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跨越装配工工资:[俄]巴别尔/戴骢译：初恋

初恋

作者：[苏联]伊萨克·巴别尔/戴骢译

我呱呱坠地后十年，爱上了一个名叫加利娜•阿波罗诺芙娜的女人。她丈夫姓卢勃佐夫，是名军官，曾参加过对日战争，于1905年战罢回家。他随身带回来许多箱笼包裹，装的全是中国货，诸如屏风、贵重兵器等，总共有三十普特重。据库兹马说，这么多东西全是卢勃佐夫花钱买来的，而钱是他在满洲军工程处履行军职时积攒下来的。除了库兹马外，其他人也都这么说。人们很难说卢勃佐夫夫妇的闲话，因为这对夫妇生活得十分和睦。他们家的宅子与我们家的宅院毗连，他们家的玻璃凉台还占去了我们一块地皮，但父亲并没有为这事跟他们理论。老卢勃佐夫是位税务督察，以为人公正闻名全市，他愿同犹太人交友。老人的儿子，也就是那位军官，从对日战场回来后，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他们一家子生活得融融乐乐。加利娜•阿波罗诺芙娜整日价捏着丈夫的手，双眸一刻不离地凝视着他，因为她有一年半没见到丈夫了，可我害怕她的目光，只要与她目光相遇，我便扭开脸去，心里怦怦乱跳。我目睹他俩那种令我脸红的亲昵样，我想做一个奇梦，以忘却这种世上所有成年人无不如此，却并非我所理解的爱情生活。加利娜•阿波罗诺芙娜常常松开辫子，穿双戏鞋，披件中国睡袍，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从她衬衫开得很低的花边领口内，可以看到她的乳沟和一对白皙的、高高隆起而又有点下垂的乳峰的起始部分。她的睡袍上绣有粉红色的蛟龙、飞禽和有窟窿的树。

　　她湿润的唇上整天挂着一抹隐隐约约的微笑，她走来走去时一会儿撞到还没打开的箱笼包裹，一会儿碰着乱扔在地上的健身梯。每当加利娜身上擦破了什么地方，就把睡袍撩过双膝，嗲声嗲气地对丈夫说：

　　“来，亲亲我的疼疼……”

　　于是军官屈下穿着龙骑兵紧身马裤和带有马刺的鞣革马靴的长腿，跪到脏兮兮的地板上，笑嘻嘻地膝行至她的双膝前，亲吻她碰伤的地方，亲吻她因包扎而肿胀起皱的地方。小时我从我的窗前看到他亲吻她的大腿。这使我好不痛苦，不过没有必要对此加以描述，因为一个十岁男孩的爱和醋意跟成年男子的爱和醋意并无二致。我足足有两个礼拜没走到窗口去，处处回避她，直到后来发生了那个事件，才把我推到了她身边。这个事件就是1905年在尼古拉耶夫市和其他城市犹太人居住区突然爆发的蹂躏犹太人的暴行。一群雇佣的暴徒砸毁了我父亲的店铺，将我堂祖父绍伊尔活活打死。这一切发生时我都不在场，那天早晨我上养鸽人伊凡•尼古季曼奇①那儿买鸽子去了。在我出生后的十年中，足有五年时间我魂牵梦萦地想买鸽子，可是如愿以偿买到鸽子后，残疾人马卡连科却把鸽子活活打死在我的太阳穴上。待我回到家里，库兹马把我领到卢勃佐夫家。卢勃佐夫家的栅栏门上用粉笔画了个十字，所以没有人来碰他们，他们把我父母藏在他们家。库兹马把我带到玻璃凉台上。母亲披着绿斗篷，和加利娜坐在一起。

　　①即下文马卡连科的名字和父名。

　　“咱们得去洗洗脸蛋，”加利娜对我说，“小拉比，咱们得去洗洗脸蛋，……咱们一脸的羽毛，还有带血的哩……”

