天，他们又走到了一起。回溯往事，我对父亲说，谈谈你的关、张、赵、马、黄好吗？父亲说：“不要用这样不严肃的口气。我们是由共产党员组成的集体，而我，仅仅是这个集体的班长。这是个原则问题。”

他说：“张震寰是我最早的助手。５５年，彭老总叫我组织军队科研这一摊，我就在想，什么人合适。正巧在马列学院见到张震寰，他说想回军队。我们在淮北时就熟悉，他是随南进支队过来的，是个有文化的同志，‘一二九’的大学生（注：指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我说这太好了，就和万毅（注：总参装备部部长）说，放在你那里好了，担任装备部副部长兼科技处处长。从此，人民解放军有了第一个管理科学技术的机构。”

张震寰，温文尔雅，风度翩翩，是个知识型的将军。小时候，我们两家在一个院里住，在一个食堂吃饭。父亲和他上班在一起，回到家还在一起，连吃饭还经常隔着饭桌讨论问题，有时，他干脆就端着饭碗到我们桌上吃。他自己能冲洗照片，维修电器。在我的记忆中，不仅给我讲解过原子弹和导弹的一般原理，还讲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讲解过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他帮我还翻译过俄文的说明书。后来父亲出任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张震寰是试验场一线总指挥。我们现在看到的纪录片上，在原子弹倒计时读秒的就是张震寰的声音。

再就是陈彬。后来接替父亲出任国防科工委主任。父亲在三野７兵团时，陈彬是他的参谋处长，以后在总参他又在我父亲领导下负责全军的编制体制。有些人对他颇有微词，但父亲对他却特别欣赏，说：“你们哪里晓得，他的长项是组织计划，工作勤勉，思路清晰，是我的得力帮手。没有他做具体工作，导弹是打不出去的。”国防科工委纪念长征５０周年，大会上，大家要我父亲讲讲长征。父亲说：“要讲长征，在座的陈彬同志最有资格，他是四方面军的，过了两次草地，吃的苦比我要多。我带头鼓掌，欢迎他给我们讲讲……”陈彬去世后，他的骨灰埋在了戈壁滩上。

还有就是马捷。国防科委副主任，他相对年轻些。父亲提到他时说：“儿童团！业务精，点子多，聪明好学。靠他在下面跑，抓落实，是我在导弹方面的得力助手，放心。”

政治委员李耀文。“文革”后期肖向荣被迫害致死，父亲在科委就好像断了一支臂膀。出山时，叶帅说，你自己选个政治委员吧。父亲在三野当参谋长时，李耀文是２６军政治委员，有名的山东四大才子之一。父亲说：“选政治委员，关键一条是人品，正直、无私、严于律己。”那天很晚了，父亲说陪我走一趟。我们到了陈彬家里，一会儿，张震寰、马捷等几个科委领导人也到了。他们叽咕了一阵，听不清楚，好像是在说，我们得有个政治委员……然后，大家一起乘车来到了李耀文家里。记得是在木樨地的部长楼，天气很冷，我说，风大，你们都先别下车，我去找找看。敲开门，李耀文和他的夫人一看有这么些人挤在楼梯口，又是深更半夜的，惊愕诧异中忙往屋里让。李耀文从坦桑尼亚当大使离任后一直闲居在家，今夜来的是稀客，也是贵客。李的夫人特意从酒柜里拿出个墨绿色烫金的茶壶要给大家沏茶，李说，那个东西没有用过，可要好好洗干净了。父亲给他一一介绍科委党委班子的每一位成员，看得出，李实在是没有搞明白，只是点头应酬着。我坐在一旁直想笑，是啊，怎么好问你们是来干什么的？告辞时，父亲对李说，今天太晚了，你好好睡一觉，明天我们到北海公园散散步好吗。在这风景如画，白塔倒映的北海边上，两人倾吐衷肠，共话今后的大业。

父亲回忆说：“政治工作和业务工作缺一不可。最早根据聂老总的想法，我在总参主持制定老五院（注：１９５６年成立的我国第一所导弹研究院）的编制，要钱学森当院长，钱问我，他就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就非要编那个政治部？我说，你为什么要从美国回来？他说，我爱这个国家啊。我说，对了，政治部就是要教育更多的人都像你一样，爱这个国家，为这个国家去奋斗。”

中央军委任命李耀文为国防科委政治委员、党委第二书记。李回忆我父亲时说：我离开军队已经６年了，不要说对国防科研全然不了解，就是对军队都很生疏了。爱萍同志很理解，亲自召集干部大会介绍我，又领着我一个个觐见小平、叶帅、聂老总、徐帅，会见国防工业各部的领导人。李写道：“他对我，既有良师之谊，又有战友之情。是我参加革命以来最为尊敬的好领导之一。” 

这个团队的结构是：总指挥张爱萍；坐镇大本营的是政治委员李耀文；陈彬管业务，负责全局的组织计划和协调；下面分成两条线：核工业和原子弹，行政指挥由张震寰负责，技术领衔的是朱光亚；航天系统和各种导弹武器，行政总指挥是马捷，技术领衔是钱学森。

对这个阶段的成就，《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一书原始稿中是这样评述的：“这一重大决策，产生了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国防科技战线安定团结的局面很快形成，科研秩序迅速恢复，各项规章制度走向健全；加速了研制进度，各项配套工程协调发展。局面打开了，一盘棋走活了。随着三抓任务的圆满完成，中国的先进技术在世界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大振了国威军威。”

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系统与其他地方不同，基本没有受到“两个凡是”的干扰和束缚。这主要归功于１９７５年的大整顿，特别是经过了１９７６年的大反复，一正一反、一对一错、一白一黑，是非曲直，一目了然，在人心上、阵线上、舆论上都已经成熟了。再加上父亲旗帜鲜明的立场和他当仁不让的锋利板斧，形成摧枯拉朽之势。

我曾向父亲提过，能不能结合当时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谈谈你们的做法？

父亲不屑一顾地说：“等他们讨论清楚，我的导弹都发射出去了！”

我愕然。军人有时候是不讨人喜欢。

１９７７年的“八一”是令人振奋的。

在八一建军节的晚会上，邓小平的巨幅画像突然间被投影在舞台的天幕上，他的身后是飘扬的军旗和嘹亮的军号曲。

刹那间，全场欢声雷动，人们都站起来，以热烈的掌声表达着内心的取向。这件事被中央点名通报，认为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是一起政治事件。邓小平虽然出来了，但他毕竟不是最高领袖，有什么理由打出他的画像？但是，已经没有人去理睬这样的指责了。我们总部的参谋人员之间，竟然拿中央的训斥来插科打诨，就连一贯正统的总政治部，甚至连传达都懒得传达。我第一次感到中央的声音是那么的微弱和无力。对带兵的将领们来说，毛泽东不在了，周恩来不在了，朱总司令不在了，就你们这几个家伙，还指手画脚的，算老几啊？

邓小平，这位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总前委书记，在人民解放军的将领眼里，是在彭德怀、林彪相继离世后，军队中无可争辩的统帅。尤其是１９７５年摧枯拉朽似的整顿，和１９７６年天安门广场的洗礼，他已经是人民心目中最有胆识的英雄了。虽然这时，复出后的他，只还是虚职，而他自己也只要求分管科技和文教，但实际上，军队和老干部们都不约而同地集合在他的身边，经历了１０年动荡和劫难的中国人民，对他寄予了厚望。

“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个新的政治中心迅速形成，中国，这个有着古老传统的国家，需要一个继毛泽东之后的强人。

邓小平当然能意识到自己在历史舞台上应该扮演的角色。从以后陆续出版的有关他的回忆文章中知道，或是在更早，他已经开始思考和运筹有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了。

当他去迎接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时，当他准备为党和国家命运去再次搏击时，他必须要选定一个能够信赖而又真正称职的人，把军队托付给他。

他将把目光瞄向谁呢？ 

“十一大”即将召开。通常是在吃晚饭的时候，大家把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倒出来，一是调节一下气氛，同时也希望抛我们的“砖”，引父亲的“玉”。

果然，父亲冒出了一句：“罗长子要出任军委秘书长了。”