　　她搂着我，沿着气味刺鼻的走廊行去。我的头贴在她的臀部上，臀部移动着，呼吸着。我们走进了厨房，卢勃佐娃把我按在水龙头下。瓷砖的炉子上烤着一只鹅，滚烫的热水容器吊在墙上，热水容器旁边，厨房的上座处，挂着有纸花装饰的沙皇尼古拉的肖像。加利娜给我洗净了粘牢在我两腮上的鸽子的羽毛、血和内脏。

　　“我的漂亮的小伙子，你成了新郎倌，”她说，用她丰满的嘴吻了一下我的双唇，然后扭开了头去。

　　“你瞧，”她突然悄声说，“你爸爸遇到了不愉快的事，他一整天在街上走来走去，去叫爸爸回家……”

　　我在窗口看见了阒无一人的大街和笼罩大街的无涯无际的天穹，以及踽踽独行街头的我的火红色头发的父亲。他没戴帽子，满头薄薄的红发全都翘了起来，一件棉布胸衣歪到了一边，钮扣扣错了钮洞。我忽然看到那个叫弗拉索夫的骨瘦如柴的工人穿一身破烂不堪的士兵制服，走过来紧跟在我父亲身后。

　　“说实在的，”他用一种出自肺腑的嗄哑的声音说道，双手亲昵地摸着我父亲，“咱们可不需要让犹太佬自由做买卖的那种自由……

　　你得给干活的工人，给吃辛吃苦的工人过上好日子……你得给呀，朋友，你听着，你得给……”

　　那名工人抚摸着，央求着我父亲什么事，他脸上交替出现醉后的亢奋和昏昏沉沉的沮丧。

　　“我们的日子应当过得像莫罗勘派②，”他咕哝着说，由于两只脚都崴伤了，身子有点儿晃动。“我们的日子应当过得像莫罗勘派，只是不要他们那个旧教派③的上帝，这个上帝只给犹太人好处，别人谁也不给……”

②从俄罗斯正教会分离出来的精神基督派的一支，产生于18世纪60年代。主张每个教徒都有独立解释《圣经》的权利，取消教会和祭司，反对举行仪式，提倡“自我修道”。

③亦称“旧礼仪派”，从俄罗斯正教中分裂出来的教派，不接受17世纪尼康的改革，反对并敌视官方的俄罗斯正教会，主张保持异教的旧仪式，故被称为“旧礼仪派”或“分裂派”。

　　于是弗拉索夫绝望地痛骂只怜惜犹太人的旧教派上帝。弗拉索夫号叫着，磕磕绊绊地去追逐他那个人所不知的上帝，可就在这一刻，一支哥萨克骑兵侦察队挡住了他的去路。军官身穿缀有彩色镶条的军裤，腰束阅兵式上用的银制腰带，头戴高高的制帽，策马走在队伍前面。军官缓缓而行，目不斜视。他仿佛行进在峡谷之内，双目只能朝前看。

　　“大尉，”当哥萨克走过他身旁时，父亲轻声唤道。“大尉，”父亲畏畏缩缩地又唤了一声，双手抱住头，跪倒在肮脏的地上。

　　“有什么要效劳的？”军官回答说，把戴着柠檬色麂皮手套的手举到帽檐上，可眼睛仍然直视着前方。

　　前面，在鱼市街拐角处，破门而入的窃贼正在劫掠我们家的店铺，从铺子里扔出了一箱箱钉子、机器和我新摄的穿中学生制服的照片。

　　“瞧，”父亲说，仍跪在地上，“大尉，他们正在抢劫我的血汗钱，这是为什么……”

　　军官咕噜了句什么，把柠檬色麂皮手套举至帽檐前，拉了一下缰绳，可马没有走动。父亲膝行至马前，紧紧地贴到马亲切、善良、毛茸茸的腿上。

　　“我知道了，”大尉说，收紧缰绳，策马而去，哥萨克们也都随他而去。

　　他们无动于衷地骑在高头大马上，奔驰在假想的峡谷内，不一会儿就消失在通向教堂街的拐弯处。

　　这时加利娜又把我推到窗前。

　　“叫爸爸回家，”她说，“他从早晨起没吃过一点儿东西。”