“是吗？”我们都感到惊诧。就当时的政治气氛，和以彭罗陆杨的罪名，罗的出山，而且担当如此重任，的确是个新闻中的头条。

“今天见到他，他说，你为什么要推荐我，你看我这个样子还能工作吗？”

罗自腿断了以后，一直坐轮椅。

“我说，孙膑膝盖骨都没有了，还能灭了魏国，罗斯福不也是在轮椅上指挥二次大战的吗？”

“你推荐罗长子？”我们问。

“邓要我出任军委秘书长，来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

父亲停顿了一下说，“我知道这样的事是不好随便推辞的，我考虑了一下。我说，军队，说这说那，最根本的还是个武器装备的现代化问题，这非一朝一夕之功。从目前高级干部队伍的现状看，搞军事行政工作的不乏其人，但搞武器装备、抓国防科技的，相对要少得多了。我从５６年起就在协助聂老总抓这一摊，整整２０年了。我自己认为，在这方面作为你的助手要更合适些。我今年６７岁了，再干３年吧，争取把我军装备搞出个样子来，交给你！”

饭桌上静寂无声。

后来才知道，是王胡子的主意，他向邓推荐：“爱萍这个人有这个本事。”

父亲接着说：“我是诚恳的，我想他是理解的。邓问那你看谁更合适些？我提了罗长子。邓也是那句话，他的腿是个问题。我说，现在这种条件，不比战争年代了，多配两个秘书就是了。”

我们都在沉默。 

一个领导人的权力和作用，并不绝对取决于职位、头衔，许多显赫的职位并不见得就握有实权。军委秘书长是这样一个有着相当弹性的职务。

５０年代，军委工作由彭德怀主持，他是事必躬亲，日常工作多由他亲自主持议定，秘书长黄克诚的作用和权力不太突出。林彪主持军委期间，虽也是他抓总，但日常工作不管。其他两个副主席，贺龙分管国防工委，后来工委撤销，就管体委去了；聂荣臻分管国防科委，还要分一部分精力管国家科委。为了及时高效地处理军队日常事务，协调三总部和国防科技工业的关系，在军委下面成立了军委办公会议，由三总部和负责国防科技工业的主要领导人构成，军委秘书长负责牵头。这就由总参谋长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直接对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林彪负责，成了军队的大管家，握有重权。父亲当时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因此，他对军委的工作程序和罗瑞卿的组织协调能力是很清楚的。

中央的日常事务，由书记处负责，总书记邓小平就是党中央的大管家。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由国务院常务会议解决。为了便于协调沟通，军委秘书长同时还兼任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这样，罗瑞卿的权力和地位自然就十分显赫了，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其作用和知名度有时远远超出了其他的元帅、大将。

当然，这也是他后来倒霉的原因之一。这样的体制，有些像董事长和总经理。没事还好，有了矛盾就很麻烦。林后来对罗生出嫌隙，就开始发难。毛搞“文革”需要林，当然就舍弃了罗。国务院周恩来事必躬亲，没有把党委专门作为一个权力层次，直接由总理、副总理组成常务会议，大事小事都直接处理，麻烦自然要小得多。

日常工作中的秘书长负责制，一直延续到上世纪８０年代末。１９８２年，杨尚昆出任军委秘书长，余秋里、杨得志、洪学智和我父亲都是军委副秘书长。后来杨兼任军委常务副主席，提出不再设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一律改称为军委副主席分工负责。邓考虑当时几个老帅还都在，说一回事，就不要变了吧。直到９０年代后，新上任的几个军委副主席有了明确分工，又都参加军委常务会议，秘书长的作用和权力相对就减低了，以至取消。

据说，最早动议是罗出任总政治部主任，没有通过。既然这样，那就改当秘书长吧，于是通过了。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委，不排除有妥协的成分，但军委秘书长是干什么的？究竟握有多大的权限？和人大、国务院的秘书长有什么区别？也许正是因为这个职务特有的弹性吧，使人们对它扑朔迷离。这件事，体现出动议者在政治上的老到。当然，这只能是揣测。

军队领导体制的新格局形成了，上面有叶邓压着，具体操作握在罗的手里。“凡是派”们，你就是再有本事，也鞭长莫及了。 

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后，果然表现出高人一头的能力和魄力。

军队也是重灾区。历时１０年的党内斗争，一批批人像走马灯似的上来下去。“文革”开始倒了一批，像被划到刘少奇线上的新四军的干部，划到彭德怀线上的红３军团的干部；父亲就属于在前两类都沾上边的。另外，还有被划到贺龙线上的二方面军的干部；“二月逆流”后，跟几个老帅的多少都沾了包。杨余傅事件后，左派队伍中也倒了一批；从庐山下来，批陈整风，华北的不少干部倒了霉；林彪事件前后，倒的就更多了；批林批孔又是一批；１９７６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整下去的多是复出后的干部，属二次被打倒。“四人帮”粉碎后，所有的矛盾都挑出来了。我当时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１９７８年底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会上吵得一塌糊涂。给我印象深的是总参、海军、空军、福州军区、兰州军区吵得最凶，互相指责，翻旧账。我还记得父亲在会上的发言：过去的事了，吵就吵得清楚吗？都做点自我批评好不好！徐帅主持不下去，搬来了邓，邓走上台来就讲了两个字：“散会！”幸亏没多久广西、云南边境就开打了，否则还得吵下去。对打这场仗的真正动因，到现在我都搞不懂。

下面部队怎么样不知道，但在总部工作的同志，绝大部分对罗是很敬佩的。他政治上敏感，善于抓住大事、要事，而且一抓到底。上任后他指示《解放军报》率先对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表态。记得他曾来我家和父亲商量，闲谈中还向我和弟弟询问了领导层的动向和下面部队的反映。他的这一举措，在被“文革”搞乱了的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使军队各项工作迅速摆脱了“文革”的桎梏。他旗帜鲜明的政治态度和大刀阔斧的作风，使许多同志在“文革”积重难返的彷徨和消沉中，看到了军队的希望。在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的大潮中，解放军又一次走在全国的前面。军队就需要这样的铁腕人物，我为父亲识人的眼光和举荐的真诚感到欣慰。

遗憾的是，罗瑞卿在这个重要位置上发挥作用的时间太短了。对好强的罗瑞卿来说，残腿似乎是他最大的心病。大约１９７８年初夏，罗瑞卿告诉父亲要去德国治腿。父亲劝过他，算了吧，在国外有诸多不便，还是把医生请到国内来。可罗说，要光安个假肢呢？看来他是主意已定。后来，父亲率军事代表团去欧洲访问，回到北京就接到罗瑞卿从乌鲁木齐打来的电话。父亲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电话竟是他和罗瑞卿的永诀。几天后，罗在德国动手术时去世的消息传来。

罗瑞卿受尽磨难，苦尽甘来，不想走得竟如此匆匆。父亲写道：“前驱辞世留重任，后继安知畏风波？”他似乎在问谁。大业方兴，他心痛的不仅是失去了战友，也为了这支军队。当然，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但乱世安邦，要选出一个有胆有识、敢顶风上的领导人又谈何容易？杨勇那里送来罗的讣告草本，父亲修改后作急件送出。他按了电铃，警卫人员离岗，他拄着拐杖去找，刚下过雨，地上又有青苔，一跤摔下去，右手撑地——骨折。正巧约来治腿的一个民间大夫到了，说，别动，马上对上，以后就好长了。行吗？对这个祖传的技术，在场的工作人员都面面相觑。父亲无力地靠在椅子上，半闭着眼睛，把耷拉着的手伸出说：“那你就试试吧。”真是恶治！随着断折的手臂被用力的拉抻，父亲眉头上豆大的汗珠刹那间就像下雨似的淌下来……幸亏３０１的医生赶到了，看着就喊，你们他妈的是要把首长搞出心脏病啊！吓得大家都面如土色。父亲说：“算了吧，是我同意的。”

关于推辞军委秘书长这件事，直到上世纪９０年代，我为这本书准备素材，又问起父亲当初的想法。父亲回答说：“军委秘书长，是我一生中最甘心情愿辞掉的一个职务。”

他内心深埋的秘密是什么呢？ 

“我６７岁了，再给我３年时间，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打到太平洋上去。”

“这个东西，你们叫它杀手锏也好，叫它核王牌也好，我是叫它打狗棍。有了它，任何人就奈何不了我们了。到那时，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