　　于是我把头探出窗子。父亲听到我的声音，转过身来。“我的好儿子，”他以非笔墨所能形容的温情轻声回答我。于是我同他一起走进卢勃佐夫家的凉台，母亲盖着绿斗篷躺在那里。她床边的地上撂着几副哑铃和健身器材。

　　“臭钱，”母亲迎着我们父子说，“你把臭钱，自己的性命，孩子的性命和我们家不幸的幸福——统统给了他们……臭钱，”她用跟往日不同的嗓音嘶哑地叫喊着说，随即抽搐了一下，不再作声。

　　可在一片寂静之中却响起了我打嗝儿的声音。我靠到墙上，把帽子扣至前额，可没能抑制住打嗝儿。

　　“我的漂亮的小伙子，你可真不害羞，”加利娜朝我微微一笑，那是一种轻慢的笑，并张开睡袍，用睡袍拍打了我一下。她穿着红皮鞋款步行至窗前，把中国窗帘挂到形状奇特的窗帘架上，两条光光的膀子被丝袖筒遮没，一条活泼的长辫在臀部上晃动，我心旌动摇地望着她的倩影。

　　我，一名颇有点学问了的孩子，望着她的倩影，就像望着远处灯火辉煌的舞台那样。就在这一刻，我把自己想像成我们这个地段一名煤炭商的儿子米龙。我想像自己参加了犹太人的自卫队，而且跟米龙一样，穿着一双用绳子扎住的破皮鞋走来走去，我肩膀上挎着一支用绿带子系住的蹩脚土枪，我跪在陈旧的木栅栏后边，向暴徒们开枪自卫。木栅栏后面有片空地，空地上放着一堆落满尘土的煤炭。老式土枪弹皆虚发。满脸络腮胡子的暴徒龇着白不龇咧的牙齿，朝我一步步逼近来；我顿感慷慨赴死的自豪，就在这一瞬间，在高处，在高不可攀的蔚蓝的天空中，我看到了加利娜。我看到一幢用数以万计的砖头砌成的巨厦的墙上开有一个射孔。这幢紫红色的巨厦把小巷踩于脚下，小巷中的灰土夯得很不瓷实，加利娜站在巨厦高高的射孔内。她在高不可及的窗口轻慢地微笑着，她的丈夫，就是那名衣服半开半掩的军官，站在她身后，亲着她的脖子……

我在试图抑制住打嗝儿的同时，作着这些想像，以便更痛苦、更热烈、更无望地去爱卢勃佐娃，然而这样的磨难对于一个年仅十岁的人来说也许过于巨大了吧。愚蠢的想像有助于我去忘却鸽子的死和绍伊尔的死，我也许会把这两者惨遭残杀的事忘记掉，要不是此时库兹马把那个叫人害怕的犹太人阿鲍伊带进凉台的话。

　　他们进门时已暮色四合，凉台上点着一盏歪向一旁的火光微弱的油灯——须知摇曳的灯火是厄运的伴侣。

　　“我把老爷子穿戴好了，”库兹马一到凉台门口就说道，“现在老爷子打扮得漂漂亮亮躺在那儿，这不，我把神职人员带来了，让他给老人家念点什么经吧……”

　　说罢，库兹马指了指沙玛什·阿鲍伊。

　　“让他来鬼哭狼嚎吧，”管院子的友好地说，“给神职人员塞饱肚肠——神职人员就会整宿吵得上帝厌烦……”

　　库兹马站在门坎上，他那只慈祥的断鼻横七竖八地鼓起在他脸上，想讲讲他怎样伤心地给死者扎好下巴，可父亲打断了老头的话。

　　“阿鲍伊夫子，劳请您为亡人祈祷，”他说，“我支付您酬金……”

　　唉呀，我正生怕您不给钱哩，”阿鲍伊用乏味的口吻回答说，把他那张满脸胡子的爱挑剔的脸搁到台布上，“我生怕您要吞没给我的钱，带着我的卡尔巴奇④去阿根廷，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里用我的这笔卡尔巴奇去做批发生意……批发生意，”阿鲍伊说，鄙夷地撇了撇嘴唇，把放在桌子上的《祖国之子报》拿到跟前，报上刊有 10月17日沙皇关于保障自由的上谕。

　　④乌克兰人对卢布的称呼。

　　“‘……自由俄罗斯的公民们，’”阿鲍伊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念道，同时咬着他塞了一嘴的胡子，“‘自由俄罗斯的公民们，祝你们复活节幸福，基督复活了……’”老沙玛什把报纸斜举在眼前，报纸微微颤动，他懒洋洋地读着报，声音拖得很长，凡他不认识的俄语单词他都把重音念得怪模怪样。阿鲍伊念的重音就像从远方来到俄国港口的黑人闷声闷气的洋泾浜。他念重音时那种怪腔连我母亲也给他逗笑了。

　　“我错了，”她从绿斗篷下探出头来大声说道，“我不该笑。阿鲍伊……您最好还是讲讲，您日子过得怎么样？家里好吗？”

　　“您还是问我别的吧，”阿鲍伊一边咕哝着说，一边仍把胡子放在嘴里咬，同时继续读着报。

　　“问他些别的吧，”父亲接着阿鲍伊的话头说，走到房间中央。他那双含笑朝着我们的泪眼突然在眼眶内转动，随后紧盯着某个谁也看不见的点。“唉，绍伊尔，”父亲用一种乏味、虚假、做作的口吻说，“唉，绍伊尔，善良的人……”

　　我们看到他这就要号啕大哭了，可母亲抢在我们前面说话了。

　　“马努斯，”她动手拉扯丈夫胸前的衣服，她的头发一下子乱了，“瞧，我们的孩子病了，你怎么没听到他在打嗝儿，马努斯，你怎么没听见？……”

　　父亲不再作欲哭之状。

　　“拉希尔，”他怯生生地说，“我都没法向你表白我是多么为绍伊尔伤心……”

　　阿鲍伊去了厨房，回来时带来了一杯水。

　　“倒霉蛋，喝吧，”阿鲍伊走到我跟前，说，“喝掉这杯水，对你有用，就像手提香炉对死者有用一样……”

　　说真的，水对我没有用。我嗝打得更厉害了。打嗝声从我的胸口喷射而出。我的喉咙里形成了气泡，鼓了出来，摸上去挺舒服的。气泡吸着气，胀大起来，堵住喉咙，从衣领里突了出来。我吸入的气流被撕裂，在我喉咙里发出咕咕的声音。吸入喉咙的气流像开水一般沸腾。待到夜间，我母亲围着披巾，身材显得更高，更苗条，走到面如死灰的卢勃佐娃面前时，我已不再是我生来就是的那个傻乎乎的半大小子，而成了一团痉挛的气体。

　　“亲爱的加利娜，”母亲用悦耳、有力的声音说，“我们惊吵您了，惊吵娜杰日达伊凡诺芙娜和你们全家了……亲爱的加利娜，我可真是不好意思……”

　　母亲两颊绯红，把加利娜拥至门口，然后扑到我身边，把披巾塞到我嘴里，想堵住我的呻吟。

　　“忍住，好儿子，”母亲悄声说，“给妈妈面子，忍住……”

　　然而即使能够忍住，我也不忍了，因为我不再感到打嗝有什么羞耻的……

　　我的一场病就这样开始了。那时我十岁。次日早晨陪我去就医。蹂躏犹太人的暴行仍然继续，不过没有碰我们。医生，一个胖子，诊断我患的是神经疾病。

　　他嘱咐尽快去敖德萨请医学教授诊治，并在那里待到天气转暖，洗海水浴。

　　我们按他说的做了，几天后，母亲就带我去敖德萨祖父列伊维伊茨霍克和叔父西蒙处。我们一早登上轮船，还没到中午布格河湍急的河水已变为沉甸甸的绿色海浪。在精神失常的祖父列伊维伊茨霍克家的生活已在我面前打开，我就此跟尼古拉耶夫市永别了，我童年的最初十年是在那里流逝而去的。