起初，他并不太愿意接手国防科研这项工作。按１９５５年军衔评定，上将是战役指挥的最高级别，是实现战略计划的主要执行者。在人民解放军上将一级中，父亲的文化素养是人所公认的。其实他本人的学历并不高，但他当过教员，办过夜校，在共青团工作期间领导过宣传、文化工作，撰写过大量的文章，还有过文艺作品。建国初期，组建海军，组织三军联合作战，又在苏联呆过，都使他在这方面具备了更多的优势。于是，点将就点到了他。他说：“要我来搞现代化，我不懂，相比之下，部队工作要轻车熟路得多。但既然是组织托付的，干了，就一定要干好，要干出个样子来，要不，就不要干。”

２０年了。从最初协助聂老总、贺老总，以后又是罗瑞卿总长，在第一线负责国防科技、国防工业和军队武器装备的具体组织和实施工作，到现在全面统领这支大军，他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得太远太远了。这次选择，他自己也没有料到，在这条路上，他将再走１０年。 

但国防科技事业再宏伟，与主持全军工作相比，毕竟只是个局部。对于父亲放弃担任军委秘书长一职，圈内的友人们提起来都颇有微词。

人们对往事记忆犹新。在邓小平１９７５年的整顿中，有四个人令国人瞩目，他们是胡耀邦、万里、周荣鑫和我的父亲张爱萍。

除周荣鑫被“四人帮”整死外，１９７８年５月，胡耀邦在党校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率先向凡是派发起了进攻，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

１９７７年１１月，万里在安徽搞了“小岗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直到１９８２年，中国农村８０％实行了包产到户，长达２５年的人民公社体制土崩瓦解。

也是这个时间，１９７７年９月１８日，父亲提出了在两弹一星事业上的三项标志性突破。这就是上面说的１９８０年实现洲际导弹全程飞行，具备覆盖全球的核反击能力，为共和国拿出自己的杀手锏；１９８２年实现潜地导弹的核潜艇水下发射，取得二次核打击能力，从实战意义上后发制人，实现与美苏超级大国的平起平坐；第三是，１９８４年，发射地球同步轨道的通信卫星，成为征服太空的成员国。

由于他们的行为和业绩，这几个人，再次成为人们关注和议论的话题。尤其是父亲再次被打倒后，他不低头、不检讨、不揭发，保持做人的气节。他的所作所为，在人民中，在党内军内，尤其在高级干部中广为传颂。很多熟悉的人见了我，都要竖起大拇指说，“老爷子真是条硬汉！”所有这些，大大加重了他的政治量级。

１２年后，１９８９年６月１６日，邓小平说了这样一段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注：《邓小平文选》第３卷）

其实，我们从心底都赞同父亲的选择。说实在的，我们不愿意看到他被琐事缠身，更不愿意他在政治的漩涡中，周旋于各巨头之间，上下疏通、左右逢源，调节化解各方矛盾。虽然，这需要机敏，也辛苦劳神，如履薄冰，令人佩服。但相比之下，以他的个性、特长，似乎更适于在一个领域去冲锋陷阵。在党内政治风云的变化中，他看到的、经过的，毕竟太多太多了，他是个什么人，自己还不清楚吗？就像他对邓小平说的那番发自肺腑的话一样，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实实在在地做几件实事。能在有生的几年中，为他热爱的这个国家、这支军队，解决几个最需要的、最紧迫的问题，这就足够了。后来的事实告诉我们，他领导下的“三抓”成功，对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军队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后来的几年，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受到了整个国防建设中许多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在指导思想和人事方面。父亲虽怀满腔热情，却无法挣脱大环境的束缚，他常为此气闷。军队内许多知道内情的朋友们也由此感叹，人微言轻，没有地位和权力，任你再有办法和点子也是枉然。甚至一些不是很熟悉的部队同志见到我都说，军队什么问题，还用调研吗？关键是要有一个敢迎着问题上，敢拍板、敢决断的领导人来主持军队日常工作。无意中讲出些道理来。

我感谢朋友们的信任，但我更理解父亲的选择。

上高中时我曾就人生志向和父亲有过讨论。那是世界观形成的年龄，我在日记本上抄下孟子那段著名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以表明自己的人生抱负。我拿给他看时，他沉吟了一下，淡淡地说了句：“不要志大才疏。”

干吗要泼我的冷水？我觉得好扫兴。他说：

“我不要求你们将来一定要干大事，但，一定要干正事，干好事！”

“一个人的志向不是越高越远就越好，能够成就多大的事业，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重要的是，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没有认定不变的信念。”

“我这一生从来不去追逐地位、职位，我不去依附任何势力，也不和任何人走得太近，不管他有多大的势力。因为我不用这些去衡量、评价自己人生的意义，包括看待周围的人。我想的是，在自己认定的事业上，尽力了没有，从事的工作，是不是做得最好了。只要这样去想、去做，我对自己就满意了……希望你也这样。”

……

我把这话和许多朋友说起过，反响不一，多是不解，有人说，这是小事业主义者。很多年过去了，在漫长的人生经历中，我才逐渐领悟出父亲给予我的教诲。其实，人生的真正意义，全在于自己对自己的认同。撇开了功利，人生的选择，无所谓对错，也无所谓得失，也用不着后悔。摆脱世俗的困扰，沿着自己认定的目标走下去，体会一生中你最在乎的东西，你的感觉就一定是美好的。 

时光飞逝，转眼第三个年头到来了。

应该是检验成果的时候了。担任第一发洲际导弹一线总指挥的马捷写道：

１９８０年５月１８日上午１０时整，发射部队指挥员刘德普下达了点火的口令。顿时，排山倒海般的隆隆巨响，震撼着茫茫戈壁。导弹于１０点０分２３秒拔地而起。

导弹沿着计算好的理论弹道，从华北上空飞出国境，经韩国、日本，在太平洋岛国瑙鲁以东飞越赤道，准确溅落在南纬７．７度、东经１７２．２度的预定海域。弹头溅起了１４０米高的巨浪。

由郭元才驾驶的１７２号直升机，飞临目标上空，打捞回收了数据舱。

相隔万里之遥的北京发射指挥中心的大厅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当着邓小平、华国锋的面，和我父亲拥抱起来，两个鬓发如霜的战友，仍以当年共青团员的方式表达激情。耀邦在庆功大会上说：“规模之大，范围之广，要求之高，技术之复杂，组织之严密，在我国都是创纪录的。”

从１９６５年，决定研制洲际导弹算起，已经整整１５年过去了；倘若追溯到１９６０年，从父亲主持发射的第一枚导弹，也就是中国导弹武器的起步算起，已经整整２０年过去了。父亲从５０岁已知天命，走到７０岁的随心所欲。

父亲可没那么多感慨，他仍然豪情万丈，挥笔写道：

“今日雕弓满月，敢平寇蹄狼烟。”

我国向南太平洋海域成功地试射了洲际导弹，标志着这个新崛起的东方大国，已经掌握了在未来核大战中对任何敌人的还手能力。世界为之震惊。

核武器是毁灭性的武器，也正是如此，它又是最安全的武器。核大战中没有赢家，所以它又被称之为终极武器。中国，要的是生存的权力，不是战争，因此，她必须拿到这件终极武器。

对两弹一星，邓小平一语中的，拿到了它，中国才能称得上是一个有影响的大国。随着中国的洲际导弹在南太平洋海域的溅落，８０年代初，中、美、苏大三角的国际战略格局形成了。

今天，他终于如愿以偿了。还是在十几天前，为了配合这次发射任务，由海军护航的第一支远洋船队将起锚。我国的海军在她３０岁的而立之年，终于可以冲出第一、第二岛链，游弋在遥远的南太平洋上了。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３日在那个叫作白马庙的小村落里，由父亲组建第一支海军时的情形，人们还记得吗？他是不是也曾想起过？今天，对他又是一个重大的节日，他是一定要去送行的，因为他为自己规定的人生使命将要实现了。他登上了有１０层楼高的舰桥指挥塔，他在诗中是这样形容自己的：“健步登上海层楼……”当他和穿着漂亮的白色海军服的水兵们一起远眺大海时，他写道：

“良辰到，驾飞舟，远洋游。”

“看多少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